中国科学哲学研究路径的理论缺陷与对策_哲学研究论文

中国科学哲学研究路径的理论缺陷与对策_哲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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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 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758(2006)03-0179-05

1970年,费耶阿本德宣告:“科学哲学”是“一门有伟大过去的学科”[1]。其意思是指科学哲学是一门没有未来的学科。正因为如此,人们把费耶阿本德看作是敲响科学哲学警钟的第一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叶,美国科学哲学家A·范恩(Arther Fine)在其名著《自然本体论态度》一文中喊出了“实在论死了”的口号,再一次震惊了整个科学哲学界。尽管现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科学哲学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但是,科学哲学家们都已普遍感觉到当前科学哲学的研究已陷入了困境,持续了半个世纪愈演愈烈的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大论战验证了这一点。人们开始在问,科学哲学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或许,在寻找问题答案之前,我们应该从科学哲学的历史中先看看它是怎样发展的。

一、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及现实危机

作为一种理智探索活动,科学哲学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科学哲学则是产生在19世纪中叶。在当时,康德哲学正面临衰落,而经验科学却有了空前的发展。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以法国哲学家奥古斯都·孔德和约翰·穆勒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高举反形而上学的旗帜,声称一个经验的陈述只有通过经验能够被证实,它才是有意义的。而一切无法经受实验检验的理论,应当把它斥之为形而上学并加以抛弃,哲学应该被经验科学所取代,这是科学哲学发端的原因。

从历史发展阶段看,科学哲学曾经历过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及现在的后现代主义这四种形态。科学哲学的第一次形态——逻辑实证主义,其主要主张是用经验方法和实证的原则建构科学哲学的理论体系,对科学哲学的发展成熟有突出贡献。但随即因面临诸多的理论困境而不断受到批评,“可证实原则”首当其冲。因此后来的逻辑经验主义者(逻辑实证主义的扩展)把可证实的要求放宽,用“可检验性”或“可确证性”代替“可证实性”,并最终主张用或然性的经验基础代替确实无误的经验基础,用具有一定概率的假说来代替证明的知识。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指出,不仅确实性是一个幻想,不完全确实性的程度或概率也是一个幻想。因为科学理论在表达上是全称判断,但经验的对象却总是个别的。个别的事例无论重复多少次,也证实不了一个全称判断。他提出只有证伪才是关于科学理论的检验原则,这是科学哲学历史上的第一次危机。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哲学中引入了历史与社会的因素,认为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科学理论选择不是取决于逻辑结构,而是取决于历史与社会的偶然因素,这为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形成了科学哲学历史上的第二次危机。在库恩之后,费耶阿本德把非理性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认为从来就不存在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与宗教、神话并无两样,他因此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先驱。在7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广泛流行于西方社会,它在多方面否定传统哲学的价值,表现出强烈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使得科学哲学面临当前的第三次危机。

由此可见,科学哲学自产生之日起,其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在实践中就不断受到挑战,而在理论上则不断地走向相对主义,虽然以往每次它都不同程度地克服了危机。但面对后现代主义思潮普遍流行的今天,它似乎难逃厄运。因为,它所面临的是解构的危机,也就是说它面临的是失去自身研究对象的危机。一门学科一旦失去其他学科不能取代的独特的研究对象,其存在的必要性就很值得人们考虑。因此,科学哲学必须考虑并探寻它的新出路。

二、国内学界解决科学哲学危机的研究路径

面对科学哲学面临的危机,许多学者见仁见智,纷纷提出各自不同的看法,鉴于篇幅所限,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国内学术界对解决科学哲学危机的研究路径。

1.科学哲学一般问题的创新研究

郑祥福认为,改进科学认识论的研究,使科学认识论涵盖合理的学说,具有更为辩证的性质,以及重新概括当今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研究的新方法,将是科学哲学生动活泼、蓬勃向前的动力[2]。孟建伟认为,西方科学哲学的若干范式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整个科学哲学的衰落,更不等于中国科学哲学的衰落。对中国科学哲学来说,衰落的将是陈述型的研究方式,取而代之的将是创新型的研究方式。他认为,通过创新超越各种陈旧、狭隘的科学观是新世纪的科学哲学真正的出路[3]。董光璧认为,几十年来科学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使科学陷入危机,从而使为科学辩护的科学哲学也陷入危机。其实,导致这场科学危机的批判包含着忽视科学思想的新进展和哲学的傲慢与偏见的错误。科学哲学发展的可能方向将不会是放弃理性,而是以价值理性为重要的因素重建科学理性[4]。

2.特殊科学的哲学研究

波士顿大学哲学系的华裔哲学家曹天予认为:“特殊科学的哲学会有很大发展,物理学上特别是有关复杂性问题。在生物学上,有关还原、突现、层次等概念的探讨会大大加强。在认知科学上,计算机科学哲学与神经科学哲学都将对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产生重大影响。二元论与辩证法、还原论与突现论等,都将是研讨的热点。”[5] 郦全民也认为,随着科学疆域的不断改变和扩大,科学哲学新的亮区会出现:它以人工智能为中心,包括计算机科学的其他认知科学[6]。刘钢则认为,计算机与信息的理论研究结出累累硕果,影响日益广泛。然而计算机科学哲学、人工智能哲学是不成熟的范式,但它却为信息哲学的问世铺平了道路。在科学哲学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需要积极寻求新的理论生长点时,关于信息哲学的探索是一条更适合我国国情的、能够广泛联系诸多领域的最具特色的研究路径[7]。程现昆、王续琨也认为,信息哲学是西方科学哲学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具有信息学和哲学的双重内涵,正在成为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范式”[8]。此外,董国安认为,生物学哲学起码在两个方面突破了正统科学哲学的传统,生物学哲学中包含的新的研究策略,必将对整个科学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9]。金吾伦和李建会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们指出,在21世纪,科学哲学将顺应科学的新发展,其中生命科学哲学将成为新一轮的科学哲学研究中心[10,11]。盛晓明、项后军认为,科学哲学应该转换自己的研究背景,经常回到新兴科学的历史中去,这样才能获得一个全面的理论创新[12]。

3.社会科学的哲学研究

谭仲鹢认为,早在1995年7月在广东番禺举行的以“社会科学哲学”为题的“中英暑假哲学学院”,是把西方社会科学哲学思想引向中国的一个尝试。而1997年11月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第八届科学哲学学术会议”“关于社会科学哲学基础”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对象与方法”、“社会科学合理性”等展开,这些学术活动表明,社会科学哲学在中国已经兴起,并已经开始成为哲学研究中一个十分活跃的领域[13]。吴畏认为,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不会采取共同的哲学模式和框架。但它们的确为二者相互沟通和视域融合打开了新的广阔空间。这不仅有益于促进在科学本质问题上达成更多的共识,而且加强了原来关系不平衡的两条发展道路相互开放和兼容的力度[14]。郭贵春认为,20世纪初诞生的西方科学哲学研究是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是随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不断融合和相互渗透趋向的日益明显,到20世纪末,对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已经成为推动科学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切入点,新世纪关于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将会进一步得到加强[15]。

4.“科学论”或科学文化哲学研究

盛晓明认为,科学论的进展是从科学的社会研究走向科学的文化研究,其实质是科学观念的变迁,即以实践的科学观取代表象的科学观[16]。魏屹东认为,“科学论”使科学哲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充实,研究范围拓宽和深化,相关学科得到融合和整合,将使科学哲学更上一层楼[17]。孟建伟认为,从科学哲学到科学文化哲学,不仅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科学哲学的狭隘定位,从而使其走出现有困境,而且将大大拓宽科学哲学的研究视野,为科学哲学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18]。

5.后现代的科学哲学,尤其是语境论和社会建构主义研究

郑毓信认为,尽管我们可以不同意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具体主张,但我们必须承认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现代科学”的批判确实包含有很多合理的成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应明确肯定积极开展后现代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19]。洪晓楠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指出,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反思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从总体上看却是意义重大的,因为它唤起人们对科学理性的不足的重视,对发展中的中国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过程中正确对待科学的功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

在这当中,以郭贵春为代表的语境实在论者认为,后现代科学哲学趋向作为后现代性在科学哲学运动中的渗入,是现实地存在着的。今后将会有更多的学者在理性语境化的基础上,把对科学认识论的论述转换成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论述,并从整体上对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嬗变、表现、派别及其关联性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15]。成素梅也认为,未来科学哲学的发展要想既走出相对主义的困境,又能对科学给予实在论的理解,一条可能的出路便是走向语境论的科学哲学[21]。

除此之外,作为后现代科学哲学研究的另外重要分支,社会建构主义研究也受到了较多肯定。郑祥福认为,建构主义的存在是必然和必要的,科学哲学的建构主义研究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时间[2]。安维复认为,科学哲学并不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专利,人本主义也是科学哲学的研究框架之一,从逻辑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和人本主义等研究框架看,现代科学哲学正走向社会建构主义[22]。

三、当前科学哲学研究不同路径的共同缺陷

应该说,当前科学哲学研究中众多不同研究路径的提出表明了学者们的努力,大家完全有理由相信科学哲学会有更美好的未来。然而,深入分析这些路径,能够发现它们对转向后的科学哲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及任务都没有深入的说明,这使得它们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足。

(1)转向后的科学哲学其性质是什么?在过去,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知识的考察与反省,这种科学知识,是和意见有别的真知识。在这个定义上,科学哲学主要指的是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考察与反省。逻辑经验主义把科学哲学定义为经验科学知识论,属于认识论的分支。而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认为科学哲学是研究科学发现的逻辑的学问。历史主义者库恩虽然也研究科学的发展,但与波普不同的是,他认为没有脱离现实的科学发展。而后现代主义则主张科学和其他学科并无两样,从而消解了科学哲学。所以,虽然国内学者们都很好地阐述了自己对科学哲学这门学科未来走向的独到见解,尤其突出科学哲学的不同及多元发展走势,但目前不管是对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还是新的特殊科学、社会科学的哲学研究等,对科学哲学转向后的性质这个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很少进行深入的阐述。因此,不能仅仅存在众多的研究路径和发展方向,科学哲学新的定位问题应该得以明确,为自身寻求合法地位。

(2)转向后的科学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什么?逻辑经验主义认为“元科学”问题构成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认为存在一般的科学哲学问题。其内容集中在语言分析及科学的逻辑结构上,对方法论并不太重视。波普认为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研究科学在实际中的发展以及如何在发展,他注重的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而库恩则认为,科学的确是在发展,但规范的方法是没有的。到了后现代主义者那里,由于他们认为任何方法都是有局限的,所以并不存在什么科学哲学基本问题。因而,虽然以往不同科学哲学学派观点和主张会多少有所偏颇,但他们对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都有深入的见解。所以,我们不但要提出科学哲学的发展方向,对它究竟研究哪些基本问题也要提出自己的见解,但因为对科学哲学的基本定位问题的解决存在不足,也没有较完整地描述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

(3)转向后科学哲学的作用和任务是什么?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科学哲学的任务在于分析元科学的概念,解答关于理论提出的问题;波普把建立方法论的规则作为科学哲学的任务。库恩认为,科学哲学要了解科学事业是怎样获得成效的,但要仔细考察生活中的事实。后现代主义由于取消了科学哲学本身,因而也不存在所谓的科学哲学任务。所以,不可避免地,新转向后的科学哲学必须确立自己的任务。但除了少数学者对科学哲学的任务作简单的探讨外,大多数学者对科学哲学未来的发展任务并没有恰当地指示。

或许有人质疑,在历史上,科学哲学的性质、基本问题和作用从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但是,一个较合理的主张,能给科学知识提供较充分的说明,也能科学地阐明科学哲学的性质、基本内容及任务,并最终处于主导地位,仍然是可以预见的,否则,科学哲学的存在就确实值得考虑。但以上这几条路径恰恰在这些方面有所忽略,因而值得引起大家普遍的关注。

四、科学哲学研究的恰当路径探讨

既然已有的研究路径存在着不足,那么探讨一条能适应科学哲学今后发展的恰当路径就成为了必然。笔者认为,今后科学哲学研究的恰当研究纲领应该满足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1.首先必须确定转向后科学哲学的性质

从以上对科学哲学发展历程的回顾来看,科学哲学如果仅仅作为一个静态的逻辑知识体系,一个固定的科学方法表达是失败的。科学哲学应该还是动态的,它应该关注现实,钻研当前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否则科学哲学的发展就将成为无源之水,就必然要走向衰落。所以自然科学进展中某些热点问题的研究,如物理学上的复杂性问题,生物学上还原、突现、层次等概念的探讨,以及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等等应该而且必然要成为科学哲学要义所在。

与此同时,值得指出的是,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其学科性质从属于哲学。即使面临新的转向,真正的科学哲学仍然是对科学的哲学反思,如果丢掉了它的“哲学性”,那就不是真正的科学哲学,也就没有其存在的必要。所以,虽然我们主张对科学哲学开展多种路径的研究,以此开拓科学哲学发展的新领域,但所有这些都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成果的堆积上,而更应该是一种“哲学”研究,是“形而上”的,这是探讨当前科学哲学发展趋势应首先解决的立场问题。

2.初步确立转向后科学哲学基本问题的范围

由于当前路径分歧悬殊,一些传统的科学哲学基本问题始终在进展中,而新的科学哲学问题又在不断产生,因而在短期内确切地描述其基本问题是相当困难和不现实的。但是,可以从以下三点出发对其基本框架进行划定。第一,从静态的角度,也就是从原有理论、观念模式出发界定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或者说,站在传统科学哲学的角度,从内部来探讨基本问题的范围。第二,从动态的历史发展角度,即从科学发生和发展的外部原因,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进行哲学反思得出的基本问题。第三,从科学哲学的内部和外部的对话、交流、协商来确定其基本问题。

总的来说,当前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该既是传统也是创新的。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可能脱离传统,对一些恒久争论的问题不断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会推进科学哲学研究的深入进展。可靠证据表明,目前国外许多科学哲学家仍然致力于在许多传统问题上下功夫;而直接探讨科学前沿问题,如自然科学近几年的进展,或者从不同方面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使自身更接近社会生活,也会使科学哲学获得不断的生机。但总的看来,对传统问题的创新研究无疑在近期内是主要的,当代科学哲学的研究仍然集中于科学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两大阵营之间的较量。另外,我们对科学知识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应该有更深入、更理性的思考,如社会科学是不是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何在?社会建构主义中的相对主义问题,或如何看待科学的客观性和相对性问题?如此之类等等。除此之外,其他一些新路径中呈现的新问题,如科学发展的新类型和新观念、科学的社会运用及其价值表现、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的影响等等重要问题。它们对科学哲学的研究课题确定具有正面或反面的研究价值。所以,科学哲学基本分析框架的建立既要有一个主流,也应该以探讨不同话语体系的共同根基为前提。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对话和交流,以此开阔我们的眼界和启发我们的思考。

3.重点突出科学哲学转向后的任务及作用

如前所言,科学哲学曾经历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及后现代主义这四种形态。以上每一轮形态的转变,都为科学哲学开拓新的领地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但科学哲学的发展却没有走向进一步的繁荣。相反的,按照费耶阿本德的意思,科学哲学正在走向衰落。对于费耶阿本德的这种观点,笔者持反对意见。正如科学正在蓬勃发展一样,科学哲学也应当有伟大的未来。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虽然有其各自的缺陷,但也都有它们各自的理论特点和存在价值。仅仅从某些僵化的科学哲学发展模式和方法的困境否定科学哲学整体的未来发展是缺乏根据的。

另一方面,科学哲学正处于困境也是客观存在的。科学哲学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证明自身的独特存在。事实上,以上众多路径的提出,已经表明科学哲学最终将从一般的科学哲学走向更为广阔的科学哲学研究。笔者认为,科学哲学要谋求发展,其任务在于一方面坚守自己的固有阵地,另一方面要开阔视野,不断拓展疆土。科学哲学要引入历史、文化和社会等诸多研究内容和方法。它既要挖掘自然哲学的新意义,也要追踪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贴近实践和社会生活。而其作用则是在反思科学与哲学相互关系的基础上,逐步打破“科学”与“非科学”的固定界限,在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桥梁上起更大的作用和担负更重要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哲学的发展将逐步实现从理论主导到实践主导的跨越。

综上所述,众多路径为正处于低潮的科学哲学发展增添了夺目的亮点,但科学哲学的性质、基本问题和任务,以及理论结构和研究方法等等都有待建构。维特根斯坦把哲学家比做困在瓶子里的苍蝇,认为哲学问题的形态是:“我不知道出路何在”。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人知道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在何方。但我们如果能顺应科学的新发展,接受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克服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分歧,建立共同的理论根基,科学哲学就有可能走向新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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