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纺织业的变迁轨迹：1880—2005，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纺织业论文,轨迹论文,高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农村家庭工业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高阳纺织业从1930年代开始就受到了经济学界的广泛而持续的重视，① 1980年代前后又有一些学者结合前人的研究或田野调查对高阳纺织业的历史沿革做出了一些实证研究。②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对档案文献资料的整理和村庄调查，本文试图进一步推进对高阳纺织业发展史的研究，给出一个高阳纺织业百年历史的清晰脉络。对于高阳纺织业长期变迁中所隐含的理论意义，将另辟专文进行探讨。
高阳县传统的农村家庭纺织业在20世纪初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开始吸收现代工业的成果。其后，更多的农民家庭被整合进入了以高阳县城为核心的纺织区域，由此逐渐形成了包括清苑、蠡县、安新、任邱等县在内的高阳织布区，该织布区因巨大的产能而成为华北地区土布织造中心之一。高阳纺织业的蓬勃发展因为1930年代初期的“大危机”暂时受到抑制，又因为日本侵华战争而受到了毁灭性地打击。1945年以后，家庭纺织生产复兴，其后被纳入了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轨道。19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高阳县的家庭纺织生产再次兴盛起来，1990年代末期以后，高阳县成为了全国性的纺织中心之一。
一、家庭生产的发展与区域纺织中心的建立：1880—1937
高阳传统家庭纺织业历史悠久。19、20世纪之交，随着机纺棉纱（机纱）和新型织机进入农民家庭，家庭手工织布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提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迅速增长的布匹市场需求促进了农村纺织业的繁荣，而一个以高阳县城为中心，涵盖周围的清苑、蠡县、安新、任邱等县在内的纺织区域也逐渐形成，我们称之为高阳织布区。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高阳织布区经历了20年左右的繁荣时期，并形成了三次产业发展的高潮。
高阳棉纺织业的产生和本地种植棉花有直接关系。到17世纪初期时，棉纺织品已经是高阳本地的一种主要贸易商品，而且有了多种多样的产品类型变化。天启四年（1624）的高阳地方志记载，“货之品：布、绢、线、网巾、布帨、线带、小盐、碱、硝、梨膏蜜。”③ 早期的农民家庭纺织通常是纺织结合，农民把自种的棉花去籽、弹花，用单锭纺车纺成纱线，再用木制投梭机织成布匹。大约从19世纪70、80年代开始，河北织布家庭开始大量使用机纱进行纺织生产。机纱的广泛使用带动了对传统织机的更新，大约在1907年以后，铁轮机首先在高阳县西南部的村庄推广开来。铁轮机又叫铁木机，系铁木合制的机器，其主要传动部件是铁制机件，安装在木制机架上，通过织工的双脚踩动踏板驱动，生产效率比传统织机有很大提高。20世纪初期，高阳县的农村纺织业已经开始了较快发展，这特别反映在纱布商号的迅速发展上。高阳本地的早期市场上，除了布行以外，并没有其他的布线专营机构，而随着机纱需求的增长和布匹市场的扩大，各种专营纱布生意的商号开始增多。蚨丰号布线庄就是高阳商号转型发展的典型例子，它建立于1902年，起初主要经营洋杂货和布匹绸缎，1906年开始经营棉纱买卖（包括手纺纱和机纱），在1912年改为专营棉布和纱线业务的布线庄，以后规模日渐增大，终于执高阳布线业之牛耳。④
19世纪晚期，除了高阳县城以外，高阳县境周围还有3个布线交易的中心集市，它们是清苑县的大庄镇，蠡县的莘桥镇和任邱的青塔镇。⑤ 高阳的布线商人也在向这些布线中心集市拓展经营区域，而一战的爆发给这种扩张造成了良好契机。随着布匹市场需求的迅速扩大，布线庄等商号通过“撒机制”方法得以大量收购布匹。典型的撒机制是指这样一种形式：织户从商人处领取棉纱，按照一定规格织好布匹并交回到商人那里，然后领取“工资”——加工费，撒机制又被称为“织手工”或“织茬子”。相应地，织户自己购买原料、自主生产和销售的方式被称为“织卖货”。通过撒机制的方法，高阳县城的纱布商号不仅扩大了对农村织布家庭的控制，也进一步加强了对周围的大庄、莘桥、青塔等集市的渗透，这些集市的布匹开始大量地向高阳县城流动，于是逐渐形成了以高阳县城为核心的织布区域。1915—1920年间，高阳、蠡县、安新、清苑和任邱各县的织机数量都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5县的织机数量合计，以1915年为基期，在6年的时间里，1920年的织机总量（21904台）比1915年（5726台）增长了382.5％，1916—192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78.8％，从而形成了高阳织布区的第一次发展高潮。⑥ 吴知估计，这一时期高阳织布区每年要消耗10万包棉纱，年产布400余万匹。⑦ 一战结束后的1920年代，高阳布业的产品种类一改以往以白布为主的特点，而有两个突出变化，其一是条格布和染色布（色布）生产的迅速扩大；其二是以人造丝（麻丝）为原料的麻布生产开始兴盛起来。产品种类的多样化使高阳织布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经历了第二次发展高潮。到1929年时，高阳织布区共有织布机29224台，其中平面织布机（铁轮机）24900台，提花机4324台。⑧ 据河北省政府1928年的统计，高阳织布区年产布5498035匹， 占河北省布匹总产量23981805匹的近23％。⑨ 以此而论，把高阳织布区称为华北土布生产的中心地区之一，当不为过。
从1930年开始，高阳织布区织机数量的持续增长态势发生逆转，处于开工状态的织机数量开始逐年减少。1930年，高阳织布区尚有织机26557台，而到1933年4月时，开工的织机只有7305台，仅仅略高于1915年时的织机数量。⑩ 高阳织布业自20世纪初快速发展以来第一次遭遇沉重的打击：1932年时高阳织布区的布匹产量大约是100余万匹，这已经远低于1929年时的水平。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对高阳织布业的全面调查是在1933年结束的，所以并没有涉及到高阳织布业的未来命运。然而根据后来的研究，高阳布业从1934年开始再次呈现上升势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前，又经历了第三个发展高潮，(11) 表现为以下特征：第一，织机数量和布匹产量的增加。到“七七事变”前夕，高阳织布区有织机近3万台， 其中提花机5000台。1935—1936年，高阳每年生产近400万匹布， 这已经接近历史的峰值水平。第二，生产区域和市场区域进一步扩大。肃宁、河间的部分地区也被纳入了高阳织布区的范围，而高阳布线商号的分店遍布除东三省、新疆和西藏以外的全国各省，产品还远销到香港、仰光、新加坡等地区。第三，生产技术升级。高阳的色布和麻布印花生产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发展，特别是机器染色整理工厂的现代化带动了染整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12) 高阳布业发展的过程也是布线庄等布业机构的核心领导地位逐渐确立的过程：1912年时高阳织布区内织卖货和织手工的机数分别占65.5％和34.5％，其后平面织机中织卖货的织机比例持续下降，到1915时降到50％以下（47.61％），到1933年5月时只占织机总数的10.94％，而织手工的机数比例高达89.06％。(13)
二、农村纺织业的衰落和复苏：1937—1949
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断了高阳纺织业长达30年的工业化进程，摧毁了高阳纺织业的整体系统，对高阳纺织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家庭生产得以恢复发展，同时，解放区内公营的布业产销机构也迅速发展起来。
1937年12月16日，日本军队侵占了高阳县城。(14) “七七事变”以后，高阳的布线庄、染厂等纷纷停业，纺织业资本外移，流向了天津、北平、保定等大中城市。由于布线庄等在原料购买、生产组织、产品运销等方面都发挥着中心作用，所以这些商号的停业也导致广大织户无法进行正常生产。日商北泽商店在1939年秋天进入高阳，于1941年开始进行撒机生产，但很快被东洋棉花会社（东棉洋行）取代。东棉洋行通过新民会织业分会来控制织户：想领取棉纱的织户，必须加入新民会织业分会，并出具有连带责任保证人署名的保证书。到1942年5月， 东棉洋行一共控制了293户织户（1088人）和517台织布机。东棉洋行控制下的织布家庭的生产组织形式与从前差别不大，但是高阳布的品牌却在市场上完全消失了——织好的布运到天津的染厂整理，然后改成其他的商标出售。1941年5月—1942年4月，东棉洋行共分发32支棉纱815包零32块（每包40块），(15) 按1包棉纱生产40匹布计算，一年时间共产布3万多匹。据估计，1941—1943年东棉洋行一共生产了20万匹布，前后共控制了700多台机子。总之，规模宏大的家庭纺织生产是大大萎缩了，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高阳县投入生产的织机共有约1800台。(16)
抗战胜利后，高阳布业的生产和流通体系开始重建，而农村纺织生产也逐渐兴旺起来。到1948年11月时，高阳、蠡县、任邱、安新、清苑5县有织布机11715台，共有141786户、186057人进行纺织生产，其中织布户12558户，纺线户129228户。(17) 纺线户庞大数量的存在说明本地的机纱供给不足，因此布匹生产对手纺纱有很大需求。这一时期高阳布匹出品的主要特点，是以条格布产销量最大，其次分别为白布、色布和印花布。其中印花布生产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1933年高阳县仅有2家印花厂，但1948年却有31家。在布业的市场组织方面， 农家以织卖货者为多，织手工较少。因为原来的布线庄基本没有建立起来，现有的私营布商普遍资金少，无力从事撒机收布生产，公营布店虽然有所发展并组织了一定的撒机生产，但又不能在市场上占据统治地位。在布匹的销售方面，布贩是把高阳布匹运销至外地的主力军，他们主要用自行车（每个车子带10—15匹布）把布匹销售到河北各地，同时也会从其他地区收购白布在高阳加工。(18) 这一时期布业经营机构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公营布店的逐渐成长。公营布店既在市场上销售棉纱、收购布匹，也组织撒机生产，而公、私布店在高阳市场上的力量对比，也是各有优劣。在贩运机纱上，公营布店占有明显优势，但是在布匹收购上，私营布店又表现出更强的灵活性。1949年，高阳县共销售了379019块机纱，其中公、私布店分别占总销量的64.9％和35.1％；共销售布匹371000匹，公、私布店分别占总销量的44.3％和55.7％。另外，公营布店经销的布匹主要来自撒机生产（106562匹，占公营布店布匹经销总量的64.9％），(19) 以1台织机1年生产100匹布计算，那么为公营布店织手工的织机约有1000台左右，占当时高阳县织布机总量的约1／4。
三、家庭纺织生产的国有化：1949—1980
1949年以后，高阳纺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建设在高阳纺织业上的表现，并不是兴建大型工厂，而是强调对农民家庭生产的组织，继续扩大进行以往的撒机生产。1953—1954年，对棉花、棉纱和布匹经销的政府管制中断了私营布商在纺织业上的经营，之后，高阳纺织业逐渐进入政府主导的国营经济阶段，而农村家庭纺织业也转型为合作社生产，进而又转变为生产队副业，家庭生产暂时中断。
1949年后高阳的家庭纺织业经历了快速发展的过程：1949年高阳县有织机4428台，其后持续增长，到1954年时已经翻了1倍，为8797台；布匹产量也从1949年的22万余匹增加到1954年的120余万匹。(20) 仅从织机数量判断，这一时期高阳县纺织业的规模已经接近于1933年前鼎盛时期的水平。公、私布店在高阳市场上的合作与竞争态势仍然继续：公营布店（以高阳花纱布公司为主）继续扩大撒机生产范围，私营布店则通过集市等渠道销售棉纱并购买布匹，也为公营布店代销布匹，广大农村织户仍然是双方扩大经营实力的生产基础。公私经济间的竞争在1953年时达到了高潮。该年1—7月，花纱布公司由于种种原因，几乎放弃了在市场上收购布匹，这就给私营布庄等的占领市场造成了有利的外部环境，特别是该年2月份， 私商收购了所有的上市布匹。从8月开始，国营经济开始采取措施， 之后私商占据优势的局面被逐渐改变。国营经济通过多种措施来改变公私对比的格局，其中政府管制的执行对私商的退出市场发挥了关键作用：1953年10月23日，高阳及相邻各县同时执行了棉纱配额供给并禁止市场交易的措施，10月26日又发布了取消私营布商的政令，由此基本阻断了私商的经营活动。1954年9月15日，高阳县实施棉布统购统销政策，这标志着以往市场主导型的棉布生产中断。
1949年后高阳县从事撒机生产后来居上的机构是高阳县棉织生产基层社（简称棉织社），它肇始于1951年，在1953年合作社运动开始后成为组织织户合作生产的主要机构。1953年4月，高阳区棉织专业联合社（简称棉织联社）筹委会成立， 是高阳及其周边8个县（高阳、清苑、安新、蠡县、博野、任丘、河间、 肃宁）布业生产合作的领导机构，而棉织社成为了棉织联社的下级组织。同年，高阳县的棉织社增加到14个，有织机2055台，又在1954年9月发展到27个基层社，织机4110台。(21) 至此，高阳县已有半数织机被吸收到了合作社系统之内。1956年左右，高阳县进入合作社的织机有5500台左右，另外尚有没有进入棉织基层社的3000多台织机，也都以成立生产小组的形式，被纳入了高阳县工商联社的管理之中。总体而言，织卖货的织户已经不复存在。同时，即使是棉织社这样的生产部门也没有独立进入市场的能力：花纱布公司（商业部门）与棉织社（工业部门）之间是包销与加工关系，后者生产的产品种类和数量由前者决定并由前者负责销售。(22) 也就是说，织手工的生产形式继续存在，但是它的组织基础已经由以往的商业企业（国营或私营）对个体农户转变成了商业企业（国营）对工业企业（集体合作社）。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高阳县成立了县工业局，目标是建立国营工业经济。在原来的棉织社基础上，高阳县建立了如红旗丝织厂等国营企业。高阳县的织布业被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由县工业局领导下的国营工厂，有织机360多台； 而大部分转为给高阳县百货公司棉布供应站进行加工生产的生产队副业，有织机8000多台。但农村的织布生产很快因为大炼钢铁而遭受了重大损失——铁木机上的铁件被拆下来炼铁，木架则用于烧火。大炼钢铁结束后，农村的织布机仅剩余3000余台。(23) 1960年代，高阳农村的织布机数量进一步减少。1966年，高阳县农村共有织机2400台，仍然是给县百货公司加工生产。1979年，高阳县大布加工站（纺织站）取代百货公司继续进行撒机生产，而农村中从事生产的织机更减少到700余台。 这些织机仍然是原来的铁木机，但是在大多数铁轮机上加装了电动机，以电动代替了传统的人力驱动。而生产的产品，主要是市场需要但大工厂不生产的床单、褥面、蚊帐布、次白布等。
四、家庭生产的复兴与纺织中心的重建：1980—2005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的活跃，高阳农村的家庭纺织生产再次兴盛，成为推动高阳县纺织工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以1992年纺织品专业市场和2001年纺织商贸城的相继建立为标志，高阳县再次确立了自己的纺织品生产中心的地位。
1981年4月，高阳县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3年3月，全县1652个生产小队中已有1646个实现了“分田到户”，原有的生产队制度解体。(24) 随着市场的开放，高阳县的家庭纺织生产被迅速激活。1982年，在讨论“六五”期间农村多种经营规划时，高阳县政府对农村织机数量的估计是，在1981年2000台的基础上，1982年计划发展到2100多台，1985年发展到2800台。(25) 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况是，高阳县的织机数量在以年均千余台的速度递增，到1984年6月时， 已经增加到6000台，带动了4万多劳动力从事纺织生产，该年上半年生产各种布约4000万米，产值1400万元，占高阳县工副业产值的30.7％，收入420万元，占工副业收入的20％。(26) 快速发展的纺织生产甚至造成了生产和生活用电的紧张，高阳县政府为此筹划兴建一座11万千伏的变电站来满足当地的用电需求。(27)
1980年代中后期，高阳县纺织业的产品种类由以往的布匹为主逐渐转变为“三巾”（毛巾、枕巾、浴巾）为主。目前，高阳县的180个自然村里有98 个纺织专业村，成为纺织专业村的标准，就是该村总计有100台以上的织机。(28) 据统计， 截止2004年年底，高阳县共有三巾织机2.6万余台，三巾企业3053家，其中拥有10台以上织机的企业1253家，(29) 这意味着有近60％的企业织机数量少于10台。也就是说，大量的织机仍然为农民家庭的小规模生产所掌握。而目前农户的纺织业生产，主要是以自营（自购原料、自家组织生产、自家联系买主）形式为主，很少再见到以往商业资本介入控制的撒机现象。
地方专业集散市场的形成显然适应了统购统销体制解体后农村纺织生产对生产原料和产品市场的迫切需求。1983年，李果庄村开始形成了纱布批发市场，逢农历三、五、八、十日的集期交易，交易者有来自本县和邻近的安新、蠡县、清苑、任邱等县的织布户，还有来自北京、天津、山东、内蒙、陕西、东北等地的客商。(30) 李果庄村还发展起了纺织机械的专业市场，农村家庭使用的织机等设备基本都来自于该市场。1980年代末期，高阳县城西南角的县毛巾厂周围又形成了非常活跃的路边产品市场。1992年，高阳县建成了纺织品专业市场，能容纳144间门店，该市场的领导地位在2001年被新建成的高阳纺织商贸城取代，后者的门店数在2001年是673间，到2005年时已经增加到了1200间。纺织商贸城是高阳县纺织品集散的主要渠道之一，其各个“门店”都和生产单位间有着多样的产销联系，一般而言，纺织品就是通过各个门店销往各地市场。据高阳县发展改革局提供的数据，2005年，高阳的三巾总产量为35亿吨，占全国总产量（110万吨）的32％。另据高阳纺织商贸城管委会的数据，高阳县2004年的三巾总产量为32亿条，占全国总产量的38％。统计数据的不一致可能和统计口径的差异有直接关系，但无论怎样，高阳县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三巾生产中心。2005年1月我们在义乌进行市场调查时，发现那里的中低档三巾产品几乎全部来自高阳，“高阳制造”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注释：
①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河北高阳、蠡县、清苑、安新、任邱的调查》，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该书建基于细密的田野调查（主要在1933年进行），对高阳纺织业做出了精彩的横切面分析，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集体协作的结晶，也是学术界研究1933年以前高阳纺织业的主要实证基础。方显廷：《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政治经济学报》第3卷第4期（1935年7月），第4卷第1期（1935年10月）。方文着力于分析高阳纺织业特殊的工业组织制度，与此相关的代表性论文还有厉风《五十年来商业资本在河北乡村棉织工业中之发展进程》，《中国农村》第1卷第3期（1934年12月）。高阳纺织业也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一个经常被提及的例子，代表性论文有：Chi-ming Hou,Economic Dualism:The Case of China,1840—1937,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23,No.3,September 1963,pp.277—297; Kang Chao,The Growth of a Modern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and the Competition with Handicrafts,in Dwight H.Perkins eds.,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167—201;史建云：《论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兴衰问题》，《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此外，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以及赵冈、陈钟毅的《中国棉业史》（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77年版）都述及了高阳纺织业在中国棉纺织业工业化过程中强韧的生命力问题。
② 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张国辉、周叔莲、朱家桢、袁代绪：《河北省高阳县手工织布业调查材料》，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5年4月。该调查共有三部分，分别是《河北省高阳县手工织布业发展概述》、《河北省高阳县赵官佐村农业与手工织布业结合的互助合作组织形式》和《河北省高阳县私营印、染、布三业解放后的恢复与变化》。河北大学地方史研究室、政协高阳县委员会编著：《高阳织布业简史》，河北省文史资料第19辑，河北文史书店1987年发行，该书以丰富的个例资料充实了吴知等的研究，并把研究下限延展到了1949年。丁世洵：《一九三四至一九四九年的高阳布业》，《南开学报》1981年第1期， 是文的主要目标就是接续高阳纺织业1933—1949年的发展情况。刘佛丁、陈争平：《高阳织布业的历史和现状》，《河北学刊》1984年第6期，该文把研究下限拉到了1984年。此外，Linda Ann Grove没有发表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高阳地区的政治与社会变迁，也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高阳的乡村纺织业，Linda Ann Grove,Rural Society in Reuolution:The Gao Yang District,1910—194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Ph.D.,1975.
③ 天启《高阳县志》卷4《食货志》。
④ 《高阳织布业简史》，第67—68页。
⑤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12页； 厉风：《五十年来商业资本在河北乡村棉织手工业中之发展进程》，高阳县档案馆提供的手抄本，第11页。
⑥ 织机数量统计见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18页，增长率为笔者计算。
⑦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17页。
⑧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18页。
⑨ 方显廷：《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第7—8页。
⑩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18页。
(11) 高阳布业再次兴盛的原因分析， 参见丁世洵《一九三四至一九四九年的高阳布业》，第25—27页。
(12) 高阳县地方志办公室提供：《高阳织布工业简史》。
(13) 吴知：《从一般工业制度的演进观察高阳的织布工业》，《政治经济学报》第3卷第1期，1934年10月，第63页，第二表。
(14) 高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高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15) 大岛正、桦山幸雄：《事变前后的高阳织布业》，油印中译本，第34页。高阳县档案馆提供。
(16) 张国辉等：《河北省高阳县手工织布业发展概述》，第9页。
(17) 《高阳县纺织业的调查研究》，1948年11月16日，高阳县档案馆提供。
(18) 《高阳县纺织业的调查研究》，1948年11月16日。
(19) 高阳县档案馆提供：《高阳县工商科工作总结》，1949年。
(20) 张国辉等：《河北省高阳县手工织布业发展概述》，第17页。
(21) 张国辉等：《河北省高阳县手工织布业发展概述》，第15—16页。
(22) 中国共产党保定地方委员会：《关于高阳地区大布生产体制改革的意见》，1957年2月15日。高阳县档案馆。
(23) 高阳县地方志办公室：《高阳织布工业简史》。
(24) 高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高阳县志》，第56页。
(25) 《高阳县“六五”期间发展农村多种经营规划》（讨论稿），1982年5月26日。高阳县档案馆。
(26) 高阳县人民政府：《关于1984年上半年农村商品生产发展情况的报告》，1984年6月30日。高阳县档案馆。
(27) 高阳县人民政府：《关于自筹建设十一万变电站的请示》，1985年12月1日。高阳县档案馆。
(28) 资料来源：高阳纺织商贸城管委会，2005年10月5日。纺织专业村的统计应该被看作是累计的结果，一般没有顾及到村庄经济的变化状况。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虽然有的村庄还是名义上的纺织专业村，但从事纺织生产的农民家庭已经极少，更多的农民是在村外的纺织等企业中就业。
(29) 数据来源：高阳县发展改革局。
(30) 高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高阳县志》，第317、368—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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