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自由:现代西方自然观变迁的新视角_自然观论文

走向自由:现代西方自然观变迁的新视角_自然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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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不是根据自然科学发展的材料来追寻十六至下九世纪西方自然观变迁的轨迹,而是以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为背景,对该变迁过程作一次新的透视。变换角度去研究一种历史,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启发。

机械决定论自然观的悖论

形成于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机械决定论自然观是一个悖论:它既是人走向自由的一个标志,又是对人的自由的否定。这个悖论决定了该自然观的命运。

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在西方思想中占主体地位的是神(在此,“本体”指一切存在的依据,即本源的意思)。这种神更多的是信仰的对象,而这时的信仰又排斥着理性。所以,人的思维尚处于黑格尔所说的感性思维的阶段,即神只是一个混然一体的表象,是没有获得明确规定性的彼岸。存在的依据是不可规定的——这正是处于承受状态中的人的感受,因为这时人的生存直接依赖自然,但对自然界的风雨雷霆又感到束手无策、不可理解。工业革命以后,西方人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机器的使用,环球探险等行为,使人产生了控制一切的愿望,因而思维“它也要接近那自在自为的存在者,并且发现自己有权利力去把握那自在自为的存在者”[1]这个“自在自为的存在者”就是神。神、本体,即存在依据必须是有规定性,可把握的——这是由承受状态转向控制状态的人的必然思路。

物质就是一种获得了规定性的、可把握的主体。从笛卡尔到法国唯物主义这一时期,神的本体地位被物质取代的过程,已是人尽皆知,在此不作赘述。关于物质概念,只须指出两点:其一,西方人对物质的界定是从它与心灵的对立入手的。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质料(在英语里同物一样是matter)就是作为形式、即目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近代西方人接受了这个传统,而且,由于近代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是认识论问题,物质与心灵的对立就尤为突出。以此二者的对立来界定的物质,必然是一种无目的性的存在,因为合目的性恰恰是意识的根本特征;其二,近代西方人认为物质的规定性是所谓“第一性质”,即广延、形相、运动、静止等等。这些都是量的规定性,并且没有超出当时数学和物理学的范围。这样的物质概念,既符合无目的性要求,又符合可把握性要求。

物质概念的这两个特点,决定了近代西方本体论、自然观以及伦理学的根本特征。机械决定论自然观就是在这种物质本体论基础出上建立起来的。它认为自然由物质构成,因而,“只要知道组成宇宙的各个质点的瞬刻的构形与速度,一个头脑精细的人就可以算出宇宙的整个过去和未来”。[2]这样,自然完全在人的掌握之中。唯有摆脱了臣服状态,力图成为自然的主人的人,才可能产生这样的自然观,故而这种自然观是人走向自由的一个标志。

但是,该自然观本身又是与自由不相容的,是对自由的否定。仅仅立足于自然观本身,对这一点是不易察觉的。然而,自然概念是与“人”概念相辅相成的,我们会在对自身的认识中体会到该自然观的悖论。因此,我们暂时进入伦理学来讨论这一问题。

在近代伦理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伦理观以人的生理需要为一切道德行为的基本动力,因而正象宇宙过去与未来可以依据机械运动规律计算出来一样,伦理学也可以演变为一门以利害得失为内容的数学(洛克便如此)。功利主义伦理观引起人们极大不满。但它真正的错误不在于它对物欲的宣扬,而在于以物欲扼杀自由,从而歪曲了人的本性。

人是自由的。借用现代西方存在主义的术语来说,自由的人是一种“能在”,即人可以是其所不是,他始终面向新的可能性,因为人可以提出目的,并会将目的转化为现实。因此,自由的人就进行着创造,经历着成长,这一切都是生命的根本标志。而功利主义伦理观把人的存在归结为几条机械因果律,进而认为人的可能的最佳状态可以根据这些规律计算出来,这种存在状态是一个固定的答案,早已存在了。而且,人向着这种最佳状态趋近的轨迹也可以根据那些规律计算、描画出来。可见,功利主义伦理观中的人是无目的的人,他并不能对自己的存在提新的要求,因而,这种人丧失了“能在”特性,即丧失了自由。

然而,并不仅仅是伦理学才要对人的自由的失落负责。功利主义只是物质本体论的必然推论。本体否定了合目的性,就意味着本体不可能要求发展,因为目的就是一种新的可能性,否定了目的必然使本体固守一种已然状态,成为与“能在”相对的一种固定存在。近代自然观中的物质就是这样一种固定存在,它只能如是地存在。建立在这种本体论基础上的自然观也把自然理解为一种固定的存在,过去和未来都是一个可以算出来的固定的答案。这个自然没有给自由的人留下活动的余地。因此,这种自然否定了自由,与本真的人相对立。

体现在机械决定论自然观中的悖论也是十六至十八世纪整个西方哲学的悖论。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只是以一种否定传统,否定权威的勇气来表达对自由的渴望,呈现出一种自由的倾向,但尚未把自由当作自己的概念。自由是和创造、发展同一的,它内在地包含着肯定与否定两个环节,提出目的又承认现实,并把两者统一起来,实现一种可能性,因而自由是一个“是其所不是”的过程,是“能在”。而近代思维固定地理解一切,不懂得“是”可以同时是“不是”,这种思维是黑格尔所说的知性思维,即“坚持着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之间彼此的差别,以与对方相对立”[3]。这种思维方式导致悖论的产生。

在十八世纪,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开始察觉到当时思想悖论。例如,卢梭是当时思想界的“一个例外”(黑格尔语)。卢梭第一个看到了近代西方思想对人的扭曲,他说:“它(指人类——引者注)的灵魂已经变了质,……我们现在再也看不到一个始终依照确定不一的本性而行动的人”[4]黑格尔称,“卢梭已经把自由提出来当作绝对的东西了”[5]。

要解决这个悖论,就要把自由与自然统一起来。人们必须摆脱知性思维的禁锢,否定机械的物质本体论。这将是一场哲学革命。机械决定论自然观也将在这场革命中被一种新自然观取代。

向人化自然观的转变

这场革命发生在十九世纪的德国,下面,我们就对这场革命中自然观的变迁作一下细致的分析。

康德首先打开了机械决定论自然现的缺口。在前批判时期的星云假说中,康德基本上贯彻的是牛顿力学的原则,但是,正如康德自己所说“卢梭纠正了我……我学会了来尊重人”[6]。这里的人就是卢梭所说的依本性而行动的人,即自由的、本真的人。

为了给自由留下地盘,康德就要否定物质的本体地位。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完成了“哥白尼革命”,指出受机械运动规律支配的自然是依赖于人的先验统觉而存在的,它不是物自体,仅仅属于现象界。这就取消了机械力学性质为规定性的物质的本体地位;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指出的人是自由的,因为人的意志实行自律,而不是听命于机械因果律,并且这样的人是“本体的人”,处于本体界。康德在此提出了一个新的“人”概念和新的本体论的雏形。

那么,与这种新的本体论和“人”概念相适应的自然观是怎样的呢?自然与自由的关系能否得到改善呢?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指出:“后者却应该对前者具有影响,这就是说,自由概念应当把它的规律所赋予的目的在感性世界中实现出来”[7]。自由是自然的目的,因而两者是统一的。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下册中,这样来论证自由是自然的目的:由于人类知性不能直观,因而它只能给出普遍性的范畴,自然中的各种特殊性对于知性范畴来说是外在的、偶然的。知性判断本身还不能把自然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统一起来。为此,就要引进目的论判断。这种判断是一种起指导、启发作用的反思判断。它把自然看成一个合目的性的有机整体,各种特殊的自然现象作为该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特性在一个最终目的中得到说明。这个目的不需要任何条件,否则我们就会陷入无休止的倒溯中。而自然中的一切都是现象,是有条件的,所以,这个目的就只能是自然以外的“作为本性的人”,即自由。这样就论证了自由是自然的目的。

列出康德的论证过程,是为了表明:康德未能说明自然与自由到底是如何统一的。他的论证只是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由于人类知性的局限,我们“应当”把自由看成自然的目的,但这并不是自然的内在要求。至于自然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康德并未进行展开。相反,康德指出,作为反思判断的目的论判断“总是等待着机械解释的可能性”[8],康德的自然观还没有从机械决定论中超拨出来。

继康德之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都以自由与自然的统一为已任。在他们看来,是康德哲学中的物自体概念导致了其失败。(康德的物自体概念是很复杂的,对物自体的不同评说引向不同流派的哲学,如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就要求保留物自体。我们在此只考察德国古典哲学的态度,因为自然观的变迁是经由德国古典哲学而完成的。)黑格尔认为,“从一个对象抽出它对意识的一切联系、一切感觉、印象,以及一切特定的思想,就得到物自体这个概念”[9],因而物自体外在于理性。自然的超感性基点就是这个物自体,所以理性对自然只能静观,即理性在自然中只能进行理论的运用,理性一旦力图在自然中进行实践的运用,就遭遇物自体,这是一种超越的,有失本分的行为。故而理性的实践就被局限在自身,自律的内容只是要求人据以行动的规则必须是一种普遍的规则。这种自律“除了同一性,自我一致性、普遍性以外别无内容”[10]。由于康德的自由概念缺乏内容,所以无法说明它自身与自然的统一。

黑格尔认为,康德之后,哲学的要求提高了,“一方面,自我意褒总是尽力要求反对这种实体(指物自体——引者注),因为它在这种实体中找不到它的自为存在,因则得不到自由。另一方面,它要求这个被表象为客体的本质是一个有自我意识,有人格的本质,亦即有生命、有自我意识的现实的本质,而不是关闭在抽象的形而上学思想里面的东西。”[11]这就要求取消理性与物自体的对立,使后者成为前者的一个环节。黑格尔就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吸收了费希特、谢林的思想,提出了“绝对精神”这一概念。“实体本质上即是主体,这乃是绝对精神这句话所要表达的观念”[12]。因此,绝对精神能产生自己,并能创立自己的对立面,同时又扬弃自己的对立,返回到自身。这样,康德那里作为理性对立面的物自体在黑格尔那里成了理性自身设立的对方,物自体不再是理性无法消化的硬块。

绝对精神作为本体,是与神本体有别的。尽管黑格尔也承认上帝就是绝对精神,但上帝只是绝对精神自我认识过程的一个阶段,是以“表象”形式出现的绝对精神,而这个阶段是要被超越的,绝对精神最终在哲学里通过概念来把握自己。而表现为概念的绝对精神道出了自由的内函。绝对精神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它包含了肯定与否定两个环节,是“是”与“不是”的一个相互转化过程,因而绝对精神是一种“能在”。以往的神至多只是自由、创造性的一个象征,而绝对精神却揭示了自由、创造的原则。这样,黑格尔完成了康德开始的一次本体论的变革:将自由作为存在的依据。而黑格尔之所以能完成这一变革,是因为——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思维到他这里,进入了“积极理性”阶段,这时,人们“在对立的规定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或在对立双方的分解和过渡中,认识到它们所包含的肯定。”[13]这时,积极理性能够理解“是”与“不是”的转化,能把握自由,这就完成了一次思维方式的转型。只有这种思维方式才能完成本体论的变革。

于是,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就诞生了一个新的自然概念。首先,黑格尔认为,自然只是处于异在形式中的理念,而不是异于绝对精神的他物。这就是说,自由是自然的内在根据。其次,绝对精神处于自然中,是处于异已状态中。这里黑格尔否定自然与自由的直接同一,而绝对精神要否定这种异已状态,回复到作为意识的存在状态。因而自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机械性、物理性和有机性。在“有机性”阶段出现了人,人是自然发展的高峰,是自然通过人这种意识的存在,过渡到精神。

在黑格尔这里,自由是自然的内在根据。这就把康德那里自由与自然的外在关系转变为一种内在关系。把自由的人理解为自然的目的,不是出于主观的需要,而是自然本身的要求。更主要的是,黑格尔把自然的人与自由的人统一起来了。机械决定论自然观中只有自然的人,康德提出自由的人才是本体的人,但不能把自由的人与自然的人相统一。黑格尔指出自由的人是过渡到了真理性的自然,是自然在有生命的东西中得到的最后的完成。自然在人身上实现了与自由的统一。

这样,由于黑格尔从知性思维阶段进入积极理性思维阶段,以自由本体,即绝对精神取代旧式的物质本体,从而在概念上完成了自由与自然的统一。

但自然的变迁并没有终止于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在具体说明与自然的统一时,成为唯灵论者。其原因在于:黑格尔的自由本体是超人的存在,即绝对精神凌驾于现实的人之上。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对人的现实活动的抽象,“这位决心进入直观的抽象思维者是抽象地直观自然界的”,“现在,当他把自然界从自身中解放出来时,他实际上从自身释放出去的只是这个抽象的自然界,只是自然界的思想物”[14]。

要说明自由与自然的具体的、现实的统一,就必须把自由理解为人的实践。马克思说:“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15]。在人的实践中,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制约着整个活动的过程,并通过该过程实现对外在对象的否定,同时也完成对自己的否定,即扬弃目的的主观性,实现了对象主体化和主体对象化。这是一个具体、现实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这样,马克思就把存在的依据由概念性的自由转化为人的现实活动,这是本体论的再一次变革,相应地产生了人化自然观。

“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16]。这是人化自然观的根本内涵义,即自在的自然在人身上实现为自为的存在,自然通过人的活动取得了合目的性的形式。自然界潜在的、无限的变化发展的能力因为人的活动而得到了淋漓尽至的发挥。因此,在人类出现以后,自然恰恰在人类历史中延续下去,自然的发展史表现为一部人类历史。黑格尔说,在自然中“僵硬冰冷的石头也会呼喊起来,便自己超升为精神”[17]。这句话在黑格尔那里只是一个空洞的比喻,而马克思才能真正地诠释了这句话:是人的实践唤醒了冰冷的石头,人的活动给自然以灵魂。

人化自然观说明了自由与自然的具体现实的统一,从而克服了机械决定论自然观的悖论。按照人化自然观的看法,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不能和人分离,所以,人走向自由的过程,也是自然走向自由的过程,自然的发展与自由的进程同步。

一些启示

以上我们循着十六至十九世纪思维方式的转型以及由此引起的本体论变革的路线,勾勒了机械决定论自然观向人化自然观的转变过程。

我们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早在十九世纪,机械决定论自然观就被动摇被转化。而代表着机械决定自然观的牛顿力学的纲领地位却要等到二十世纪的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理论提出后才被否定(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没有动摇牛顿纲领,请参阅丹皮尔《科学史》下册关于进化论的论述)。这一事实证明,自然观的变革先于自然科学的变革。这就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自然观(或称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对此二者的关系,黑格尔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哲学与自然经验不仅必须一致,而且哲学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以经验物理学为前提和条件的。但是,一门科学的产生过程和准备工作是一回事,科学本身则是另外一回事,前者不可能再表现为基础。这里的基础毋宁说应该是概念的必然性”[18]。这段话非常有启发性。

自然观往往被理解成是从自然科学的较特殊规律中概括出来的更普遍、更一般的规律,因而,其变迁也被认为是决定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这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是把仅仅作为前提和条件的自然科学当作为自然观的基础了。其实,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自然现象,而自然观思考的是“自然”这个概念。概念因思维产生,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该时代的自然概念。这个自然概念又规定了该时代自然科学的“范式”,从而决定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所以,仅仅根据自然科学的发展来研究自然观的变迁,只是在进行一项描述工作,不可能把握自然观变迁的内在理路。

事实上,产生自然概念的思维方式是与一定时期人的生存状态相契合的。所以,人对自然的思考与人对自身的思考是联系在一起的,人怎样认识自己就怎样认识自然;反之,对自然的认识也说明着人对自己的认识。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机械决定论自然观是与作为“固定存在”的人相适应的,而一旦人认识到自己的“能在”特性,即自由,机械决定论自然观就转向人化自然观了。这一转向通过本体论的变革而完成。所以,自然观的变迁是一个哲学问题,必须站在哲学的立场上来思考它。

注释:

[1][5][10][1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78年版,第5页、第256页、第286页、第310页。

[2]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75年版,第422页。

[3][9][13]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80年版,第172页、第125页、第181页。

[4]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基础和起源》商务印书馆,62年版,第62页。

[6]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57年版,第21页。

[7]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册,商务印书馆,64年版,第13页。

[8]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册,商务印书馆,64年版,第63页。

[1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册,商务印书馆,62年版,第15页。

[14][16]马克思《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92年版,第172页、第12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下)第112页。

[17][18]黑格尔《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80年版,第21页、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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