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处的理论构建：是扩大影响的秘诀还是一条无果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秘诀论文,无果论文,理论论文,交叉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提升科研成果的洞察力和影响力，长期以来一直是管理领域的学者们非常感兴趣的问题(Baldridge et al.，2004；Davis，1971；Dess and Markóczy，2008；Hoskisson et al.，1999；McMullen and Shepherd，2006；Priem and Rosenstein，2000；Staw，1995)。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可一直追溯到Robert Merton，他认为理论研究人员应探讨那些既能促进理论发展又与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Merton，1949)。我们学科对这一问题最终给出的答案，对于管理学整体研究的未来发展而言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虽然，Zahra和Newey(2009)在其文章中并未明确表明要回答这一问题，但是他们的文章仍然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因为他们暗示：提升科研成果洞察力和影响力的途径是从事跨领域/跨学科研究，他们认为最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将会产生于那些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学科的理论交叉点上创建新理论的研究工作中。为了保持一致性，我们也采用Zahra和Newey对领域、姐妹学科和学科的定义。根据他们的定义，管理学科由美国管理学会(AOM)下设的各个专业领域(如战略、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创业等)组成。管理学科的姐妹学科指的是那些组织研究所涵盖的领域(如营销、财政、会计等)；管理学的基础学科或母学科指的是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对于跨领域(在AOM下设各领域的理论交叉处所进行的)研究的必要性(desirablity)我们没有多少异议，因此，在后面的内容中，我们将仅就这一问题做简要探讨。我们重点关注的是两个与Zahra和Newey观点相悖的问题。首先，我们关注的是跨学科(在姐妹学科和基础学科的理论交叉处所开展的)研究在管理学研究中的角色和必要性。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提出：倡导在管理研究中采用跨学科的方式并不是新观点，我们同意对于某类问题而言，这种方法可能的确是合适的。但是，我们认为，越是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就越可能损害另外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也就是把管理学科建设成为一个在研究主题及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合法学科领域。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们则对“管理学科应将重点放在发展新理论上”这一隐含假设提出了不同观点。
进行范式构建还是进行跨学科研究？
在管理研究中，对于跨学科研究的呼吁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例如，Knights和Willmott就曾于1997年写到：
“管理领域中围绕跨学科研究的天花乱坠的宣传在过去十年间呈现显著增长之势。几乎没有哪个研究方案、征稿启示、管理学教材或部门简介中不或多或少宣称其支持或采用了跨学科研究方法……”(Knights and Willmott，1997，第9页)。
因此，似乎呼吁跨学科研究在我们的学科中并不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尽管，相对于Knights和Willmott(1997)的观点而言，Zahra和Newey(2009)对跨学科研究采用了更加宽泛的定义方式，也就是不仅将基础学科(如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包括进来，同时也将姐妹学科(如会计学、财务管理和市场营销学)涵盖其中①，但是，由于姐妹学科本身的一些理论常常来自于基础学科(如财务管理中的选择理论就起源于经济学，战略理论中的认知研究起源于认知心理学)，因此，就本质而言，Zahra和Newey对跨学科研究的呼吁与其他有关跨学科研究的呼吁并无多大差异。可以说，对于在管理领域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大家不仅没有多少争议，反而都或多或少地认同跨学科研究是个好主意。很少有管理学者会反对Zahra和Newey(2009)所提出的：跨学科研究可以为管理研究带来一系列新的理论思考，或跨学科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服务于实践。例如，Mahoney和McGahan(2007)就曾传递出类似的信息，他们认为：将来自于AOM各领域和基础学科的各种理论(例如，来自组织理论的企业行为理论，来自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来自法学的产权理论，来自经济学的代理理论，来自战略管理学的动态资源基础论)融合成一体，是产生一系列新思想的必要条件。类似的，Knights和Willmott(1997)也曾提出：由于各种功能型学科变得越来越难以适应现实需要，来自实践领域的力量也推动着跨学科研究的发展(第9页)。Brouthers等人(2008)认为：通过将来自不同学科的多种理论(如来自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与来自财务管理的实物期权理论)整合到企业的国际战略决策模型中，管理者可以提高他们的决策效果。
所以说，对于在管理学中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或者为什么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似乎并没有什么新见解或争议。因此，我们提出“促进跨学科研究会损害另外一个有价值目标”，可能会引发某些强烈反应，这里所说的另外一个目标指的是：像Pfeffer(1993)所建议的那样，致力于在管理学科内进行更缜密的范式研究。
Thomas Kuhn(1962)在世界上第一个引入了学科范式的概念。尽管，范式的定义在最初并不规范，但如今其意味着某一学科里学者们达成的某种共识或共同持有的世界观，其指引着学科内的研究活动、实验活动和学生培训活动。在高度范式化的学科中，共识以两种方式存在于基础理论中：一是学科中的基础理论是什么(如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或代理理论)；二是这些基础理论的假设、基本建构和主张(如理性人的自我利益最大化、机会主义和契约关系)。通常在这些学科中，对于可接受的方法标准也存在普遍共识。
在这些学科领域中，成功的研究者并不是那些提出新理论以迎合潮流的人，而是那些探讨由基础理论中衍生出的理论问题的人，或是那些致力于探讨实证趋势和模式(empirical trends and patterns)的人，虽然这些实证趋势和模式已广为知晓，但在学科领域内却未获得很好的理论解析(Pfeffer，1993)。构建范式的好处是：在一个拥有成熟范式的学科里(如经济学)，研究人员不必撰写冗长的理论介绍来解释他们的新理论如何嵌入于以往那些“不切实际又常常有害的文献”之中(Pfeffer，1993，第612页)，那些文献在研究假设、概念化方式、研究方法和结论等方面都是不一致的。管理领域的文章在对理论概念进行详细描述之前，常常需要花上几页纸来澄清以往研究中那些相互冲突的理论观点、概念框架和研究结论；而经济学领域的文章，由于对基础理论、需要解释的问题和趋势已经达成一致认知，因此，只要用一或两段内容介绍文章中未解决的问题，就可以进入到问题的对策分析环节(如Burstein and Hellwig，2008；Goldberg and Hellerstein，2008)。在基础理论、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方面所达成的共识也可以使作者、读者和评阅人更易于对每篇文章的贡献作出相对一致的判断，减少评论者之间的争议、减少作者的工作浪费和高拒稿率(Pfeffer，1993)。另外，范式发展也与工资水平、部门预算规模、国家科学基金资助额度以及众多其他体现学科地位和合法性的指标存在正相关关系(Pfeffer，1993)。
理论范式的发展需要学者们就理论、方法和核心现象(focal phenomena)达成共识，然而，我们认为Zahra和Newey(2009)的模型，特别是他们所说的跨学科研究模型3，会导致管理学科远离达成共识这一目标，他们建议利用母学科来施加影响，但这却会使管理学科走向永远屈从于母学科的境地。我们将重点讨论模型3所描述的跨学科研究，因为Zahra 和Newey称其为最具影响潜力的研究类型。他们认为，这类研究可以通过在学科交叉处发展新理论来修订现有理论的内核……(这类研究)对目前被普遍接受的规则和范式提出挑战，并开辟了需要加以讨论和探索的新领域。在我们看来，鼓励通过跨学科研究促进新理论发展从而挑战现有规则和范式的行为，会使管理学科远离我们倡导的“构建一致范式”的目标。没有一致的范式，管理学就会继续面临被并入更成熟的基础学科或姐妹学科的风险。
我们承认，管理学者们感兴趣的现象具有天然的复杂性，并且也是其他一些学科感兴趣的内容。我们也承认管理学科的范式发展与物理学或其他成熟学科相比还存在很大距离。但是我们相信通过持续不断地开发和改进我们自己的方法和理论，管理学科一定能在范式构建上取得长足进展。我们认为，作为管理学者，我们至少需要建立起某些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在他们工作中所具有的自信。我们需要相信我们的方法、结论以及我们的理论可以提供独特的价值、观点和知识，并且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存在，不必继续参考和整合基础学科或姐妹学科的理论。在我们看来，管理学科已经发展成熟到可以首先从自身寻求解释现象的途径，不必总是首先寻求整合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与Zahra和Newey(2009)对跨学科研究的大力推荐不同，我们认为，需要减少从姐妹和基础学科中借用理论以及在理论交叉处进行理论创新。
在这方面，我们赞同Hambrick(2007)近来的呼吁，即避免对理论的过度热衷(showy devotion)，但除此之外，我们还认为管理学科需要基于我们独特的视角以及对管理和组织现象的独特理解来构建理论，而不是利用经济学、心理学或社会学，亦或财务管理、会计学和营销学中的理论。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就新兴学科和领域的制度化做扼要讨论。之后我们会转而讨论Zahra和Newey(2009)的模型及其对管理和组织领域研究中范式发展的影响。
科学领域与学科的建立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Hambrick和Chen(2008)提出，一个领域或一个学科要使自己独立起来需要3个条件：第一，需要有一个与众不同的领域；第二，领域或学科的成员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兴趣和共用的社会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第三，领域或学科需要在学术领域中建立合法地位。
第一个标准，独特性，是管理学科一直缺少的，这主要是由于其过多地依赖于其他学科来解释现象。这弱化了管理学科的合法性，也面临着被母学科殖民化的风险。管理学科过分依赖其他学科的证据就是，那些以科研为导向的商学院更倾向于聘用受过经济学、社会学或心理学而非管理学训练的年青教师(Agarwal and Hoetker，2007)。
类似的，Montgomery和Oliver(2007)也曾建议，专业群体需要构建起使自身区别于其他专业群体的社会边界。这些社会边界通过界定知识领域及特定专业群体的活动范围，使专业群体合法化。这些边界也有助于促进专业身份的建立。
倡导将跨学科研究作为提高管理研究影响力的最佳方式，会对这些脆弱的边界形成威胁，这进而会威胁到学科构建合法地位和身份的能力，甚至会危及整个专业群体的长期生存。正如Hambrick和Chen(2008)所说的，学术领域和学科的建立与繁荣不仅因为他们在专业意义上是“合理的”，还因为他们形成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重要学者群体，从而展现出一个蒸蒸日上的局面。我们认为：要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重要学者群体，最佳途径是依靠学科内而非学科外的研究。因此，管理学科确立身份和边界的最佳方法就是Agarwal和Hoetker(2007)所提出的：
当理论发展的动机是为了应对企业和管理者所面临的挑战时，管理研究就可以创造价值。在如此的激励之下，管理研究可以提供其他相关学科无法提供的理论见解。我们认为，在商业环境下，要提升管理研究，仅仅开展基于心理学、人口学或经济学的研究是不够的(第52页)。这样做创造不出多少超越相关学科的价值。我们还需要将其他学科的见解与日益丰富的管理学科所提出的观点联系起来(第1319页)。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就像其他领域或学科一样，当管理学科还处于婴儿期时，非常需要汲取并拓展其他学科的理论。但是，如今管理学科已经不再处于婴儿期。可像Zahra和Newey(2009)这样的许多学者仍然认为跨学科研究是管理学发挥影响——特别是对“核心”领域(core fields)发挥影响——的途径，其隐含假设就是这样可以增强管理学科的合法性。
事实上，实验经济学的崛起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反例。通过将真实的货币风险置于实验中，实验经济学凭借这一方法上的差异，很快就确立了自身的合法地位。尽管实验经济学家已经不大情愿地承认他们欠心理学的债，但并没有人因为将实验经济学差异化和合法化而被送进监狱。
在很多方面实验经济学都体现出比早期心理学研究更大的优势。首先，由于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是由经济学家开展的，他们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些参数的本质用可以被经济学理解的方式来加以概念化。第二，与绝大多数(但并非全部)以往的心理学研究不同，经济学家一般采用真实—也就是货币—风险。要想研究与自私自利相关的社会参数的水平，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从那些自我利益面临风险的实验对象中获得证据……我忽视这些(心理学、政治科学、哲学等)文献的部分原因是我对于心理学以外的其他学科近乎完全无知，甚至对于心理学也是相当无知。但我这样做的部分原因也是为了显示实验经济学这一独特研究路线的方法、观点和优势。(Rabin，2006，第408页)
我们很难想象管理学者们会有如此的自信，敢于宣称管理研究的价值和独特性。在实验经济学领域，研究人员一门心思地发展学科凝聚力和积累重要学术成果，这使其迅速获得了合法地位并很快渗透进其他领域，如财务管理和管理学。事实上，在不长时间里，这一工作就取得了足够的合法性，以至于该学科的创始人之一Vernon Smith被授予诺贝尔奖。在管理学还在其不断延长的婴儿期里呼吁着更多的跨学科研究之时，实验经济学已经通过不断发展自身的学科凝聚力和积累重要学术成果取得了自身的合法地位。
很难说一个学科究竟如何才能获得如此的自信和清晰的范式。我们认为，管理学应从检验和拓展学科内已经存在的重要理论出发来开始相关的工作。例如，我们需要建立起资源基础论的边界，并找出在何种条件下实验结果支持理论预测。研究应直接针对资源基础观(RBV)中潜在的同义反复问题。探讨这一问题意味着可能会在方法论和测量标准上达成共识。
另一个有关管理学科和组织研究是否达成共识的例子体现在以下问题中：测量组织绩效的方法都有哪些？这些测量方法的相互关系如何？在财务管理领域，对于关键测量方法并不存在多少争议，但在管理学中，我们似乎是很随意地选用，很少考虑以往的工作成果，也很少考虑方法体系的不一致对于学科发展的影响。例如，Pfeffer(1993)就曾很痛惜地指出，管理领域的学者们把管理学科当成了一个大帐篷，在这个帐篷里，各种理论观点或研究方法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第615页)。如果我们能够着手就基本测量方法(如组织绩效和组织专有风险等)达成共识，那么我们就可以不断向前发展。我们需要将重点放在充实我们的范式上，而非添加一些从其他学科剽窃来的零散的新观点。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向Kuhn所定义的“规范的科学”发展，在一个规范的科学领域里，范式所提供的共同认知使得该学科可以不断积累知识，并且避免陷入我们目前所处的窘境(由于从其他学科借鉴理论而导致各学派之间相互竞争)。
这就需要管理学科的各种杂志，如本杂志，在概念和方法上对作者施加更严格的要求。这也需要在标准体系和方法上达成某些一致意见，并清晰传达给那些打算发表著作的人。规范的科学也需要本杂志及本学科领域里的其他杂志，能够更多地接受那些符合相关标准但提供了反常实证结果的研究。相应地，这就要求在对管理学者的训练中体现出更多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或许，最为重要的是，它需要学科领域中资深学者的支持和领导，这些资深学者目前正领导着相互竞争的各种流派，而他们更应做的是鼓励青年学者们从事统一范式的构建和拓展工作。
发展一种范式也意味着鼓励研究人员对管理学科内各种现有理论进行严格检验，鼓励研究人员找寻那些现有理论未能解释的实验趋势和模式(empirical trends and patterns)——探索反常现象对范式发展至关重要。这些工作可以检验现有理论的生命力和有效性，有助于发现并废弃那些有缺陷的理论，更有助于识别那些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通过不断的拓展和改进，这些理论可能会成为学科的基础理论。探讨这些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现实趋势和反常现象，有助于我们发现理论差距。这些未被解释的趋势和反常现象可以帮助管理学科更好的对待那些相互竞争的理论，那些能够对这些现象提供最佳解释的理论(意味着其提供了最严谨和最精炼的理论，对于现实趋势具有最强大的预测力)会在理论市场上生存下来，而其他理论则会被废弃。
事实上，就范式发展而言，“废弃某些理论”即使不比“开发新理论”更重要，至少也是同等重要的。例如，Popper(1965)就明确强调了这一点，他认为科学知识的积累并不意味着一个学科需要堆积理论和资料，而是需要查明并废弃那些薄弱的理论，并用更强大的理论加以取代。管理研究显然在废弃那些有缺陷和薄弱的理论方面做得很不够。例如，Miner(2003)考查了管理文献内73种现有理论的有效性，发现学者们仅对其中25种理论的效力给予了较高的一致认可。
因此，与Zahra和Newey的观点不同，我们认为管理学科所需要的，不是在所借用的各种理论的交叉点上发展更多的理论，而是清理现有理论。我们需要做的是识别并废弃那些错误和薄弱的理论，同时找出并不断强化我们最有前途的理论。然而，即便是这些有发展前景的理论，也需要不断接受严格检验，如采用实证检验的方式以及不断寻找挑战这些理论的反常现象或现实趋势。由于存在这样的挑战，研究人员就需要探讨拓展或修订现有理论的可能性，以便更好的解释现实和反常现象，之后，再让这些拓展后的理论与替代性的新理论进行竞争。只有通过这样一个剔除、保留和发展的过程，我们才能加强管理研究中的范式发展。只有通过测试并发展我们最好的理论、剔除我们错误和薄弱的理论，我们的学科才能在范式发展上取得进步。
跨学科研究何时是必要的？
我们是否可以从上述分析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管理学科中，跨学科研究永远是不可取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能在认识到跨学科研究好处的同时，对其代价也有充分认识，对于某些问题和情况而言，跨学科研究可能确实是个好方法。
与Birnbaum(1979)一样，我们认为在某些针对复杂问题的开创性研究中或者那些试图理解复杂问题和现象的元级研究(meta-level studies)中，跨学科研究可能是一种恰当的方法，例如对于企业性质的研究，企业就处在由政府、个人、市场和其他社会组织构成的复杂关系之中(Mahoney and McGahan，2007)。当研究人员试图化解不同理论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解说时，跨学科的研究可能也是有用的。在探讨这类问题时，跨学科研究的收益可能会大于成本。同样地，跨领域的研究也可能是必要的。在Zahra和Newey(2009)看来，跨领域研究是指在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和管理者认知这些管理领域的理论交叉点上开展的研究工作。与跨学科的研究类似，如果某人对采用多层次分析法(multi-level approach)研究个体、群体和组织现象感兴趣，那么在管理学科各个领域的理论交叉点上开展研究工作也可能是有益的(Hitt et al.，2007)。这样的研究工作，也适用于研究人员想了解复杂问题的时候，例如，探讨在利润导向型组织中认知能力对高风险战略决策的影响。在此，我们并不是宣称要了解复杂问题就一定需要在各管理领域的理论交叉处开展研究工作，而是认为：只有当研究动机是为了了解复杂问题，并不是期待通过理论整合创造出某些新理论和新观点时，跨学科研究才最有价值。
对Zahra和Newey跨学科研究模型的评价
我们已经指出，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对于管理学科的必要性，并不像Zahra和Newey(2009)试图让我们认为的那样明了。但两位作者的以下说法可能是恰当的：他们并不是要简单地促进跨学科研究，而是为研究人员选择不同的跨学科/跨领域研究模式提供指导，从而使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影响最大化。两位作者区分了3种跨学科研究的模式：(1)从某一领域或学科借鉴概念/理论，并与另一领域中的概念/理论进行浅显的理论交融；(2)从某一领域或学科借鉴概念/理论，与另一领域中的概念/理论进行理论交融，从而拓展一种或多种理论；(3)从某一领域或学科借鉴概念/理论，与另一领域中的概念/理论进行理论交融；从而不仅拓展一种或多种理论，还会改变它们所属领域或学科的理论内核。Zahra和Newey(2009)认为：跨学科研究越是接近模型3，研究的影响力越大，对实践的价值也越大。
我们对这三类跨学科研究模型的区别存在质疑。我们发现有关三类模型的定义是有问题的，且可能存在同意反复，因为对于某项研究究竟属于“浅显的交融”、“拓展一种或多种理论”还是“转变了核心领域”几乎无法做出事前判断。对于学者们如何撰写模型3而非模型1类的论文，文章并未提供多少指导。事实上，我们推测几乎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希望可以转变领域的理论内核，但只有在事后，才能确定某一文章究竟归属于哪一种类型。因此，本质上，模型1和模型3的区分是对一篇文章影响力的事后分析。
这就带来了同意反复的问题。本质上，“最大影响力”模型是根据他们的影响力事后确定的，并不能根据过程、技术或特征等方面的某些差别来进行事前的区分。我们想说的是，无论是否采用跨学科研究，都有能够在学术和实践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佳作；无论是否采用跨学科研究，也都可能出现缺乏影响力的劣作。我们认为，由于很难事前区分研究属于哪种类型，因此，Zahra和Newey的模型无法指导研究人员追求更大的影响力。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对跨学科研究进行了分析，但Zahra和Newey可能会说，他们不仅希望促进跨学科研究，还希望促进管理学科内各领域(如组织行为、战略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间的跨领域研究。Zahra和Newey把这类跨领域研究看成是对两个或多个管理领域中的现有理论所进行的创造性整合。与跨学科研究相比，我们更喜欢这种跨领域的研究，但我们认为，在大规模地开展这类创造性整合活动之前，我们的学科需要首先做好一项工作，即通过废弃错误理论并识别出最有效的、最精炼和最有前途的理论来梳理我们的理论版图。如果不首先加以梳理，而是将一些我们半信半疑的理论加以融合，那只会进一步增加学科内现存的混乱局面。
为理论而理论
至此，我们讨论了Zahra和Newey在其论文中明确提出的几个观点，其中涉及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以及开展具有高度影响力的跨学科研究的过程。在剩下的内容中，我们想讨论一下Zahra和Newey文章中的一个隐含假设，即理论构建是管理研究的核心工作。我们同意，理论在科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我们也赞同Hambrick(2007)的观点：“理论不是他们自身的目标”(第1346页)。有趣的是，虽然所有管理学的顶级期刊都强调理论发展，但管理学科内对理论是什么仍然缺乏一致认知。一些学者以宽泛的方式定义理论：
理论就是现象之间的联系，是一个有关“为什么行动、事件、结构和想法会发生”的故事。理论强调因果关系，试图识别出什么会先发生以及发生的时机。在我们看来，强大的理论通过深入到基本的过程之中来了解某一特定事件发生或不发生的系统原因。它常常向下深入到微观过程，向两侧深入到相邻概念，或向上将自身与更广泛的社会现象相联系。它通常与一套有说服力且具有内在逻辑的观点联系在一起。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肉眼(或没有理论帮助时)观察不到的现象。其还可能引发我们对常识问题的反思。正如Weick所概括的，一个好的理论可以解释、预测并使人高兴。(Sutton and Staw，1995，第377页)
其他一些学者将理论定义为“由一系列命题联系在一起而构成的思想体系，这些命题具有潜在一致的逻辑和相关假设”(Davis et al.，2007，第481页)。
高级别的刊物都很强调Sutton和Staw所提出的“宽泛意义上的理论构建”。但要求作者们的每篇论文都提供能够“解释、预测和令人高兴”的理论，可能会阻碍我们认识并开展那些实用的、能够影响实践的管理研究活动。这也会妨碍那些研究“缺乏理论解释的有趣事实和反常现象”的论文发表(Hambrick，2007；Helfat，2007；Miller，2007)。尽管，我们非常相信理论上的进步对于管理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但我们也认为发展创造性的理论并不妨碍我们反映那些有趣的事实、异常现象和发展趋势。这些所谓的“典型化事实(stylized facts)”是“在许多环境中都被观察到的现实，它们作为经验真理(empirical truth)被广泛认知”(Helfat，2007，第187页)。这些典型化事实可能会与现有的理论假设相冲突，并常常缺乏可接受的理论解释。反映这样的典型化现实可以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大门，去发展我们的理论、方法并积累起一批能够比现有理论更好地解释现实的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遵循这样的路线，我们就可以不断提高管理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基础。Miller(2007)提供了一些来自医学领域的例子，介绍了典型化事实如何导致了像青霉素这样的新发现。像这样的重要发现“是由观察、探索、测量和直觉引导的，并非源自理论。事实上，对于实证规律的发现几乎总是发生在理论出现之前，通常，理论都是在最初研究成果的价值被认可多年之后才发展起来的”(Miller，2007，p.180)。我们认为，如果管理学期刊能够敞开大门，欢迎这类反映典型化事实和异常现象并提出了适用于这些典型化事实的基础理论的论文，那将会是一个促进管理研究发展的好办法。降低理论壁垒，重视那些以检验、挑战和探讨现有理论局限性为目标的高质量实证和定性研究，从而促进管理范式的发展，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说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承认，从表面上看加强对典型化事实的研究与范式研究之间似乎存在冲突。例如，Miller(2007)就曾指出范式研究与反映典型化事实是相互对立的。但是，我们并不认同这一观点，根据我们对经济学文献的了解，它们经常刊发典型化事实，并且有时会有几个作者为这些典型化事实提供解释。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因为经济学的范式不够成熟，而是因为成熟的经济学范式使经济学家们有信心发表那些反映典型化事实的研究。搜索一下《美国经济评论》最近一期的内容，我们会发现一篇来自Caballero等学者(2008)的文章，他以如下文字开始他们的论文：“近来，3个事实主导了全球宏观经济学的讨论……”(第358页)。这些事实主导经济学讨论的原因在于：这些事实在经历了不同背景下的一系列大样本复制后被确立为事实真理(factual truths)。一旦这些事实被确定下来，但却缺乏充分的理论解释，研究人员就会立刻行动起来，提出理论模型，竞相争取成为解释这些事实的最佳理论(最有效、最精炼、具有最佳预测效果)。我们认为，如果管理研究也尝试通过在不同环境下复制研究结果来发现此类事实真理和异常现象，并通过理论上的发展来解释这些实证结果，而不是仅仅通过综合不同学科的理论来产生有趣的观点，那么管理研究也会有更好的发展。这也可以帮助管理研究建立起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因为“针对现实可以使我们避免构建完全错误或不相关的理论……”(Helfat，2007，第191页)。
Zahra和Newey(2009)是众多倡导跨学科研究的管理学者中最近出现的两位。在评价他们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表明，他们的模型，特别是他们的研究模型，在指导管理学者的事前有效性上存在某些问题。然而，我们的评价并不是单单针对Zahra和Newey的工作，更多更主要地是针对管理研究中对跨学科研究的持续呼吁，以及“我们的工作只有被母学科接受才具有影响力”的内在假设。我们已经指出，现在已经是时候让管理学成长壮大并且不再将命运放在其他学科手中了。研究人员需要致力于发展一批与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存在明显差异且富有学科凝聚力的重要研究成果。作为管理学科的研究人员，我们需要开发和拓展学科内的现有成果，在求助于经济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来解释管理现象之前，我们首先应向管理研究内部寻找答案。如果不强化本学科的发展，而是不断强调跨学科的理论构建，就会阻碍范式的发展，而范式构建对于管理学科的前途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也赞同Hambrick(2007)的呼吁：管理学应成熟起来并避免对理论的“过度热衷”，因为这会使我们发表的著作局限于解释现实；管理学应更加关注那些有趣的经验事实，这些事实虽然在目前还缺乏解释，却可能引发有趣的新研究思潮。鉴于此，我们认为Zahra和Newey所提出的“将开发理论作为管理学界的主要目标”，是不符合管理学科利益最大化的。
*原文“Theory Building at the Intersection：Recipe for Impact or Road to Nowhere?”刊于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46(6)，pp.1076～1088，2009。感谢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Blackwell Publishing Ltd)授予中文版权。
①需要指出的是，Zahra和Newey并不是唯一倡导以宽泛方式定义跨学科研究的学者，这种定义方式可能会导致人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跨学科研究产生困惑。在英国的学术研究评估报告(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简称RAE)中，经营与管理委员会也趋向于以宽泛的方式定义跨学科研究(RAE，2008)，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的学者们经常抱怨RAE的各个专门委员会对于跨学科研究缺乏一致的处理(Evaluation Associates Ltd，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