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传》的史料、语料价值及重新校理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料论文,高僧论文,史料论文,新校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高僧传》的史料、语料价值
史学泰斗陈垣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佛教史籍，恒与列朝史事有关，不参稽而旁考之，则每有窒碍难通之史迹。”[1]
南朝梁释慧皎所撰《高僧传》，凡十四卷，全书收载自后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至梁武帝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453年间257位高僧的传记（另附见者达274人）。在慧皎以前，虽已有多种僧传，但慧皎是在广泛收集当时已有僧传，加以批判吸收，又参阅大量史书的基础上根据自己所立的原则（慧皎《高僧传序录》云“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写成此书的。他在自序中道：“辄搜检杂录数十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并博谘古老，广访先达，校其有无，取其同异。”[2]据不完全统计，此书撰写时所参考的史籍就有20多种，且这些史书后来大多已经亡佚。因此它不仅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著作，也是研究六朝史的必备参考资料。关于此书的史学价值，清代孙星衍曾有评价：“慧皎《高僧传》，《四库全书》未及收。余读释藏于金陵瓦官寺见之，顷官安德，借录此本。僧人事迹，率多文人粉饰，然六朝士夫，无所自存，遁入释道，故多通品，辞理可观，且足资考史，地方古迹亦可借证，实为有用之书。”（注：见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二十二，孙渊如藏抄本《高僧传》，嘉庆十二年丁卯孙星衍手记。）陈垣先生曾举过几个典型的例子：
《平津馆鉴藏记》书籍补遗又有明姜家印行本，谓：“《通鉴》宋文帝元嘉十年，沮渠牧犍改元永和，此书《浮陀跋摩传》作承和，与《北史》同，足资考证”按北凉沮渠牧犍，《魏书》《北史》均作改年承和，《御览》一二四引《十六国春秋·北凉录》作永和，《通鉴·宋纪》元嘉十年条因之，故纪元诸书，多以永和为正。据此书卷三《浮陀跋摩传》茂虔承和五年丁丑，即宋元嘉十四年，与《魏书》《北史》合，则“永”实误文也。
又《世说·言语》篇，庾法畅造庾太尉条，注谓：“法畅氏族所出未详。”《文学》篇北来道人条注，引庾法畅《人物论》，亦作庾。《高僧传》四作康法畅著《人物始义论》，自当以康为正，今本《世说》因下文庾太尉句而误耳。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支、姓康者，皆外国姓，非本姓。《言语》篇支道林养马条，注谓“支道林本姓关氏”。《文学》篇康僧渊过江条，注谓：“僧渊氏族所出未详。”正与康法畅同例。若果姓庾，则中国姓也，何云“氏族所出未详？”此严可均《全晋文》所以据《高僧传》而知今本《世说》误也。
范蔚宗被杀，门有十二丧，无敢近者，释昙迁抽货衣物，为营葬送，《宋书》六九、《南史》三三《范传》皆不载，亦见于《高僧传》十三《迁传》。[1]
同时，《高僧传》是较早的与佛教有关的中土文献，受汉译佛典口语性的影响较为明显，不少词语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价值，因此也是研究汉语史的极可宝贵的语料。朱自清先生曾指出：汉魏六朝时期“有两种新文体发展。一是佛典的翻译，一是群经的义疏。”[3]汉译佛典中词语的口语性较强，这已引起汉语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自东汉时期佛教传入我国，大量汉译佛典应运而生。出于争取信徒、宣扬教义的需要，各个时期的译者在文体及语言的选择上尽量趋俗，以“不加文饰，令易晓，不失本义”为原则，正如胡适之所说：“在中国散文与韵文都走到骈偶滥套的路上的时期，创造了朴实平易（但求易晓，不加藻饰）的白话新文体，以至影响了唐以后的白话文学。”[4]不过，汉译佛典虽然趋俗，但由于是译经，在文体、语言等方面又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原典的影响，于是形成了一种混合式的特殊语言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译经语言在影响汉语的同时，也受着汉语的影响，逐渐与汉语趋于融合。在这一走向融合的过程中，开始时纯粹的译经语言与纯粹的中土语言差别甚为明显，而与两者均有关系的中土佛教著述（比如：僧人的行记、僧人的传记、寺院记、名僧学者宣扬佛教理论的论著以至两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大量“志怪小说”中的“释氏辅教之书”等等与佛教有关的文献）在这种融合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决定性的作用近乎一种中介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法显传》、《洛阳伽蓝记》、《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法苑珠林》、《往五天竺国传》、《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行历抄》、《王梵志诗》、《寒山诗》、《敦煌变文集》以及《观世音应验记》、《宣验记》、《冥祥记》、《集灵记》、《旌异记》等文献口语化程度大大高于同时期其他中土文献的原因之一。《高僧传》中的一些语言现象，正可以证明这一点。
首先，《高僧传》中有些语句非常通俗化。比如：卷一“魏洛阳昙柯迦罗”：“至年二十五，入一僧坊看，遇见法胜毗昙。”[2](P.13)卷四“晋剡沃洲山支遁”：“郗超问谢安：‘林公谈何如嵇中散？’安曰：‘嵇努力才得去耳。’”[2](P.161)卷五“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咸言：‘须待后次，当难杀昆仑子。’”[2](P.178)卷十三“晋京师安乐寺释慧受”：“受欲就王乞立一间屋处，未敢发言，且向守园客松期说之。”[2](P.481)“齐正胜寺释法愿”：“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2](P.518)等。
再者，据初步统计，《高僧传》全书中出现并沿用至今的复音词就有近3000个，这也充分体现了六朝时期的词汇特征。
另外，有一些词语，虽最早已出现于汉译佛典，但作为一般中土文献中却运用较晚，而作为与佛教有关的中土文献，则已见使用。比如：“殷重”一词，乃“恳切”之义。此词最早出现于汉译佛典，如：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阿难白言：唯然已见，彼须摩者以殷重心，施我綖故，于未来世，当得作佛，号曰十綖，广度众生，不可限量。”(4-205)（注：本文所引佛经均出自《大正新修大藏经》。）“思惟是已，唯佛世尊能救我命，即于佛所，生殷重心，渴仰欲见。”（同上）梁僧伽婆罗译《佛说大乘十法经》：“彼如是离身口意业同习烦恼已，于和上所起其尊想，其阿阇梨所起和上想。于同梵行者若老若少，起殷重恭敬。”(11-764)在与佛教有关的中土文献中，《高僧传》的用例是较早的，《高僧传》卷三“宋上定林寺昙摩蜜多”：“会稽太守平昌孟凯，深信正法，以三宝为己任，素好禅味，敬心殷重。”[2](P.121)晚唐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则常见，如卷四：“先还俗僧林宗、信观相议：情愿许相送到汴州。州去京一千四百里。见他殷重，不阻其情也。”（会昌五年五月十三日）“和上得两疋，是刺史殷重深也。”（会昌五年六月九日）“人心孝顺，见客殷重，等闲相接。”（会昌五年七月十八日，）“上客殷重极者，便与空饼、冷菜，以为上馔。”（会昌五年八月十六日）[5]“殷重”为“恳切”之义，实乃“殷勤”、“郑重”之省缩。《说文·
部》：“殷，作乐之盛称殷。”段注：“引伸之为凡盛之称。又引伸之为大也，又引伸之为众也。”。《说文·力部》：“勤，劳也。”故“殷勤”本有“频数”义。动作行为的频繁反复，从积极方面引申之，则表示态度的恳切。正如李维琦先生所言：“佛经中用‘殷勤’，往往兼有‘多次’、‘恳切’两个义素，并且多与表频率的词语配合使用。”[6]如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时彼使者殷勤三请，惟愿矜愍，莫用神足。”(4-231)而“郑重”一词，汉魏六朝以迄隋唐之际，亦表“殷勤”之义。“郑重”本亦表“频数”。如《汉书·王莽传》：“改元为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厌上帝之心，然非皇天所以郑重降符命之意。”颜师古注：“郑重，犹言频繁也。”（注：本文所引正史均为中华书局校点本。）《魏书·张惠普传》：“当时议者亦有异同。国子博士李郁于议罢之后，书难惠普。惠普据《礼》还答，郑重三返，郁议遂屈。”与“殷勤”的引申途径相同，“郑重”也由“频数”义引申出“恳切”义（有的时候同样兼有“频数”、“恳切”两个义素），如《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白居易《继之尚书自余病来寄遗非一又蒙览醉吟先生传题诗以美之今以此篇用伸酬谢》诗：“交情郑重金相似，诗韵清锵玉不如。”《庾顺之以紫霞绮远赠以诗答之》诗：“千里故人心郑重，一端香绮紫氛氲。”曹唐《长安客舍叙邵陵旧宴寄永州萧使君五首》诗：“不知何路却飞翻，虚受贤侯郑重恩。”《太平广记》卷六七“妙女”条（出《通幽记》）：“便向空中辞别，词颇郑重，从此渐无言语。”[7]故“殷勤”、“郑重”同义，省言之，则为“殷重”。“殷重”一词三国时已用于汉译佛典，六朝至唐已扩散到与佛教有关的中土文献，直到宋代才扩散到一般中土文献，《汉语大词典》此义项下则引宋叶适《京西运判方公神道碑》：“其言殷重侧切，天子以为然，行之至今。”
又如：“建立”表“兴建”、“建造”义，最早也见于汉译佛典，刘宋罽宾国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译《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时达尼迦复作是念：我先结草庵，辄为樵人所坏。后作瓦屋，复违法王出家之体，今宁可更求好材建立大屋？”(22-5)，随后就出现在与佛教有关的中土文献中，如《高僧传》卷一“晋庐山僧伽提婆”：“时卫军东亭侯琅琊王询，渊懿有深信，荷持正法，建立精舍，广招学众。”[2](P.38)卷三“宋上定林寺昙摩蜜多”：“遂度流沙，进到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2](P.121)“乃于贸县之山，建立塔寺。”[2](P.122)至唐代，也仅见于与佛教有关的文献中，如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开成五年七月四日”：“行十五里到大历法花寺。重阁于峻崖上建立。”而在一般中土文献中使用，时代相对较晚，《汉语大词典》此义项下引《英烈传》第六十回：“前者诏建宫殿，那礼、工二部官员奏请卜基，恰好在宝志长老冢边。太祖着令迁去别所埋葬，以便建立。”
有些词的词义演变，也是在与佛教有关的文献中首先发生的。“颜色”一词，原指“面容、面色”，引申为“表情”、“神色”、“姿色”、“面子”等意思，后来才引申指“色彩”。《汉语大词典》于“色彩”义下，首引唐杜甫《花底》诗：“深知好颜色，莫作委泥沙。”及《水浒传》第一○三回：“张世开嫌那段颜色不好，尺头又短，花样又是旧的。”以前的词汇史著作也认为这是至唐代才产生的新义位。然而《高僧传》卷十“晋洛阳大市寺安慧则”：“后止洛阳大市寺，手自细书黄缣，写大品经一部，合为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识，凡十余本。以一本与汝南周仲智妻胡母氏供养，胡母过江赍经自随，后为灾火所延，仓卒不暇取经，悲泣懊恼。火息后，乃于灰中得之，首轴颜色，一无亏损。”[2](P.373)从这一用例来看，“首轴颜色，一无亏损”，是指经书被火焚烧后，毫无损坏。连表面的色彩也未受影响。与此相类的记载，如卷三“宋江陵辛寺释法显”：“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门，世奉正化，自写一部，读诵供养，无别经室，与杂书共屋。后风火忽起，延及其家，物资皆尽，唯《泥洹经》俨然具存，煨烬不侵，卷色无改。”[2](P.90)前例之“颜色”即同后例之“色”。如此说来，“颜色”一词于梁代即有“色彩”义。由于以往辞书编纂比较重视一般中土文献，不太重视汉译佛典及与佛教有关的中土文献，忽视了一些口语性词语的记录是由汉译佛典，经与佛教有关的中土文献向一般中土文献扩散的过程，所以始见例的时代往往滞后。
一些与佛教有关的中土文献，虽然在文体上尚未完全脱出六朝时期的骈俪之风，但在语言上、特别是采用的词语上受汉译佛典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使用了一些最先出现在汉译佛典中的口语词（词义）；二是如同汉译佛典一样，较多地吸取实际生活中的口语词（词义），笔者曾经对《洛阳伽蓝记》、《高僧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词语作过统计，每书中都有数百个出现时代上早于一般中土文献的词语（词义），而这些词语（词义）有一部分又更早地出现在汉译佛典中。
综上所述，《高僧传》无论在佛教史、社会史及汉语史研究方面，均有不可忽视的资料价值。
二、关于《高僧传》的重新校理
虽然《高僧传》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可惜一直未有人对此书加以全面整理及系统地从汉语史角度进行研究。
汤用彤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佛学权威，他学贯中西，在中西哲学史、中国佛教史等诸多领域均有突出的建树，而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他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在他的力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就利用了大量《高僧传》的材料。因此20世纪60年代初，中华书局就请汤先生承担整理《高僧传》的任务，但此时汤先生已届晚年，且多种疾病缠身，虽勉力坚持，一天也只能工作一二小时。1964年即不幸病逝。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汤用彤先生校注的《高僧传》，其实是汤先生的未竟之作，后由其哲嗣汤一玄先生整理出版的，因此名为“校注”，实际上有校无注，且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校勘、标点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故觉得有必要进行重新校勘，并对文中的佛教词语、僧名、地名、寺名，及一些重要事件、中古语词等作详细注释。同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对《高僧传》中的中古语言现象进行研究。
通常本 石山寺本
第一卷译经上 第一卷 译经一
第二卷译经中 第二卷 译经二
第三卷译经下
第四卷义解一
第三卷 义解一
第五卷义解二 第四卷 义解二
第六卷义解三 第五卷 义解三
第七卷义解四 第六卷 义解四
第八卷义解五
第九卷神异上 第七卷 神异
第十卷神异下
第十一卷 习禅、明律
第八卷 习禅、明律、亡身
第十二卷 亡身、诵经
第九卷 诵经、兴福、经师、道师
第十三卷 兴福、经师、唱导
第十四卷 序录
第十卷 序录
（日本石山寺本《高僧传》卷三“朱仕行传”局部）
（日本七寺本《高僧传》卷四“朱仕行传”局部）
1.版本方面
《高僧传》在未有单刻本之前，只有藏本。汤先生整理时，以《大正藏》作为底本，吸取了其中宋、元、明三本的某些校勘成果，并再以《弘教藏》、《碛沙藏》、《金藏》及金陵刻经处本参校。所收版本已较为齐全。但笔者近年来又先后得到藏于日本的两个写本（相当于南宋时期的写本），此两本汤先生未及利用。这两个本子分别是：
(1)日本石山寺藏本
该本全称为“石山寺一切经本《高僧传》”乃日仁平四年至长宽二年（公元1154～1164年）写本，时当南宋高宗绍兴廿四年至孝宗隆兴二年。全书十卷，计485纸，字体略草。现与通常分十四卷的本子对比如下：
石山寺本分十卷，其实包括了传世十四卷的内容，据日本学者京都大学教授牧田谛亮考察，此写本可能是根据唐天宝元载年间入唐僧人从中国带回的《高僧传》抄写编辑的。所传高僧人数、大体内容未变，仅卷数分割有异，行文用语略有出入耳。
(2)日本七寺藏本
该本全称为“七寺一切经本《梁高僧传》”，乃日安元三年（公元1177年）写本，时当南宋孝宗淳熙四年。全书与通常本一样分为十四卷（但第三、第九卷缺失，现有第三卷为第四卷之误标），计357纸，字迹工整。
以上述两本与大正藏本及汤校中华本对校，应该说各有千秋（即各有错误），即使如此，也启发我们发现汤校本讹误凡数百处，现略举数例，即可见一斑：
中华本《高僧传》卷一“晋庐山僧伽提婆”条：“四五年间，研讲前经，居华稍积，博明汉语，方知先所出经，多有乖失。”[2](P.37)
按：“博明汉语”之“博”，宋、元、明三本、金陵本作“传”，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僧伽提婆传”作“转”，日本石山寺本、七寺本亦作“转”。愚谓当作“转明汉语”为是。“居华稍积”之“稍”与“转明汉语”之“转”相应，“转”中古作为时间副词，有“逐渐”、“渐渐”义。如晋嵇康《与山巨元绝交书》：“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全晋文》卷七六挚虞《疾愈赋》：“旬有余日，众疾并除，馈食纤纤而日少，体貌廉廉而转损。”[8]《高僧传》一书，亦不乏其例。如卷一，“晋长安鸠摩罗什”条：“什既率多谙诵，无不究尽，转能汉言，音译流便。”[2](P.52)“令外国弟子诵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转觉危殆。”[2](P.54)而作“博”、“传”皆形近而误。
中华本《高僧传》卷二“晋长安鸠摩罗什”：“然什死年月，诸记不同，或云弘始七年（公元四○五年），或云八年（公元四○六年），或云十一年（公元四○九年）。寻七与十一，字或讹误，而译经录传中，犹有一年者，恐雷同三家，无以正焉。”[2](P.54)
按：“犹有一年者，恐雷同三家，无以正焉”一句所据为大正藏本，石山寺本、七寺本作“容恐雷同三家”，而宋、元、明三本、金陵本“者”下亦有“容”字。愚谓石山寺、七寺等本作“容恐”是，“容恐”乃同义复词，为“或许、恐怕”之义。如《宋书·谢庄、王景文传》：“陛下蒙犯尘露，晨往宵归。容恐不逞之徒，妄生矫诈，臣是以伏须神笔，乃敢开门耳。”“容”有“或许”、“恐怕”义。如《后汉书·李固传》：“自数年以来，灾怪屡见，比无雨润，而沈阴郁泱。宫省之内，容有阴谋。”《世说新语·方正》：“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敏、卢挺。’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容或”亦为同义复词。如《后汉书·朱浮传》：“臣恐自今以往，将有所失，求之密迩，容或未尽，而四方之学，无所劝乐。”《水经注·河水五》：“虽千古茫昧，理世玄远，遗文逸句，容或可寻。”
中华本《高僧传》卷三“晋庐山释僧济”：“后停山少时，（僧济）忽感笃疾。于是要诚西国，想象弥陀。（慧）远遗济一烛曰：“汝可以运心安养，兢诸漏刻。”[2](P.234)
按：“要诚”乃据大正藏本，宋本作“要识”，元本、明本、金陵本作“诚要”，均不可通。唯石山寺本、七寺本俱作“属诚”，愚意当以石山寺本、七寺本作“属诚”为是。“属”有“归属”义，《荀子·王制》：“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杨注：“属，系也。”《世说新语·贤嫒》：“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属诚”犹“归诚”也。所谓“属诚西国，想象弥陀”即归诚佛国，遥念弥陀之意。佛教文献中，“归诚”之用例甚多，如三国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复思神变，深生惭愧。即便以身五体投地，归诚向佛，至心忏悔。”(4-215)后秦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由其爱性命，求觅清凉处。我今亦应尔，归诚求救护。”(4-281)中土文献中又有“属意”、“属心”等词，亦即“归心”“归意”之义，如：《史记·夏本纪》：“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由是识者皆属心焉。”其中“属”的用法同“属诚”。
当然，在校读过程中，我们在发现中华本的讹误时，同时也发现了石山寺本、七寺本的不少错误，如：
中华本《高僧传》卷一“晋长安帛法远”：“（张）光字景武，江夏人，后为武都在扬难敌所围，发愤而死。”[2](P.27～28)
按：“武都在”之“在”，碛砂藏、宋本、元本“在”作“互”，佑录、金陵本作“氐”，金藏无“在”，石山寺本作“丘”，七寺本作“兵”。《晋书·张光传》：“初，赵王伦为关中都督，氐羌反叛，……光以百余人戍兰山北，贼围之百余日。……时逆贼王如余党李运、杨武等，自襄阳将三千余家入汉中。……光乞师于氐王杨茂搜，茂搜遣子难敌助之。难敌求货于光，光不与。杨武乃厚赂难敌，谓之曰：‘流人宝物悉在光处，今伐我，不如伐光。’难敌大喜，声言助光，内与运同。光勿之知也……光婴城固守，自夏迄冬，愤激成疾……声绝而卒，时年五十五。”据此，当依佑录、金陵本作“后为武都氐杨难敌所围”，“氐”即“氐羌”。因“氐”字俗书作“互”，《干禄字书》：“互、氐：上通下正。诸从氐者并准此。”故碛砂藏、宋、元诸本作“互”。又因“互”、“在”形近，而中华本误为“在”。石山寺本作“丘”、七寺本作“兵”，亦皆形近而误。
2.参考资料方面
对《高僧传》进行重新校理，除了应该尽量寻求该书的各种版本外，还应该广泛搜罗各类参考资料。在这一点上，汤用彤先生为我们作出了表率。汤书所引既有佛教史籍，如《出三藏记集》、《名僧传抄》、《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法苑珠林》、《弘明集》、《广弘明集》等，又有六朝正史，还涉及类书、笔记小说、地志等等。今天我们进行重新校理，应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比如一些出土文献，像六朝碑刻墓志、敦煌遗书（S.3074《高僧传》残卷存有释迦、鸠摩罗什、法显、佛图澄各传）等。再如一些国内早已亡佚，而流散国外的六朝文献。笔者最近校注整理的（观世音应验记三种）[9]乃刘宋傅亮、张演、萧齐陆杲所撰，此书《隋书·经籍志》著录，隋、唐时代佛教文献中还多处引录提及，自唐以后即湮没无闻，而在日本却保存着此书的两种古抄本（京都青莲院本、大阪金刚寺本）。此书成书早于《高僧传》，而《高僧传》中众多僧人，如帛法桥、竺法义、慧简、道冏、竺法纯、僧洪、僧苞、法智、道汪等事迹均见于此书，故足资参考。另外，《高僧传》所载僧人以南朝高僧为多，南京是六朝古都，除图书馆、博物馆所藏资料外，寺院、民间资料也有不少，也应充分加以利用。
3.校理手段方面
重新校理将尽量利用现代化的研究手段。(1)笔者目前已将《高僧传》全文录入电脑，与之有关的材料，如《法显传》、《出三藏记集》、《洛阳伽蓝记》、《世说新语》、六朝史书、《大正藏》以及《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大型类书均已录入电脑，且有较好的检索系统。(2)目前已有综合性的大型文库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国学宝典》等电子检索版，极便利用。(3)充分吸收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在穷尽搜求国内已有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还收集到国外（主要是日本）关于《高僧传》的研究论著10多种。
总的校理研究计划是：撰写出《高僧传》的精校精注本，为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学史、中外交通史提供一份可靠的资料，同时也为中古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一份可靠的语料。《高僧传》中有极为丰富的中古语言材料，准备结合全书的注释，对该书的词汇进行全面研究，从而探讨中土佛教典籍的语言特色（与汉译佛典相比较）。作为中古专书词汇研究，它将为中古词汇史研究乃至整个汉语词汇史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具体校理研究步骤是：
(1)以大正藏本《高僧传》为底本，穷尽性地收集国内外《高僧传》的各种版本，并参以六朝史书、笔记小说、相关的佛教典籍（如僧录、僧史、寺院志、汉译佛典等）以及出土碑刻、墓志、敦煌文献等材料，对中华本（以大正藏为底本）依然存在的错、讹、衍、夺、倒、乱情况作仔细校理，并写出详细的校语。如数本均通，一时难以定夺者，亦如实注明。争取使该校本成为现阶段最好的本子。
(2)根据校理情况，对全书重新进行断句，并用新式标点标示。
(3)对全书的人名、地名、寺名、佛教术语、典故以及重要事件，特别是具有中古特色的语词、语法现象均作详细注释，并引时代相近的材料加以佐证，体现出汉语史的特色。对高僧的生卒年代、重要事件的年代，均作进一步考证，以期在研究质量上有较大突破。
(4)书后附僧名、地名、寺名及注释语词汉语拼音索引，以便检索。
(5)在校注的基础上，对《高僧传》的词汇进行系统研究，在共时描写的同时，作历时的比较分析，探源寻流，阐明《高僧传》词汇的特色，以及它在汉语词汇史研究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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