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与三青团关系之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党论文,关系论文,三青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1)04-0484-06
三青团是国民党系统内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组织。它创建于1938年7月，结束于1947年9月。其存在虽然只有短短的9年，但其性质之奇特、牵涉之广泛、能量之巨大、影响之深远，却是国民党内其它任何组织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它与国民党的关系非常耐人寻味。以往人们在论及三青团时，多认为它是“国民党训练青年的工具”，或是“国民党修补党员性质的组织”，未免过于简单和失之偏颇。有鉴于此，本文拟就党团关系作一全面系统的论述。
一、国民党的改造与三青团的成立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和其它党派希望国民党在积极抗战的同时，厉行民主，使各党都有发展的机会。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却与此背道而驰。
为了解决国民党与其它党派的关系问题，蒋介石在抗战爆发不久后，就竭力想把国内的各个政党合并成一个政党。据陈布雷回忆，当时蒋介石认为“中国问题，不仅在对外，而尤在对内能否集中民族力量以建国，中国之困难，亦不在战时而在战后如何奠立民族久远之生存，若当此抗战而犹不能造成一个信仰、一个政党、一个意志，则暴日驱逐以后，内部思想斗争之排拒，仍伏争夺相杀之端”。他说：“与其用政权力量抑制其它党派或思想之存在，不如融合其它党派于一个信仰——三民主义与一个组织之下。”为达此目的，他甚至表示“苟各党赞成合并，则中国国民党可更改党名，或酌改组织”[1](PP.130-131)。但是蒋介石的这一企图，由于中共的坚决反对而告失败。
九一八事变以后，青年学生抗日救亡热潮兴起，成为不可阻挡之势，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以其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和行动，赢得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拥护，在青年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1935年12月9日爆发的“一二九”运动成为继五四以来规模最大的爱国学生运动。中共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并在运动中建立起“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组织，为日后青年运动的发展吸收和培养了大量骨干，进而主导了全国青年运动的方向。国民党由于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政策，成为学生集体不满的首要对象。西安事变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虽然有所变化，但广大青年学生向往抗日而奔赴延安，已成为风气。面对这种情况，如何与中共争夺青年就成为蒋介石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关于党内的问题，蒋介石更为关切。国民党自身的衰弱和无能，使他深深地陷于困境之中。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就对党的弊端作了深刻的反省说：“我们党的缺点，最显著的是组织松懈，纪律废弛，以致党的精神衰颓散漫，党的基础异常空虚。我们不论在组织方面、训练方面、宣传方面，都没有深入而实在的成绩，各级党部的工作，都流于形式化，机关都衙门化。”而国民党员则大都显得“意志消沉、生活松懈、兴趣淡漠、工作懒散”，“耽安逸，讲享受，甚而至于争权力，闹私见”[2](PP.178-179)。在蒋介石看来，国民党已蜕变为这样一个集团：“做官不做事，有私利而无公利，有小我而无大我，重权位而不重责任，享权力而不尽义务，有上层而无基础，有党员而无民众，骄奢淫佚，自高自大，而不知民众疾苦，与民众相隔离，有组织而无训练，有党章而无纪律，有议案而无行动。”[3](PP.899-900)蒋介石声称，由于“党内贤才废弃，有能力的党员离党它去，同时对于党外的人才又不能尽量设法延揽，使得党内空虚薄弱，消沉腐化”[2](P.375)。对此，他表示：“本党现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这一次在这报仇雪耻的时候，不能挽救起来，以后便将永远无法自救……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改进本党。”[2](P.288)
对于国民党内尤其是CC系和复兴社之间的斗争，蒋介石更是忧心忡忡。虽然两派被视为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但两派为了各自利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相互攻击、相互排斥，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CC系操纵的党务腐败堕落已如前述，复兴社更是“不关心革命的失败，不担当国家的忧患，只是依赖、被动”，而且“内部自相磨擦，招致外人攻击，或者是幼稚骄傲，偾事招怨”。蒋介石认为，“如此不健全无效能的团体，实在没有存在的必要”[2](PP.111-112)，因此，他决心对CC系和复兴社进行改组。抗战爆发后，他即指示两派负责人，“过去秘密的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来一个大组织，把党部的（指CC系）、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再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康泽：《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
三青团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正如蒋介石所说：“我们要统一或联合国内的各党派，首先就要使本党自身加以整顿改造……要使本党以内的青年干部——如过去党部方面和力行社以及改组派两部分的青年干部都要联合起来，打成一片，立定一个重心，重新成立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2](P.117)蒋介石还说：“本来中国的革命，有中国国民党来领导，只要中国国民党能复兴，就不必另设青年团，即令有组织青年团的必要，亦可以附设于国民党以内。但是……因为我们国民党这几年来，消沉散漫，成为积重难返的局面，不论精神纪律，都是异常衰颓，可以说党部都已变成了衙门，而党员已变成了官僚，无论如何设法改造，都不能彻底改造过来！……所以要另外设立一个青年团，来组织一般有为的优秀青年，好使他们承担中国革命的事业。”[2](P.288)尽管蒋介石说得冠冕堂皇，认为组建三青团是为改造国民党，消弭党内的派系斗争，革除党内腐败堕落的积弊，但从他的作为中却不难发现，组建三青团是为了强化一党专政及其为个人独裁而服务的。
二、相互渗透和制衡的党团组织关系
国民党一向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三青团脱胎于国民党，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其组织结构的特殊性和人事构成的复杂性，致使派系矛盾更加突出，派系斗争更趋激烈。
从三青团的组织结构来看，由上而下依次为中央团部、支团部、区团部和分团部。中央团部为三青团最高级组织。团长总揽团务，由国民党总裁兼任。下设中央干事会、中央监察会、中央评议会和中央指导员。
全国代表大会为三青团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按规定它有权决定全团的大政方针，选举中央团部负责人。然而由于三青团实际上实行团长负责制，团长凌驾于全代会之上，对大会及中央干、监会的决议有最终裁决权。因此，全代会的职权完全流于形式。
中央干事会是三青团最高执行机关，相当于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内设中央常务干事会，其组成人员均由团长选派和任免。中央干事会书记长和组织处长是三青团中最重要的两个职位。书记长先后由陈诚（一度由朱家骅代理）和张治中担任，组织处长则依次为胡宗南（挂名）、康泽、倪文亚和蒋经国。
中央监察会为三青团最高监察机关，相当于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内设常务监察会，中央监察会书记长由王世杰担任。
中央评议会和中央指导员为三青团最高咨询、顾问机关。前者以学者和社会名流为主，后者多为国民党元老和党政军负责人。
三青团支团部是三青团在省（市）、战区一级的组织。其主要负责人多为复兴社分子，个别地区是CC系代表，也有不少是地方实力派。
从三青团中央团部和支团部的组织人事构成看，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三青团是名副其实的国民党派系大杂烩。它除吸纳了部分党外人士和社会名流外，几乎融合了国民党内的所有派系，如以陈立夫、朱家骅、张道藩为代表的CC系，以康泽、贺衷寒、刘健群为代表的复兴社，以蒋经国、郑彦棻、倪文亚为代表的蒋经国系，以王世杰、吴铁城为代表的政学系，以谷正纲、谷正鼎为代表的改组派，以陈诚、王东原为代表的陈诚系，以张治中、陈布雷为代表的中间派，以程思远、黄季陆为代表的桂系或准桂系等。但是，这种表面上的融合根本无法消除根深蒂固的派系斗争，反而使派系斗争从党内迅速扩散到团内。其二，三青团俨然是国民党的显贵俱乐部。三青团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国民党党政军方面的头面人物，国民党中组部、中宣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教育部、社会部、各大战区负责人都担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以上的职务，国民党各省（市）党部、省（市）政府负责人都参加地方团部的领导工作，如蒋介石以国民党党魁兼任三青团团长，陈诚以国民党中常委、军委会政治部长、湖北省主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陈立夫以国民党中常委、中央组织部长、教育部长兼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王世杰以国民党中监委、中央宣传部长、外交部长兼三青团中央监察会书记长。这一方面反映出蒋介石对三青团的极端重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党内各种势力对三青团领导权的激烈争夺。其三，三青团与国民党在内部调控体制上有本质区别。后者实行全国代表大会负责制，前者却实行团长负责制。如果说蒋介石在党内的权力还受某种限制的话，那么他在团内则不受任何约束，可以随心所欲。蒋介石嗜好以派制派、分而御之之术，三青团的体制正是为迎合他的需要而产生的。团内派系势力的消长以及权力结构的演变也正是按照他的设想展开的。
三、三青团与国民党的矛盾和冲突
蒋介石组建三青团是为了解决国民党所面临的政治危机，但他却忽视或低估了三青团与国民党的关系。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声明：“为健全党的组织，巩固党的基础，将预备党员制取消，设立青年团。”[4](P.154)即国民党处于领导地位，三青团是为国民党服务的。但三青团却宣称“青年团为造成本党党员应具备条件之组织，而非在组织上统属的组织”，“若青年团完全成为本党之附属机关，亦无以实现青年团之特殊使命”[5](P.270)。蒋介石对党团关系则有意表示沉默，他要求人们“本着革命的良知心领神会，而不必以文字来作形式的规定”[6](P.343)，又时而称：“应该引导这个组织成为网罗全国优秀热烈青年及革命分子之唯一组织”（《三青团中央团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时而又称，三青团“就是党的团，不是党以外对立的一个什么组织。……以为团是用来代替党的，其间有一种什么轻重消长的关系，这是绝对错误的观念”[6](PP.161-163)。他一方面认为：“青年团的组织固然含有政治的意义，但青年团的工作，仍应以教育的成分占主要地位。”[6](P.336)另一方面又强调三青团是国民党的“新血液”、“新细胞”与“新生命”，称三青团的成立是“继续培育革命力量”，“使党员有所观摩”[6](P.343)。这些讲话自相矛盾，令人费解，致使党团关系更加混乱，党团冲突也因此不断加深。
三青团与国民党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领导关系和地位上的争论。蒋介石曾说，三青团乃是“本党（国民党）系统之内的青年组织与集团……必须受党的领导”。可是从“整个系统”（注：指蒋介石的全部统治）来看，党与团之间只存在指导关系，绝不具有“上下统属”的性质。陈诚也说：“党员和团员在一起工作的时候，究竟谁领导谁呢？我认为应该是整个的党领导整个的团。同时，党是以主义、以政纲、政策来领导团，并不是逐级都发生直接隶属的关系，更不是党员对于团员个人之间都发生领导的作用。……个人之间平时应该注意的是观摩，不是领导。”（《三青团中央团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蒋介石的解释漏洞百出，且留有很大的伸缩余地，结果党团双方各取所需，抓住蒋介石的片言只语随意引申发挥。CC系头目陈果夫强调：“三青团是根据国民党的党章规定设立的，应绝对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团员相当于国民党的预备党员。”（陈开国：《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青干班始末记》，载《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陈立夫等称：“党是母体，团是子体，先有党而后有团”（《三青团中央团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复兴社则从改造国民党的角度强调团的重要性和独立性，他们称：“党自取得政权以后，不少腐败自私的分子，为了要以革命的果实来肥饱自己，为了要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而来加入党，使革命遭受到顿挫停滞。”[7]他们还指责国民党“缺少新的分子，缺少新的力量，缺少青年的精神”[8](P.3)，称三青团是“国民党的中坚”、“抗战建国的中心干部”，而且是“当仁不让的干部”。他们否认党团是“母子”的关系，而喻之为“兄弟手足”的关系（《三青团中央团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党团冲突的第二个表现是在吸收成员上。按照三青团团章，只有18-25岁的青年才能吸收为团员，但团方为了在人数上压倒党方，把不到18岁的中小学生也篡改年龄吸收进去，对于超过25岁者，则以任命干部为名随便吸收。三青团负责人就公开宣称：“青年团所指的青年，只要他的精神和行动都合乎青年的条件，那么虽是中年以上的人，也未尝不可算作青年。”[9]他们还极力向地方和军队政工系统渗透，规定“地方行政干部入团不受年龄限制”，“凡自愿入团已超龄之政工人员尚未入党者，拟不依年龄限制，审核入团，政工人员之有党籍者，得先行办理入团手续。”（《三青团中央团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对25岁以下的青年也照样吸收，还到各种训练班、中等以上学校、小学职员、教师和各种救亡团体中强迫人加入国民党，他们宣称：“要加入就加入党，可以做官，三青团是乳臭小鬼。”三青团则反唇相讥：“党已经腐老了，没有希望。要有好前途的加入三青团！”[10](P.258)由于互争成员，党团互入的情形很普遍，有的人既是党员又是团员，“他们常感到党和团两重关系给予的工作是一种麻烦，甚至引为一种痛苦。”[11]正是因为党部和团部都“把他们的主要工作放在接纳新成员上，结果吸收新成员变成了争吵，争吵变成了攻击，攻击变成了诽谤，这样，党与团就互相对立起来”[12](P.127)。
党团冲突的第三个方面是工作分工。关于党团分工，陈诚认为：“在同一系统下，要把彼此的工作划分清楚，如同一道鸿沟，既不可能，亦属错误。”由于党团双方都在搞“民众组训”，争取群众，在学校发展组织，也都搞所谓“工运”，因此，矛盾摩擦层出不穷，在学校中尤其突出。三青团要求各级教育行政人员需以本团团员充任，各级教育行政需与团务行政相结合，团长言行及本团宗旨列入教材，团务活动列入学校计划，学生在寒暑假一律划归本团领导，中央干校学生毕业后分发至各校担任训教工作（《三青团中央团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并指责陈立夫主持之教育“缺乏政治性，致使学生不敢轻易加入本团”。而学校当局则抨击三青团干扰了学校行政，要求把团的活动置于教育当局的领导之下（《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党团矛盾始终无法消除，而且有增无减。例如在国民党六大上，三青团要求给予团员以选举代表权，CC系极力反对，经过激烈的争夺，三青团获得了总共600个代表席中的60个席位[13]。为了扩大团的影响，增加团在中执委的名额，三青团还与黄埔系、政学系等结成联盟，共同对付CC系，致使会场秩序大乱。在三青团二大上，双方又围绕团与党的关系展开争辩。绝大多数三青团的代表主张：“本团应离本党而独立，另外成立一个新的政党。”（《三青团中央团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他们认为：“国民党已经腐败到不堪救药，不足以肩负实现三民主义的重任，青年团必须组成新党，乃能复兴中国的革命。”但CC系及其团员则很不以为然，他们警告说，三青团分离出去，只能助长反对国民党领导的情绪，并使国民党及其领袖处于极端尴尬的境地[14](P.176)。由于CC系的极力反对，党团分离的计划遭到失败。
综上所述，三青团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微妙而复杂的状况。在组织队伍的建设上，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标准，以致“有的地方以三青团员为国民党预备党员，有的相反，国民党为三青团预备团员”[15](P.487)。在领导关系上，他们绝不甘心让团仅充当党的预备军和助手。在政治地位上，三青团对蒋介石的话进行引申发挥，认为如果国民党是国家的血脉，三青团则是新血液，领导着全国青年，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俨然以国民党未来的主人自居。尽管按照党章规定，三青团属国民党领导，但根据团章，他们的最高领导只是蒋介石一人。蒋介石为了巩固壮大自己的个人势力，也不希望三青团完全为国民党所控制，因此他常常有意识地在党团之间制造隔阂，使党团互相牵制，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才使党团关系显得复杂，使党团矛盾不断发生。
四、党团合并及影响
如前所述，党团关系在抗战结束后变得愈发紧张。三青团在二大上独立组党的企图虽然未能实现，却埋下了党团更大冲突的种子。其一，在三青团二大后所组成的中央团部中，团方已将党方的势力完全排挤出去。其二，三青团与国民党在1947年下半年的“民意代表”（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选举中展开火并。伴随党团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和由此产生的派系斗争的不断加剧，党团又重新回复到“纪律废弛、组织涣散、动力消失、工作停滞”的局面，而党员团员也重新回复到“颓唐消沉、情懦散漫、腐化悲观、自私骄纵”的状态[16]。这种情况表明：蒋介石借组建三青团以改造国民党的企图遭到了彻底失败。
党团组织和党团关系的现状再次引起蒋介石的极度不满，尤其是竞选中的派系斗争。他把责任归咎于三青团的领导干部，断言“他们的方向绝不正确，思想绝对错误”，他指责团的领导犯了两大“足以导致革命完全失败”的错误：第一是决定参加竞选，三青团变成了国民党的敌人；第二是主张“与党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发生相互作用”。由于确信党团争斗已经危及到国民党政权本身的存在，蒋介石决定取消三青团。在1947年6月30日的国民党中常中政联席会议上，他指出：国民党目前组织混乱，特别是三青团“于党部之外另立组织，另成系统，必须改革党务”，使“党团合并统一”，以适应全国总动员的需要（《三青团中央团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月9日，他通知三青团。决定统一党部和团部的机构，说这是“使本党起死回生的一个重要措置”[17](P.212)。
三青团对于与国民党合并先是极力抵制，继而提出必须以“现在党部之负责首长都应先行引咎辞职”为合并的先决条件（《三青团中央团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为此，蒋介石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安排有关合并事宜。一方面，他组成了以吴铁城、陈诚、陈立夫为首的各方代表参加的“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敏感问题。另一方面他向三青团的干部许诺让他们继续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在蒋介石的劝说利诱之下，三青团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总算勉强与国民党达成了合并的方案。9月12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该方案。方案规定，党员团员应一律登记为党员；三青团中央干事、候补干事，监察、候补监察应一律转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地方团干部一律转到同级党部工作。各级组织的组成原则是人数对等、党正团副。方案还要求对国民党从根本上进行改组，淘汰贪污腐化分子，选拔优秀年轻干部[4](PP.1170-1174)。
党团合并后，原三青团的中央干事如贺衷寒、康泽、蒋经国、袁守谦、邓文仪、刘健群等均被选为国民党中常委，郑彦棻甚至当上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陈雪屏担任青年部部长，蒋经国亦出任中央干部训练委员会副主任。从这种结果看，表面上是“三青团为国民党所归并”，实际上是“三青团控制了国民党”。这种局面对CC系显然极为不利，陈立夫、马超俊等相继以辞职向蒋介石表示不满[4](PP.1191-1192)。党团合并方案曾提出对国民党进行重新改造，但究竟应当怎样改？原三青团分子和CC系意见大相径庭。前者提出应“自上而下”，因为CC系在党的领导机关仍占据优势；后者则主张“自下而上”，因为原三青团控制了许多地方党部。两派都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互相仇视，互相排斥。在1948年“行宪国大”期间，原三青团分子与CC系之间的斗争呈现白热化的态势。三青团分子甚至为反对CC系而置蒋介石的指示于不顾，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派系小组织的存在是国民党的痼疾。党团合并不仅未根除之，反而使之愈益泛滥。原三青团分子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活跃。1947年12月，蒋经国组织成立了“中央训练团戡乱建国干部培训班”。次年1月，又成立“戡建总队”，原三青团分子竞相加入，蒋经国的心腹胡轨任主任兼总队长。1948年底，蒋经国以“效忠领袖，挽救危难”相号召，成立“中华人民救国大同盟”及其秘密核心组织“铁血青年社”，胡轨、王昇、李焕等蒋经国系的原三青团分子成为主要骨干。1949年元旦，蒋经国、胡轨等在原三青团中央团部旧址宣告成立“国防部青年救国团”。1952年10月，蒋经国、李焕等又在台湾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这些组织固然以“反共”为己任，但同时也是为了排斥异己势力，从中依然可以看到三青团的影子。1950年8月，蒋介石成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由陈诚、张其昀、谷正纲、张道藩、蒋经国、袁守谦、郑彦棻等16人组成，其中绝大部分人都在三青团内担任过重要职务。他们与原三青团的倪文亚、黄少谷、王昇、余纪忠、李焕等蒋经国系的主要骨干一道，在很长时间内，都担任台湾国民党中常委等要职，成为蒋氏父子统治台湾的主要力量，对台湾政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就党团关系而言，与其说三青团是“国民党训练青年的工具”，毋宁说它是蒋介石改造国民党、培植蒋经国接班的工具；与其说三青团是“国民党候补党员性质的组织”，毋宁说它是国民党系统内与CC系相对立的“第二党”。
收稿日期：200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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