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中的对外战略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大论文,思想论文,战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6年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在这篇著名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就是正确处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调动和利用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50年后的今天，重温毛泽东的这一对外战略思想，仍然具有很强的理论启示和实践意义。
历史转折时期的重大课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仅用三年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接着，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并举。但是，从1955年夏开始，毛泽东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在全国出现“高潮”，并于1956年基本完成。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推进，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使中国进入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它意味着中国从此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根本任务将由人与人之间的阶级斗争转向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1956年秋召开的中共八大规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1]。因此，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2]。这些论断表明，党的工作重点要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从农业领域开始的。从1955年10月到1956年1月，毛泽东研究中国农业的发展问题，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一批按语，主持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从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他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及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围绕中国工业化问题作出周密的调查研究。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炼出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十大关系，认为这十大关系都是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2-1]。其中，正确处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就是要充分调动国际上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为完成我国新的战略任务服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等外交政策。前两个政策旨在同软弱和屈辱的旧中国决裂，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以独立自主的崭新姿态加入世界民族之林；后一个政策展示了新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关系的战略布局。由于坚决地实行“一边倒”战略，新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发展各方面关系，恢复国民经济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得到了这些国家的大力援助。1955年，中国以亚非会议为契机，开始同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发展国家关系。但是，新中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包括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处于敌对状态。这种状况显然不符合“调动国外一切积极因素”的战略要求，不利于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此时，中国共产党调整国家对外战略，还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深刻背景。1956年2月14—25日，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苏共在斯大林逝世后第一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期间，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之后不久，引起国际社会的轩然大波。同年6月和10月，波兰和匈牙利相继发生严重的政治事件。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重大事件，中共中央领导人认真反思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正确处理中国与外国关系的指导原则。
深刻反思“向苏联学习”的片面性
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向苏联学习的方针。1949年6月底，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回顾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认为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特别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3-1] 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俄国人的路，取得了革命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毛泽东说，这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向谁学习呢？“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3-2]
1949年6月下旬至8月中旬，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旨在争取苏联及国际社会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道义上给予支持和帮助，同时充分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开始认真地向苏联学习。7月4日，刘少奇在莫斯科致信斯大林，提出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要管理一个大国，进行经济建设与外交活动。“我们需要学习很多东西，迫切需要联共的指示与帮助。这是十分重要的。”[4-1] 7月6日，刘少奇又致信联共中央和斯大林，主要谈向苏联学习党和国家的建设经验，提出学习的方式是请苏联各方面工作的负责人与中共代表团谈话，以及参观苏联的若干工厂、农庄和学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认为，过去中国革命“以俄为师”，今后中国建设同样必须“以俄为师”。因为，苏联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其科学和技术也已经赶上和超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我们只有从苏联那里才能学到世界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吸收苏联新的文化作为我们建设新中国的指针，是中国人民目前的迫切任务。”[4-2]
建国初年，党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向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一是大力提倡学习俄文，开办了许多俄文学校和俄语培训班，二是向苏联东欧国家大量派遣留学生和实习生，三是把学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作为我国驻这些国家大使馆的中心工作；四是通过图书、广播、电影、展览等形式，广泛宣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和经验。国民经济恢复以后，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更加强调向苏联学习的重要性。1953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发出学习苏联的号召，《人民日报》发表《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建设我们的国家》的社论。于是，全国普遍开展了学习苏联的运动。
建国初期，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向苏联学习的运动，存在着两个片面性：一是强调苏联优点，不提苏联缺点；二是强调向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忽视向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虽然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没有照抄苏联的经验，走出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但在经济建设方面没有经验，党的工作还要解决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因此搞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能不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5-1]。这种情况，直到1956年才发生了明显变化。
1956年春，当毛泽东围绕中国工业化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就根据发现的问题，开始考虑如何正确看待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如何正确处理中国与苏联的关系。2月15日，他在听取汇报时指出，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比如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的做法就不能学。2月16日，他在谈到学习苏联时认为，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对待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但在技术方面，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就先学过来再说。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对正在思考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毛泽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月25日，他在听取汇报时提出，要打破对苏联的迷信，可以超过苏联。周恩来也说：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6]。
同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对建国以来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存在的片面性，作出全面而深刻的反思。
首先，毛泽东提出，要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不要迷信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都是好的。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同时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一万年都有两点。”[2-2] 因此，在向外国学习的过程中，要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只学习外国的优点，而不学它们的缺点。
其次，毛泽东提出，既然每个国家都有它的长处，那么，“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2-2] 这样就突破了多年来只强调学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局限性，把向外国学习的范围扩大到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包括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为我所用的优点和长处。
再次，毛泽东提出，在向外国学习的时候，要反对教条主义，把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但是，“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2-3]。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就会产生教条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善于把从外国学来的科学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学习和独创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开创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毛泽东阐述的这些观点充满了唯物辩证法，是正确处理中国与外国关系的思想指南。这些观点的精髓是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辩证统一，即中国要虚心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充分利用能够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作用的一切国际积极因素，同时必须以我为主，把学来的外国东西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论十大关系》“以苏为鉴”，解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激发了他们勇于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热情。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经过苏共二十大的尖锐批判及中国共产党的认真反思之后，“过去被某些错误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2-4]。
正确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国前一直主张正确处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且很重视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中国共产党老一代革命家早年多数有在西方国家留学的经历。在五四运动前后，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蔡和森、李富春等人都曾前往西方国家勤工俭学。毛泽东虽然没有加入到赴国外留学的队伍，但他对出国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做法十分赞同，并且积极组织优秀青年出国留学。1918年，他在送别湖南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时说，我们要有人到国外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当时，虽然毛泽东自己不打算出国，但他明确表示：“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7] 通过向西方国家及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学习，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救国救民的真理。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阐述了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必要性。1941年，刘少奇作题为《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的报告，专门讲了学习西方国家的民主精神问题。他说，中国比欧美国家经过民主革命及几十年民主训练的人民是不同的。美国的大总统华盛顿、林肯退职时，就退为平民，很讲民主。而中国是不民主的国家，人民一般没有经过民主的训练，不懂得民主。中国共产党内有些同志到地方去工作，不懂得民主，结果弄成官僚。所以，介绍一些外国的民主精神，在中国很必要，甚至在我们党内也必要。1944—1946年，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就国共关系及和平建国等问题进行谈判。毛泽东、周恩来等提出，中国不仅要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且要学习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民主精神和科学文化，要学习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因为，中国此时还不是资本主义，更不是社会主义，仍旧是半封建主义，并且打算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一种“新资本主义”，当然需要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还主张大力发展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欢迎外国对华投资，包括美国的对华投资。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权面临严峻的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尖锐对立为特征的国际冷战形势，加之1950年10月至1953年夏同美、英等国在朝鲜热战对抗，并且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最严厉的“封锁、禁运”，使得中国不具备学习西方国家的客观条件。同时，新中国主动实行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并且于1952年放弃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想，转而急速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又使得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学习西方国家的主观愿望。
朝鲜战争结束后，特别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中国与西欧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有所缓和。中国共产党在继续实行“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同时，又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示要大力改善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1954年8月下旬，毛泽东会见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时指出，不同的社会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中国也可以同英国合作。因为有两个基本条件完全可以促成中英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8]
1956年春，从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开始，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一段时期内又提倡在某些方面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外国资产阶级的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2-5]。周恩来建议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主张把各国经验都学过来，要有这个气魄。毛泽东赞成周恩来的主张，强调指出：“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它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我们可以派留学生，进口它们的设备等[5-2]。毛泽东鼓励人们学习和掌握英文、法文、德文和日文等外国语言，以便广泛学习资本主义各国的长处，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本人在晚年还坚持不懈地学习英语，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还认为，在政治体制领域也可以向西方国家学习。比如，在如何扩大民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方面，他们就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周恩来认为，我国目前虽然不能普遍实行直接的、秘密的选举，但是可以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形式。他说：“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9] 刘少奇考虑了不搞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问题。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华盛顿作过总统，他也是劳苦功高吧，比我们在座的同志怎么样？他当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10] 1957年4月，毛泽东曾经说过：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逐步采取脱身政策[11-1]。
向苏联及西方国家等一切外国学习，实际上是倡导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大力开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1956年8月，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了各国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及对外来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号召“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用这些好东西“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2-6]。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建国以来，我国虽然不断扩大对外交往，但开放得很不够。1955年，我国接待了来自60多个国家的4000多名外宾，比起我们的祖先来差得很远。他说，在1300多年以前，中国唐朝的首都长安就居住着十几万外国人。历史上，我们的文化水平高，近300年来，西方的文化水平高。我们要承认，要向西方学习[11-2]。
继承与超越
虚心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互利交流，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更好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遗憾的是，《论十大关系》倡导的这一战略思想，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而后者的作用更大。
从客观方面讲，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持续对中国实行政治上敌视、经济上“封锁和禁运”的政策；20世纪50年代，一直帮助中国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却从1960年开始急剧淡化与中国的全面关系。相形之下，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英国等国顶住美国的压力，率先采取松动措施，努力扩大对华贸易。中苏关系恶化后，西欧和日本积极填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留下的对华贸易空白。进入20世纪70年代，由于中美关系的和解，西方国家又以空前主动的姿态发展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
从主观方面讲，正如邓小平所说：“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12-1]，并且“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2-2] 自“反右”运动开始以后，毛泽东实际上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和基本任务的结论，重新明确党和国家的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虽然在1958年，他用主要精力抓经济，但方法不正确，“大跃进”导致了大倒退。此后，他对发展生产力就不感兴趣了，转而集中精力抓阶级斗争，最终发动了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忽视发展生产力、以阶级斗争为纲，反映在处理与外国的关系问题上表现为突出意识形态。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抛弃“一边倒”政策，把苏联视为“现代修正主义”，实行既反美帝又反“苏修”的“左”倾对外战略，而且片面强调自力更生，进一步搞自我封闭。恰恰在这一时期，世界科技革命悄然到来，以电子技术和空间技术为中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这场新科技革命的促进下，西方国家竞相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与西方世界和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差距还不算太大。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中国进一步拉大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同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差距。
就在毛泽东推行“左”倾政策之时，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继续坚持八大制定的路线和《论十大关系》提出的战略。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的决策和我国社会主义继续向外国学习、努力调动国际上一切积极因素的思想。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在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主持下，鉴于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我国把发展对外经济文化关系的重点逐渐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时，毛泽东也支持这种做法，认为工业上可以从西方国家引进一些尖端技术，但指示“不要宣传”[13]。从1962年开始，中国从日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引进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成套设备。除此之外，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强调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甚至提出利用西方国家资金的设想。1963年6月，周恩来在全国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要学习英国的管理经验。同年10月，刘少奇提出：可以考虑向资本主义国家，向日本、英国、法国派一些留学生去学习。1964年3月21日，周恩来说，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外国引进工业设备，进口缺少的原料，引进技术，也可以引进资金。可见，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党和国家的一线领导人非常重视调动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积极因素。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及时抓住中国面临的难得机遇，推动我国先后从西德、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引进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邓小平于1975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期间，曾经主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整理工作。他将重新整理的《论十大关系》一文送毛泽东审阅，并在送审报告上写道：“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14] 胡乔木在重新整理这篇文稿时，依据毛泽东的思路对学习外国一切好的东西等观点作出重要发挥，得到了毛泽东本人的认可[15]。1975年，邓小平明确提出这样的思想：我们立足于自力更生，同时，又要学习和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16]。他大力倡导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扩大中国进出口贸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调动国外一切积极因素的战略思想，为中国设计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他超越了毛泽东，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左”倾干扰，清除了学习外国、特别是学习西方国家的主要障碍。他坚持生产力标准，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主张把西方国家中对中国发展生产力有好处的一切东西都“拿来”。他进一步反思过去照搬苏联模式给中国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总结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2-3] 因此，中国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也可以实行资本主义的许多做法，包括证券、股市等都可以借鉴。他清醒地看到世界科技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几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所以，中国必须坚定地“对外实行开放政策”[12-4]。他把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统一起来，把改革开放当作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动力。
邓小平创造性地实践毛泽东关于调动国外一切积极因素的战略思想。第一，他把外交和外事作为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手段。他本人身体力行，通过1975年对法国、1978—1979年对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访问，一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国际调查研究，另一方面向这些国家认真学习现代化建设的好经验。他推动从中央到地方、到企业事业单位全面发展对外交流。第二，他自告奋勇地抓科学和教育工作，迅速决策向西方发达国家大量派遣留学生。1978年6月，他提出“成千上万地派”留学生，让教育部认真研究这个问题，认为“在这方面多花些钱是值得的。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17]。第三，他力主中国积极引进外资、建立经济特区等，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促进对外开放。所有这些，都充分地调动和利用了国外一切积极因素，为中国的经济腾飞与和平崛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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