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产业向新经济转型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向新论文,经济转型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美国向新经济体制转型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政府在研究与发展方面的经费主要用于与政府职能有直接关系的项目，如在农业及国防方面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政府科技政策的历史转折点。在1945年杜鲁门(Harry S.Truman)总统接受了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主任布什(Vammevar Bush)一份“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报告。之后，前苏联于1957年发射人造卫星，再次刺激美国朝野大幅度增加研究与发展经费。有趣的是，尽管美国政府在研究与发展方面大量投资，但直到克林顿政府之前，美国政府始终未公布任何明确的科技政策，尽管如此，一般分析认为美国战后在研究与发展方面的投资是由不成文的科技政策所指导。
美国政府大力投资于科学研究，有两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可以引用：一个是“管道”模型(pipeline Model)，亦称线性模型(Linear Model)；另一个是“抛甩”模型(Spinoff Model)。
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技政策的支柱之一是对基础研究的支持，管道模型可为此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按照这个模型，技术创新是十分有序的过程，从基础研究开始，经过应用研究、产品开发、成品设计、生产等各个步骤，最终有用的产品通过市场与顾客接触。在整个流程中，基础研究是整个创新系统的发动机，任何间断将使整个创新系统失去活力和可持续性发展。重要的是科学新发现是自发地流向市场，当然这个从研究到产业应用流程是漫长的，而且成果是无法预估的。
抛甩模型则为联邦政府支持发展与政府职能有关的先进科技提供理论基础，主要是国防科技。据此模型，政府对国防研究的投资除保证能够有效地履行其保障国家安全的职能外，同时也通过抛甩效应，对国民经济做出重大贡献。抛甩效应是将可使用于国防的新产品及新生产工艺的研究成果在适当的时间逐渐地“抛甩”(Spinoff)到民用工业界，如军队使用的互联网和全球定位系统(GPS)。因为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领先世界，所以当美国民用工业界采用“抛甩”出来的国防产品和工艺方法时，这些技术在世界上仍然属于最新科技。与管道模型类似，这种抛甩过程被视为是自发的，经由政府批准的。
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技应用背景出现新变化。这种新变化主要受四个方面延伸影响。一是美国工业界在世界市场竞争力的衰退，以及日本和西欧的崛起；二是高科技企业在国际间互相整合；三是冷战结束后，随之而来的美国国内事务重心的重新排序；四是新技术创新环境的出现。这些力量来势凶猛，冲击着美国战后不成文科技政策赖以立足的基础，它解释了改革的酝酿阶段以及在政府决策之前已发生的变化。克林顿政府的科技政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根据罗纳—塔斯(Akos Rona-Tas)的市场转型理论，体制转型可划分为“侵蚀阶段”和“转型阶段”[1]，正好让我们借用来分析美国向新经济转型的过程。
侵蚀阶段意指由那些追逐个人利益的人们从下层自行开始推动的变革过程。在美国的新经济转型背景里，“侵蚀阶段”是由美国以外的国家所推动，是外部性因素造成的，而不是美国下层基础自行推动变革。美国基础研究有其骄人之处，早期美国太空人登陆月球时所使用的电脑功能比前一阵市场上所淘汰的第一代个人电脑功能还不如，却能完成登陆月球的艰巨任务，这说明美国的产学研在所发展的航天科技领域的上下游活动里发挥得淋漓尽致。反观在其他领域如汽车、钢铁工业等却无法炮制。我们可从技术发展环境变迁方面得到较显著的答案。其中有一个重要变化是对设计、制造及推销新产品能力的重新认识。管道模型只注意到“上游”(upstream)活动，认为这类活动的结果会自然而然地流向“下游”(downstream)活动，如制造与推销。但是在克林顿政府之前的几十年里，日本企业极其重视产品生产程序、制造等下游活动。他们利用美国的重大技术突破制造出许多价廉物美的产品，使日本企业成为美国科技突破的真正受益者。相反，美国的科技虽然不断突破，但最终制成品却无法与日本竞争。这些教训终于使美国人觉悟，应重新重视产品设计、制造过程及产品推销等这些关键的下游活动。这种由美国以外的外部性造成的“侵蚀”经年累月地腐蚀了美国的经济成长，是我们应该从经济转型中认识的现象。
转型阶段的原意是通过立法行动实现从上层启动变革过程。1993年2月21日克林顿政府公布一份科技政策报告，题为“科技为美国经济成长服务：发展美国经济的新方向”[2]，这个方案列出了美国联邦政府在科学技术方面准备采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主要为利用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丰富资源和相对优势，恢复美国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振兴美国经济。这些新措施强调联邦政府的作用，注重科学技术为经济服务的潜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政策相比，是一个重大的转变。1993年在美国科技政策史上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二、产业转型过程中“政府功能”与“市场经济”的平衡。
美国新经济及其经济体制转型过程，其主体是指由美国共和党里根与布什政府采取的“自由放任”经济转型到美国民主党克林顿政府主导的“政府功能”和“市场经济”平衡的经济体系。
我们先回顾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美国国会对美国产业政策之大辩论。80年代初期，特别是1982、1983年间，美国国会为此举行百次以上的各种听证会。此辩论的焦点是：政府在经济活动及振兴产业方面应扮演的角色。
当时担任阿肯色州州长的克林顿和其他民主党州长都认为美国需有一套统筹整体性之产业政策，以刺激、协助产业恢复其国际市场之竞争力。他们指出美国经济自1972年能源危机之后即日趋衰退，如钢铁、汽车等主要工业，无不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国产业结构老化，已赶不上日趋国际化之市场，而产业界只贪图近利，对生产、研究发展方面的投资不感兴趣。企业只注重从财务计算、避税、兼并、迁移等方式来图利，忽略了产品本身之竞争能力。这是一种“纸上的经营”(paper Entrepreneurism)[3]。因此产业界虽需为自己的错误负责，但政府方面也不可卸责。政府必须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不能只让市场作为经济规律之惟一动力。
克林顿及其经济智囊团不否认传统之美国自由市场经济，但认为自由市场功能有限。为使美国经济复苏，重振美国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之竞争力，美国急需一套有前瞻性、整体性之产业政策。而此政策须从教育改革入手，培育科技人才，进而开展以高科技为主导之明日工业。
克林顿产业政策之思想多源自其主要经济顾问，其中以瑞奇(Robert Reich)为领航人。他指出，所谓之国家经济(National Economy)已无实质意义。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市场已进入全球化(Globalization)，跨国企业日趋普遍，譬如一个美国产业公司可拥有外国资本，并在国外制造商品，进行研究工作，利用国外资源和人才。由于世界经济全球化之结果，国际经济活动之重心是“分工”(Divisionof Labor)，资源从某种产业移向另一种产业的分配活动已超越在一个国家之境内进行。而一国之贫富，已经不是以其产业及企业之营利为基准，是以此国家内职工界(Work Force)之收入为基准。
因此，产业政策之重点将不在为美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或迫使他国对美国产品开放市场，因为跨国企业之产品已具有多国籍性质，并非一定完全在美国国内制造。新的重点在如何确保美国职工界之高收入。美国职工收入增高之途径在于改革美国产业之结构，使美国产业从夕阳产业转向以高科技、知识为主的朝阳工业。如此，美国产业始能在世界市场中具有竞争力。如何开拓朝阳之高科技、高知识之产业？答案则是发展“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培育高科技人才。
三、全球化的深化推动产业向新经济转型
经济体制转型涉及利益观念的转变，涉及市场交换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的变化。这些变化又是和一定的社会群体的形成和壮大以及某些经济组织的成长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跨国企业。
跨国企业对全球贸易最大的影响之一是快速扩张的企业内部贸易，其产品是全球化生产的结晶。产品全球化的结果显示利益及市场导向的企业经营理念，一方面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多国籍集合的产品，它告诉我们市场交换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也同时为传统国家利益导向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制造出如康特所提出的保护“对象在哪里”的困惑，造成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分歧扩大。
1966年伟南(Raymond 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说明早期美国跨国企业的水平整合和1981年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所提出的“垂直整合的产业组织理论”共同说明了当前全球贸易的基本特色为：(1)跨国企业的必然趋势；(2)寡头垄断的普遍性；(3)科技开发与扩散对全球贸易与经济互动的影响；(4)企业经营策略走向贸易与海外生产相结合。
这凸显了人类社会中没有完全竞争的基本条件，各国政府不得不运用政策或组织力量去强化产品的比较利益，以弥补不完全竞争所造成的竞争劣势。跨国企业所追求的无障碍市场环境面临了考验。这说明市场交换力量的广泛渗透与利益观念的调整在改革中逐渐形成了相互协调的关系。尽管新经济所需要的法理型制度基础或国际法制度在某些制度变革方式中可能一时还建立不起来，市场交换活动因此必然地根植于原来的社会结构之中，在转型进程中，发生政府与经济、国家与社会边界的重新划分，但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和新经济部门的成长，却使改革的继续进行和市场作用的发挥在原有经济体系和社会利益群体之外，找到了支撑力量。
另外，政府和社会的功能发生变化，各自的角色重新定位，这些变化意味着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将获得形成和发展的现实可能性。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利用“管理贸易理论”和“战略贸易理论”为基础的贸易政策，实行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同时，配合其制止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实行稳定、连续、中性的货币政策。在此贸易与贷币政策背景下，在跨国企业的全球化趋势带领下，人类已逐渐进入无法划分你我的时代，发生政府与经济的重新划分。在非零和的囚犯困境游戏规则中，各国政府坚持自我优先的结果是恶性竞争的两败俱伤结局，但若能互惠互利则有利各方。它影响国家角色的调适，进而造成对外经济政策上的困扰。同样地，克林顿政府产业政策的辅助对象又该是谁？其产业政策及为培养人力资本所提供的公共产品(Public Goods)譬如奖学金，又有谁才有资格享用？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它又引起政府与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
四、转型过程中的美国信息产业
信息产业的推动力是近年来美国经济总体扩张和内部结构变化的一个内在的根本因素。其转型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信息产业的转型构成美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前期，在这后工业化经济时代，数字化信息技术处于创新阶段。在这长达10年的时间内，大型和小型计算机都属于投资类产品，产业化规模相当小。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信息产业的第一次转型是主流产品由大型及小型计算机更新为个人计算机。90年代中期以后的第二次转型是信息产业的主流产品由个人计算机演进为网络产品。它大幅度提高了产业化规模，并成为市场规模潜力巨大，产业关联度高，经济拉动范围广泛的支柱产业。这种产业结构的迅速转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数字化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的开掘正在改变以物质资源投入为主要支撑的“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此，有人把第二次转型阶段叫做“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
(2)新经济组织结构出现在转型过程中。美国信息产业的企业规模在90年代开始呈现两极发展，其所形成的“二元结构”非常突出。美国信息企业的二元结构表现为大企业以兼并为目的，而中小企业以冒尖取胜。大企业的兼并集中在市场规模和相应技术相对成熟的产业，其基本动机是重新瓜分全球市场份额。通过掌握一定的市场份额，获得相应产业的垄断地位，取得全球市场控制权。同时在新兴的信息产业中，需求和市场急速扩大，在技术前景不确定下，数量众多灵活多变的小企业更具有大企业不可替代的优势，它们具有高度的创新精神，能够迅速地适应环境变化，以冒尖取胜求生存。当他们冒尖后，又成为跨国企业吞并对象。上述是经济转型背景下的经济整合原则和演变状况的现实面。
尤为重要的是，美国金融市场为高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纳斯达克证券市场规模的迅速膨胀，成为那些具有长期性高风险的、高科技含量的、高增长潜力的企业的投资支柱。其中风险基金扮演了主要角色。
五、转型过程中“金钱资本”让位于“人力资本”
我们借用美国2001年《总统经济报告》作总结。它认为：科技政策促使信息技术革命从两个方面对新经济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是信息技术产业本身的生产率很高，因而带来了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其他部门采用信息技术后提高了劳动效率，加上美国企业为适应技术变革而实行了管理革新，使得资本投入的效益显著提高。更重要的是，产业政策的转型与实施牵涉范围甚广。
新经济是一个高利润与高风险并存的经济，是充满创业机会的经济。如果说转型后的经济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高的技术风险，更短的产品生命周期，更激烈的人才竞争和更多地依赖于有效地支配资本的企业家。
美国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正在促使这个世界从“物本”阶段回归到“人本”阶段，真正造就新经济的主流不再是那些掌握金钱力量的资本家，而逐渐转移到掌握知识与技术的“知本家”。
既然是资本，“知本家”们的报酬本质就已经不能为旧经济下的“工资”所涵盖，需要通过“利润”的新的分配格局的形成来体现，它正是新经济的推动力量所在。
与此同时，除信息技术外，还应包括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这些正在不停跨入应用领域的新技术，是一个以新知识为主要构成的系统，它不是某一个孤立的技术创新。新经济的基本内涵已从“网络经济”延伸到“高科技经济”或“知识经济”。
[收稿日期]2001-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