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精神层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层面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文学为营生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作家，一种是批评家。同是以文学为营生，创作与批评在文学领域中的价值与地位却相差甚殊。
里尔克在《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书简》中说：“艺术作品无比孤高，艺术评论简直涉及不到它的九牛一毛”。
倒不是非与作家争个高低输赢。如果真是这样，批评对于文学来说还有什么用。
二十世纪以来，情况似乎有了很大改变，文学批评界呈现一派空前繁荣的气象，形式批评、文本批评、符号批评、结构批评，推出了众多的主义和方法，推出了众多的名著和名家。有人统计，仅法国在1956年至1966年十年中，就出版文学批评著作7000余种，远远超过了诗集的出版，是小说出版量的一半。于是有人欢呼，“批评”成了文学艺术圣殿中的“第十位缪司”。我自己也曾这样欢呼过。冷静下来想一想，这“缪司”与那“缪司”应该是有着许多质地上的不同的。
二十世纪作为一个时代，是一个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主流思潮，是科学主义的思潮，二十世纪的一个显著的时代特征是人们愈来愈趋向于实证，趋向于实用，趋向于操作，趋向于技术化，精确化的东西。在这个时代里，科学技术无比地耀眼眩目，文学艺术显得暗然无光。当艺术的价值一再遭到漠视，当艺术家的地位一再受到冷落，当艺术创造渐渐地失去了它的精神光芒的时候，充满科学意味充满操作色彩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却日益走俏走红。所谓“文学批评的缪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冕受封的。
我渴望文学批评成为与文学创造并肩比翼的缪司，但深深怀疑这所谓的第十位缪司其实是一个深刻的谬误。
由于世界的实在性总是被理解为科学技术的客观性和逻辑性，而现代社会的确又是以技术科学的手段而不是以艺术创作手法建造起来的，科学的尺度便成了至高无上的尺度，技术科学的客观性、确定性、逻辑性、分析性、可操作性就成了探测、解释一切事物和现象的标准，包括对于文学和艺术现象的解释。已经有人指出，这是我们时代的“混乱”或“绝望”。
或许应当重申，艺术是别一种世界，精神是另一种实在，艺术，作为精神活动应当有自己独特的空间和尺度。
黑格尔曾经强调过：艺术美，既不是逻辑的理念，也不是自然的理念，而是属于精神的领域。
与黑格尔的哲学思路迥向差异，而且在自然哲学、语言哲学中持逻辑实证主义的维特根斯坦，在美学领域却坚持维护神秘主义：“宇宙没有什么秘密，艺术则有一些神秘”。科学，或科学主义的态度对于解开审美领域的奥秘是无能为力的。他说：“对神秘东西的本能追求来自我们的愿望未能通过科学来满足。我们感到甚至当所有可能有的科学问题都得到了回答，我们的问题还全然不曾触及。”维特根斯坦预告，面对这样一个“神秘的领域”，任何人也休想建造起一个“思想上的共同体”。具体到文艺心理学，他认为：“如果说我们借助于心理实验将能理解艺术的一切神秘，这是一个极其粗劣的想法”。
热衷于在艺术中寻求认识真理的伽达默尔，在他经过费工浩繁的大量寻求之后，依然得出了“艺术真理”是不同于“科学真理”的另一种“真理”，概念性的认识在审美观照中并不重要。
还有一位著名的量子物理专家玻恩，也曾反对过试图从艺术中寻求“思想共同体”的作法，他反对用数学的原理去解释巴赫的某首赋格曲：“对此，我要坚决地说个‘不’字！巴赫的赋格曲属于另外一个疆域，在那里有另外一些观念在起作用；其实，这些所谓观念从其本性来说并不是什么观念，而是对我的灵魂的直接震撼，它是美，是伟大。对于这类事物，科学的客观性显然是不适用的，甚至可以说是荒唐的。”
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在我看来，意味着科学对艺术的征服，无论是从必要性上或是从可能性上，都是值得怀疑的。
我的朋友潘凯雄、蒋原伦、贺绍俊撰写了一部题为《文学批评学》的书。这部书突出地表现了他们试图使文学批评“科学化”的努力。在他们看来，文学批评应当接受“科学思维的滋养”，保持与文学创作的对峙，坚持“精密解析”的方法，走学院派的路子。这大约也是当今文学批评的主流。我曾经明确表示过，我与他们所持的这种批评观念有很大的差异，我说过我更看重文学批评中的情绪交流、心灵沟通、意义的再创造，更看重批评活动中的感悟和直觉，信念和信仰，想象和憧憬，即更看重批评在文学现象中的精神活动，倾心于批评如何走向始终无解的迢迢天路，而不愿意看到它如何返回文学创造的单一、明晰的原初质点。总之，我更看重的是文学作品中处于语言之外的、结构之外的、文本之外的、法则与逻辑之外的那些东西，那是些“精神层面”上的东西。
也许，在文学批评的天地里，由分析哲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哺育出来的形式主义批评、符号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已经构筑起它们的一座座山峦，一片片大海。它们自信已经能够将社会、历史、主体、心灵在语言的解析中的消解殆尽，但我仍然相信，“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个蓝精灵”，那就是艺术的奥秘和人类精神的底蕴。迄今为至，我们的文学批评还缺少这样一个层面，或仍然在有意无意地忽视这样一个层面的存在。
社会学的文学批评，把文学看作社会文化历史的形象反映，把以政治、经济为主的诸种社会关系看作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把文学的社会效益看作文学价值的评判尺度，把作家看作某一社会群体或党派的代言人，社会学批评显然是外指向的，它把批评的目光投注在文学所表现的社会生活上，它要求文学批评符合生活的逻辑，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
包括形式批评、符号学批评、叙事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在内的文本批评，一反社会学批评的外指向性，把批评的视野全部局限在文学的话语构成上，把文学的本质看作语言的本质，把文学的功能看作语言的效用，把文学的结构认同于语言的结构，把文学批评等同于语言学的分析研究，致力于在一个封闭的、纯粹的语言系统内建立起一套精密的、严谨的、自足的、确定的文学理论体系。
应该说，无论是社会学批评还是文本学批评，对于复杂浩繁的文学现象都是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并且做出了丰富的成绩的，但是，批评似乎仍然被关闭在文学殿堂奥秘的大门之外，文学批评家苦心孤诣归纳演绎出的法则和理论常常被文学创作一跃而过，一首小诗的出现，便可以把若干个严谨的“主义”远远抛在后边。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我认为，可能并不在文学批评学的理论还不够科学，体系还不够严整，而在于运用科学范畴中的方法和逻辑去解释精神范畴中的现象实际是否具有可行性。
一个简洁的譬喻是：一只印度大象，它的宠大的体积是可以测量的，它的温驯的性情如何度量？“体积”与“性情”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筹。
一个在科学中被查证的事实是：在精神生活的范筹里，确切的可定量性，具体的可预见性，力学图式的可应用性，常规语言的可交流性，实验制作的可重复性，几乎全都等于零。
文学批评学一定要成为智力活动的运演吗？它能否同时也是心灵活动的呈现。歌德说，在伟大的智者面前我要低下头颅，在伟大的心灵面前我要双膝跪倒。心灵重于知识。在文学领域，批评不时遭受到人们的奚落，是否就因为缺少了“心灵”呢？文学批评学能否将心灵和精神作为自己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层面，从而也让高傲的诗人、小说家顶礼膜拜一回呢？
要这样做，首先面临两道障碍：
一是精神是什么？二是文学批评中如何纳入精神活动？
“精神”一词，人人都在使用，但使用的涵义千差万别，要给它下一个为人们共同认可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去年在海南岛，我利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方便，曾就“精神”的涵义向海内外十多位教授、学者、诗人、小说家问卷征答，结果是歧义横生。此如，哈佛大学的唐翼明博士说“精神”是非物质的，是一个人灵魂生活于其中的内宇宙；大陆诗人公刘却认为“精神”是“元气”是“精气神”，是“物质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属性”：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席黄孟文先生说“精神是物质的对称”，是“心灵中的感应”，“与物质扯不上关系”，“纯然是心灵的至高体现”；哲学家陈家琪看重的则是精神的“反身性”，它既是活动，也是活动的对象，总是能反身观照自身的各种现象活动，包括意识对象的活动。文艺心理学家滕守尧在他的《中国怀疑论传统》一书中较多地谈到精神，在他看来，精神具有超心理性，是诸多心理因素、心理能量的结晶和升华，它是自由轻灵的，变化多样的，跳跃活泼的。
究竟什么是精神，还可以有专文进行探讨。就一般意义上来说，作为人类生命形而上活动生发出的“精神”现象，其“主观性”、“超越性”、“怀疑性”、“感悟性”、“丰富性”、“独创性”与科学技术所推重的“客观性”、“实证性”、“稳固性”、“确定性”、“逻辑性”、“简洁性”、“普泛性”都是相抵触的。那么在文学批评的学术领域里，如何能够容纳下精神的这些属性呢？文学批评如果无视于精神的这些属性或断然拒斥了这些属性，批评又如何能够走进文学的奥秘呢？
山头林立的文学批评学研究已经显露出走向新的整合的趋势，王先霈先生曾经提出过“圆形批评”的整合方案，他把“社会文化历史”作为圆形批评的“圆心”，为文学批评圈划一块广阔天地。这里我想修改一下他的设计方案，把“圆形”改为“圆锥形”，圆锥由基底而上，依次为“符号学批评”、“文体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心理学批评”，而“精神”作为人性的集中体现，作为人们纯粹的生存状态，则位于这一圆锥的“顶点”。这一顶点，也许只是“虚悬”在人类进化的上空，但不断渴求进步和发展的人类，不能没有这样一个“顶点”。文学，如果不仅仅是符号的建构和话语的游戏，如果不仅仅是社会生活中的工具和武器，如果真的象一些先贤圣哲们所说的它还是生命的形而上活动，是生命的本来使命，是心灵的自由腾飞，是生存困厄中的救星，是人类现象界中最为辉煌灿烂的景观，那么，文学批评就不能没有“精神”这个顶点。
人类的精神生态，是文学艺术关注的一个焦点，也应当是文学批评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成为文学批评学中的一个较高的层面。建立精神生态学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尚且困难重重，但只要是人类需要的，就终究一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