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口贸易、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口贸易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关系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出口贸易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伴随着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我国能源消费不断增加,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特别是碳排放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能源署(2008)的研究报告认为,2004年中国排放总量的34%源于为生产满足国际市场消费的产品。英国Tyndall气候变化研究中心(2007)的分析结果表明,2004年进出口贸易使中国产生的净排放占全国的23%。Bin and Robert(2006)对中美贸易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为生产满足美国消费的产品而产生的排放量由1997年的2.13亿吨增加到2003年的4.97亿吨,占中国排放量的比重从7%增加到14%。然而,国际社会倡导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和高效率“四位一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低碳经济,并将作为规制国际贸易的规则之一。在此背景下,我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也是碳排放大国,有责任与义务进行减排。但是在承担减排责任时,要考虑我国出口贸易的“碳泄漏”带来的“转移排放”问题。
从现有文献来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出口贸易与能源消费的关系,二是出口贸易与碳排放的关系。在出口贸易与能源消费的关系上,主要有:Arye L.Hillman and Clark W.Bullard(1978)在H-O理论模型中加入能源解释变量,以国际贸易经典的3×2×2的模型为基础,扩展了Leontief的投入产出法。Sanchez Choliz and Duarte(2004)研究了西班牙进出口贸易对能源消费的影响;Przybylinski(2002)研究了1995年波兰和德国间的双边贸易对这两个国家的能源环境影响;Lenzen和Mungsgaard(2002)提出了一个多地区投入产出模型(multi- region input- output model),并且利用它计算出丹麦最终消费的以价值形态表示的产品中所包含的能源数量;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能源消费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以及结构效应,得出了对外贸易会增加能源消费的结论;Fredrich and David(2008)研究了我国的能源消费与出口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出口成为推动国内能源消耗的最大因素。在出口贸易与碳排放的关系上,主要的研究有:Wyckoff等(1994)分析了6个OECD国家1984-1986年进口商品的隐含碳排放(Embodied Carbon),认为进口产品会减弱国内减排措施效果。Shui and Harriss(2006)研究了中美贸易中的隐含碳问题,得出了中国碳排放总量的7%-14%间接出口到美国并最终被美国人所消费的结论。Weber et al.(2008)认为中国的碳泄漏、碳出口导致中国的碳排放增加,从而印证了“污染天堂假说”。Dabo Guan et al.(2008)分析了中国1980-2030年的碳排放情况,结论显示家庭消费、资本投资和出口增长是引起中国碳排放增加的三个最主要的因素。
另外,我国一些学者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析了出口贸易、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关系。如:胡兆光(2007)提出了间接能源出口量的概念,认为中国是能源间接出口大国;董斌昌,杜希垚(2006)实证探究了能源消费对对外贸易的贡献和出口贸易对于能源的依赖程度。朱启荣(2007)对山东省的能源消费与出口贸易关系进行了协整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认为两者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且互为因果关系。齐晔,李惠民,徐明(2008)研究发现:1997-2006年,通过产品出口的形式,我国为国外排放了大量的碳。其中1997-2004年,隐含碳净出口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比例在0.5%-2.7%之间,2004年之后迅速增加,2006年达10%左右。刘强等(2008)对我国出口贸易中的46种重点产品的载能量和碳排放量进行了计算、比较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孙小羽,臧新(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出口贸易承载着越来越多的世界能源消耗和、大气污染物质排放转移。
二、模型设计、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1.模型设计
根据经济学原理,无论是生产本国消费的产品,还是生产国外消费的产品,能源作为一种投入要素始终发挥作用。无论哪一种形式的生产过程,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都伴有碳排放的产生,而作为主要温室气体的直接带来的环境污染,不仅会影响本国国民的福利水平,而且还会产生全球最大的公共产品,即全球气候变暖。所以,出口贸易、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三者间应该有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征。
为此,本文为了揭示三者间的动态关系,把3个变量放在同一框架下,建立的计量模型是:
如果估计出来的为正,表示出口贸易具有“增排”效应,意味着出口贸易的碳排放转移效应假说成立;如果为负,说明出口贸易具有“减排”效应。根据我国的实际的情况,出口贸易方式处于粗放阶段,出口贸易方式是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排放的。据此,理论预期为正。
符号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情况,这也是EKC模型中的论断。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是我国的题中之意,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碳排放不断增加,直觉上经济增长会带来碳排放增加,但是二者是否符合这种“感性认识”呢?这是笔者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如果为正值,说明经济增长具有“增排”效应,反之,则具有“减排”效应。
2.研究方法
第一步,单位根检验。利用经典的ADF检验方法实证检验LNC、LNEX和LNGDP数列的稳定性。
第二步,协整分析。在第一步的基础上,利用JJ协整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三者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第三步,因果关系检验。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实证分析LNC、LNEX和LNGDP间的因果关系。
第四步,脉冲反应分析。利用脉冲响应模型分析LNC、LNEX和LNGDP间的动态反馈关系。
3.数据说明
测算碳排放量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笔者利用对数均值迪氏分解法(LMDI)估算出我国碳排放量。该方法依据扩展的Kava恒等式,推导出碳排放的计算公式为:
由式(2)可知,要测算出碳排放量,关键要确定各类能源消费的碳排放系数。笔者为了增强数值的准确性,最终以4个研究机构确定的各类能源消费的碳排放系数的平均值作为依据①,计算整理出我国1980-2007年的碳排放总量②。
三、实证结果分析
1.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时间序列的“伪回归”,首先对序列做单位根的平稳性检验,以测度变量是否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采用ADF检验分别对LNC、LNEX和LNGIDP进行单位根检验,以考察LNC、LNEX和LNGDP是否存在单位根(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LNC、LNEX和LNGDP这3个变量及其一阶差分的ADF统计量,分别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不显著,而二阶差分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平稳的显著性检验,所以,3个变量的水平序列是不平稳的,而二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即为I(2)。
2.协整分析
根据上面的分析,3个变量同为I(2),这就满足了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选择JJ协整检验方法,检验结果见表2和表3。
表2和表3都说明,无论是协整检验的特征根迹检验还是最大特征值检验,其对应原假设None的检验统计量均大于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这意味着可以在90%的置信水平下拒绝无协整关系的假设,说明LNC、LNEX和LNGDP这3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对应原假设At most 1的检验统计量的值均小于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不能拒绝最多存在1个协整向量的原假设。因此,LNC、LNEX和LNGDP这3个变量只有一个协整向量关系。
它们之间的协整方程为:
协整方程中括号内为对应的标准误,估计方程的似然、比为135.3934。
由协整方程(3)看出,出口贸易的系数为0.80,表明出口贸易每增加1个单位,将会使得碳排放增加0.80个单位;然而GDP的系数为-0.81,这表明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经济增长未必导致碳排放增多。
对于经济增长为何没有带来碳排放的增加,笔者认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碳排放总量势必要增加的,但是从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相对增长率来看,碳排放弹性在多数年份小于0.6③,这就说明我国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脱钩”发展的。
3.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证实了LNC、LNEX和LNGDP这3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是,具体方向的因果关系仍不明确。为了研究这3个变量之间具体的因果关系,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他们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
第一,出口贸易是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我国在加入全球一体化体系以后,出口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碳排放的增加,这意味着我国的出口贸易方式是环境非友好型,进而表明我国成为碳污染的天堂和转移排放的对象。
第二,经济增长不是碳排放Granger原因。这意味着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未出现碳排放日益剧增的情况。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脱钩”发展,表明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会采取措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这是一种“主动出击型”的节能减排措施。
4.脉冲响应分析
运用脉冲响应分析方法,通过计算一个标准差大小的LNC、LNEX和LNGDP的冲击分别对LNC、LNEX和LNGDP的影响,可以清楚分析LNC、LNEX和LNGDP的动态特征,参见脉冲响应曲线(见图1-图3)。
图1 LNC的脉冲响应曲线
图2 LNEX的脉冲响应曲线
图3 LNGDP的脉冲响应曲线
由图1可知,总体上看,LNC受自身的脉冲响应都比其余变量对它的响应大,当期的效应明显,为0.026430。随后不断增加至第3期的最大值为0.055873,而后呈递减的趋势,但是总体来说LNC对自身的影响是正向反馈效应的;给定LNEX一个标准信息冲击,LNC在第1期就开始反应,而后不断增强,至第5期达到最大为0.101359,随后反应强度不断减少,直至达到最小值;给定LNGDP一个标准信息,LNC第1期作出负反馈效应,但是从第2期开始由负变正,且势头不断增强,至第8期达到最大为0.048491,而后递减。
由图2可知,LNEX对自身的单位冲击的响应具有长期的正效应,在第5期达到最大值,以后递减,稳定在0.3水平以上;LNEX对LNC的单位冲击具有持续的正效应,长期趋近0.07;LNEX对LNGDP的单位冲击具有持续的正反馈效应,均值为0.05。
由图3可知,LNGDP对LNC单位冲击响应第1期是负的,从第2期开始由负变正,且不断增加,到第8期达到最大为0.048491,均值为0.03。LNGDP对LNEX的单位冲击第1期为0,而后不断增加,至第8期达到最大为0.035379,长期均值为0.03。而对自身的单位冲击具有长久的正反馈效应。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
(1)出口贸易、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其中出口贸易的弹性系数为0.80,国内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为-0.81。这说明,长期内,出口贸易是碳排放的主要因素,其中,出口贸易弹性系数为正,说明我国出口贸易每单位变化1%,碳排放增加0.80%,从而印证了“污染天堂假说”和我国“转移排放”结论的成立,这与邓柏盛,宋德勇(2008)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
而经济增长并未对碳排放产生加速作用,而具有减缓效应。这就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有利于温室气体碳排放的减排,从而印证了“气候问题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要由发展来解决”的经典论断。
(2)从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来看,出口贸易是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是经济增长不是碳排放的Granger原因。我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出口贸易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碳排放量不断增加,而经济增长却没有直接引起碳排放的增加。
(3)从变量的脉冲响应来看,碳排放对出口贸易的响应强度从负变为正,且有不断增强的趋势。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的反馈效应从第2期开始由负变正,且不断增强,至第8期达到最大值为0.048491,而后减少。
2.政策建议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发展减排”。气候变化问题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最终是发展问题,应该利用发展解决碳排放问题,实现“发展减排”。所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经济发展在处理资源环境和出口贸易中的重要性。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碳排强度和能源利用效率仍有差距,因此,要加快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步伐,实行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使我国经济体迈入又好又快的低碳发展道路,进而实现良性循环。
(2)建立绿色贸易体系,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实现“贸易减排”。目前我国贸易增长模式是粗放型的,在出口产品中,资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产品如焦炭、钢铁、建材、化工产品等占很大比例,加上贸易顺差,导致了大量廉价初级产品的出口,而为此生产伴随的大量的碳排放留在国内,造成了“碳泄漏”,我国因此就成为“碳污染天堂”。
所以,要对现有贸易体系进行绿色改革,探寻一种绿色贸易增长模式,建立绿色贸易体系,建议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是转变出口贸易结构,改变现行的以出口资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贸易出口结构。二是构建完善的绿色贸易政策体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国际经验,构建完善的以产品为支点、以企业为重点、以行业为主线的绿色贸易政策体系,包括绿色投资政策、环境关税政策、市场准入制度等等。三是面对现在的金融危机,要抓住机遇,适时走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创建低碳导向的内向型经济增长模式。
注释:
① 四个研究机构分别是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DOE/ELA、国家科委气候变化项目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0.733、0.558和0.423.
② 限于篇幅,未给出碳排放量数据,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③ 碳排放弹性是碳排放增长率与同期经济增长率的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