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理论的源泉——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之异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戈尔巴乔夫论文,理论论文,异同论文,源泉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邓小平立足本国国情，结合实践的发展，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戈尔巴乔夫却脱离苏联特点，大谈所谓改革与新思维理论，导致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生动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正确性。比较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之异同，对于当代乃至未来的社会主义改革都有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置身于现实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充实必须和实践密切结合起来。邓小平在创立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理论过程中，始终把这个原则作为指导思想，将之具体运用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之中。
纵观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总体内容，可以总结出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字，那就是“实践”。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在中国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必须从国情出发的思想。1979年3月他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 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149页。）他不仅指出研究国情的重要性， 而且在全党率先研究国情。例如，在关于我国国情的许多论述中是他指出了中国两个最重要特点：“一个是底子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的国家之一。”“第二条是人口众多、耕地少。”全国11亿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革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150页。）邓小平总结出中国这两个最主要的特点， 说明他真正掌握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性，这为他正确地制定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提供了最主要的基础。本着中国实际情况的这些特点，邓小平将他的改革突破口选择在经济体制问题上，最先抓住的就是农业问题，第一刀就从农村开始。他说：“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局就不稳定，农民不摆脱贫困，就是我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摆脱贫困。”当农村改革开始以后，邓小平的目交一直在关注改革实践的过程，根据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发展变化，不断完善改革理论。当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取得成效后，他及时肯定地指出：“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105 页。）后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中国的粮食产量连续三年上了三个台阶，温饱问题成为次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才将改革的重心移向城市，他说：“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去。”（注：《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35页。）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根据邓小平的“要使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的思想”，中共中央阐明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用中国人自己的实践回答了社会主义新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打破了社会主义将消灭商品经济的理论框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邓小平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重要谈活中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注：《戈尔巴乔夫言论集》，47页、50～51页，人民出版社，1987。）这一明确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引导我党在十四大上提出中国深化经济体制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通过回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不断深化过程，可以看出，邓小平的改革理论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他的改革理论形成与发展，正是符合辩证唯物论总结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规律要求，正是由于他正确地把握了这条规律，才使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切中实际，保证中国的改革沿着一条正确的轨迹前进。中国20年来的改革成果说明了理论来源于实践的正确性，同时也为世界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了良好的典范，说明了社会主义改革能否顺利完成的关键在于能否坚持理论联系实践。
与邓小平改革路线形成截然对比的是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间最长，从这一点上来看，它的建设经验应该丰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但实际上，由于苏联多年来实行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使这个国家贻误了许多发展的时机，终于造成了积重难返的局面。到80年代中期，当形势发展到除了改革别无选择的时候，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才着手开始改革。但可惜的是，戈氏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恰恰背离了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导致了他所制定的改革目标、改革重点、改革方法都脱离了苏联的国情，从而全面引发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关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最终导致了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
1985年3月11日， 戈尔巴乔夫被苏共中央全会选举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同年4月23日，在他的主持下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在这次会议上， 戈氏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改革思想，提出了“加速战略”，认为共产党的使命是“领导全民族争取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运动。”（注：《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152～1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着重强调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和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经过改革“争取达到社会的新质状态”。这次四月全会被人称为是苏联的转折点，标志着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的开始。但是我们从戈氏的“加速战略”思想可以看出，他的改革理论开篇就忽视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情况，没有仔细调查、分析苏联的国情。苏联这个国家受几十年僵化体制的束缚，经济方面、尤其是农业和轻工业非常落后，人民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难以保证，何谈经济加速发展，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当时两者差距甚远，特别是在科技方面，苏联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更远，起码有15年。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加速赶超理论简直是天方夜谭。戈尔巴乔夫改革理论第一步出现的错误，给他以后的改革道路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至1990年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会议期间被称为苏联改革的第二阶段。按正常发展程序来讲，经过第一阶段的探索和实践，在第二阶段改革的方向应该明确化，改革的理论应该成熟化，改革的速度应该加快化。但是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改革，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以致第二阶段到来后，改革的理论愈发走向歧途。在第一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取得多少实效的情况下，戈氏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居然宣布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并把它提到“首位”。提出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苏联改革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认为苏联改革的核心内容，应该是加强“民主化”和“公开性”，后来又进一步地提出“权力中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从这次会议精神可以看出，此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向已经指向党的领导，他以前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理论到此已转变为要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联改革的重心从经济转向政治。此后，在各种场合戈尔巴乔夫谈及改革时言必称民主和公开。他反复强调：“民主化是保证改革的决定性条件，公开性原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注：《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152～1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虽然邓小平也指出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 154页。）但他强调的是在保证社会主义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发展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戈尔巴乔夫强调的民主却没有政治界限，他抛开社会主义性质于不顾，单纯讨论民主和公开的绝对概念，陷入了西方资产阶级设下的圈套。直至发展到听任西方国家的摆布，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内实行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制。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大力提倡没有政治界限的民主和公开、最终引发了苏联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引发了国家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的危机，导致了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这个惨痛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同属我们时代改革的先行者，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困难之时脱颖而出的人物，他们肩负着引导社会主义走出困境的历史重任，寄托着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深切希望。但就是由于他们个人的指导思想的不同，带来了差之径庭的改革结果，这不能不令人深思。通过回顾他们领导各自国家的改革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邓小平的改革理论的成熟与发展，始终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实践的要求与发展。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理论从一开始就脱离苏联的社会实践，最后发展到凭概念的推断，逻辑的演绎来深化改革理论。联系实践与脱离实践是邓小平改革理论与戈尔巴乔夫改革理论最明显的区别，也是导致他们成功与失败最重要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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