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集群创新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探析——贵屿电子废弃物拆解回收产业的发展经验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废弃物论文,集群论文,启示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08)01-0075-06
1 创新与循环经济：问题的提出
十七大报告（2007年10月15日）指出，我国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面对“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这个首要的突出困难和问题，我国要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促进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十七大报告的这些重点国情论述意义重大，引导我们思考基于自主创新的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学术问题。
以往学者多从“可持续发展”而较少从“创新”的理论视角研究循环经济，实际上，属于可持续发展范畴的循环经济也是创新的范畴。可持续发展既讲满足需要，又讲施加限制[1]，从这点来看，“可持续”是对“发展”的限制性规定，明确这一点是理解作为特定历史范畴的“可持续发展”内涵的关键所在[2]。因此，可以说，变革以往“不持续”发展模式，基于创新实现有所限制的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灵魂所在，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惟一路径。理解循环经济内涵的关键也在于此，所谓的循环经济，就是指“绿色循环”约束下的创新发展，即“3R”——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原则指导下的新经济发展模式。
从产业协调的角度看，简单地说，循环经济包括各产业内部的闭环经济运行和产业间的闭环经济运行这两种创新进路，后者尤其体现为对其他产业的废旧产品进行再循环(recycle)和再利用(reuse)的“末端治理”产业——废弃物拆解回收产业。现实地看，废弃物中的“电子废弃物”正成为全世界增长最快、最具潜在危险性的废弃物，我国也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包括废旧手机和电脑等废旧电子电器产品如何回收处理的难题，废旧电子电器产品拆解回收产业（下文简称拆解业）已经兴起，构成当今世界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①。电子废弃物拆解回收业应该基于怎样的创新谋求发展？当前创新的主流话语是“高新技术”。“低技术”、“中技术”似乎是落后的代名词，难以入流创新实践。因此，人们往往认为废旧电子电器产品拆解业非高技术创新不可为之。实际上，这种认识是片面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这种认识会完全忽略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贵屿镇电子废弃物拆解回收业集群创新这类有益探索。
所谓集群创新是指，在狭窄的地理区域内，以产业集群为基础并结合规制安排而组成的创新，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促进技术在集群内部创造、储存、转移和应用。在集群创新体系的构成要素中，最关键要素是产业集群中的相关企业集合及其所组成的网络[3]。贵屿镇被称为中国“电子垃圾第一镇”，该镇的电子废弃物拆解回收产业因为曾经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而被激烈地笔伐口诛。实际上，尽管贵屿电子废弃物拆解业在其产业创生过程中曾经产生种种问题，但是，其产业集群创新转型中，相关企业集合及其网络通过“适当技术创新”高效率地、“绿色”地把电子废弃物变成可循环再利用的资源，充分体现了循环经济发展的再循环原则和再利用原则。贵屿电子废弃物拆解业的发展经验具有显著的示范价值，其自主创新过程展示了一种可行的、至少是可以讨论也应该充分展开讨论的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
2 经济效益至上：贵屿拆解回收产业的创生
(1)贵屿电子废弃物拆解回收产业的自发形成
贵屿镇总面积52平方公里，人口13.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95%，是一个典型的农业镇。贵屿镇是历史上有名的严重内涝区和缺粮区，农业生产基本没有保障，农业和其他产业都不发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地农民迫于生存压力，到周边村落和地区收购鸡鸭毛、废旧铜锡塑料等物品，分拣回收转卖，支撑生活。这种生存方式的日积月累，使得贵屿本地逐渐形成了广泛的废旧物资回收的社会文化和技能积累。
改革开放以后，因为严重内涝的地理禀赋，贵屿落后的农业状况并没有改变，大量的农民不再从事农业，转而专门从事废旧物资回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沿海的地缘优势给贵屿废旧物资回收业提供了关键的历史机遇，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电子废弃物通过廉价、方便的海运辗转入境，通过深圳、广州等地转运，大规模输入贵屿镇[4]。当地废旧物资回收业大力发展废旧电子产品拆解再利用行业，对废旧电子电器进行拆解、回收和售卖。由于电子废弃物原材料成本低、贵屿本地和外来劳动力成本低、拆解后产品价格很高这“两低一高”的特点，电子废弃物拆解产业获利丰厚，吸引了当地80%的家庭加入，产业不断发展和壮大，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贵屿废旧电子产品回收产业达到发展高峰，成为全国起步最早、规模最大和最为著名的废旧电子产品拆解产业聚集地。
(2)贵屿电子废弃物拆解回收产业的集群化
区别于传统的废旧物资回收的买和卖的简单方式，贵屿的电子废弃物拆解企业不断集群化，逐渐形成本地内部发达的产业分工和协作，构成一套有效的产业运作模式，使得拆解产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与本地经济社会高度融合，支撑和引导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1)适当技术的发明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选择贵屿人发明了许多人工精细拆解技术，这些技术大多是土办法、“低技术”而已，但这些技术在产业内广泛传播、使用并不断得到改进，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十分有效：首先，技术效率高。例如，业内普遍认为最难处理的电源板和印刷线路板，其中的90%至95%在贵屿可精细拆解出大量可再利用的电子元器件；一块手机主板通过这些技术可拆解出可再利用的电子元器件达100多个。贵屿人基于这些技术使各种电子元器件、五金、塑料的人工拆解操作日益精细化，内生出大量的就业岗位，全镇5万多人（占当地劳动人口的绝大部分）和2万多外来打工者在这个产业中找到了工作②。
2)发达高效的分工专业化与整体协作 贵屿的人工精细拆解的技术选择，在宏观上表现为各级精细拆解日益分工专业化和集体协作。贵屿拆解企业对废旧电子电器进行逐级深入拆解后，再分门别类加工利用，建立了电器、电路板、电线电缆拆解及塑料五金加工利用等多门类、分工精细、工序配套的协作格局，从回收、拆解到加工、再利用、销售，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目前，贵屿镇已形成电器拆解专业村5个，电子及线路板拆解专业村6个，电线电缆拆解专业村2个，塑料、五金加工利用专业村7个。这些专业拆解村与全镇300多家民营企业、5500户家庭作坊互联互通，高度集成，创造出一种高效的回收利用模式，可以实现对废旧电子电器产品高达99%的回收利用率，比其他地方高出10多个百分点。
3)高效率的资源再利用和再循环 贵屿精细化拆解出来的各种电子元器件再利用率高，各种电阻、电容、变压器等二手电子元器件被广泛应用于制作“电子生日贺卡”、“遥控玩具”等电子产品，大大延长了其生命周期。同时，贵屿对拆解出来的各种五金、塑料进行分类加工，在本地加工生产出PVC片材、塑料花、文具等塑料产品，加工生成了铜线、锡线、铝锭和铁锭，还提取了金、钯、银等贵重稀有金属。贵屿拆解产业每年深加工生产各种五金材料达60万吨，相当于开采了200万吨矿石。
4)效益显著的当地经济增长 目前贵屿从事废旧电子电器拆解回收的有21个村，300多家民营企业，5500户家庭作坊，从业人员6万多人，年拆解加工废旧电子电器及塑料155万吨，为国家提供再生五金、塑料、二手电子元器件及其产品150多万吨。2003年贵屿镇废旧电子电器及塑料回收、拆解、加工产业创产值6亿多元，2006年创产值近12亿元，均占该年全镇工业总产值90%以上；2003年贵屿镇该产业上缴税收900多万元，2006年上缴税收1400多万元，均占该年工商各税90%以上。废旧电子产品拆解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3 环境—经济协调发展：贵屿拆解回收产业的创新转型
贵屿电子废弃物拆解产业的创新转型，突出表现为政府强力引导的产业集群创新向环境友好型经济模式升级。
(1)内在的产业缺陷和强大的外在压力：贵屿电子废弃物拆解业的挑战与机遇 贵屿镇电子废弃物拆解业，和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兴起来的许多产业相似，选择的是粗放经营的发展路径。贵屿拆解业虽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和规模，但该产业具有“散乱差”的内在缺陷：产业基本单元家庭作坊多而小，布局散而乱，政府难以有效控制税源和规范管理产业；中小企业和作坊环境意识普遍缺失，有关的拆解技术落后，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货源主要来自国外走私进口的电子废弃物，产生严重的国际贸易法律和道德纠纷问题。21世纪初，贵屿拆解业因其污染严重频频被国内外媒体曝光，遭到严厉批判，引发世界的广泛注意和我国中央政府的重视。2002年，当地政府迫于各种压力开始对贵屿拆解业进行严厉打击和整顿。
挑战往往与机遇并存，中央有关部委对贵屿拆解业并没有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而是不断从更加宏观的视域探寻贵屿地方拆解业对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试管”意义。各级高层政府富有远见的政策引导为贵屿拆解业提供了产业集群创新转向的新历史机遇。
(2)“由堵变疏”：政府引导贵屿电子拆解回收业创新转向
1)制度创新：各级高层政府的政策引导 2002年以后，各级高层政府，如国家发改委、环保总局、信产部、广东省政府的领导及专家不断到贵屿镇进行实地调研，积极探寻贵屿电子废弃物获得新发展的可行性及其对策。针对贵屿的积极政策引导不断形成：2004年1月，广东省环保局批准贵屿设立国内废旧五金电器拆解中心；2004年11月，信产部批准贵屿建立该部废旧电子信息产品拆解示范工程项目；2005年10月，发改委、环保总局等六部委批准贵屿镇为第一批国家重点领域“废旧家电回收利用”循环经济试点单位（其他两个单位为青岛市和浙江省）。各级高层政府的这些政策引导为贵屿拆解业的创新发展创造了关键的制度环境。
2)管理创新：当地政府的积极调控与严格治理
树立新的发展观和管理理念 当地政府转变发展观和管理理念，积极引导贵屿人增强产业创新和规范竞争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贵屿电子废弃物拆解产业创新的目标。逐渐由单纯打压严管的“堵”的治理理念，转变为“由堵变疏、疏堵结合”的两手抓管理，既严格防治环境污染、整治不规范作坊和不明进口废旧电子电器产品，又积极规划该产业规范化、集约化发展，推进产业优化升级。
尝试新的引导型管理实践 当地政府深刻反省早期放任拆解业粗放发展的“缺位”管理失误，积极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引导拆解业集群创新。政府积极向上级政府部门申请产业扶持政策，制订并推行贵屿废旧电子电器产品拆解产业发展规划[5]。政府将出台强制性的政策措施，建立以废旧五金电器拆解中心为一期工程的集中经营加工的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基地和生态示范工业园区，把家庭作坊和中小企业集中起来生产，提高集聚效益和集中治理污染并举，进行全封闭园区规范管理，推进产业清洁生产。政府还积极促进拆解产业的技术发展，支持外地企业到贵屿投资建厂，引进先进技术；与北京化工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展开合作，推动创建电子废弃物回收拆解加工技术研发中心。
3)绿色发展：电子废弃物拆解回收企业的创新操作
购销渠道创新 贵屿拆解产业创新货源渠道，从严重依赖国外原料，转化为服务国内发展需求，主要拆解回收国内的废旧电子电器产品。贵屿拆解企业在全国各地设立了1000多个购销点，派出了3000多个供销员，通过设点收购、委托收购、上门收购、与企业建立购销关系等多种形式，把全国各地回收的电子废弃物不断转运到贵屿拆解回收。同时，该镇企业计划建立依托“国美电器”这个著名的大型电器经销商的销售网络及物流配送中心，采取以旧换新等多种形式回收各种废旧电子电器产品。
继续适当技术创新 电子废弃物具有双重性，即资源再生性和潜在的环境污染性。贵屿拆解业创新转型的关键在于有力控制电子废弃物拆解回收中的环境污染。以往粗放型创新的拆解技术产生严重污染的三个关键环节是露天焚烧、炉火烘烤和酸洗提炼，贵屿拆解企业把这三个环节作为技术创新的突破口，将拆解废旧电线从焚烧改为割剥技术；将灼烧塑料产生气味的塑料分类法改为比重差异分离法；把拆解过的电路板、细小的电线等由过去单纯焚烧或酸洗改为通过粉碎机粉碎后运用风力或水力筛选技术，筛选出塑料、铜和金、银、钯等贵重金属。其中的一个典型创新是电路板拆解技术的跃迁：传统的电路板拆解回收是将集成电路板直接放到煤炉火上面烘烤，等到电路板受热软化之后，再用钳子把电路板上的各种电子器件和焊点上的锡取下来。这种拆解技术不但效率不是很高，而且在烘烤电路板过程中产生难闻有害的气体。拆解企业积极借鉴引进电器维修业的先进技术，将落后的烘烤拆解改为采用电热气局部软化电路板的方式提取电子元件，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大大降低了环境污染。全镇已有352家手机主板、电路板拆解企业引进设备，采用这种电热气局部软化拆解技术提取电子元器件。贵屿拆解企业采用这些适用的进步工艺，既降低了拆解过程产生的污染，又提高了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率和资源转化率。贵屿拆解产业的这些适当技术创新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显著，赢得省政府的肯定，2005年12月，贵屿镇获得广东省科技厅所批准的广东省再生资源技术创新专业镇的荣誉。
4 贵屿创新：一种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模式的有益探索
循环经济受“需要—限制”二元矛盾驱动，要解决这种矛盾是困难的，但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其关键在于要选择适合国情的创新模式。贵屿电子废弃物拆解回收产业的持续创新实践，包含了许多适合中国国情的创新要素，这些创新要素的集成构成一种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具有比较广泛的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
(1)循环经济的内生动力：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的区域创新 十七大报告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我国循环经济显然要越来越依赖于各种产业的深度自主创新。在我国，电子废弃物拆解产业的发展有两种模式，一种以贵屿的自组织创新为代表，这种创新以市场为导向，竞争力强劲。另一种模式是以国家扶持建立的配备了价格昂贵的先进设备的一批电子垃圾处理中心，以杭州和青岛电子垃圾处理中心为代表。这种产业创新现在普遍竞争力微弱，陷入“无米下锅”（原料奇缺）难以生存的困境。对比之下，贵屿电子废弃物拆解产业的持续创新实践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结合现阶段国情推动循环经济自主创新这个重大问题。
贵屿电子废弃物拆解产业发展初期，政府宏观调控缺失，当地企业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组织创新在我国催生了这个产业并产生显著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在政府的有力引导和规范下，该产业才有动力进行创新转型，走上良性发展之路。贵屿的创新经验证明，在我国深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期间，由于存在种种制度安排不足或缺陷，已经受益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企业不会平白无故地“转变增长方式”，也难以自愿去冒险创新。因此，循环经济依靠企业单纯面向市场的自组织行为是难以发展起来的。政府必须适时对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创新进行必要的引导和管制，改变企业粗放经营的市场外部约束条件，逼迫、疏导和扶持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变革经济增长模式，这样才可能使企业创新朝着实现真正的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的经济增长方式演变。总之，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政府主导作用不应减弱而是应该适当增强（但不可越位），贵屿创新转型中的政府作为值得深入研究。
(2)循环经济的竞争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创新 尽管循环经济是受限制的创新，但发展仍然是这种创新的压倒性的核心内容。贵屿拆解业始终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大力创新人工精细化拆解技术，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方向上持续创新，这种低成本的创新选择对于解决当地人就业问题和增加当地人收入贡献巨大，从而也使得该产业在当地获得公众和政府的持续支持并得以不断发展壮大。比较而言，杭州、青岛等地资本相对密集型的高成本电子垃圾处理中心发展陷入困顿之中，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微弱，也反衬论证了贵屿这种发展模式在中国的强劲竞争力。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要素禀赋的最大特色就是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相对丰富这种比较优势，选择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最佳循环经济创新发展模式之一[6]。反之，大力推动高成本的资本相对密集型产业的循环经济发展并不普遍适合当前中国国情，应该慎言和慎重决策。
贵屿自主创新凸显了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集群创新模式在拆解产业中的契合。这种创新模式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大量的中小企业在一定空间内相互集中，劳动分工精细，专业化程度高，市场组织网络发达。以本地拆解分工精细化合作、购销与拆解回收无缝联接这两大协作取胜的贵屿集群创新模式启示我们：这种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集群创新模式适合中国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对于发展循环经济意义重大。
(3)循环经济的创新路径：基于本土的适当技术创新选择 贵屿创新模式显示，中国的创新实践和循环经济发展应多考虑“适当技术创新”而不要迷信高新技术创新是有益的。“追高”的创新理解和实践可能只是适用于我国的某些产业和某些有条件的地区，但对大多数地区和产业来讲是不切实际的[7]。
贵屿创新体现了强烈的依赖本土的创新价值取向，所发明的许多新技术的知识含量并不高，是适合本土的“土”办法和低技术、中技术的简单组合，但这些技术创新非常适用于手工拆解电子废弃物，既能提供众多的就业机会，又能极大提高回收再利用的效率，市场竞争力强③。实际上，贵屿创新转型中并没有盲目排斥高技术，而是低、中、高技术有机结合，在传统拆解产生污染的关键环节采用高技术创新和集中处理的管理创新，有效降低了环境污染，达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兼顾与协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那些配备了高技术的电子垃圾处理中心反而发展不畅。这种反差证明，在我国，创新“技术路径”的不同选择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是有丰富的辩证法寓于其中，并非“条条大路通罗马”或“殊途同归”④。
熊彼特创立创新理论之时就一般性地强调创新未必依赖高技术，已经隐含“适当技术创新”理论⑤。而发展经济学家舒马赫在名著《小的是美好的》中，则针对发展中国家明确提出“中间技术”理论，指出落后国家不能盲目采用发达国家的“尖端技术”，而是应结合国情采用“中间技术”或“适当技术”的创新路线。今天来看，舒马赫的观点对我国循环经济的技术创新路径选择仍然具有启发性。舒马赫指出，发达国家的“大量生产”模式不适合穷国，因为“大量生产的体系建立在资金高度密集、高度依赖能源投入及劳力节省的技术基础上，先决条件是已经富有”、“大量生产的技术是力的、破坏生态的”[8]。能够改变这种状况的，是强调人的参与的大众生产方式：“大众生产的体系是调动人人都有的无价的资源，即聪明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8]。舒马赫指出，实现大众生产，要求“中间技术”这种创新路径：一是价格低廉。这样的技术能够适应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状况，基本上人人可以享有；二是适合于小规模使用。发展中国家资源分布具有多样性，小规模使用的技术对此具有适应性。三是适应人的创造需要。舒马赫认为中间技术是一种介于镰刀和拖拉机之间的技术，是介于传统技术和先进技术之间的技术，是一种能够为更多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真正服务于劳动者福祉的技术。舒马赫称赞中间技术是“自力更生的技术或民主的技术、人民的技术——一种人人可以采用的，而不是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专有的技术。”[9]
贵屿的适当技术创新实践证明，即使在今天，作为世界上地区发展差距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我国发展循环经济仍然应该认真思考舒马赫创新理论对我国的意义。当然，贵屿创新转型也表明“适当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当条件发生变化时，什么是“适当的”本身就随之发生变化；“适当的”技术的进步、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都是一个过程，不可强求也不可不切实际地“赶超”[10]。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是要“两条腿走路”，要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但更要大力发展“适当技术产业”，这样才能衍生出密切结合国情的多元创新模式，促进基于不同区域创新体系的循环经济发展。
贵屿电子废弃物拆解回收产业集群创新既满足了“绿色循环”的约束，又能够促进劳动就业和实现经济增长，是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贵屿的创新实践及其转型，已经承担风险并付出一定的代价，对于探索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其持续创新不断提供给我们的鲜活经验和启示，深入推进对这种有益尝试的理论探究。
（感谢广东省政协和贵屿镇政府对我们课题组2007年夏季贵屿调研的支持和帮助！）
收稿日期：2007-11-11
注释：
①中国工程院左铁鏞院士将这一产业称为“第四产业／静脉产业”，认为这种资源再生产业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废物和废旧资源在全社会的循环利用问题，对于我国资源消耗大、需求大的现状尤其具有迫切意义。参见：左铁鏞.关于循环经济的思考[N].中国环境报.2006-01-06.
②本文参考了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数据。参见：刘阳乾.贵屿电子拆解业发展原因分析[J].特区经济，2006(10):357.
③贵屿手工拆解的回收再利用率高达99%以上，相比较而言，外国拆解技术是高技术，机械化程度高，但回收再利用的效率不高。国家有关部委和科研机构的专家指出，贵屿的手工拆解技术的精细程度和二手电子元器件的循环利用率是全世界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参见：汕头市潮阳区贵屿镇人民政府，变堵为疏，推进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基地建设——贵屿镇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做法与思考[R].2006年12月4日；贵屿镇发展循环经济情况汇报[R].2007年1月22日.
④2002年5月，在大连理工大学主办的“技术哲学学术交流会暨《工程·技术·哲学》出版座谈会”会议期间，笔者曾经和李伯聪先生交流，李先生问我一个问题“什么是好技术？”，李先生当时以斩钉截铁的语气给出答案：在能够完成同一技术目的的所有技术中，越是简单的技术就越是好技术（李先生2005年11月在北京邮电大学“技术哲学—技术史讲座”做学术报告，又从这个角度阐述了舒马赫的“中间技术”创新理论对我国工程创新的意义）。这个交流片段给笔者印象深刻，隐隐一直有个心愿想要验证这个命题。本文可以看作是笔者对李先生5年前的观点的一个脚注或论证，殊途（不同的技术选择）未必同归，即使同归也有优劣之分（低技术或简单技术可以获得更高效益）。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194.
⑤熊彼特多次指出，生产必须同技术区别开来，“工程师和商人都可能这样来表达他们的观点：他们的目的是在恰当地管理企业，他们的判断就是来自关于这种恰当性的知识。……对于恰当性每人都有一种不同的看法。……商业领导人不听从工程师的话是对的，只要他的抗议在客观是正确的话。我们不考虑在技术上使生产工具臻于完善所带来的半艺术性的快乐。事实上，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看到，当技术因素同经济因素冲突时，它总得屈服。……总之，在一定的时候所使用的每一种生产方法，都要服从经济上的恰当性。……经济上的最佳和技术上的完善二者不一定要背道而驰，然而却常常是背道而驰的，这不仅是由于愚昧和懒惰，而且是由于在技术上低劣的方法可能仍然最适合于给定的经济条件。”熊彼特因此批判道，“作为企业家的职能而要付诸实现的创新，也根本不一定必然是任何一种的发明。因此，像许多作家那样的强调发明这一要素，那是不恰当的，并且还可能引起莫大的误解。”〔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何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5-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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