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的困惑——17年工业题材话剧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剧论文,透视论文,题材论文,困惑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09(2004)05-0077-05
在现代文学史上，反映工业建设与工人生活的话剧创作几乎是空白，这与旧中国工业 极为贫弱、作家不熟悉工人生活、革命工作的重心一直放在农村等客观实际直接相关。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到了城市，并逐步转移到了社会主义工 业化建设上来。于是，工业题材的话剧创作便开始崛起。从1953-1957年形成了第一次 高峰，57年反右，剧作家一度高涨的创作热情严重受挫，62年以后，随着国家文艺政策 的调整，工业题材的话剧创作再掀高潮，使17年工业题材话剧发展成马鞍型发展态势。
一、现代化：都市的乌托邦热情与浪漫幻想
从1953年开始，我国进入了国民经济的有计划的全面发展时期，由于国家大规模经济 建设的蓬勃发展，工业题材的话剧创作在本时期占了主导地位，涌现出了一批反映工业 建设和工人精神风貌的剧作：如多幕剧《考验》(夏衍)、《幸福》(艾明之)、《双婚记 》(柯夫)、《不平坦的道路》(兰澄)等，独幕剧《刘莲英》(崔德志)、《姐妹俩》(兰 光)、《百年大计》(丛深)、《家务事》(陈桂珍)等。它们表现了普通工人提高阶级觉 悟，以国家主人公态度自觉参加工业生产的剧作。
新中国的建立，工人阶级这个过去主要停留在政治意识层面的概念，随着大规模国民 经济的建设兴起有了真正的实质的内涵。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成功后，国家的现代化 建设自然提到社会发展的议事日程。革命是由农村包围城市，而要进行国家的现代化建 设，就要大兴产业和发展工业经济，工人阶级作为国家现代化的主要承担者，成为建国 后重点表现的题材。鲁煤执笔、刘沧浪等集体创作的话剧《红旗歌》是建国后在戏剧舞 台上首先发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个描写工人生产的剧本。它通过饱受旧社会苦难的女工马 芬姐在生产竞赛中态度转变的描写，力图表现新中国工人阶级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魏 连珍的话剧《不是蝉》是建国后普通工人创作的第一部多幕剧。剧本描写了一位受旧社 会污染很深的落后工人马顺保，终于变成了先进工人的艺术形象。天津市搬运工人文工 团集体创作的《六号门》写的是搬运工人反对封建把头的斗争。话剧中的主人公胡二开 始阶级意识朦胧模糊，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具有高度阶级觉悟的工人形象，话剧力图说 明：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从旧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产生 新的飞跃，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土，由旧中国的奴隶地位，上升到新中国的主人公地 位。李庆升等的话剧《四十年的愿望》，反映了工人阶级迫切建设新中国的愿望。剧作 围绕如何迅速建设成渝铁路的问题，展开戏剧冲突，歌额了整个工人阶级藐视并战胜困 难的英雄气魄和团结战斗的创造精神。
这个时期，还有不少剧作表现部队领导干部转业到工业战线以后，如何取得与巩固党 领导工业建设主动权。杜印等创作的话剧《在新事物面前》，及时反映了革命转折关头 的这一现实生活。剧本写的是解放初期东北钢铁基地恢复生产的故事。经理薛志刚，从 指挥千军万马的战场，来到陌生的工业领导岗位后，没有在新事物面前止步，而是继续 发扬战争时期的优良作风，以指挥战争的严谨科学态度对待工业生产。他紧紧依靠工人 阶级的实践经验、工程师的科学论证，及自力更生、因陋就简恢复生产的创造精神，同 他们一起投入修复炼焦炉的战斗，并以顽强的攻关精神学习现代科学文化，努力变外行 为内行，终于取得了领导工业生产的主动权，与这种经典的领导转换模式相对应的，还 有对官僚与家长制作风的批判。夏衍的话剧《考验》反映与表现的是改善党对工业企业 的领导，无情地揭露了新华电机厂副厂长杨仲安被胜利冲昏头脑，把工厂看作自己“受 封领地”的封建家长式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对群众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的恶劣态度。 从杜印等的《在新事物面前》到夏衍的《考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建国初期工业题 材话剧洋溢着建设祖国巨大热情，也尚有直面人生和正视现实的勇气。如果说，50年代 中期以前工业戏剧题材基本上还能从生活出发，较为真实地反映工业建设的情况，昂扬 着一种经济建设的高度热情，对工业战线的生活领域进行多方面反映的话，那么，从50 年代后期开始，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则不断受到侵害，往往变成从观念出发，一窝蜂似地 “写中心、唱中心”，一个时期只围绕一个中心，一个任务。集中反映工业“大跃进” 生活，蜂拥而起写土法上马，超英赶美的工人技术革新，是50年代后期“工业戏”首先 反映的一个题材领域。刘川的话剧《烈火红心》，就是“大跃进”年代这一题材领域的 代表作。它写的是以上甘岭战役的猛虎连连长许国清为首的22个复员军人，在“大跃进 ”年代无工业的山村、白手起家办成了荣军耐火材料厂，并在半年内，土法上马，制造 成功电偶管，填补了我国工业生产的一项空白，解决了长期依赖进口电偶管的生产急需 问题。其它像《攻坚战歌》、《敢想敢干的人》，《沸腾的一九五八年》、《比翼双飞 》、《三喜临门》、《厂小志大》、《乘风破浪》等剧作，也都是写“大跃进”中工业 革新的。这些剧作在选材上一般说都具有如下特征：白手起家，以最短时间、最快速度 创造了超英进美的生产奇迹；专家、工程顿都是崇洋媚外，落后保守，甚至腐朽反动的 ；普通工人或革新能手都是聪明而神奇的英雄人物；党委书记支持革新，厂长、车间主 任保守阻挠；在人物姓名上贴政治标签，表明其人的好坏优劣，使这些剧作显得浅、俗 、陋，可从这些概念化的叙事方式中我们今天仍不难感受到当时经济建设的高涨热情和 对迅速现代化浪漫幻想。
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成功后，胜利的喜悦、成就感自然会被带到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恢 复和建设中，而对新中国建设的方针、策略则主要来自三四十年代乡村革命斗争和生活 经验，战争时期军队的高度组织化、纪律化结构与艰苦环境中养成具有平均主义色彩的 思维模式，随着革命工作的重点由农村转向都市，作为革命斗争和艰苦朴素战斗作风的 延续，也被带进了都市，陌生的都市成了革命新的战场，现代化的现实要求所依赖的不 是经济规律而是优良的革命传统，加上成功者的喜悦和成就感，用到经济建设上自然容 易产生生产简单、狂热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方法，都市作为现代化实现的重要途径成为了 乌托邦似激情、浪漫的想象物。“大跃进”把这种激情和浪漫推到了顶峰，60年代以前 大量反映“大跃进”工业题材的话剧正是这种激情、浪漫的产物，话剧作为最贴近民众 的文艺形式之一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中国话剧的创作的第一次高峰。如果说，工业 话剧题材在它的开创阶段尚能与生活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与生活同步发展，但由于教 条主义的概念化、公式化创作模式的影响，最终逐渐形成了僵化的选材模式。
二、都市化：日常生活的恐惧和焦虑
表现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代青年工人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茁壮成长，也是这一时期 “工业戏”的重要题材内容。崔德志的独幕话剧《刘莲英》，就是其优秀代表作。剧本 以爱情为线索，围绕一对相爱的男女青工对待红旗竞赛的不同态度，展开戏剧冲突，赞 扬了青年女工刘莲英的大公无私思想，批评了甲班落纱长张德玉在竞赛中所表现出来的 本位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塑造了一代青年工人茁壮成长的新人形象。艾明之的多幕话 剧《幸福》，是一部反映青年工人如何看待幸福，和如何为幸福而奋斗的剧作。刘传豪 是具有纯洁爱情观和崇高理想的青年，他有着自觉的劳动态度和忍受痛苦的牺牲精神， 而青年工人王家有，则把个人幸福与集体劳动对立起来，把追求豪华生活与美丽女子看 作至高无上的幸福，因而不遵守劳动纪律，致使机器发生死机，国家财产蒙受损失。这 个时期以青年工人为题材的话剧有一个特点，强调青年工人必须树立正确人生观，及如 何做好革命接班人的问题。这些青年工人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的，没有受到过 战争的洗礼，极易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对他们如何进行教育和让他们 茁壮成长，正是对他们的健康成长的渴望和焦虑，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对现代化过程中必 然出现的负面影响的警惕和恐惧。其它像透过家庭生活侧面，反映工人思想风尚的剧作 ，如柯夫的《双婚记》、兰光的《姐妹俩》、陈桂珍的《家务事》等，都表现出了同样 的焦虑和恐惧心理，要求不仅从工作上、而且还从生活中来规范和引导人们的日常生活 ，只是共和国初期特有的朝气使这个时期青年工人题材的话剧在教条化的表现模式中尚 流露出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对个人主义、个人享受等都市化的伴生物的恐惧与焦 虑时常被乐观的精神所掩盖。
1957年“反右”斗争使工业题材的话剧创作严重受挫，“写中心，唱中心”等假、大 、空的“大跃进”题材大行其道，直到1962-1965年，中国话剧才又出现了一次新的松 动和繁荣景象。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创作口号[1]。据统计，仅在1965年，在各大区 戏剧观摩演出中，上演的话剧就有112个，其中《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 《霓虹灯下的哨兵》三个话剧受到当时评论界极高推崇。《年青的一代》通过贪图个人 享受、舒适的林育生和一心扑在勘探工作上、忘我工作的萧继业的对比，旗帜鲜明进号 召青年人以革命事业为重，要积极投入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应当说在这三个被受推崇 的话剧中，《千万不要忘记》的戏剧结构最为严谨[2]。主要情节是某新建电机厂的青 年工人丁少纯，新婚后和曾是鲜货铺老板娘的岳母生活在一起，受到岳母的影响和怂恿 ，逐渐讲吃讲穿，热衷于下班去郊外打野鸭子赚钱，由于工作分心，一次险些酿成重大 的生产事故。最后，在家人和朋友启发帮助下，猛然醒悟，认识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 危害，决心痛改前非，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千万不要忘记》通过如何 处理8小时上班以外私人生活的问题，表现出了对都市化、个人空间和生活方式高度警 惕和恐惧。
全国获奖话剧《年青的一代》和《千万不要忘记》两个话剧的意义就是要从“常见的 生活现象中发现和观察到阶级斗争”，并且认为“在阶级斗争激烈存在的今天，资产阶 级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腐蚀我们青年一代，即使是血统工人的后代或者是革命烈士 的子女，也免不了会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3]。革命成功必然伴随着胜利进军都市 ，从《我们夫妇之间》所提出的革命者成功后，如何对待新的都市生活方式问题，成为 了新的重点考虑的问题，《年青一代》和《千万不要忘记》直接提出了一个如何重新安 排和组织社会生活这样一个大问题，“日常生活”开始成为一个大问题，并且迫切需要 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充分表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对都市化的困惑与恐惧。表现出一个 时代的选择困境。
都市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它是集团化、规模化的结果，但另一方面，现代都市 作为商品经济直接衍生物，它又必然会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比过去任何时代更为广阔 的个性空间，由于对都市的体制和认识的差异，对由于工业化和都市化所带来和个人生 活的片断化和零散化采取了一种断然否定的态度。
《千万不要忘记》所阐述的空间逻辑便是在上下班之间建立直意义的连续性，力图建 立从生产到消费、公共空间到私人空间的全程控制的行为模式，这里既有对现代生产力 的向往，也有对现代文明的惶恐和不知所措。一方面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物质诉求，明白 只有通过组织化和大规模化的工业生产才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对随之而来都 市化所带来的私性空间的扩展和都市所能提供的更大的个人生活的日益丰富性又感到了 恐惧和焦虑，由革命时期所形成的自然经济和集权政治体制，以及由此形成主流意识形 态，可以说在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对商品经济所必然带来的个人私 欲膨胀负面影响的过度警惕导致了对个人日常生活的彻底否定，都市不是作为商品的生 产和流通的集散地，而是由无数轰隆隆的机器、大烟囱和忘我工作的人群所组成的另一 个战场，显然这样的思维和认识模式是违背商品经济原理和反人性的，对于这种违反人 性的思维逻辑，不可能在发展经济和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物质需求必然增长面前找到正 面的合理阐释，及正确的解决办法。当乌托邦似的现代化经济狂想受挫后，都市成了难 以驾驭的、令人恐惧的怪物。在进行经济现代化建设的背后，都市被描绘成了灯红酒绿 、纸醉金迷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大染缸，战胜它的法宝依然是革命时期留下的阶级斗 争的革命传统和艰苦朴素的战斗作风，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 对都市的内在恐惧和焦虑，又成了虚拟的合理存在。
三、现代性：政治化与道德化的选择
建国17年工业题材话剧是中国话剧史上的新生事物，共产党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开始 了大规模的国民经济的改造和建设。迅速赶超英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是当时经济建设 的主要任务，这就涉及到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近年来谈得较多的是两种现代性：即世 俗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前者主要指政治变革和经济建设，以及文化建设，体现在国家 和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当中，现代性和现代化密切相关，具有同一性，又有很强的功利性 ；后者则是对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一种普遍的置疑态度。当然，对于复杂的现代社会 而言，这样的划分仍嫌过于简单，现代之对于古代，不仅是时间上的，而且还有空间上 的巨大差异，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现代性应包括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各种概念和范式、 知识和技术等所经历的彻底变化。现代社会作为一种历史的发展过程，它的发展路线是 复数的，因而由此而产生的现代性也必然是复杂和多维的，就是说现代社会存在多种多 样的现代性。从17年工业题材话剧来看，组织化的大规模工业生产无疑是实现中国现代 化的必要途径，问题在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除了学习苏联的模式，更多依赖的是乡村革 命和生活经验，而不是遵循工业化的经济规律，例如在《千万不要忘记》中，姚母认为 ，工人就是干活拿钱，少干活就少拿钱，不干活就不拿钱，对于今天我们已经勇于承认 的劳动力依然是一种商品来说，显然姚母承认的是等价交换这一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对此，丁少纯的父亲作为政治化的父权形象是难以正面回答的，他只能从政党觉悟和道 德训诫的角度来解决姚母对他的置疑，用丁少纯是造“大电机”、是“关系到国富民强 的东西”。[2]显然是用政治与道德的来替代市场经济原则。青年是随着新中国成长起 来，逐渐成为新中国发展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教育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党的政权和 革命事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只是培养合格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是靠发展经济、发展 人民的生活、提高青年的文化修养来实现，而是靠革命传统中政治和道德规范来约束和 改造青年。《千万不要忘记》等剧所讨论和试图解决的，是“革命传统”的延续、坚持 的问题。这些相类似题材的作品中，都市既是现代化任务的主要存在地，又被表现为可 疑的，与庸俗、腐败相联系的生存处所，而在革命时期的斗争、乡村的生活经验成为战 胜妖魔化都市重要法宝。这些剧作还尖锐地意识到个人的“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千 万不要忘记》的编剧者在阐明这一主题时就指出了：“这出戏不仅提出必须进行社会主 义教育，应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了如何组织安排社会生活的问题。 ……戏里让我们看到把八小时工作安排好，还不能保证不出问题。除了八小时工作，八 小时睡觉，最后八小时怎么安排?……”[5]《千万不要忘记》中的丁爷爷、丁海宽、电 机厂的党委书记都是这种政治和道德的化身，他们在剧中既是家长制的权威，又代表着 是青年一代必需认真学习的榜样，潜台词有一种我们打下了江山你们必须好好珍惜的权 威语气，对都市化所必然带来的个人化和日常生活的丰富性的恐惧和担心，加上苏联那 种压抑个人的物质追求、强化重工业的集团经济模式的影响和借鉴，个人因日常生活意 义的否定而被消弥在集体海洋中，在《千万不要忘记》和《年青的一代》中，丁海宽有 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谈到如何对待物质享受时，丁海宽说：“毛料子，这是好东西， 它比我这身斜纹布强，比人造哔叽也强，这是从前劳动人民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现在 我们不但敢想它，还有不少的人能够穿上它，这是很好的事情，这是革命和建设带来的 成果!我们总有一天，能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都能穿上最好的衣裳!可是现在世界 上还有成千上万，连最坏的衣裳都穿不上!”[2]潜台词里个人的生活意义被消解了。《 年青的一代》萧继业也有类似的雄辩：“使谁的生活变得更幸福?是仅仅使你个人的生 活变得更幸福?还是千百万人因为你的劳动而变得更幸福?如果一个人只追求个人的幸福 ，忘记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穷二白，在我们的面前还排着多少困难，忘记我们青年人 对党和人民应负的责任，这样的幸福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7]本来进行现代 化建设的目的和生活的意义是让每一个人过得更好，可这根本的含义被置换了，一种庄 严的使命感替代了个人的合理需求。而这也是一种现代性的体现，是力图超越商品经济 阶段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化和道德化的现代性。
中国近代以来受进化论的影响甚深，在对历史和社会的发展的认识上一直秉承一种线 性发展的时间观，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现代社会 是以大规模工业生产力为出发点的，大规模、高效率的生产方式需要劳动者的高度组织 化、纪律化，从这方面来说，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阶段，组织化的大规 模生产是必然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也自然应视作现代社会多元化现代性的一种生存方 式和体现，但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和革命的特殊性，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上， 则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表现出了迅速超越西方、跨越商品经济阶段的狂热，以及事实上 不能马上超越，由此而引发的对商品经济的过度敏感和焦虑。中国的社会主义溶入了革 命时期原始的大同理想，要在社会主义和原始大同之间试图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生产与 消费方式。不仅要保持劳动者生产的高度组织化、纪律化，还力争要组织他们的家庭生 活、安排业余时间，甚至包括对个人兴趣、爱好的控制，这种认识倒是和审美的现代性 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试图从传统中寻找抵御世俗现代性的资源。
纵观这个时期的工业题材话剧关于青年工人的形象塑造，建国初期热火朝天的劳动竞 赛、技术革新等表现直接和经济建设相关的内容少了，也少了那种经济建设狂想似的乌 托邦热情，随着政治一体化的强制深入，越轨的、试图用文学干涉生活的各种写真实的 想法已经作为异类受到严重的压制，工业题材的话剧越来向规范化、模式化发展。这个 时期的工业题材话剧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乌托邦的经济狂想受挫后，失败的阴影并 没有起到正视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以苏联为模式的集体经济模式已经转变为一种根深蒂 固的经济制度和日常生活景观，都市作为市场经济的衍生地和培育物成为培养资产阶级 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温床而受到了很大置疑，阶级斗争这个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致胜武器 ，重新成为文学表现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