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研究向学科化研究的转向——青年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十年论文,学科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10-0059-07
改革开放30年来，青年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领域，走过了一条从“激情”到“冷静”再到“回升”的道路。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为整个社会带来了思想解放，青年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和疏离情绪逐渐呈现，青年问题逐渐成为焦点，引起国家和社会层面的关注，同时也给青年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想象的空间，青年研究应运而起。而当时众多官方青年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也给青年研究在学术界争得一席之地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研究者们对“青年学”的旨趣也从这一阶段开始，以“青年学”为名的研究著述不断推出，聚集了一大批研究力量。那是青年研究的“激情年代”，呈现出“轰轰烈烈”、“建号立派”的热闹景象。
20世纪90年代，意识形态趋向求稳，而经济领域趋于活跃，同时社会结构的分化和不平等渐趋明显，青年问题逐渐被融化到各种社会问题中，或者被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取而代之，青年淡出主流社会关注焦点的位置，青年研究随之冷静。而起步时缺乏充分的学术准备和方法论自觉，使青年研究很快滑到了学术界的边缘地带，人员逐渐分化，机构走向衰微。这一阶段的青年研究带着浓厚的静修和反思的味道，看待青年的视角转向更为客观与尊重青年主体，追求问题意识和方法论上的规范化，涉及的内容更加丰富、范围拓宽，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明显提升，大型综合研究报告、地方青少年白皮书等成果也日益增多①。
新世纪以来，全球化、信息化、草根化等激烈的社会变迁让青年处于前所未有的活跃时期，他们的话语权不断增大，他们作为独立先行者的地位和文化反哺作用得到了主流社会的更多认可。但随之而来也有生存压力的陡增和对文化震惊的不适等，使得青年问题再次现实地构成了社会问题的一部分，青年研究重新获得十分强劲的“内需”作为它的发展空间和动力。而与第一阶段不同的是，当前的青年研究面对的是一个转型社会中的全新的、多元的青年群体，青年研究自身也处于从问题导向研究转变到学科化研究的时期，青年研究出现了远比第一阶段更加复杂的特点。正是这些新的对象、逻辑和特点将青年研究带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上述发展历程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青年研究，是在不断的总结和自省中展开的。从1980年到2008年，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能够检索到的回顾、反思和展望我国青年研究的文章不下百篇，青年问题研究者始终有一种自觉意识和批判精神，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将青年研究向前推进。这也正是本次研究的初衷和元点。
一、重点问题的研究回顾
经过30年的积累，青年研究的文献数量浩如烟海，研究成果蔚为大观。研究主题涉及到社会发展和青年自身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青运史研究、青年文化与生活、思想修养和教育、心理与社会、犯罪与保护、青年组织与青年群体等众多方面的内容。如果对各个主题的研究观点与成果进行梳理，势必长篇累牍。所以，在本次研究中，我们仅选取与改革开放、社会变迁、学科发展等紧密相连的文献，进行深度阅读和理解。
（一）青年群体研究
对象研究一直是青年研究的重要领域，搞清各个社会领域青年群体的特征及发展现状，是青年研究的基础。其中，独生子女研究、青年工人研究和农村青年研究在改革开放30年中始终占据着焦点地位，保持着学术热度。
1.青年独生子女
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口政策，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普遍关注。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人口学、体育学等学科都对此展开过研究，形成了诸多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使得独生子女研究成为了多学科交叉的学术热点之一。
独生子女研究的30年间形成了三种典型分析框架：政策论证框架、个体主义框架（微观框架）和社会结构框架（宏观框架）②。政策论证框架下，主要有独生子女政策的必要性、独生子女及其家庭的优势、独生子女政策落实情况、独生子女政策的完善等问题。个体主义框架往往从独生子女个人及其家庭角度展开讨论和分析，关注独生子女的人格发展、心理健康、社会化、身体发育、消费行为、教育、婚姻及生育等问题。社会结构框架与个体主义框架针锋相对，围绕的依然是独生子女现象，讨论的却是社会结构的问题，常常使用“现代化进程”、“社会转型”、“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宏观词汇来解释独生子女现象并提出相应的对策③。
独生子女研究的早期阶段，政策论证框架与个体主义框架平分秋色；中期以后，个体主义框架占绝对主导地位④；21世纪以来，社会结构框架得到了迅速扩张⑤，独生子女研究被纳入到了对恢宏的社会转变进程的研究中来。
2.职业青年
职业青年在这里是指以一技之长谋取工作岗位的白领或蓝领青年。当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是将其分为青年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两个群体来加以研究的。对青年工人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从多方位调查到单向度关注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时，学术界对青年工人的一切动向都充满着兴趣，但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化，研究者们虽然对青年工人的阶层意识、权利意识以及维权能力等仍充满着兴趣⑥，但更多地还是转向对其消费状况等的研究。与此相反，知识分子研究在80年代，多停留在对其思想信仰状况的追踪和描述，以及对如何做好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探讨上。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分子的价值和力量被发现和挖掘，并开始被赋予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使命，于是，全面分析研究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现状和特点，成为学术热点。
有意思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白领”这个舶来词汇走俏媒体后，学术界中大有以对“白领”及“蓝领”的分析取代对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人的研究之势。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研究趋势，我们将“青年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这两大类型加以合并，纳入到对职业青年的统一关注中来。不过，当人们使用“蓝领”、“白领”这些概念工具后，群体的政治意涵不再那么重要，而其作为消费阶级的生活方式、职业方式等成了重点。
3.农村青年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农村青年占全国青年总人口的一半左右。这样庞大的农村青年群体，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农村青年实际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户籍为农业户口，一年内半年以上生活在农村的青年；另一种是户籍为农业户口，一年内半年以上生活在城市的青年。这两类农村青年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着一些共通性的问题，而又有各自的特点。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青年，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内容和重点各不相同。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农村青年问题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研究者多侧重于分析农村青年改革开放后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问题。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随着“三农”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后，对农村青年的研究异常蓬勃。除传统的研究主题外，农村青年的政治社会化，进城务工青年的权益保护和社会支持、农村青年的违法犯罪行为等都成为呈现和解读的热点。
（二）青年思想道德修养与教育研究
30年来，青年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的理想追求、信念立场，一直是受到政府和学术界高度重视的研究领域之一。研究者基本达成共识——青年大学生是时代的晴雨表、时代的镜子，他们绝大多数渴于求知、渴于探索，是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一部分力量；当然，他们也有其自身的缺点：缺乏政治和生活经验，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强；所以，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更要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使其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前进信心。
在这一共识指导下，围绕青年理想信念展开的论述多从意识形态出发，带有极强的政策、对策研究色彩，学科背景多为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等。研究的内容连续性较强，涉及理想信念教育的意义、内容、原则、要求、途径以及理想信念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集体主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紧随时代的发展而深入、更新。通过不断地论证和推敲，研究者逐步在三个方面形成了统一：第一，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性，它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的和核心的内容，需要从国家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去认识它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一些地方、部门和学校对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工作重视不够，办法不多。第二，对青年理想信念教育问题的研究需要深入再深入，增强实效性，将对理想信念教育的研究与青年的思想实际、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尽量避免理想信念教育在有关教材和教学内容上的滞后性，加大吸引力和说服力。第三，我国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一直十分复杂，特别是随着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担负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形势愈加严峻、多变，所以，对青年理想信念问题的追踪和引导，一刻也不能松懈，并且需要全社会形成关心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合力。
针对不同时期青年思想动态的不同特点，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和工作在内容、形式、载体上不断开拓创新。20世纪90年代提出以系统教育为框架，以主从教育为基础，以相互教育为提高，以自我教育为目标：加强主从教育，引导相互教育，实现自我教育作为目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使青年适应社会建设要求。近来，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重新重视起生命教育、公民教育，在形式上引入探究式教育、手段上拉入网络教育，在坚守思想政治固有阵地的基础上，积极耕耘和培育新的土壤。其间，走专业化、职业化路线的大学生思想政治辅导员团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新焦点，其职业发展路径、政治素质、生活诉求、群体特点等成为新的课题。
（三）青年与社会的互动研究
1.青年文化
对青年文化的关注和研究，越来越成为显学，因为大家发现——把握当代青年的最佳途径就是了解青年的文化现象。青年文化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青年文化基本概念的研究。西方学者们在对青年文化概念的研究中，“亚文化”和“反文化”理论占了主流，我国学者基本上依循了这一理论，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第二，关于我国青年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归纳起来，青年研究学界关于中国青年文化的形成主要有群体生成说和事件促成说，前者强调青年文化的产生与青年群体的产生是同步，后者提出青年文化的诞生是历史性的，例如冯云翔指出“青年文化是在文化失范的20世纪80年代生成和崛起的一种亚文化”。而有的学者认为，现如今从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渗透与价值扩张的角度来看，“一个青年本位文化的时代已经到来”⑦。
第三，关于青年文化发展特征的研究。学者们从进一步认识青年文化本质的目的出发，对青年文化的特征作了分析和归纳，认为青年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动态性、多元性、反叛性、边缘性、整体性特征⑧。近年来，学者们更自觉地从动态的角度去揭示青年文化在发展中呈现出来的特征，如提出青年文化具有发展的不稳定性、并归性、更新性和扩散性等特征。而进入新世纪后，学者们更加注重对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互动关系的反思⑨。
2.青年社会参与
青年社会参与是学界目前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当代青年有没有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他们的参与动机、形式、特点是什么，青年社会参与对于构建公民社会的意义为何，等等，都是研究者和政府亟须弄明白的问题。纵观三十多年来的青年研究之路，对这一群体在社会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等方面的描述和分析，虽然数量不多，但皆为调查方法规范、分析归纳严谨、理论功底扎实的报告，并且连续性极强。
杨东平分析20世纪80年代青年社会参与特点时指出，这一时期的青年社会参与具有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性特征，存在实际参与行为较少、体制内参与严重不足、政治认知不够等特点⑩。20世纪90年代始，学术界对青年社会参与状况的关注逐渐增多。就其参与意识状况，学者们存在着两类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90年代青年社会参与动机较强(11)；二是认为当代青年大学生的社会参与意识淡薄，具有“非政治化”倾向(12)，且缺乏自主参与意识(13)。而这一矛盾性特征与社会变革等外部因素和青年的地区、性别、年龄、职业和文化程度等内部因素有关(14)。近十年来的青年社会参与研究，研究手段更科学、学科背景更多元。胡子祥从社会责任意识、社会关怀意识、社会事务参与意识和关注时事意识四个维度，建立了32项指标体系，对当代大学生的社会参与意识进行了定量测量(15)。
（四）共青团研究
1.共青团的青年研究
推动青年研究向前发展的动力中，有一股重要的力量——共青团。30年间，共青团主要沿着两个路径为青年研究作出了贡献：
其一，结合共青团工作需要，开展了大量的应用研究。调查研究成果主要应用于为共青团制定工作规划，作决策、谋对策、订政策提供依据(16)。另外，调查研究成果还被用来回答团内以及社会上对共青团工作及其对象——青年的一些疑虑或误解，推进思想解放，为共青团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统一认识、制定相关的决策和政策提供了重要支持(17)。
其二，汇聚了社会各界的研究力量，为搭建青年研究平台、整合青年研究成果作出了努力。青年学的学科建设正是在共青团为满足青年工作者培养需要时启动并延续的。1991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1994年中国青年研究会（1998年改称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的相继成立，为在全国范围内规范和推进青年研究奠定了组织基础。
当然，也正是因为共青团工作与青年研究之间紧密而复杂的联系，使得我国30年来的青年研究带上了政治性、工作性的烙印。
2.对共青团工作的研究
作为全国最大的青年组织，共青团自身的现状和发展也当然地成为青年研究的重点。青年工作者和学术界围绕共青团的工作职能、工作机制和发展趋势等多方面展开了讨论。
共青团的工作职能既是其存在的正当性来源，又是其明确工作领域、选择工作方法的依据。而共青团要“代表和维护青年的具体利益”这一社会职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得以明晰(18)。共青团工作机制研究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创新。20世纪80年代，共青团研究者主要针对团工作的行政化倾向进行了批判和反思(19)。90年代，在政府着力让渡社会管理职能的大背景下，共青团工作的社会化成了讨论的重点(20)。近十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和共青团研究的跨学科化，关于工作机制的讨论更加全面、并富于想象力，其中，网络化手段和活动项目品牌化运作是提及率较高的创新性方式(21)。而对共青团存在合法性的讨论，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不少学者提出，缩小服务范围、找准凝聚青年的切入口，成了共青团更好地协助政府管理青年事务的必然选择(22)。
二、问题研究向学科化研究的转向——代评价
在认真回顾和总结相关文献后，我们发现，无论从研究视角、方法、主题还是从学科背景、研究队伍组成等各方面来看，30年来的青年研究都有着极大的突破和创新。
从研究视角来看，青年研究正从最初主要服务于意识形态发展到力图将现实、政策与理论融会贯通，使研究富于客观性和学理性；从研究范式来看，青年研究从主要将青年视为“问题群体”、开展以治疗和拯救青年为目的的研究，发展为更趋多元化、更倾向于相对主义的研究；从研究的学科背景上看，研究者为弥补青年研究长期存在的理论贫血和“拼盘”状态，正从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人类学、文化学、解释学等学科中汲取养分，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青年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多种学科方法和理论的引入不仅使青年研究跳出报告文学式的“陷阱”，得以进一步拓展，形成一些既互有联系又各具特色的分析框架与理论视界；而且在这些方法论引导下，青年研究开始摸索自身的研究逻辑和手段。另外，从研究人员的结构来看，早期的研究人员主要来自从事思想教育工作和青年工作的共青团系统，而目前越来越多的受过学术训练的专业研究人员进入了青年研究领域。
上述这些演变特点使得当代青年研究的存在形态与发展逻辑，出现了远比早期的问题导向型青年研究更加复杂的特点，也正是这些新的形态、逻辑和特点将青年研究引上了一条力图学科化的路径。但是，青年研究在朝学科转向的过程中仍有似乎绕不开的藩篱。借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沈杰的话，青年研究走向专业化的过程中所遇障碍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看到学科的地方看不到青年；二是，看到青年的地方看不到学科(23)。
（一）青年在哪儿？——青年研究的问题意识
青年研究是否需要问题意识，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问题。但这很难解释，为何在青年研究的文章、著作中大量存在没有问题的情况，包括没有提出新问题、没有对已经提出的问题作出新分析和提供新资料、没有对某些结论和判断的怀疑和批判等。
从学理上说，青年研究的问题意识应当来源于青年，是从青年出发的，是青年本位的青年研究。但事实上，我国的青年研究自纳入社会科学起，就是由于当时强烈的社会需求，要求对青年中的社会问题以及如何教育引导作出回答，是问题先行的研究模式。问题导向的青年研究，似乎包含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其实不然。问题导向的青年研究，预设了青年是问题群体，预设的标准则是政治性或主导文化性的。因而，问题导向的青年研究中所谓的问题，是不是真问题另当别论，但至少不是从青年出发的问题。问题导向的青年研究中所谓的问题意识，缘于其意识形态性的标准和规范(24)。在问题导向的青年研究中，青年是缺位的。
青年研究中青年主体性的缺位是可悲的，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会在现实中发现，一方面是青年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却是作为学科与问题研究对象的青年群体对研究成果不闻不问。青年研究或者在社会学、心理学、人才学等学科领域进行精致的哲学思辨，或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旗帜下进行政策研究，演绎出一套又一套的对策性成果提供给某些决策部门。两者在某种程度上都站在主流文化的视角下进行思考，都在自己的话语霸权下解释青年和青年问题，但作为研究对象的真问题却是一种集体失语的状态。问题的主体性角度在这种学科的自说自话中消失，作为真学问的青年研究就只能在一种泛道德色彩的语境下忠实而又虚弱地完成自己“诲人不倦”的社会化功能(25)。
把青年拉回到青年研究中来，是解决“青年无学”的第一要素。从青年出发、以青年为本位来思考和观察与青年有关的现象，这意味着青年的在场或出场。换言之，研究者只是提供平台，展示的是青年自身，而非研究者的意愿或主观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有真正的问题意识。传统意义上的政策研究，需要青年研究是一个短平快和直观性的解释模型，需要在泛道德的话语状态下的社会化功能实现，需要主流社会站在自己的本位立场快速对问题作出反应，并为追求效果的最大化，这种反应必须是“宏大视野”下的“结构化”(26)。青年本位的青年研究要求在达到前者目标的同时，可能更力图于阐述或叙述个人的生活方式、心理特征、行为模式与文化背景在与群体、社会的互动中如何形成了现在的状态，然后据此在结构视野下提出解释和分析，有一个微观叙事和宏大视野相互结合和渗透的过程。而事实上，也只有在具有充分解释力和说服力的“叙事”状态中，“宏大视野”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和照顾；也只有这样，“青年问题”才能被真正地理解，并找到切实的改进方法。
（二）青年研究的学术规范
学科的建立即研究的学科化，说到底是一种划界运动。这种划界运动，能够为研究提供合法化依据和制度性保证，建立研究的相对独立的规则，使研究、分析与训练系统化，推进研究专业化的纵深发展和建构研究者之间的身份认同。青年研究是否能够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抛开行政权力的干预而论，前提条件是青年是不是相对独立的知识领域。青年研究目前是由某些高度相关的研究构成的，这些研究至少在以青年为研究对象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很难说青年研究是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有自身的主题与方法、规则与评价标准。事实情况是，如同对青年的年龄界定都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样，青年研究的“硬核”或“软核”在理论上或许存在，但在实际中却不存在。
笔者认为，与其苛求青年研究的学科化，不如要求青年研究的规范化、专业化和科学化。陆玉林也提出，从当前的青年研究来看，专业研究青年比寻求学科划界更加重要。
规范化是基础性问题，这种规范化包括研究应当遵守最基本的学术规范，研究方法和程序是规范的，研究的结论是符合事实和逻辑的。就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的规范化而言，这无疑是当今青年研究应当解决的问题。如果在青年研究成果中大量存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的不规范或规范性程度不够的问题，它的可信性就存在着问题。因此，青年研究学科化诉求中的规范化诉求，是应当高度重视的，也是从事青年研究的学者应当遵守的。至于以专业精神和专业态度从事青年研究——从大量存在的业余性、感悟性、议论性的青年研究成果的情况来看，是需要强调的。同时，专业精神和专业态度还意味着对专业研究的特殊性有深刻的理解，意味着最少现实功利的考虑，最大限度的理性自觉的自我控制。如果考虑到专业精神和专业态度的这层内涵，那么也得考虑以专业精神和专业态度从事青年研究，在捍卫青年研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同时，也确立了零度情感和价值中立的理性原则(27)。
青年研究的学科化诉求，抛开划界问题不论，其实质应该是将青年研究从权力、权威和其他各种非学术的压力下解放出来，促进理论发展和知识积累。尽可能客观地描述和解释青年群体的状况和问题，打破有关青年的宏大叙事和主观臆测，获得有关青年的相对精确的知识和建构相对系统的理论体系，使青年研究在专业化的时代获得专业地位，并将青年研究者的角色和宣传教育者、新闻记者、文学作品编造者区分开来。也唯有这样，有意思的课题才会被挖掘出来，真正服务于青年的研究成果才能做得出来！
收稿日期：2010-04-29
注释：
①参见陆玉林《青年研究：学科逻辑与问题意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青年研究的反思》，《当代青年研究》2007年第5期。
②③参见李棉管《独生子女研究三十年：时代话语与框架变迁》，《青年研究》2008年第9期。
④参见风笑天《中国独生子女研究：回顾与前瞻》，《江海学刊》2002年第5期。
⑤参见孙松滨《独生子女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边疆经济与文化》2005年第4期。
⑥参见罗忠勇、陈琦《转型期青年工人的阶层意识研究——以10家企业青年工人为例》，《青年研究》2002年第11期。
⑦参见葛红兵等《九十年代青年本位文化三人谈》，《青年探索》1997年第2期。
⑧参见董敏志《接受与超越：青年文化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⑨参见陆玉林《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回顾与反思》，《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第7期。
⑩参见杨东平《八十年代青年社会参与》，《青年研究》1994年第7期。
(11)参见吴鲁平《90年代中国青年社会参与意识和行为》，《当代青年研究》1994年第Z1期。
(12)参见萧功秦《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201页。
(13)参见韩晶《当代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障碍研究》，《青年研究》2003年第1期。
(14)参见杨东平《八十年代青年社会参与》，《青年研究》1994年第7期。
(15)参见胡子祥《当代大学生社会参与意识的实证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06年第5期。
(16)例如《关于共青团体制改革的基本设想》（1988年），《在建设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我国青年工作战略发展规划》（1993年），《共青团工作跨世纪发展纲要》（1998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共青团工作战略发展规划》（2003年）等各个时期的重大决策，都是通过大规模调查研究，把握新的变化现状，从而找准工作定位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
(17)参见吴鲁平《90代年中国青年社会参与意识与行为》，《当代青年研究》1994年第Z1期。
(18)(20)参见黄志坚《改革开放三十年共青团工作八大新发展》，《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11期。
(19)参见王俊杰《基层团组织行政化工作方法批判》，载共青团上海市委研究室编《自我超越的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21)参见胡献忠《活动·项目·事业——从学雷锋到志愿服务看共青团事业的发展》，《中国青年研究》2009年第2期。
(22)参见王艳、伊行《青少年事务发展与青年组织的政治合法性》，《青年研究》2007年第6期。
(23)参见沈杰《“青年研究”何去何从》，《中国青年研究》2002年第1期。
(24)参见陆玉林《青年研究：学科逻辑与问题意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青年研究的反思》，《青年研究》2007年第5期。
(25)参见黄海《田野、叙事和结构：青年研究的人类学进路》，《当代青年研究》2007年第2期。
(26)参见黄海：《田野、叙事和结构：青年研究的人类学进路》，《当代青年研究》2007年第2期。
(27)参见陆玉林《青年研究：学科逻辑与问题意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青年研究的反思》，《青年研究》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