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开封城市防洪措施探析
闫 国 防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 北宋都城开封，地势低平水系发达，不仅容易造成城市内涝，更容易因为河流决堤造成洪灾。北宋政府通过建立固城、护堤、巡查和监测的障水体系以及清淤、清障、开挖沟渠和分流泄洪的排水体系来降低城市洪水发生的可能性。此外，北宋皇帝在久雨之际作出的礼仪应对，虽无助于实际洪涝问题的解决，但在信奉天人感应的北宋社会，意义不可低估。北宋开封的城市防洪不仅是城市自身的防洪，更关乎到北宋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的表率意义。
关键词： 北宋；开封；城市防洪
中国古代社会，城市洪水多由两个原因引起，一是久雨内涝，一是河流决堤。《管子·乘马》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广川之上。髙毋近旱而水足用，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1]其中，“沟防省”指可以简化防洪排涝的工程费用，这一前提是“毋近水”，换言之，近水则防洪成本高。开封地势低平，不利于排涝，故暴雨造成的内涝灾害尤其严重。宋太宗淳化四年(993)七月，“京师大雨，十昼夜不止，朱雀、崇明门外积水尤甚，军营、庐舍多坏”[2]1421。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七月，“京师连雨弥月，甲子夜大雨，流潦泛溢，民舍、军营汜坏太半，多压死者”[2]1421。另外，开封城内“有惠民(蔡河)、金水、五丈(广济河)、汴水等四渠”[3]820，水系发达，运河密布，一旦这些河流决堤，开封将面临洪水威胁。因此，对北宋统治者而言，开封城的防洪尤为重要。如何采用有效的防洪措施以达到“沟防省”的效果是北宋历代统治者关心的大事。近年来，学界对北宋开封水灾的研究已有成果问世①，但尚有继续探究之点。从北宋开封的城市障水体系、排水体系以及统治者在久雨大水时的礼仪应对展开论述，可丰富对宋代开封城市防洪措施的研究。
一、开封的城市障水体系
抗洪无外乎两种方式，一为障水，一为排水。障水不单是河流决堤时堵住洪口，更重要的是在平时加强对障水体系的建设，以最大可能降低洪水的发生。北宋开封城市的障水体系主要包括固城、护堤和巡查监测河流河道等。固城是为了提高开封城的抗洪能力，而护堤和巡查监测河流河道则是为了加强对河堤的保护与管理，防止决堤造成洪灾。
其一，固城。开封城自后梁作为国都以来，每代皆有修整，尤其是后周世宗时期，周世宗柴荣对开封城进行了一次彻底改造，所筑的开封外城因取虎牢关粘土修筑，故“坚密如铁”。它的修筑使开封城初具规模，而且成为后周和北宋开封的重要屏障。直到蒙古攻金时，“受炮击，唯凹而己”[4]2493。北宋时期，皇帝多次下诏修筑开封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十四日，勾当八作司谢德权言：“京城女墙圮缺，水道雍塞，望籍兵完葺，修东京外城。”[5]9265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十二月四日，“中书省言，专切提举京城所状奉诏修筑京城，开撩濠河，修葺诸门等可于宣和七年选日下手”[5]9267。开封城不断得到修整和加固，不仅提高了军事防御功能，更能提高城市的抗洪能力。
其二，护堤。河堤是防止河水泛滥的重要保障。因此，保护和加固河堤是防洪措施中的重要一环，这一点在北宋建立之初已经被统治者充分认识。建隆三年(962)，宋太祖下令，汴河沿岸的州县长吏每年春天“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2]2317，谨防河水溃堤。护堤的另一项措施是保护堤面，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诏：“京城内汴河两岸，各留一丈五尺为堤面，官私不得侵占。承告侵占京城内堤岸者，检定送开封府，其赏饯乞先以杂收钱代支，却于犯人理还。京城内汴河堤岸人户，辄有侵占者，许人经都提举汴河堤岸司告。”[3]11716鼓励举报侵占堤面者，无论官私，一律“检定送开封府”治罪，并奖励举报者。在保护堤岸方面，宋政府也作出了立法要求。据《宋刑统》载：“诸盗决堤防者，杖一百。谓盗水以供私用，若为官检校，虽供官用亦是。”[6]盗决堤防取河水无论供私用还是官用，都要杖罚一百，可见惩处严厉。另外，“遇有盗决堤堰，许诸色人等告官，仍乞立定支赏钱一百贯文。如内有徒中首告之人，乞与免罪，亦支钱一百贯充赏”[5]9602，政府鼓励民众告发和盗决堤堰者自首。从护堤的措施中也可发现，募告是宋代统治者打击犯罪的重要手段。
其三，巡查。巡查是巡查开封境内的主要河道，以确保河流畅通和河堤安全。宋朝建国之初即诏：开封府长吏兼本地区河堤使，每年按视河堤，“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毕”[2]2257。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六月，朝廷要求：“凡汴水涨一丈，即命殿前马军司禁卒缘岸列铺巡护，以防决溢，及五昼夜即赐以缗钱。”[5]9555这是开封府长吏和禁军在防汛工作中的常例巡查。若遇到突发情况，皇帝则会临时设官派人巡查或亲自巡视。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六月，“汴水暴涨，(真宗)命宣政使李神福、东上閤门使曹利用与马军副都指挥使曹璨、步军副都指挥使王隐巡护堤岸”[3]1408，宋真宗“车驾临视，劳勉役卒”[3]1408。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五月，因“昼夜大雨，权增京城里外巡检”[3]4409，这些措施无不体现出宋政府对水情巡查的重视。
其四，监测。对河流水位的监测可以有效地进行灾前预警。因此，加强对河流水位的监测是防洪措施中的首要环节。宋代政府历来重视对开封地区河流水位的监测。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六月，朝廷下诏：“自今后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护。”[2]2321可知，朝廷对汴河的最高水位要求是7尺5寸，过此即派兵沿河护堤。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闰六月，步军副都指挥使刘永年上书：
面对因久雨导致的洪灾时，皇帝在礼仪应对中最直接的作为就是虑囚和避殿减膳。虑囚即讯查囚犯的罪状，宋人认为“若有罪者见舍，则无罪者衔冤，此乃致灾之道”[10]，即灾异往往由冤狱引起。因此，在久雨时期，皇帝会亲自虑囚，以解冤狱，或下诏直接释放某类囚犯。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4)八月壬辰，“以大水故，释死罪以下”[2]70。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三月壬戌，“以霖雨录系囚”[2]225。避殿减膳，即避离正殿并减少饮食的种类和数量，希望借此自我贬责以消灾弥难。宋仁宗曾向大臣询问“霖雨为灾，岂朕之不德所致耶”[3]2411，可见当久雨为灾时，皇帝最先想到的是自己失德导致上天降灾。为此，皇帝一般会避正殿，损常膳。天圣四年(1026)六月庚寅，“大雨震电，平地水数尺，坏京城民舍，压溺死者数百人”[11],雨灾出现的第二天，宋仁宗当即“避正殿，减常膳”。
这方面主要是根据不同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对知识需求的不同提供专业前沿的信息资料。这就需要通过分析这些读者用户、行为、应用知识的能力以及前沿知识等方面的需求，以发现和整理读者用户在学习、教学和科研过程中的知识服务需求，从而判断和预测用户将来可能需要的信息服务或者提供某研究方向的前沿信息。
北宋开封城诸河汇集，城内外沟渠尤多。《宋史·河渠志》记载：“京畿沟洫，汴都地广平，赖沟渠以行水潦。”[2]2343开封地势地平，每遇暴雨则容易造成城市内涝，能够及时排水尤为重要，而众多的沟渠则可用来排积水，这为开封城市排水体系的完善提供了条件。宋代开封的排水体系主要包括对流经开封城的河流(主要是汴河)进行清淤、清障、开挖沟渠以及泄洪分流。
二、开封的城市排水体系
刘永年建议对汴水不同水位应该有不同的应对措施，最重要的是注意监测，派兵防护。宋神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仿照“救火法”进行巡视堤防，加强对河流水位和河堤的监测，以确保河堤安全。另外，宋真宗时对汴水的最高水位要求是7尺5寸，宋仁宗时是1丈，宋神宗时则增至1丈3尺2寸。宋代政府对汴河最高水位要求逐渐放宽，正是汴河御洪能力增强和开封城市防洪能力提高的明证。
其一，清淤和清障。开封作为北宋都城，人口已逾百万，人稠地少，人地矛盾突出，“权豪邸第覆压占庇”[3]2332，官员贵族侵占河道现象严重。为了保证河道畅通，宋政府对此现象进行了治理。宋仁宗时，“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适京师大水，拯乃毁去，或持地券自言，有伪增步数者，皆审验劾奏之”[3]4459。官员贵族建筑私人园榭，任意侵占河道，包拯特将侵占部分拆除，以防止水患发生。汴河作为流经开封的主要河流之一，直接连接黄河，每年会有大量泥沙从黄河冲进汴河，容易造成汴河河床抬高，引发洪灾，为此宋政府加强了对汴河的治理。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时，因汴河淤塞，朝廷“发卒千人，浚汴口”[3]421。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朝廷设立河渠司，专门负责汴河的清淤工作，“令河渠司自口浚治，岁以为常”[2]2322。宋神宗时“汴口岁差厢军千五百人”[3]6966，进行河道清淤成为汴河管理之定制。清淤的另一要求就是淘渠，即每年二月，河渠司要进行淘渠，以便水口畅通。具体作法是“在京每年开淘渠堑之际，并是近街筑坑以备盛泥”。梅尧臣在《淘渠》诗中有更详细的描述：“开春沟，畎春泥。五步掘一堑，当涂如坏堤。车无行辙马无蹊，遮截门户鸡犬迷。”[7]每年开春趁河水流量小时进行淘渠清淤的工程很大，淘渠清淤不仅有利于漕运，更有助于降低洪水灾害的发生率。
4）皮尔士（Char l es Sander s Peir ce）根据符号的属性，将符号分为象似符（icon）、标志符(index)和象征符（symbol）三种。参见：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105.
其二，开挖沟渠。为了更有效地提高排水效能，减少城市内涝危害，宋政府在原来河流的基础上开挖沟渠。为了消除水患，除修整几条主要河流干道外，新旧城内开挖大小水沟共253条，分注各河[8]11。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十二月诏：“在京新城外四壁城壕开阔五十步，下收四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脉不及者至泉止。”[3]7988这一诏书是为了增强开封城的军事御敌能力，客观上也提高了城市的防洪能力。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七月，内殿崇班、閤门祇侯张君平等人对通过开挖沟渠排水有过系统叙述：
一、商度地形，高下连属，开治水势，依寻古沟洫浚之，州县计力役均定，置籍以主之。
二、施工开治后，按视不如元计状及水壅不行有害民田者，按官吏之罪，令偿其费。
三、约束官吏，毋敛取夫众财货入己。
四、县令佐、州守倅，有能劝课部民自用工开治不致水害者，叙为劳绩，替日与家便官；功绩尤多，别议旌赏。
七、凡沟洫上广一丈，则底广八尺，其深四尺，地形高处或至五六尺，以此为率。有广狭不等处，折计之，则毕工之日，易于覆视。
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费金、哈尔彭等人的《知识推理》(1995年)中引入了知识模型、公共知识和建立在程序基础上的知识和计算等的认知逻辑。在范·本特姆的《动态逻辑探究》(1996年)中引入了动态逻辑系统，并结合坎普等人的《自然语言中的信息》(2008年)中有关信息流的研究，在借助蒙太古的《形式哲学》(1974年)的基础上阐述了自然语言的动态逻辑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和哲学阐释。
六、开治工毕，按行新旧广深丈尺，以校工力。以所出土，于沟河岸一步外筑为堤埓。
张君平对于开挖沟渠的具体叙述包括对官民的限制与约束、奖惩以及施工的具体环节，其目的即是为了疏导水势，降低洪水灾害发生的可能性。
五、民或于古河渠中修筑堰堨，截水取鱼，渐至淀淤，水潦暴集，河流不通，则致深害，乞严禁之。
洪水多因久雨所致，每逢开封阴雨连绵之际，皇帝就会派遣官员前往祠庙祈晴，《长编》中关于此类情况的记载比比皆是。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四月，“以久雨，命近臣祈晴于在京祠庙”[3]339。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五月，因“大霖雨，命近臣分诣京城寺观、宫庙祈晴”[3]475。为了更能体现至诚的态度，有时皇帝本人会亲自向上天祈祷。庆历八年(1048)六月，宋仁宗对辅臣言：“春夏久雨，朕日蔬食，夙夜祷于上帝，傥霖滛未止，当去食啜水，冀栘灾朕躬，然不欲使外闻之，妩其近名耳。”[3]3954宋仁宗因为“春夏久雨”而“夙夜祷于上帝”，这一作法虽然“不欲使外闻之”，但面对依旧“霖滛未止”的结果，宋仁宗还是把自己向上天祈祷的作法告知大臣，这从侧面反映出为了祈求雨停，降低洪水发生的可能性，皇帝本人向上天祈祷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建立了分工明确、责任可查、合作协调的管理制度，保障基金资助管理水平。一是分阶段管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科学评审中心主要负责申请的受理与分配、大部分竞争性项目的初评工作，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各研究所负责二审及项目立项和过程管理。二是管理队伍分工明确，团队协作。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各研究所项目管理人员负责日常管理、审核申请是否符合规章制度和指南；项目官员负责指南编制、审核项目进展报告、现场检查等；项目管理人员、项目官员及财务、临床实验专业管理人员组成科研管理团队，相互配合，充分发挥专业化管理的优势和效率。
其三，分流泄洪。分流泄洪和因势疏导是防洪措施中最有效的环节，通过兴修水利工程达到防洪目的。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在内外八厢创置八字水口，“通流两水入渠甚利”[2]2343。分流泄洪的另一方法是设立斗门。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十月，都提举司言：“汴水增涨，京西四斗门不能分减，致开决堤岸。今近京惟孔固斗门可以泄水下入黄河；若孙贾斗门虽可泄入广济，然下尾窄狭，不能尽吞。宜于万胜镇旧减水河、汴河北岸修立斗门，开淘旧河，创开生河一道，下合入刁马河，役夫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一月毕工。”[2]2329斗门相当于现代的水闸，在河道上设立斗门可以有效控制水量，水多时则开门放水。“(京师)久雨汴涨，议开长城口彝，请但启动杨桥斗门，水即退”，利用斗门泄洪分流的方法十分有效。为了分洪，在没有兴修水利工程的前提下会掘开大堤泄洪。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夏季，“(京师)大雨，水骤高十丈余，犯都城，自西北牟驰闪连万胜门外马监，居民尽没。前数日，城中井皆浑，宣和殿后井水溢，盖水信也。至是，诏都水使者决西城索河堤杀其势，城南居民冢墓俱被浸，遂坏籍田亲耕之稼。水至益猛，直冒安上、南薰诸门，城守凡半月。已而入汴，汴渠将溢，于是募人决下流，由城北入五丈河，下通梁山泺，乃平”[8]8093。由于水势凶猛水患严重，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在下游扒开汴河河堤泄洪，以解京师开封之急。
三、洪涝灾害时朝廷的礼仪应对
在天人感应观念盛行的中国古代社会，人们认为上天对皇帝的德行和施政感到不满便会降下灾异，借此警诫人君。宋人继承了前人这一思想，认为“天降灾异，惟能修德修政，则变灾为福”[9]，作为引起洪灾原因之一的久雨即是天降灾异的表现。在面对久雨水患时，北宋皇帝也常常自我反省，通过祈晴、下诏求直言、避正殿减常膳和虑囚等措施，希望改正自己的失德之处，以感上天。
八、古沟洫在民田中，久已淤平，今为赋籍而须开治者，据所占地步，为除其赋[2]2343。
除星光效应外，只有半透明或透明且色彩鲜艳的刚玉才能称做宝石。红色并含铬元素的刚玉呈红色调，故被称为红宝石；蓝色的蓝宝石则是因为含有了微量的钛和铁元素。
久雨被认为是皇帝失德的表现，皇帝为了匡正德失就会下诏求直言。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六月的《雨灾求直言诏》云：“近乃淫雨降灾，大水为沴。败公私之庐舍，冒西南之城扉。秋稼有沦伤之嗟，贫人罹溺丧之苦。弥月于此，积晦未开……则天灾缘政而生，思闻谠言，以推咎罚。道有消息，志在更张。应中外臣僚，并许实封言时政缺失，凡当时之利害，制治之否臧，悉心以陈，无有所讳。庶几弭塞变异，召致和平。咨尔股肱之臣，其交相戒敕，虚心以调元化，合志而营大政，辅予不逮，冀其有庆。故兹诏示，想宜知悉。”[5]218时间仅隔不到1月，宋仁宗又“以雨水为灾许中外臣僚上封言事”。此外，因京师雨水为灾而求直言的诏令还有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八月的《雨灾求直言诏》等[5]218。
汴水涨及一丈二尺，法许追正防河兵二十八指挥，自西窑务列两岸至东窑务，如涨及一丈三尺二寸，更追准备二千人。臣窃以京关防河，事体至重,乞自今遇水大涨或淫雨不已，令都巡地分如救火法，于近便增发三两指挥，不足，即指所辖军分奏差，其支赐、约束，并依防河[3]8096-8097。
开封作为北宋都城，百万人口生活需要用水，调运四方财富进京更需要水，开封城内水系发达，运河密布，这就为城市取水提供了保障，但同时也带来了洪灾隐患。如何规避风险，降低洪灾发生的可能性是北宋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北宋政府通过建立相对完善的障水体系和排水体系来降低城市洪水发生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开封城市洪水灾害依旧很频繁。依据《中国灾害通史·宋代卷》中《两宋时期水灾发生概况表》[12]，北宋京师开封共经历水灾41次，北宋一朝共167年，平均每4年经历1次。进一步比对发现，在京师开封遭遇水灾的次数中，宋太宗时8次，宋仁宗时10次，宋徽宗时8次。宋仁宗时期水灾频发，迫使北宋政府调整机构，“置在京都水监……罢河渠司”[13]，建立独立的治水机构——都水监，专门应对频发的水灾。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中“农田水利法”的实施最直接的效果是有效地减少了水患，避免了京师开封洪灾的发生。因此，宋神宗时期京师开封没有遭遇过水灾。
北宋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主动地应对洪涝灾害，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开封洪涝灾害发生的可能性，更避免了因灾害发生造成的京师混乱，从而保证了宋政府的稳定。在水患极有可能发生之际，皇帝通过下诏求直言、避正殿减常膳和虑囚等礼仪应对措施，以求“天人感应”，宋代皇帝在防洪中的礼仪应对属于精神层面，虽然无助于实际洪涝情况的解决，但对标榜以德立国的宋政府而言，意义不可低估。
收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10年1月—2013年12月)手术切除的26例TSCC组织标本及癌旁正常舌黏膜组织，迅速放置于-80℃液氮中保存。全部病例为经过两位独立的病理学专家确诊的初发TSCC患者，全身检查未发现远处肿瘤转移，术前和术后未施行放疗、化疗及生物治疗。本试验所有收集的TSCC组织样本及癌旁正常舌黏膜组织样本全部征得患者及家属同意，并签署生物标本二次利用知情同意书。
北宋政府为了防止水患发生，不断提高防洪技能，有利于宋代科技的发展。另外，北宋政府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缓和官民关系，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北宋社会的和谐。总之，北宋开封城市防洪不仅是城市自身的防洪，更关乎到北宋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的表率意义。
早在1933年8月，柯布西耶就在《雅典宪章》[19]中提出现代城市规划应该以改善人们居住环境为目标。余荫山房的空间组织与植物景观配置创造“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园林空间，满足了功能和精神上的需求，营造了与湿热多雨的岭南地域气候、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相契合的宜居生活空间，于宁静幽雅的园林中体味物我同在。
注 释：
① 对北宋开封水灾的研究主要有：周宝珠的《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邱云飞的《宋代水灾初探》，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日)久保田和男的《宋代开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郑颖的《北宋时期的灾害应对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李华瑞的《论宋代的自然灾害与荒政》，《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二期。牛楠的《北宋都水监与治水体制研究》，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程民生的《北宋开封气象灾害的政府应对》，《兰州学刊》，2015年第三期。周浩的《北宋中期水灾处置研究》，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4）微藻的综合利用。近年来，研究者们提出利用微藻生产高附加值产物反哺能源产业，实现微藻的综合利用。这是降低微藻生物能源成本行之有效的策略，未来可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开展研究。
参考文献：
[1] 管仲.管子[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47.
[2]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 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2.
[5] 徐松.宋会要辑稿[M].刘琳，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6] 窦仪.宋刑统[M].吴翊如，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431.
[7] 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M].朱东润，编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661.
[8] 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9] 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93.
[10] 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3141.
[11] 李埴.皇宋十朝纲要校正[M].燕永成，校正.北京：中华书局，2013：174.
[12] 邱云飞.中国灾害通史：宋代卷[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42-61.
[13] 王应麟.玉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450.
An Analysis of the Flood Control Measures of Kaifeng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YAN Guo-f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Henan University,Kaifeng,Henan 475001,China)
Abstract :Kaifeng,the capital city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frequently suffers from floods due to its flat terrain and developed water system.The government reduces the frequency of flood by establishing an effective water-preventing system and an efficient drainage system.In addition,the emperor will react with sacred rituals during the lasting rain,which does not help solve the problem of flood,but in the ancient society that believes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eaven and man,is significant.The flood control in Kaifeng is not only the practice of the city itself,but plays an exemplary role in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Keywords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Kaifeng;city flood control
收稿日期： 2018-07-27
作者简介： 闫国防(1991-)，男，河南虞城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
DOI: 10.3969/ j.issn.2095- 462X.2019.02.007
中图分类号： K 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462X( 2019) 02- 0028- 05
网络出版地址： http:// kns.cnki.net/ kcms/ detail/ 13.1415.C.20190401.0934.038.html
网络出版时间： 2019- 04- 01 02: 28
(责任编辑 薛志清)
标签：北宋论文; 开封论文; 城市防洪论文;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