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安全困境的理论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困境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673—5161（2006）03—0044—06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中东的安全困境呈现出结构性和层次性特征，不仅阿拉伯世界、伊朗与以色列之间存在着安全困境，而且阿拉伯世界内部各国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困境。另外，作为一个重要的参与变量，美国势力在中东的存在，更为中东的安全困境增添了诸多不确定因素。安全困境为我们观察和理解中东地区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地区事务发展的来龙去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
安全困境是指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因无法确定对方实力和意图而产生的信任危机，这种危机加剧了军备竞赛或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安全困境概念的提出者约翰·赫兹（John Herz）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始终担心受到对方的侵害，因而尽可能追求实力或权势以求得安全，而这又必然使对方感到不安全，从而尽可能地追求实力或权势以防不测，结果进一步加剧了相互间原本的安全担忧。① 赫伯特·巴特费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将安全困境称为“霍布斯式的恐惧”，认为，你会对其他国家有现实的恐惧感，他国也会对你持有同样的恐惧，也许你对他国并没有伤害之意，但你无法使他国真正了解你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认为对方的行为是敌意的，无理性的，因此都不肯做出使相互都获得安全的保证。② 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认为，安全困境的核心在于，一方安全的增强会削弱另一方的安全，这不是因为错觉或虚幻的敌意，而是因为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环境。每一方都认为对方不仅是潜在的威胁，而且对方的行为也表明它就是现实的敌人。一方面，一个国家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被视为威胁性行为；另一方面，国家又认为对方的敌意行为只能产生于对方的侵略性。③
安全困境表现为国际关系行为体自身安全感的普遍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对自身和他国安全状况的主观评估和判断。安全与安全诉求之间存在着悖论：作为一种国际公共资源，安全是有限的，然而，国家对安全的追求却是无限的，各国在追求安全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矛盾、冲突甚至战争。国家之间安全困境的普遍存在也是中东地区持续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中东安全困境的现状
中东地区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的结合部，周围环绕黑海、地中海、里海、红海和阿拉伯海等国际水域，因此被称为“三洲五海之地”。截至2004年底，全球已探明的石油总储量为11886亿桶，中东为7359亿桶，占60％以上。④ 因其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与丰富的战略资源，自19世纪始，中东就成为西方帝国主义觊觎和争夺的对象，是冲突和战争的高发区。
中东安全困境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打压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所致。美国干涉阿以之间的冲突又助长了中东的军备竞赛。二战以来，美国一直充当着中东最重要的平衡和调停的角色。海湾战争后，美国更是直接介入中东的地区事务，给该地区的安全形势带来了诸多新的变数。美国对以色列的战略支持推动了以军事实力的进一步膨胀，加强了中东其他国家对以色列的猜疑，加剧了地区安全困境。中东国家不仅担心以色列在该地区坐大，更担心美国垄断该地区事务，最终导致中东国家丧失自己的独立发言权。在此情况下，各国自然努力谋求加强自身的安全，从而导致了新的军备竞赛。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都明显将自身安全界定为对方的不安全，导致双方安全的互不相容性。根据联合国“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以色列必须交还1967年战争中所侵占的领土以换取阿拉伯邻国的信任。但以方称这些领土对以色列的防御至关重要。因此，以认为是用一种有形的战略资产来换取一种摸不着的东西，一种随时可以反悔的东西。⑤
2006年1月25日，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立法委选举中获胜，2月21日伊斯梅尔·哈尼亚就任巴勒斯坦新总理。2006年3月28日，以色列代总理奥尔默特领导的前进党赢得了大选的胜利，一方面表示要放弃部分西岸的土地，另一方面声称要继续实施沙龙制定的单边脱离行动计划，折射出以对未来自身安全形势的担忧。从国家整体实力看，以拥有与所有阿拉伯邻国同时作战的常规力量，并拥有核能力，其国家安全已有根本保障，但就以公民的个体安全而言，则尚未获得绝对保障。因为威慑手段可以保障国家安全，却无法保障公民的个体安全。⑥ 因此，以色列仍不能摆脱安全困境的桎梏。
因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缺少一个具有权威性的领袖，内部也存在着安全困境。受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影响，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相互猜疑和竞争态势逐渐增强，各国先后从国外购进大量用于进攻作战的高技术武器装备。伊朗一再声称自己拥有和平利用核技术的权利与能力，并对国际社会的压力采取针锋相对的强硬态度。为此，阿拉伯各国对地区安全形势普遍担忧。虽然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各国自主研发军备的能力都不强，但是所购买的军备数量却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构成威胁⑦，从而使该地区潜伏着动荡和冲突的可能性。
二、中东安全困境的现实主义阐释
新现实主义认为，正是自我对他者当前尤其是未来意图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无政府状态下的冲突逻辑。由于各国对他国意图不确定的估计以及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本质使然，国家间的冲突关系成为一种常态，这就产生了国家安全关系中典型的“安全困境”⑧。亦即，国家都是从自助的角度考虑自我利益，对其他行为体尤其是没有共同价值观的行为体意图的不信任、猜疑，往往作最坏的假想，由此形成了安全困境。⑨
新现实主义还认为，国际系统从根本上有别于国内系统。权力关系由一个国家相对其他国家的权力位置所决定。国际系统的无政府状态、国际系统单位职能的相似性以及国际权力的分散分布成为现代国际社会的三大实质性特征。⑩ 具有这些特征的国际体系必然以竞争为基本互动关系。在国际政治中，各国在自保过程中的一举一动又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一国采取的增强自身力量以预防遭攻击的举动必定会引起他国间的军备竞赛和权力之争。(11) 因此，主权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是普遍存在的。
鉴此，中东安全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上。第一，各力量之间的战略利益竞争。它主要涉及能源安全、领土争端、国际通道、民族利益以及宗教教派的争端。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争端主要有：两伊之间为阿拉伯河划定水道的战争，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为领土和石油偷采的战争，阿联酋和伊朗之间为海湾三岛的争执，叙利亚、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领土争端，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的库尔德民族独立问题，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亚喀巴湾之争，以及苏伊士运河国际水道问题等。这些问题涉及双边、三边甚至多边关系，加剧了矛盾各方爆发的对抗性和冲突的可能性。
第二，均势的波动。安全困境限制了各个单位国家发展自身能力的倾向。这种竞争性安全关系的产生、形成和破坏与均势的形成和破坏密不可分。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对峙，中东地区形成美苏两大国间接介入的均势局面。冷战后，均势局面被打破，由此产生三大后果：一是中东地区的安全力量呈现“一边倒”的态势，以色列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军事力量之和，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色列追求的绝对安全日趋稳固；二是原先在冷战时期被隐藏的或被压制的许多热点问题凸现出来，如海湾战争实为美国肃清中东冷战遗产而进行的一场预防性战争；三是在新形势下地区国家开始应对潜在或现实的威胁，寻求形成新的均势。由于没有一个权力中心，特别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内缺乏一种号召性力量，任何一国都无法确定其他国家以预防为目的的军备发展是否会转化为进攻能力，都不敢轻易相信他国的安全承诺，而只能将追求自身安全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目前，中东地区呈现出权力分散态势，阿拉伯世界、以色列、伊朗以及土耳其都不具有主导地区事务的能力和抱负。美国主导中东事务的能力，往往由于其偏袒以色列的本性和使双重标准而存在着极大的脆弱性。
第三，安全机制的缺失。国际机制是指在国际关系的议题领域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12)，或曰“规定行为角色，解释行为和形成期望的持续而相关的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13)。国际安全机制可以维护和保障国家间减弱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为促进地区稳定奠定基础，但也意味着机制中的成员国将受到相应的约束。中东历史上几乎从未形成过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安全机制。冷战时期成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等都难以在安全合作方面形成相应的机制。多数情况下，中东国家，特别是许多阿拉伯国家都希望能够在机制中“搭便车”（Free-riding）， 享受机制提供的优惠条件和安全保障，却不愿为机制的发展和巩固承担相应的义务。中东各国力量间相互猜疑、畏惧甚至敌意终难建起安全互信机制，区域安全机制的缺失又加深了中东的无政府状态，导致无法对区域内争端、潜在冲突或危机进行有效的制约、管理和仲裁。
尽管美以签署了《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但因彼此实力的严重不对称，以色列担心依赖美国的程度越高，自身行动自由的限制就越大。(14) 因此， 以对外行为具有极强的矛盾性，一方面声称自己将不受美国的约束而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又积极寻求美国的理解和支持。如沙龙政府一方面宣称尊重“中东和平路线图”原则，另一方面又实施单边脱离行动计划。尽管巴以之间曾经签署过许多条约和协议，但很少得到切实贯彻与落实，双方在领土、水资源、难民、安全等问题上都顾虑重重，不愿也不敢轻易退让。当前，巴勒斯坦的哈尼亚政府和以色列的奥尔默特政府都拒绝承认对方的合法性，以色列更将哈马斯认定为“敌对实体”，不仅切断了与巴当局的所有直接联系，而且还炮击加沙。(15) 美国也对哈马斯政府实行全面封锁与遏制，并中止了除人道主义之外的各种援助。巴以局势不容乐观。
三、中东安全困境的建构主义诠释
建构主义认为，安全困境就是行为体间共有知识的缺失。所谓共有知识指的是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与期望。只有对互动过程中的信号有着共同的理解，才能形成共有知识。这种共有知识不断由互动行为加强，并相对稳定下来，形成观念结构。正是这种观念结构赋予行动以意义。(16) 安全困境则表示这样的一种观念结构：单位主体之间的相互期望使各行为体间产生高度的相互猜疑，总是对对方的动机和意图做出最坏的估计。
共有知识决定了角色和身份，角色和身份又决定了利益和行动。“无政府体系的结构和趋势将取决于自我的三种角色——敌人、对手、朋友——中哪一个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国家会处于相应的压力之下，将这种角色内化于它们的身份和利益之中。”(17) 如果自我认为敌人是真实的，那么，从结果来看，敌人就是真实的。自我是发动攻击还是保持警觉取决于对对方意图的理解；如果他者发出的信号是威胁性的，自我经过接收、解读和赋予意义后也被理解为威胁，威胁感就会产生。
在中东，相互间敌对关系是囿于利益冲突的各方通过敌意的文化构建的。巴以之间长期以来将对方视为自己的敌人。在几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侵占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大量土地，这既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耻辱，更是巴勒斯坦人的切肤之痛，历届巴政权都拒绝承认以色列对巴领土占领的合法性。巴以双方的敌意文化在哈马斯执掌政权后更加凸现。尽管美国以拒绝经济援助相要挟、以色列以军事打击相威胁，但哈马斯政府仍坚持强硬立场，巴以之间的外交沟通重陷僵局，巴以和谈的前景又趋渺茫。伊朗与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之间同样也存在严重的敌意。作为中东唯一的以波斯民族为主体的什叶派穆斯林国家，伊朗与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广大阿拉伯世界既有民族矛盾，也有教派冲突，加上领土争端等因素，历史上阿伊之间多次产生矛盾，甚至发生战争。为显示对以色列的敌对意识，伊朗甚至不顾宗教派别上的歧见，暗中支持巴极端组织发动针对以色列人的恐怖袭击，引起了以色列的极端不满和仇恨。在伊朗核问题上，以多次表示将可能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以消除对其构成的安全威胁。
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形成的这种敌意意识呈现出典型的“霍布斯文化”的特质。霍布斯文化宣称，国家之间至少在三个方面有着共有的知识：1.与它们打交道的是与它们在功能上一样的国家；2.这些国家是它们的敌人，因此威胁它们的生存和自由；3.如何应对这些敌人。(18) 由于国际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国家所能做的只能是缩小冲突的范围和减少冲突的程度，并进行自我保护。在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Doctrine of Jungle）和一切国家反对一切国家（All Against All）的自然状态。以霍布斯文化为突出特征的共有知识的缺失表现为中东各力量间安全意识的错位，体现在各国对自身安全环境的评估与判断产生偏差，对彼此安全政策和措施产生误解，甚至做出错误判断，从而陷入安全困境之中。海湾战争后，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的军购规模增长较快，这既加强了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安全困境，也增强了以色列、伊朗对地区安全的担忧。
中东安全困境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相关国家彼此将对方界定为竞争对手或潜在敌人甚至敌人，当国家之间进行了诸如此类的角色认同，错误地判断相互怀有最坏意图的时候，就会产生极度的不安全感和敌意，亦即，敌人和对手身份是通过彼此互动来确定的。美国以“反恐”及“防扩散”为借口，将伊拉克塑造为自己的敌人，既有助于其增强国家的凝聚力，也希望在阿拉伯世界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为打击伊拉克做好准备。萨达姆政权又通过建构美国为敌人的身份来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和有效统治。美伊敌人身份的相互建构逐渐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危机不断升级，最终引发了伊拉克战争。
由于历史的积怨和现实的矛盾，阿以之间彼此意图的疑惧逐渐转化为敌意并进而导致相应的敌对行为，将侵略与反侵略的行为均界定为恐怖主义活动。历史上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巴勒斯坦曾多次遭受美以的欺凌和侵略，民族感情和尊严遭到极大的伤害，对美以采取的任何旨在改变现状的措施都持怀疑态度，如美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以谋求军事大国以及美以围绕军事安全开展的合作都使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极度担忧与警觉。
四、中东安全困境的出路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是一个既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单位集合体，它是各种单位变量相互作用的一个复杂而有机的行为系统。(19) 主要国家的实力分配构成了国际体系结构，这一结构的形式虽然可以变化，如从单极、两极到多极，但实质却不会有根本的变化。中东安全困境已成为难以扭转的态势。如果要摆脱自身的安全困境，中东各国必须自助或者寻求建立和维持均势才能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
从历史上看，中东地区的均势态势似乎始终存在。以色列、阿拉伯世界、伊朗以及土耳其之间都在维护着一种均势态势。作为一个重要的外部力量，美国也在维持着与中东各力量间的总体均势。另外，阿拉伯世界各国间也维持着一种隐性的均势态势，致使它们难以真正发挥整体力量的作用。美以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使中东均势态势始终处于一种不对称的失衡状态。美以维持的是一种强制性的稳定与和平。然而，这种稳定也存在着一定的脆弱性，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各国，都未能从这种均势态势中获得安全感。
与新现实主义的静态结构认识不同，建构主义将国际体系的结构看成是动态的，是社会性建构的(20)；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建构的(21)，国家可以建构一种结构，也可以分解这种结构，并建立一种新的结构，新的结构是由完全不同的观念构成的。(22) 国际关系中利己主义国家组成的自助世界是历史性和观念化的产物。但“自利行为如果没有实践的支撑就将消失”(23)。在新的实践中，国家能够创造新的观念性结构，这种结构有助于帮助国家之间克服和消除集体行动的困难和彼此间的不信任。两个国家在无政府体系中相遇，可能成为朋友，也可能成为敌人，关键取决于国家采取的行动和相互之间对这种行动意义的理解。由于历史上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敌对立场，美以担心伊朗发展核技术用于“非和平”的目的，将对它们的安全利益构成危险；同时，由于美以对伊朗咄咄相逼的态势，也使伊朗将两者的行为界定为不友好甚至充满敌意。这种相互敌对的认知最终促进彼此敌人身份的建构。
建构主义认为，在国家间互动频数增加和相互依存程度增强的时代，集体认同和集体利益生成的可能性增大，国家间会产生更强的认同感，最终会改变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无政府逻辑，建立卡尔·多伊奇所谓的“多元安全共同体”。这种安全共同体可以对“安全困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共同体内各成员国培育出一种浓厚的共同观念，产生出不以战争手段解决彼此间争端的强烈互信，从而塑造一种和平变迁的稳固预期。(24) 强调最好的和平不是来自霸权下的强制约束， 也不是源于根据收益／成本计算而来的社会契约规范，而是来自各主体间的互信和集体认同。如果这种互信和集体认同能够形成，就会在各国之间造就一种浓厚的共同体感，衍生出不以战争手段解决彼此争端的共识，从而彻底摆脱“安全困境”(25)。
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原因导致了中东各国相互之间主观上的猜疑和不信任，难以建立一种集体认同意识。如果各国能够进行应有的相互交往和沟通，形成相互保证安全的互动，就将达成一种共有知识，使共享的认知结构移向一个“安全共同体”(26)。但中东各国间的互动又存在着相当的有限性，难以通过共同的规范、认同和互信等主体间认知因素及其内生的社会化、制度化来消除区域内部国家间的不安全感。中东国际体系仍然具有强烈的霍布斯无政府特质。
五、结语
中东安全困境既具有历史因素，也存在现实原因。均势与集体认同的建立因其具有巨大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而对改善中东安全困境作用甚微。以色列在继续依赖美国的前提下，既要妥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也要积极发展与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应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渠道寻找巴以和平的突破口；美国既要维护自己在中东的既得利益，也要顾及阿拉伯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安全诉求，应尽快改善“袒以压巴”的中东政策所造成的不良印象；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应逐步减少猜疑，加强相互间信任，建立相互认同，并产生互动以减弱安全困境。据以色列《国土报》近日报道，哈马斯希望与以色列就“平静换平静”达成非正式谅解。巴自治政府外交部长马哈茂德·扎哈尔在接受采访时，甚至表示希望就“两国方案”进行探讨。(27) 这都为缓和巴以紧张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从目前形势来看， 美国为改善自我形象正积极推动巴以和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消除中东各国对美国的疑忌。以色列利用伊战后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化的时机，正在寻求与阿拉伯世界进行交流，加强对话。然而，中东各国之间的互信程度还较低，要彻底摆脱中东安全困境的状况仍需各方做出长期的努力。
注释：
① John H.Herz,“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Vol.2,1950,pp.157～158;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51,p.3;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p.231;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risis of World Politics: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David Mackay Company,Inc.,1976,pp.72～73.
② Herbert Butterfield,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Collins,1951,p.21.
③ 【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8～69页。
④ 探明储量最高的5个国家都位于中东，依次为：沙特阿拉伯2627亿桶；伊朗1325亿桶；伊拉克1150亿桶；科威特990亿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978亿桶。另外，卡塔尔152亿桶，列第14位。参见“世界经济指标”，《国际资料信息》2006年第3期，第46～47页。
⑤ Donald C.Bergus,“‘Forty Years on’--Israel’s Quest for Security,”The Middle East Journal,spring 1988,pp.202～208.
⑥ 孙守鹏：《巴以安全困境及美国的中东政策》，载《西亚非洲》2002年第4期，第4页。
⑦ 2004年，沙特阿拉伯的军购额为29亿美元，是继印度之后世界排名第二的发展中国家军火买主，埃及、阿曼和以色列分列第四、第五和第六位。
⑧ 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Vol.30,No.2,1978,pp.167～214.
⑨ 刘靖华：《霸权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⑩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47页。
(11) 姜川：《试论建构主义理论的观念结构及其理论局限》，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4年1期，第17页。
(12) Stephen Krasner,ed.,International Regim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2.
(13) 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Westview Press,1989,p.3.
(14) Ze’ev Schiff,“Israel after the War,”,Foreign Affairs,spring 1991,p.31.
(15) “Israel cuts its ties with Hamas-led government,” The Associated Press,April,10,2006.http://www.iht.com/articles/2OO6/O4/O9/news/mideast.php
(16)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326～336.
(17) Ibid.,p.259.
(18) Ibid.,p.268.
(19) Morton A.Kaplan,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Wiley,1962,p.4.
(20) 【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再构建》（刘德斌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译者序第9页。
(21) 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 1992,pp.391～426.
(22) 秦亚青：《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载《欧洲》2001年第3期，第7页。
(23)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360.
(24) 郭树勇：《试论建构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前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第23页。
(25) 倪峰：《对多边主义理论构成的一些探索》，载《国际论坛》2004年第6期，第14页。
(26) Alexander Wendt,“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 1995,pp.71～81.
(27) 《哈马斯提议“以平静换平静”——两国方案暗示承认以色列存在》，载《京华时报》2006年4月8日，第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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