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文化“希腊化”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埃及论文,希腊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41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267（2000）01—0020—05
一
公元前332年到公元前30年， 希腊人统治埃及的这一时期被看成是埃及文化的转型期。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埃及人背离了三千年的法老传统，迷失在希腊文化之中。十九世纪的某西方学者对此用“希腊化”（HELLENISM）一词加以概述，自此，学术界多沿用这一说法。 其实“希腊化”这一概念颇具争议。但许多学者认为埃及文化被“希腊化”了。
“希腊化”的概念是西方学者针对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文化状况而言的，除埃及以外还包括希腊本土的安提柯王国和小亚西亚的塞琉古王国以及周边小的邦国。或许从宏观的角度考察，文化的发展呈这样一种态势，但地中海周边如此广大的一个区域，各民族发展进程又不同步，历史文化传统也千差万别，加上希腊征服者对各自统治的王国采取不同的文化政策，其中的情形错综复杂，仅以“希腊化”这一笼统的概念就把文化发展的千差万别涵而概之，恐怕有失史学研究的严谨。具体的问题应具体分析，这一时期就埃及文化而言，用“希腊化”的概念加以定义就有失偏颇。那么，我们不妨具体看一下所谓的“希腊化”究竟“化”到什么程度。
二
（一）埃及人学希腊语，但掌握的程度参差不齐
托勒密王朝时期（公元前323年， 亚历山大的部将托勒密继承对埃及的统治，史称托勒密埃及，这一王朝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0年），希腊语替代世俗体埃及语成为官方语言。在王朝初期，上层官员的任命都来自于说希腊语的上层精英，埃及人最多担任乡村一级的职务多于特权的下层官职。对埃及人来说，要想跻身上层社会，加入到统治集团中去，就必须学好希腊语，因此，上层埃及人努力学习希腊语，还入体育馆接受希腊式的教育，仿效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有些人十分成功，能用希腊语流利的交谈和书写，他们逐渐得到希腊统治阶级的认可，到王朝中后期，政府机构中的埃及人多了起来，许多埃及人成为政府要员，拥有不菲的资产，甚至那些并不富有的埃及人，也占据政府中下层官职。〔1〕埃及人在走入希腊上层社会的同时，也把他们的文化背景带入到希腊人中间去。
诚然，有人掌握希腊语，但在埃及占多大比例呢？所有的资料显示，他们只是人口的少部分。具体的数字统计无法做到，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加以估算。公元前二世纪，在奥克昔恩彻斯（OXYRHYNCHUS ）—中埃及较大的城镇—四千多份“谷物销售”申请表中，有三分之二的申请人不懂希腊语。〔2 〕如果这个申请表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大城市中男性公民的读写率的话，那么，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整个埃及的比例会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因为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向来少于男子，古埃及社会也是如此；另外，环境闭塞、观念保守的乡村，懂希腊语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懂希腊语的埃及人的水平也参差不齐，有的可流利的读写，借以升迁；有的只能算是“半文盲”水平，他们称自己为“慢写者”，他们只能在文件的末尾签上自己的名字，可能至多能粗略的读懂希腊文，超出这个能力就相当困难；大多数埃及人应当称为希腊语的文盲，对希腊语一窍不通。他们也有其特殊的方式解决生活中的难题，有职业书吏为他们书写文件、合同。在官方文件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话语：“某某代我书写，因为我不懂如何书写。”〔3〕这人不会书写的显然是希腊语。
希腊语虽有一定的市场，却根本无法排挤掉埃及语的普遍使用。官方的正式用语虽为希腊语，但绝大部分官方文献都是希腊语和埃及语并存，如世俗体埃及语的赋税收据或合同都附上希腊语的签条，反过来也是一样。希腊语在官方文献中尚未占据绝对优势，更不用说深入推广到普通埃及百姓中间去，与他们的母语相抗衡。埃及人学希腊语为功利的目的所驱使，并无兴趣探讨语言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
（二）相互通婚形成希——埃家庭
亚历山大帝征服埃及之后，地中海周边的民族大量涌向埃及，其中以希腊—马其顿人为主，这股移民浪潮一直延续到公元前三世纪末。〔4〕这时社会呈现一种稳定状态，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血统融合， 大规模希腊人和埃及人通婚，一般情况是希腊男子娶埃及女子为妻，形成希—埃家庭。这种家庭越来越常见，我们可以通过纸草文献中出现的名字加以证实，一个家庭中经常出现希腊名字和埃及名字共存的现象，而且两种名字出现的频率几乎一样。〔5〕那么， 这种家庭的后代的文化归属指向何方？两个民族相互通婚只是民间自发，并非政府有意鼓励。希腊统治者对这种婚姻虽未严令制止，也没表示出支持的态度。在亚历山大里亚，希—埃这种婚姻一直也没有得到法律上的许可。因为这种婚姻的后果是希腊人的血统不再纯正，希腊人的文化传统遭到冲击。
希腊文化最初在家庭中显现出优势地位，但随时间的流逝，希腊的文化特性减少，埃及的文化特色显露。希—埃家庭的第一代子女可以说希腊语，接受希腊式的教育，但他们的埃及母亲有意无意对子女产生影响，他们因此也获得埃及文化的行为规范，他们不可避免接受的是两种文化。但在以后的几代，他们身上的希腊文化特性将大打折扣，埃及的文化气质要远远超出他们的父亲。这并非作者的主观臆断，这与希腊人的人口数和分布情况有关。虽然有大批的海外移民移居埃及，但从人口比例来看，希腊人依旧是少数民族，埃及人和希腊人的比例是8∶1，埃及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6〕另外， 希腊人并不是住在自己自足的与埃及人完全隔绝的独立区域，他们散居在当地人中间。〔7 〕居住的分散就不能积聚较大的力量与埃及文化抗衡，他们处于埃及人的包围之中，难以保持原有民族的文化特色。对于希—埃家庭的后代来说，通晓埃及语更扫清了与埃及人交往的障碍，来自家庭的那点希腊文化函养根本就抵挡不住大的社会文化氛围的熏染。加之从公元前三世纪末起，随着埃及的逐渐衰落，政府对希腊文化的扶持力日渐减弱，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地位渐趋一致，他们无力也无须坚守传统的阵地，希腊文化特色渐渐从他们身上褪去。
（三）埃及人的文化抉择：游移于希腊和埃及文化间的双重人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以后就开始了两种文化融合的历程，两个民族朝夕相对，两种文化交叉碰撞。埃及人对外来文化好奇探究，同时又对传统文化依恋回护，于是，在冲突的文化环境中产生了看似矛盾，但又合理的文化双重人。这又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埃及人上层，他们受希腊人特权地位的利诱，又加上对征服者文化的好奇，便积极了解希腊文化，想借此栖身到上层社会中去，但同时，他们又是埃及传统文化的继承人，根深蒂固的文化特性挥之不去。最终，他们选择一种调和的方式—文化的双重人，既是埃及的，又是希腊的，两种文化集于一身，在不同的文化场合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如，许多埃及人官员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希腊的，一个是埃及的。在官场中使用希腊名字，在家庭和寺庙中就使用埃及名字。〔8 〕在埃杜夫的一个埃及人的墓志铭用两种语言写成，这个人也有两个名字，兼具两种身份，既是军队的高级军官，又是当地神祗的祭司。〔9 〕我们虽没有确切的证据显示他们家庭的生活场景，但只要他们娶埃及妇女为妻，在家中就必定说埃及语，基本上按传统的习俗生活。这些人扮演两种角色：在希腊人中间遵循他们的习惯，在家庭和宗教生活中又回复到旧有的传统中去。对他们而言，学习希腊语就像我们学习英语，只作为谋生的一种手段，不会因此而遗失固有的文化特色，变为西方人。埃及人也是如此。
另外一种文化上的双重人，是希—埃家庭的后代。他们是希埃两种文化融合的产物，在两个文化世界之间穿梭往来，游刃有余。举一典型的例子， 公元前二世纪末，
位于中埃及的名叫狄奥尼西乌斯（DIONYSIUS）的希—埃家庭。家庭中的成员都有希腊语和埃及语的名字，狄奥尼西乌斯的埃及名字是普来尼司（PLENIS），他懂希腊语也懂埃及语。希腊人的特征，方便他进入希腊人的世界，参加军队，与希腊人签定租赁合同和信贷合同，与希腊人的经济纠纷也求助于希腊人的法律系统（埃及奉行两种法律系统，分别管理希腊人和埃及人的事务）。与此同时， 他身上的埃及人的文化素养使他有能力胜任家乡赫莫波力特（HERMOPOLITE）诺姆的地方神祗—朱鹭神的祭司。〔10〕
无论这两种文化双重人多大程度上受希腊文化的陶冶，当两种文化相冲突的时候，他们还是站在埃及一方，清晰地显示出他们的文化归属。
其一，货币之争。托勒密一世把金银的货币体系引入埃及，但埃及人习惯使用铜币，反对使用陌生的金属货币，国王对此作出让步。大约公元前270年，托勒密王把铜币纳入货币体系，金银铜通用。 铜币的引入几乎排挤掉银币的流通。货币背后的头像，也由以前亚历山大里亚大帝、托勒密、宙斯，变为埃及传统神祗—阿蒙神。〔11〕
其二，历法之争。亚历山大入主埃及之后就存在马其顿历和埃及历法之争，双方各执一辞，相持不下，一直到托勒密王朝的后期，才以埃及历法的胜利而告终。〔12〕
其三，固守埃及的宗教。埃及人可以仿效希腊的生活方式，却决不肯背弃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规范。他们始终虔诚的祈求阿蒙神的保佑，希望借用“死者书”的力量，通过奥西里斯神的审判，升入极乐世界。希—埃家庭的后代，也选择埃及的神祗作为信仰的依托，也有许多人像狄奥尼西乌斯一样，有足够的威望担任地方神祗的祭司。
在文化融合大的背景下产生的文化双重人，在文化冲突中并不一定成为埃及文化的领导力量，但却没有站在希腊文化一方，抵制埃及文化，他们以各种方式信守着埃及的传统，这在宗教信仰上的表现尤为清晰。
（四）埃及人坚守信仰的阵地
在埃及人的宗教生活中，丝毫看不到希腊神祗的影子。在埃及诸神面前，希腊的奥林匹亚诸神显得软弱无力，他们不仅得不到埃及人的接纳，甚至连希腊人的宠爱也失去了，公元前三世纪末以来，奥林匹亚神对埃及的希腊人的影响越来越小。〔13〕相反，希腊人对埃及的宗教显示出浓厚的兴趣，阿蒙神（太阳神）、奥西里斯神（冥神和丰产神）、伊西丝（奥西里斯神的配偶），这些最受埃及人崇拜的神，也都成为希腊人虔诚崇奉的对象。托勒密诸王千方百计打扮成埃及的法老，神化王权，企图获得埃及人的崇拜，来获取统治埃及的合法地位，但在埃及人眼中，他们永远都是可恶的外国人，迟早有一天要被驱逐出埃及的土地。托勒密一世亲手缔造萨拉匹斯神，把其与希腊的宙斯等同起来，〔14〕试图以此作为联结希腊臣民和埃及臣民的纽带。但在埃及人看来，萨拉匹斯就是他们早已信奉的奥西拉匹斯，与希腊的神祗没有丝毫的关联，结果很有趣的是，希腊人和埃及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信奉萨拉匹斯神。在宗教领域，埃及人始终坚守本民族的信仰，希腊宗教根本无力渗入。
（五）文学，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
现存的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残缺不全，使我们很难窥其全貌，单就现有的文学作品来看，希腊文学和埃及文学就像两条平行线，沿着自己的轨道延伸，互不相交。
在亚历山大里亚，希腊文学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作家掀起了创作高潮，文学作品的数量远远超出古典时期，希腊文学在亚历山大里亚红红火火，却并没有动摇埃及文学的根基。在文学创作手法、内容、体裁等方面，希腊对埃及的影响是微乎其微，埃及的文学模式仍顽强地存在着。一大批用世俗体埃及语写成的作品问世。
这一时期，埃及文学主要分为三个流派。一是教谕文学，即通过一连串的道德箴言，宣扬各种处世哲学。作品的风格、内容形式几乎是埃及传统教谕文学的翻版。另一流派是最常见也最流行的浪漫传奇故事，讲述的是一些王公将相、公主妃嫔及神灵魔力的故事。这些作品寄托着埃及人对法老时代美好时光的深切怀念。这些传奇故事不仅获得埃及人的喜爱，还赢得了一大批希腊读者的钟情，这些故事被译成希腊语，有些作品一直存留到罗马时期。
除此之外的最突出的一个流派是反映埃及民族主义情绪的预言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是在公元前130 年至115 年期间创作的《陶工的预言》（ORACLE OF THE POTTER）“守护神将抛弃他们（希腊人）所建的城市（亚历山大里亚）转向孟斐斯。当埃及人看到外国人像枯叶一样纷纷从树上滑落的时候，我们的苦难就结束了。海边的城市将成为干涸的空地，任由渔夫捕捉，因为守护神已去了孟斐斯。所以过路人说：‘这是一个人类所有种族居住的哺育万物的城市’。”〔15〕《陶工的预言》表达的是埃及人对异族统治者的强烈愤恨，对亚历山大里亚城的诅咒，以及对孟斐斯复兴的热切期盼，其中也隐约透露出对救世主降临的祈盼。预言文学的盛行，极大地鼓舞了埃及人反抗希腊人统治的信心和斗志，成为埃及人的思想武器。民族主义仇恨的滋生蔓延使埃及人的心理上难以接受希腊文化，强烈的民族自尊往往导致狭隘的文化排外，他们竭力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拒绝接受外来文化的一切，包括其中的优秀成果。
三
虽然希腊文化对埃及文化产生很大影响，但却仅仅停留在表面，并未深入其中，埃及人还是固守他们的传统。埃及人接受希腊文化的外在表现是他们懂希腊语，穿希腊式的服装，到希腊剧场附庸风雅。埃及人说希腊语，用希腊语书写官方文件，却没有对希腊语的著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更不用说用希腊语从事文学创作。上层埃及人即使坐在剧院里观赏希腊的戏剧，却也很难获得情感上的共鸣，至于希—埃家庭的后裔，虽受两种文化的熏陶，游移于两种文化世界之间，但他们的文化归属还是指向埃及，他们在埃及人身上找到认同感。这些埃及人表面上深受希腊文化的渲染，但骨子里仍遵循旧有的传统，方便使用埃及的货币，上面刻有阿蒙神的形象，坚持沿用埃及的旧历，仍然笃信埃及的神祗。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所说的只是上层少数的埃及人和希—埃家庭的后裔，这些人的数量相对于土生土长的埃及人而言还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的埃及人居住于乡间，他们与希腊人接触少，而且思想保守、顽固，更淡泊名利的诱惑，他们自始至终地保持几千年沿袭下来的文化传统，固守他们的语言、习俗、信仰、生活方式等等。
埃及文化“希腊化”这一说法相沿已久，但究竟“化”到什么程度却鲜有人问津，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埃及文化“希腊化”仅“化”在表面，埃及人对希腊文化只是浅尝辄止，他们还是固守着本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文化融合是一个相当复杂难解的过程，是多种文化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只有具体剖析当时的文化状况，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收稿日期〕1999—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