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整体理性与科学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理性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国60年之际，中国面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已成不可逆趋势。近年来，全球经济社会转型之主导理念历经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再到“北京共识”的嬗变，而科学发展愈益引起世人关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科学发展”，无独有偶，斯蒂格利茨[1]随即针对中国经济增长亦建言“关注民生”，“均衡、平等、可持续地发展”。显然，二者依据迥异，结论却极其相似。这表明，在全球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整体理性逐渐超越其个体理性，并日益聚焦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科学发展或许是华夏文明的东方智慧与西方文明的市场整体理性形成的“重叠共识”。①
一、市场经济的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
自发生成的市场经济历经二百余年演化，直到斯密时代才真正生成了理性自觉。斯密论证了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然且自动的调节系统，在人的利己心的驱动下通过自由竞争的调节，经“看不见的手”引导，就能满足不同个人的利益诉求，进而为社会积累日益增长的财富。
斯密对市场经济的理性自觉，演变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范式之市场理念。福利经济学第一、二定理乃至阿罗—德布鲁模型，为“看不见的手”范式完善了更加明确严格的假设，增添了极为精密的数学模型，其实质并无变化。用现代语言来表述：若满足完全竞争、完备信息诸条件，则市场经济必然自行实现某种帕累托最优的均衡结果。在它背后，是“理性经济人自觉追求效用最大化”假设，此乃 “看不见的手”范式之古典与现代版本的理论硬核。“经济理性”的内涵，经边际革命后新古典经济学的改造，在抽去其包含的功利主义和伦理道德等因素之后，以可用货币计量的“偏好”、“效用”等范畴，斩断“自利”与“自私”在理论上的联系，从感性欲望转向理性选择，即有序偏好、完全信息、精确计算（成本—收益分析）、理智选择（目标函数最优化）。显然，此乃经济人的“个体理性”。现代经济学诸流派之“有限理性”和“满意原则”假设，亦属个体理性范畴。质言之，所谓市场经济的个体理性，就是经济人自觉追求其预期效用最大化的理智抉择。
其实，斯密是从整体上对市场经济进行理性把握的，只是受“破碎化”思维定式[3]6和经典力学范式的影响，遵循其“原子式线性叠加”原则之路径依赖，从而得出市场个体理性简单加和即其整体理性之结论。然而，若将《道德情操论》核心范畴“同情心”与《国富论》核心范畴“利己心”综合解析，人们不难看到，同情心与利己心均源于自爱心。人在实践中生成了对于“我”的自觉意识。从此，人摆脱了动物本能的“刺激—反应”二维双向循环简单反映和活动模式，生成了立足于自身，并在思维中将自我与环境、他人及其相互关系同时作为对象来把握的三维多向超循环复杂反映和活动模式。②人具有把我和他人及其关系作为对象来思考的能力，其源于动物本能的自爱心就会将人比己、由己及人而萌生同情心。在斯密那里，同情意味着利他但以不亏己为下限，而利己意味着自爱但以不损人为边界；同情不等于绝对利他，利己亦不等于绝对自私。斯密满怀对市场经济的美好憧憬，他的两本名著中所描绘的同情心与利己心，同样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后人将斯密对市场经济的理性自觉归结为以利己心为内核的个体理性，只是继承了其市场理念的牛顿式市场整体理性，并运用可解二体问题的数学工具将其转换为数学模型而精确化、绝对化。
与其形成鲜明比照的是亚里士多德式市场整体理性，即立足于市场经济系统的生成、发展、消亡来把握其总体全程运行机制，为此既要反思其积极方面从而予以赞许并主动高扬之，又要反思其消极方面从而加以批判并自觉控制之，其代表是马克思。较斯密更幸运，马克思处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其内在矛盾业已充分展现的时代。他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诸多弊端尤其是私有制导致的不公平的批判人尽皆知。不过，他对市场经济在效率和培育个体主体性等方面的赞许同样发人深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确认，资产阶级运用市场手段在不到一百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此种嘉许或无以复加。在阐述社会经济“三形态”时，马克思论证了尽管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独立性是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基础之上，然而它毕竟否弃了人身依附关系，且舍此则无法“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而“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5]104市场经济之不可逾越就在于它对人的个体主体性的生成和锤炼尚无其它途径或手段可以取代，因此，它纵有万般罪恶，也是人在自己的生成、发展进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分析市场经济的诸多矛盾时，马克思还指出：“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相互排斥的关系，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6]122在他看来，人与人、人与自然通过商品经济阶段的相互“异化”最终将达到和谐，其间，竞争只是手段，和谐才是目的；商品交换过程包含的矛盾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是共生共灭、无法完全扬弃的，唯有创造这些矛盾及矛盾双方均能在其中实现自己的运动形式，才能有效地化解矛盾。马克思以亚里士多德式市场整体理性阐释的上述思想，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化解矛盾”的思想，对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理论经济学界而言，值得引起高度关注。
市场经济的牛顿式与亚里士多德式整体理性的区别在于，前者侧重静态分析、线性叠加，偏好市场经济的优点，弘扬其永恒合理性且讳言其消亡；后者则侧重动态分析、系统生成，力图全面把握其优、缺点，承认其历史合理性且直言其必然消亡。其实，唯有没产生的东西才不会灭亡。旦凡产生则必灭亡。市场经济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无法摆脱辩证法规律的制约。尽管如此，在市场经济的成长过程中，还是要扬其长而抑其短，在其不可逾越之阶段尤其如此。这或许也是批判理性与工具理性之根本区别。
二、现代经济学大师对整体理性的关注
市场经济从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实际进程，既不像斯密预言的那样乐观，又不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悲观。不过，马克思预言的市场失灵所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却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了。斯密以后，自由市场经济如同无缰野马又狂奔了一个多世纪，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陷入巨大灾难。这场罕见的世界经济危机表明，如果任凭“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市场，人类社会或将在不经意间面临灭顶之灾。于是，凯恩斯站出来着手重建市场整体理性。若以斯密“看不见的手”范式及其自由放任的政策导向为市场理念之圭臬，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范式和凯恩斯“看得见的手”范式及其政府干预的政策导向，均可称为“异端”。然而，马克思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底，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规律，凯恩斯则对剩余价值论不以为然，却论证了若政府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施以援手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摆脱危机、继续繁荣发展，二者对于市场经济个体理性的批评有相通之处，他们各自运用其整体理性之依据和所要实现的目标与得出的结论却迥然相异。尽管如此，凯恩斯范式仍代表了西方经济学鉴于市场失灵而转向偏重整体理性的演化趋势。
就市场经济的整体理性而言，凯恩斯革命的深远影响或许在于，其一，在市场危机渊源上承认其内生性。凯恩斯自称，《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就是研究“繁荣内部为什么会孕育着使它自身趋于毁灭的种子”的理论。传统经济学依据萨伊定律“供给=需求”，根本否认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而凯恩斯则确认经济危机不仅存在，而且已经严重到使现行社会濒临“全面毁灭”的危险境界。在经济危机的病因诊断上，传统经济学家大都坚持从外部冲突去寻找经济危机的原因，而凯恩斯则把研究重点转到在市场经济内部寻找不稳定的内在结构，确认“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危机痼疾的核心病源，而与投资需求不足相比，消费需求不足又是病根，其中，又特别注重“△C（消费）＜△Y（收入）”这个边际消费倾向的不稳定作用。这样，包含在就业一般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综合性内因型经济危机理论，就由凯恩斯创制生成。其二，在经济分析方法上引入总量分析。人们把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种生产过剩造成的贫困称为“富裕中的贫困”。《通论》的中心主旨在于，探讨富裕中的贫困的原因何在及其如何救治的问题，即研究失业的原因并寻求解救失业的对策。失业的反面是就业，就业水平的高低，同生产水平的高低、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相关，所以，他把就业总量、生产总量和国民收入三个变量视为同义词，进而从宏观上运用总量方法分析市场经济的周期性。与马歇尔微观经济学以研究经济的局部均衡为中心课题不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主攻方向在于研究经济的整体波动（总就业量、总生产量和国民收入），即由繁荣高潮转入萧条低潮的原因及其对策。其三，在经济政策选择上主张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凯恩斯反萨伊定律而行之，他确认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发展的基本障碍之所在，其中，消费需求不足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在解救对策上则坚决主张采用政府干预，以财政政策为主要的需求管理模式，弥补有效需求之不足，达到并维持充分就业。同时，凯恩斯还用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取代了经济环境的确定性，实现了两个重大转变：在战略思想上，用积极规划的政府干预论的经济思潮代替消极放任的自由经营论的经济思潮；在战略目标上，用通过政府干预来达到并保持充分就业、消除经济危机和充分发挥经济潜力作为经济政策的战略目标取代传统经济学只求保持价格稳定、听任市场自动调节实现经济均衡的战略目标。
凯恩斯冲破马歇尔新古典学派以自由放任为基本内容、以均衡价格分析为基本方法的微观经济学的束缚，创建了以需求管理的政府干预为核心理念，以收入、就业、产量的总量分析为基本方法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对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危机和失业严重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前程的障碍予以高度重视，他确认，“基于△C＜△Y这种消费倾向，社会越富裕，则收入（生产）同消费之间的差距越大，需要用投资去弥补的数额越大；同时，每次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去弥补这种差距，取得今天的均衡，就会使明天达到均衡更加困难。”[7]91他确认经济危机内因论，也就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确认为需求制约型，特别是消费需求制约型经济，从而在事实上承认其在生产发展上的局限性。凯恩斯范式倡导的经济危机的内生性、总量分析的方法、政府干预的政策导向等，都是从宏观总体过程上对市场经济演进规律及其优劣方面的理性自觉，代表了西方经济学鉴于市场失灵而偏重市场整体理性的转向。
凯恩斯范式的基本理念和政策，在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实践中取得明显效果，现代市场经济亦在“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互补作用下又走上常轨。进入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经济学家利奥尼德·康托洛维奇（《经济资源的最佳利用》，1959）和美籍荷兰经济学家贾林·库普曼（《关于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1957）系统地提出他们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研究的成果，最终“为了他们对资源优化配置理论的贡献”而分享1975年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库普曼在其获奖《自述》中坦言：“从学生时代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探索开始，我就对首先写出经济理论中不需明确社会制度形式的那个部分有终生的兴趣，它可以被用作描写和比较不同经济系统的框架。”[8]240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当年的授奖致辞中明确指出：“无论其特征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其他类型的政治组织形式，所有社会中的基本经济问题是一样的。因为各地的生产资源供给有限，所有社会都面临一系列关于优化配置现有资源和在公民间公平分配收入的问题。这种规范性问题可用科学方法对待，独立于研究的社会的政治组织结构。这一事实被今年的两位奖金得主很好地证明了。”[8]221发人深省的是，两位诺奖得主所处的社会制度背景迥异，理论基础和方法亦不同，却各自独立运用整体理性得出相似的结论，达到重叠共识。库普曼运用点集合、线性函数等现代数学工具，分析了经济决策的分散化、竞争均衡与帕累托最适度、生产效率与价格体系的关系，证明了市场与资源优化配置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同时并不否认“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康托洛维奇则运用自己创建的线型规划模型、随机规划理论、客观制约估价方法（核心是“平衡指标”的乘数λ即“影子价格”），分析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个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如何运用线性规划方法通过分权决策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证明了资源优化配置与某个时点在经济增长时的价格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整体理性的视角看，二者的获奖成果最具启示之处或许是，市场经济尽管有时失灵，但在现有约束条件下它仍不失为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在马克思也确认的市场经济之不可逾越阶段，该启示影响深远。
三、当代经济思想家形成重叠共识的科学发展
伴随当代市场经济的演进，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气候异变逐渐成为世人瞩目的经济发展瓶颈。继罗马俱乐部(1972)提出“持续增长与合理持久的均衡发展”之后，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1987)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千年世纪之交，学者们又相继提出“平衡发展”[9]和“包容性发展”[10]，这反映了西方经济学界从关注经济增长到关注经济发展这一演变趋势的持续深入。其中，尤以2000年前后获得诺奖的两位经济学大师阿马蒂亚·森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引人反思。
森基于市场整体理性对其微观基础进行了深入剖析。在他看来，“每个人的最大效用或福利”的功利主义原则并不足取；市场的重要，首先是因为自由交换是优先于后果考量的权利，而不是因为市场导致或不导致效率（即特定后果），只从效率出发赞扬市场机制是不全面的；坚持以人为本，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对于市场经济中的个人而言，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和防护性保障乃是五种最重要的工具性自由；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因此，“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然而，“从自由出发，并不能产生出一种可以直接转化为某个简单‘公式’的发展观，例如资本积累，或开放市场，或实施高效率的经济计划。把所有不同的要素放入一个整体框架的组建原则是，对扩展个人自由的过程和对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社会承诺的关注。这种整体性是重要的。”[11]1;295此外，森确证了“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the Impossibility of the Paretian Liberal，又称自由悖论）定理，并对“经济理性”广为接受的“选择的内在一致性”，“自利最大化”和“一般最大化”三种论点，做了细致的分析与批评。[12]62-66;248-251森立足于市场整体理性而提出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发展观，获得了世界性声誉。③另一方面，以“干预经济学”代表人物著称的斯蒂格利茨，则基于市场整体理性对其宏观机制进行了深入剖析。他认为，市场失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市场信息的不完善，即信息不对称无可避免；二是市场的不完全，即不完全竞争普遍存在。而“只要信息是不完善的，或市场是不完全的——基本上往往如此——那么市场就达不到约束条件下的帕累托效率。”[13]69-70根据非分散化基本定理(the Fundamental Non-decentralizability Theorem)，“一般而言，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就不能实现有效的市场配置。”[13]68在他看来，由于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实现帕累托效率的有效性和普遍性是值得怀疑的，因此，结合前苏东国家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遭受的磨难，“标准经济模型对此应负部分责任。”而“大量的智力资源被用来完善一个几乎不能解释经济的模型，这一事实表明思想市场是非效率的，至少与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一样是非效率的。”[14]1;3斯蒂格利茨还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若以新古典模型为圭臬，只会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潭；而近几十年来“实际上所有成功的例子都实行了涉及庞大政府的混合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并不是要弱化而是要重新定义政府的作用。”[14]52004年他在CCTV-2《对话》栏目与中国经济学家共同探讨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时，更加明确地建言在关注民生的前提下关注“均衡、平等、可持续地发展。”毋庸赘言，它们与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何其相似，实乃东西方重叠共识之范例。
邓小平继承华夏文明整体性思维传统和中共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他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所蕴含的经济智慧，以及用“一国两制”方式和平解决港澳台问题所蕴含的政治智慧，就是其明证。邓小平力主通过向市场经济转型实现中国现代化，其根本理由在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5]148;373我们的远古祖先在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过程中生成为人，其前肢在再生产工具的劳动过程中生成为人之手。手乃人身自备最灵巧的工具，也是再生产任何物质工具之母工具，难怪人们习惯将与“工具”相关的设备或方法均称为手段。在此意义上，任何手段都是人之手的延长。人在自己的劳动实践中生成了自觉意识，因而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并且在实践活动中运用自己的双手和各种手段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在此意义上，人之手乃是自觉自为之手，而任何手段都是自觉自为之手的延长。市场若为人们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手段，则至少有三个合乎逻辑的推论：其一，作为手段，它未必只能与某种社会制度相联系；其二，作为手段，它是人之手的延长；其三，“看不见的手”也是人之手的延长，只是在人们尚未把握市场经济总体规律性的时候，才如此比喻，它类似于著名量子物理学家戴维·玻姆所说的“隐缠序”，而在人们业已部分把握其总体规律性的时候，它就可以相应地转化为“看得见的手”，类似于玻姆所说的“显析序”。[3]201说到底，这“两只手”均为人之手的延长。近现代历史的实践证明，无论社会制度如何，政府对市场的合理调控是经济发展乃至大国崛起不可或缺的手段。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政府是否需要调控市场，而在于如何科学地调控市场。
邓小平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具体化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显而易见，整体性思维和实事求是精髓溢满字里行间。
毋庸讳言，就许多根本问题，诸如市场经济的存在与发展究竟是“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市场只是在其“失灵”的时间或领域才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还是需要政府长期的、全面的宏观调控等而言，在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之间抑或东西方学者内部，都存在着诸多见仁见智之处。尽管如此，双方或多方之间仍然存在某些重叠共识。鉴于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气候变异的严酷现实，特别是华尔街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基于市场整体理性的科学发展得到世人愈益广泛的认同。华尔街金融危机及美国政府的救助政策表明，“软预算约束”（制度性的是指有限责任公司、中央银行和“重组”破产法，政策性的则是指资产证券化）悖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质的特征；它的现实存在和不可或缺，在理论上将成为“看不见的手”范式无法克服的障碍。[16]而在其中一味强调自由放任、效用最大化的市场经济个体理性亦难辞其咎。
四、作为中国特色科学发展之理念硬核的“和谐共生”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业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不过，中国要以世界7%的土地面积、9%的耕地和6%的可更新水资源，养活其21%的人口，以不足世界6%的资本资源，解决其26%的劳动力就业，且要从现在开始再用40年初步实现现代化，其任务之艰巨，矛盾之难解，可想而见。伴随改革开放的“渐进式”发展，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诸多深层次矛盾，诸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的多重均衡发展问题，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问题，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以及体制机制的完善、民主法制的健全等问题，亦逐渐彰显。改革，说到底是利益的重新调整；发展，无论如何总要付出代价。改革和发展都是要改变现状，打破既有平衡，从而不能不影响稳定。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稳定又是不可须臾动摇的。在不破坏基本稳定的基础上深化改革、又好又快发展，不能不需要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继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六中全会又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七大进而提出“和谐世界”。究其缘由，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经济社会转型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必然出现诸多不和谐因素，解决失当则难免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陷入恶循环。实现社会和谐，最根本的是实现利益与权利的分享。在协调转型期多重复杂冲突中求和谐，关键是要像《决定》所强调的那样：“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而要“正视矛盾，化解矛盾”，就不能不如《资本论》所论证的那样，创造诸矛盾及矛盾诸方均能在其中实现自己的运动形式，确保它们均能在整体过程尚未发生质变期间不丧失各自生存和发展的机遇，才有可能化解矛盾，促使整个系统的良性循环。此乃任何社会制度和平建设时期不约而同的基本游戏规则。而这在观念上就首先要求，人们必须将“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个体理性思维方式转变为“矛盾互补，尊异觅同”的整体理性思维方式，主动觅求重叠共识。
“和谐”乃华夏文明传统及其整体性思维方式之精髓，颇具中国特色。诸如和睦、和美、和平、和为贵、和衷共济、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以他平他谓之和乃至兼爱、非攻、中庸等，归根到底都要求和谐。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其理念硬核乃“和谐共生”(harmonic intergrowth)。其中，关键字是“和”与“生”。若按华夏文明传统的解释，“和”，首先指谓“和而不同”（确认市场主体多样及其差异之现实）；其次是“尊异觅同”（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主动觅求重叠共识）；再次是“同舟共济”（同一个地球，“诺亚方舟”上有同样的命运）；复次是“和平共处”（各自均有生存发展权利，协商化解矛盾冲突，不使其激化）；最后是地球上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大系统“和谐均衡”，各子系统“和谐与共”，“和平崛起”。“生”则首先指谓生成；其次是生存；再次是生长；最终是生生不息。世人若在上述方面形成重叠共识，则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就会改变“冷战”或“热战”的紧张局面，逐渐实现和谐共生。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若偏离和谐共生这个理念硬核之引导，无论如何都是事倍功半甚至难以奏效的。和谐共生，核心是化解矛盾，基本手段之一是觅求重叠共识，而它们显然都需要由整体理性来把握。
五、科学发展对经济社会转型和全球化的深远意蕴
自诞生那一天起，市场经济体制就以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之间的一种紧张状态为特征。“自由放任代表了经济驱动力，干预代表了民主政治的导向。”[17]20而经济学主流学说和市场运行模式则在自由主义周期（政府调控主导）和保守主义周期（自由放任主导）之间不断循环。主流学说和经济模式的轮替流行周期，说明了经济学离一门硬科学的差距有多远，人们很难想象在任何一门自然科学中，标准的正统说法会在两极之间不停摇摆。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生活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尽己所能，以我们所具有的全部经济、政治意识和敏感性，掌握、缓和和规范其发展方向。”[17]232既然全球化已成时代潮流且其弊端无可避免，人们不妨以整体理性探求科学而和谐的发展来应对。必须指出，尽管就“科学发展”而言东西方能够在整体理性和对策上形成“重叠共识”，但这绝不意味二者在实践中和理论依据上具有完全共识，其终极缘由在于是为劳动者群众和多数发展中国家谋利还是为少数精英和发达国家谋利。
较之于片面崇尚个体理性的“华盛顿共识”，抑或晦涩高扬整体理性的“后华盛顿共识”，不泯灭个体理性且弘扬整体理性并倡导科学发展的“北京共识”日益赢得人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践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才能有效化解经济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过程中必然生成的诸多矛盾，逐步形成双赢乃至多赢的良性循环，避免人类社会不经意间陷入灭顶之灾的现实可能前景。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有实力且其理念合民意者才有人信、得人心。大国崛起的历史证明，在某些条件下，“软实力”其实胜于“硬实力”，而赢得时代认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理念，恰恰是大国软实力之“硬核”。中国在21世纪的和平崛起已成不争的事实，其倡导的科学发展在此意义上必将对经济社会转型和全球化的良性演化产生深远影响。
注释：
①“重叠共识”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为处理当今社会如何在多样性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协调行动和秩序的问题而提出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不同的前提有可能导致同一个结论。”[2]
②数字三是从简单性到复杂性的拐点。老子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现代复杂性科学乃至常微分方程系统的研究也表明，混沌现象产生的必要条件是系统的维数必须大于或等于三。而经典数学模型一旦进入三体问题的分析，不存在解析解、无法进行简单的叠加来近似的不可积性之缺憾便彰显出来。自从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活动从自然界脱颖而出之后，其特有的三维多向超循环反映和活动模式，更使得源于自然界而又高于自然界的社会之复杂性得以凸显。这或许是主流经济学借助只能解决二体问题的经典数学模型来分析社会经济活动的最大障碍之所在。[4]
③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的评价或许颇具权威性，他说：“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捍卫他们的利益。通过阐明我们的生活质量应该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他的著作已经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革命性影响。联合国在自己的发展工作中极大地获益于森教授观点的明智和健全。”（森，1998a，译者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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