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建国初期的政治清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清明论文,政治论文,建国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2)04-0023-04
1949年—195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最为清明的时期之一。这主要可归因于1949年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政治上完全独立的人民政府，结束了中华民族受屈辱、受压迫的历史，民族凝聚力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采取的一系列开明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爱国热情。这些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普遍地表示要投身到建设新国家的洪流中来，形成了建国初期知识分子主动改造自己“优越意识”的热潮。本文即从知识分子与建国初期政治清明的互动关系角度谈谈其思想动向。
一、知识分子的“大众化”努力
1.向大众化意识的转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突出表现为优越意识。它是一种认为自己在能力、才华、身份上远远高于其他社会阶层的优越感。北宋哲学家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卷中），最为典型地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想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知识分子不再以知识超群、社会中心自居，摒弃优越感，由自我欣赏走向大众认同。这一思想转变从当时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可以看出。文学家沈从文、作家老舍、剧作家曹禺，在建国初期，都表示要改造自己的优越意识认同于民众。曹禺曾说：“我逐渐发觉自己的空虚，我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我缺乏新的社会现实的体验，甚至连人民大众的语言也不大熟悉[1]。这正如费孝通所分析的，知识分子“一旦打击了自大的心理，立刻就惶恐起来，感觉到自己百无是处了”[2]。改变自己的旧有思想，站定人民立场，使自己成为人民大众的一员，便成为每个知识分子的最大愿望。老舍宣布：“书生的本色变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3](P298)建筑学家梁思成把站在人民立场看作是自己“新生命的可庆幸的开始”[4]。对于知识分子的这一愿望，金克木表达得更为明确：“我们都是从旧社会中来，如果不在思想上翻个身，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不把自己完全交给国家，怎能亲切感觉到国家是自己的？如果不坚决倒向工农兵一边，不坚决粉碎旧社会给我们的思想镣铐，而采取旁观革命的态度，怎能真正感觉到自己是人民的一分子？在思想上翻身就是彻底改变立场，坚决站进工人的队伍，做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做人民的革命干部”[5]。
2.从“为学术而学术”到“学术为人民”。“为学术而学术”，主张专心一意研究学术，时刻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为学术而学术”的观念在近代中国流波甚广，许多知识分子都深受其影响。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在建国初期为众多知识分子所接受。老舍欣喜地说：“解放后，我才明白了文艺须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也就按照这个方针去进行写作”[3](P280)。沈从文在面临割弃从事多年的文学的困境时，也表示愿意为人民服务[6](P321)。动物学家王家楫表达得更为明确：“人民的需要，比较个人的兴趣，尤其重要。如果真正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向群众学习，彻底了解目前国家的迫切需要，我想新的兴趣，也会产生出来。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地愿意改变原来的工作方向，以配合目前国家所迫切需要的工作。我们必须了解中国已经到了一个空前伟大的新时代，一切的一切，都属于人民。科学不能例外，当然也属于人民。因此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无条件地为了人民，为人民解决问题，为人民谋福利”[7]。
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指导下，知识分子纷纷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洪流中去。老舍从美国回到北京后，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写了四篇鼓词，改编了三篇相声，还写了两篇关于鼓词与相声如何编制与改编的小文”[8](P68)，用来宣传卫生、解释婚姻法或破除迷信。他之所以热衷于写鼓词等小作品，就是因为他认为“艺术应该为政治服务”[3](P285)。不单是老舍，其他知识分子也是如此。曹禺1954年写了新剧本《明朗的天》，描述了知识分子如何“在党的伟大政策的感召和教育之下”[9](P130)，克服美国文化影响的过程。诗人卞之琳积极响应当时的社会政治运动，在一片抗美援朝声中写出了《谣言教训了“神经病”》、《金丽娟三献宝》、《夜行》等二十几首诗。曾经写过《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等武侠小说的还珠楼主李寿民，也很想写点适合时势的作品，最后写了以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为题材的《独手丐》。凡此种种，都反映了知识分子运用自己的知识，为人民服务的努力。
二、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原因
知识分子主动进行“自我改造”，根源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社会变革、意识形态重构以及政策改造的作用和影响，是其主要原因。
1.社会变革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这是鸦片战争以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知识分子主体意识转换的大前提。季羡林说得好：“多数的旧知识分子都是爱国的，他们渴望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这种希望在过去一直没能实现。然而今天，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毛主席说：‘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对这一句话有十分具体深刻的体会。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我觉得这一点是中国旧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进行自我改造的一个起点和基础”[10]。置身于这旷古未有的大变革中，知识分子不能不发生变化。老舍在回国之前，没有打算改变自己。他曾对友人表示回国以后将恪守“三不原则”——不谈政治、不参加会议、不讲演。但回国后处在一个变革的社会中，他很快就打破了这一原则。连被人们认为变化不大的梁漱溟，也觉得自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年来整个中国有了很大转变，不但是面貌一新，气象不同，而且几乎每个角落的人，彼此互相影响着，从内心亦都起了变化。就我个人来说，亦许旁人看着变化不大，其实在我自己是‘打破记录’了”[11]。社会的巨大变革，促使知识分子的社会认知发生重大改变，并对其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2.意识形态重构的催化。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文化正统，宣传部门系统地、有计划地编辑出版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其中包括50年代初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两篇著作的重新发表和《毛泽东选集》1卷～3卷的编辑出版。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还举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学习运动，全国大中学校师生100多万人参加了政治学习。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知识分子都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述理论逐渐内化于知识分子的心理或价值意识，与其原有思想观念不断融合，促使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发生变化。很多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思想发生了变化。在所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著作中，毛泽东的著作给知识分子的影响是最大的。陈垣“解放以后，得读《毛泽东选集》，思想为之大变，恍然前者皆非”[12](P796)。老舍觉得通过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找到了“新的文艺生命”，他说：“在我以前所看过的文艺理论里，没有一篇这么明确地告诉过我：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么去服务”[13]。沈从文反复强调《实践论》对自己的影响。贺麟也说：“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其中论矛盾的转化的原则特别给我以更新改造的无限鼓舞和勇气。通过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懂得了阶级斗争的真理”[14]。
3.政策改造的灵魂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起初注重“争取”、“团结”，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要“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15](P255)。各级人民政府举办了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和各种训练班，并利用寒暑假学习会以及经常的政治学习组织各大、中学校的师生和各机关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除了理论学习外，政府还通过业务活动以及组织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政治运动，帮助他们转变。1951年秋以后，新政权基本稳固，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偏重“教育”、“改造”，发动了侧重政治教育和政治立场转变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公布后，为了帮助社会主义改造事业逐步完成，日益突出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对立与斗争，要求知识分子批判和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逐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经过几年的学习和改造，知识分子有了明显的转变。周恩来在1956年1月的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明确宣布，“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6](P162-163)。
三、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成果
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是社会、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具有历史合理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心思定，厌恶动乱，渴求安定团结。时代要求最紧迫的，是认同一个统一的价值行为规范，以维护来之不易的独立，实现富国强民的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国家各项建设，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最需要的领域工作，促进了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1.文化事业。语言文字改革是这一时期文化事业上的重大建设。黎锦熙、成仿吾等许多知识分子积极投入到语言文字改革工作中去，制订出汉字简化方案以及汉语拼音方案，为统一汉族语言，走世界拼音文字的道路扫清了障碍，特别是为人民大众学习文化提供了方便条件。到1956年为止，还为尚无文字的少数民族，拟出了16种民族文字方案，为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作出了贡献。
许多反映革命斗争史和社会主义现实斗争的文艺作品脱颖而出。如小说《保卫延安》、《把一切献给党》；诗歌《我漫步在天安门广场上》、《我想念我的祖国》；散文《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祖国——我的母亲》；话剧《战斗里成长》、《明朗的天》；故事片《董存瑞》、《中华儿女》以及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抗美援朝》等。少数民族文学也有较大的发展。苏联的许多文学作品也被译成中文出版。
2.教育事业。知识分子积极支持国家的教育改革，在课程改革、学制改革和高等教育院系调整中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金岳霖、华罗庚等著名专家学者积极参加了制订课程改革方案，为各个专业制定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科书。各大高校的知识分子努力适应统一的教学计划，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改革教学和考试方法，为国家培养急需人才。许多知识分子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还毅然离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奔赴落后地区和边疆地区的学校。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和配合下，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3.科技事业。科技知识分子按照国家的安排，集中力量研究规定课题，并借鉴苏联经验，使科学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有的成果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如对全国地质的普查和研究，对长江、黄河、淮河的治理研究，对棉蚜等病虫害的研究，对血吸虫病等危害人们健康最严重的几种疾病的调查研究和防治，对北方炼焦煤的分类研究以及合成橡胶的研究等等，都全面展开。在冶炼技术方面，高炉、平炉利用系数及钼精矿去铅等，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生物学研究方面以及在利用、大型企业设计和大型精密机械制造等许多方面，也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最突出的是运用地质构造原理、矿床理论的推演及现场钻探的证实，将东北煤田扩大了10倍，以及设计制造7.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和可解四阶常系数微分方程组的电子计算机。
然而，历史总是存在悖论。出于对国家与人民的忠诚，出于自身的原罪意识，自觉不自觉地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歌颂社会与批判自身。虽然拥护中国共产党、服从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与对社会进行批判性思考并不矛盾，但当时的知识分子确实没有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与此相联系的是，学术上产生了某种模式化、单一化的倾向。许多知识分子急于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又受到极“左”错误的影响，往往把学术信仰的改变与政治立场的转变等同起来，结果出现了一部分“用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生搬硬套”[17](P149)的文章和著作。
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负面效应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为人们所重视。为了坚守自己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近20年来知识分子曾经两次对此做了有益的尝试。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刚刚从社会边缘重返社会中心的知识分子渴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过去某种不佳的形象决裂，重新担当起匡时济世的使命。第二次是90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人文精神成为再次冲出边缘化的知识分子超越世俗的顾虑，实现批判性和创造性思考的重要精神依托。
〔收稿日期〕2001-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