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民族关系调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新加坡论文,关系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加坡被誉为东南亚“政治最清廉稳定、经济最繁荣进步、社会最和谐安定”的国家。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后一直认为，威胁新加坡生存的是狭隘民族主义。因此，新加坡一直很重视并采取有效的措施调控国内外的民族关系，其处理民族问题的关键点，就是对民族关系的调控。 社会控制理论和民族关系调控理论 人类社会是人的社会化的社会。恩格斯说：“人是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在其《社会学原理》中，最早使用了调适一词，认为生活就是内外在关系的调适。美国学者哈定将调适界定为“确保并维持对环境的控制。”美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罗斯于1896年首次提出“社会控制”的概念——在其《社会控制》一书中罗斯认为：“在社会事务中，首要的急需品是秩序和进步……秩序优先于进步得到了珍视。”但是，罗斯本人始终都没有给“社会控制”一个明确的定义。从其学派的观点来看，主要强调“人工设计和作用的秩序”，强调“以稳定的不受人的情感影响的关系逐渐取代无常的私人关系”。 社会控制论者认为，社会有整合、交流、导向等功能。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基于民族问题引发的民族与社会、民族与个人的冲突，可以用社会控制来规划和引导。民族关系调控是社会控制在多民族国家的一种特殊表现和功能。 民族关系调控理论最早于上世纪90年代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金炳镐提出，并在他所开设的民族关系理论课程中应用。金炳镐在《民族关系理论通论》中强调：“民族关系调控是国家政党和社会组织、团体等，为了调整、控制民族关系现状或者促进民族关系发展，通过运用各种力量和手段，有目的地引导和调整民族间交往的社会规范和行为模式的活动或过程。”这一学派的主要观点是： 一，民族关系调控理论的本质是多民族国家执政党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基于对民族关系的实际考虑和应用而调控政治制度和政策，其实质是一种权益调控。 二，民族关系调控理论的作用一是保证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平等；二是禁止民族压迫和歧视，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行为；三是预警性作用。 三，民族关系调控理论主要表现在政策调控和法律调控、宏观调控和微观调控方面。 民族关系调控促进国家认同 民族关系调控促进新加坡民族－国家构建的形成时期的国家认同 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建立之后，民族国家能否提升和增强国家认同的水平，关键要看国家制定的民族政策及其执行情况。从新加坡独立到上世纪80年代，是新加坡从绝处求生到经济发展的时期，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国家经济复苏、政党执政稳定、社会安定有序。新加坡的民族政策也经历了从排斥到认同的过程。 一，《宪法》上的民族关系调控 《新加坡共和国宪法》第六篇第八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始终不渝地保护新加坡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集团的利益，应是政府的职责。第二款规定：政府应承认新加坡本土人民马来人的特殊地位，政府应以这种态度行使其职能，因而保护、保障、支持、照顾、促进马来人在政治、教育、宗教、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利益和马来语言，应是政府的职责。 二，政治参与上的民族关系调控 为了鼓励马来人参政议政，人民行动党成立之初，就在其党内成立了马来人事务局，目的是确保人民行动党内有足够的马来人代表，以及政府的政策能为马来人群体所支持。1970年，少数种族权益总统理事会成立，其职权主要有：驳回任何歧视它认为歧视任何种族或宗教社群的法案或附加法案，审查任何由国会或政府提交给它的、影响新加坡任何少数种族与宗教社群人士的事项。 三，经济上的民族关系调控 新加坡政府努力提高马来人的经济地位，以缓解民族冲突。前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认为“我相信只要政策公平，不偏不倚，尤其是失业和其他苦难由大家平等分担。而不是主要落在少数民族头上，他们就会和平相处。”新加坡政府在1968年和1969年颁布的《就业法案》和《工业关系法案(修正案)》中，明确规定了各民族保障就业平等的规定。新加坡发展的前30年，马来人的经济收入提高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民族。 四，教育上的民族关系调控 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避免了民族矛盾，促进了民族和谐共处，提升了国家的认同。 民族冲突的历史，使语言变成了非常敏感的问题。1974年，李光耀曾坦言：“由于经济上的理由，英文至关重要，它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帮助。但是，就我国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人民来说，如果只学英文，那是愚不可及。”因此，新加坡在1966年就开始实行英语加本民族语言的“双语教学”——把英语作为共同语言，四大母语作为官方语言，地位平等，避免了不必要的争论和冲突。 为了提高马来人的教育水平，政府决定通过采取为马来人提供直到专科程度的免费教育和对大专技术学院的学生奖学金的办法，来迅速扩大他们受教育和训练的机会。1968年，教育部成立了技术教育司，目的是监督所有的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重点在高级技术技能。同年，国家工业培训委员会和科技部成立，共同推进各级技术教育的发展。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原本没有能力升学的马来人，接受各方面的技能培训，成为熟练的技术工人，适应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 五，宗教上的民族关系调控 新加坡《宪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立法机关应以法律作出关于调整穆斯林宗教事务以及在穆斯林宗教有关事务方面设立一个总统顾问委员会的规定，政府还特设伊斯兰教法庭对少数民族的宗教给予照顾。新加坡成立各种宗教组织协调宗教事务。比如在1959年成立的宗教联合会，成员囊括新加坡的各宗教，有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锡克教和拜火教等宗教的信教人员。1974年，宗教联合会制定了一份共同使用的《联合祈祷文》，供各宗教祈祷时使用。 民族关系调控促进新加坡民族－国家建设时期的国家认同 上世纪80年代，在新加坡是个分水岭，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新加坡人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让人们对社会政策提出了新要求。这一时期实施的民族政策，有效地巩固了国家认同。 一，政治参与上的民族关系调控 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很多都带有政府设计过的痕迹。为了避免种族投票造成全部华人组成的议会，新加坡在1988年提出“集选区”制度。此举是为了确保议会的少数民族议员数量，保障少数民族参政议政的权利。1988年组成的新国会，也特别注意推选一名马来人当副议长。 1990年和2000年，马来人举办了两次“马来/穆斯林专业人士”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对当前的马来议员和社区内马来领导的现状提出意见，希望能建立社区集体领导的系统。因为与新加坡现行政制模式不一致和唯恐引起华人政体的反对，虽然与会几百名马来代表全数通过，但是政府却不妥协。这一时期国家民族政策的宗旨，是以维护整个国家的利益为主，构建起全民族对国家认同的基础。 二，经济上的民族关系调控 1989年，组屋制度将不同种族的人分离后再整合到不同的公共住房中，工作细微到了每个社区和公寓的种族分配比例。组屋制度规定，对低收入家庭政府会有额外的补助，这样就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往，改变了马来人原来的居住习惯和生活环境，促进了马来人和别的民族交往和交流。 三，教育上的民族关系调控 随着中国的崛起，上世纪80年代，新中商业联系加强，1990年新中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华语开始受到关注。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推动过“讲华语运动”，上世纪90年代又推广过“讲普通话”运动。另外，华语可以维系与祖先的认同，新加坡必须设法保留其最基本的文化价值观，这种寻根似的学习华语运动，是为了树立民族的自信和培养民族的文化认同。 在教育上，独立之后对马来人的优待和特权，比如免除兵役，免费高等教育，伊斯兰学校享有特权等等，这些措施让马来人陷入了被动的地位。从1985年开始，国民兵役制扩展到针对包括马来人在内的所有男性公民。1990年，所有马来学生自动享有的高等教育学费免除待遇，被仅发放给贫困学生的助学金所替代。1991年，穆斯林职业人士协会成立，这个协会为马来人教育状况改善提供很大的帮助。20世纪后的10年中，马来人中产阶级的规模迅速扩大，越来越多的马来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并进入了各个专业领域，但伊斯兰宗教学校的发展仍然滞后。 但是，隐性的保护少数民族的教育和文化政策却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1996年，总理吴作栋把国民教育作为教育的三大目标之一，其本质就是践行1990年颁布的“共同价值观”，培养各民族的国家意识，杜绝民族歧视。1997年，副总理李显龙宣布7月21日为“种族和谐日”，警示1964年7月21日发生的民族暴乱。2000年之后，“种族和谐日”的庆祝活动从学校到全社会开展，节日庆祝时期，各民族着本民族服装，相互享用各民族的特色美食，欣赏不同民族的表演，促进不同民族的了解和彼此的宽容。四，宗教上的民族关系调控 新加坡于1988年1月通过了《多民族社会议案》，1989年发行了《维持宗教和谐白皮书》，提倡多元一体化的政策，维持民族和平相处，共同发展。1990年，《维持宗教和谐法案》通过，在《煽动法》和《刑事法》中也分别规定了破坏宗教和谐中的行为的惩罚，规定了相互之间的行为和规则，对于宗教间的矛盾，根据《内部安全法》对其采取严厉制裁。2001年1月，在每个选区成立“族群互信圈”。2003年7月20日，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宗教和谐声明》。除了这些，新加坡政府还制定了“宗教和谐准则”，并指示人民协会在社区、学校和工作场所设立“族群互信圈”与“和谐圈”，以促进不同宗教各个族群之间的相互谅解。 民族关系调控化解多重矛盾 民族关系调控保障了国家的和平 新加坡的独立是被强加的，它是被逐出马来西亚联邦的。独立之后，新加坡一直小心翼翼地处理和邻国的关系。正是因为新加坡的地缘政治关系，影响了新加坡的民族政策，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夹缝中生存，不得不考虑本国马来人的利益，以保证国内民族关系的稳定，不留口舌给自己的穆斯林邻国。新加坡还积极地在东南亚区域内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缓解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不愉快。 民族关系调控避免了国内的冲突 面对新加坡建国时期民生凋敝、失业率高居不下、种族冲突不断、学潮激烈的局面，新加坡政府认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理智和坚定地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李光耀说：“种族暴乱的惨痛经历，也促使我和同僚们更加坚决地下决心建设一个平等对待所有公民，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多元社会。多年来，我们制定政策时都坚守着这个信念。”国家利益至上，民族团结和睦，新加坡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制定了协调民族关系和维护国家利益的相关政策，保证了新加坡国内种族之间的和睦相处，使新加坡从民族关系紧张不安、冲突时有发生，到对民族问题迅速作出反应和调控，保障了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与发展。 对民族矛盾的预警性调控避免了民族冲突的升级 在1966年新加坡工艺学院军训站发生的暴乱中，因为误解导致了马来人士兵的暴乱，被抓捕的人员多达300多人。为了避免消息散播引起更大的暴乱，面对这样的情况，李光耀和吴庆瑞针对是否保释涉事的士兵就特殊的情况做了特殊的分析，并且和英军司令以及涉事的士兵进行了沟通，相互之间达成谅解。为了避免新闻发布语言过激，挑起矛盾，李光耀向记者，尤其是马来记者提出，希望他们言辞婉转，最后事态很快得到控制。在这件事情后，李光耀认为：“这件事确实提醒了政府，必须以最敏感的方式处理种族的事务。” 2001年12月正值“911事件”之后，新加坡侦破并且逮捕了区域恐怖组织“伊斯兰祈祷团”的好几名新加坡成员，这个团体曾经锁定了新加坡的几个目标策划炸弹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新加坡的穆斯林面临极大的压力，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整个穆斯林群体，甚至有些人不敢和穆斯林单独乘坐电梯。新加坡政府煞费苦心地把极少数暴力分子和广大温和的穆斯林社群区分开来。新加坡政府敏锐地捕捉到了民族矛盾的气息，在政策方面做出了迅速的调整，禁止新闻媒体对穆斯林使用不恭或歧视性用语，用更隐蔽的方式处理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高调宣传的儒家文化，避免刺激马来人敏感的神经，化解了民族问题和矛盾。 合理解决民族冲突是一种智慧 民族政策制定的实用性和适时性 新加坡民族关系调控，坚持了实用主义的原则，突破了一定的理论和模式，注重了政策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在新加坡民族国家建构初期，民族矛盾尖锐到影响国家安全的时候，新加坡当局以国家稳定、经济发展为最重要的目标来调控民族关系，这一时期采取不惜压制人口最多的华人利益的政策，赋予马来西亚人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教育、就业、服兵役等很多方面以特殊权利，为新加坡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赢得了机会和时间。 国家稳定和繁荣之后，新加坡政府对民族关系调控政策迅速作出调整，民族政策趋于公平、公正。政府颁布了共同价值白皮书，融汇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取消了马来人的一部分特殊权利等。新加坡政府还对2001年和2002年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及时地控制在事态之内，这种对国家安全威胁的出色应对，为政府赢得了声誉。 精英领导、掌控和设计民族政策 独立之初的新加坡民族矛盾尖锐，没有资源，依靠转口贸易，周边国家形势紧张。在这样的形势下，新加坡最急需要解决的是生存、提供工作、养活人民等问题。对于一个小国家来说，无疑需要精明强干、精力充沛、可以运筹帷幄、擅长审时度势、有能力化挑战为机遇的政府，倾向于实施“有指导”的民主。李光耀曾宣称：“独立的新加坡是依靠个人的能力、动力和奉献精神创建起来的。”对人才的严格挑选和训练，确保最优秀的人才进入政府，是新加坡精英治国成功的要素。新加坡是权威体制，精英掌控着整个国家，因此新加坡的社会政策有预警性和设计的痕迹，其中当然包括了民族政策。 第一代精英坚持新加坡的任何制度都不能重来，新加坡国家不能浪费任何资源。国家稳定和繁荣之后，以吴作栋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要“扩大政治参与度”，建立“商议的政府”，形成包括马来人在内的公民参与的政治文化。这一时期，新加坡民主政体已经建成，在透明度和控制腐败等方面，符合民主政体的多项标准。因此，民族政策也发生了改变，开始更强调民族的和谐与国家的认同。政府虽然设立了许多渠道，用于信息反馈和民意的沟通，但是政府对于这一时期马来人的许多提议，采取了不妥协的政策，反映了新加坡的民族政策不是没有代价的补助、补贴和特殊权利，而是更注意培养各民族的自立自强。因为只有这样，民族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并达到和谐。 马克思说：“在社会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经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新加坡由于周边邻国和在建国前后的民族冲突的原因，在制定内政外交政策时，都首先考虑到了民族问题。直到现在，李显龙依然强调和重视民族关系的调控，“当一切看起来都风平浪静的时候，要长期保持高度警惕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必须在事前把一个完整的社区网络建立起来，定期接受民众的回馈，以了解哪些课题会影响到族群关系，以此制定妥善的应对计划。” 总之，新加坡在夹缝中求得了生存，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尽量避免民族冲突，最终建立了和谐多元文化与和谐的民族关系。到现在为止，新加坡依然是民族文化保留得最完善、民族关系最和谐的国家。面对民族冲突，新加坡没有被动地去接受，而是运用智慧来合理地加以解决。应该说，这既是新加坡在协调民族关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也是新加坡成功处理民族问题带给多民族国家在类似问题上的有益启示。标签：马来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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