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源氏物语》批评在日本近代的变迁
文/张楠
自《源氏物语》问世以来，日本学术界围绕其所展开的各类注释、论说与批评从未间断过，对于书中大量描写的乱伦情事更是众说纷纭。镰仓幕府以降，伴随朱子理学之输入，《河海抄》等在前代佛学阐释的基础上加以新儒学论述，开启了《源氏物语》研究的新局面。到了江户时代初期，以安藤为章为代表的“教诫讽喻主义对佛学论说加以明确否定”，在触及源氏与藤壶妃子私通密事时，安藤为章第一次将“物纷”由指代“男女私情”的委婉表述，拓展为影射“皇胤混乱”的特殊用语。安藤为章的“物纷”论直至明治中期仍稳居统治地位。明治后期，日本社会对于《源氏物语》大肆描绘“物纷”之事以混乱皇胤的责难此起彼伏。大正、昭和时期的学者仍视《源氏物语》为“好色淫书”，这种观点一直持续至“二战”结束。而本居宣长提出的“物哀”说，作为日本最早的“文艺自立论”，也在近代日本历经波折。本文旨在梳理“物纷”“物哀”这两大源学概念特性的变迁，考察其背后隐含的历史语境，探讨日本近代国民性中“义理”与“人情”的冲突，重新审视《源氏物语》在日本文学史的地位及其对日本思想界的影响。
与此同时，伴随清代统治逐渐巩固，一些文人注杜心态则又有款曲。 他们经过层层选拔，获得科名，对新朝态度自然异于遗民，而并未侍奉二主，亦无贰臣道德束缚。 如仇兆鳌(1638-1717年)于《杜诗详注》云：
8.2.1 半筋菜（碗状木耳）晾晒方法：把采收后的木耳，快速摊放在纱网上，晾晒厚度以4厘米为宜（宜厚不易薄），经常用铁钯上下翻动耳片，待耳片全部达到半干时，随时在纱网上分段收集呈小堆，并用手轻轻均匀揉好整堆木耳后，在把耳片摊放开，必须达到晒干、晒透为止，此方法晾晒的木耳碗状型可达到95%以上（通过该方法加工的碗状菜，一般售价45～55元，碗状菜黑厚，产量高），一般1～2天可使木耳全部晒干，晒干后的木耳即可销售，或装入编织袋内可放在通风凉爽的地方储存。此时，遇有雨天时，提前在晾晒拱棚架上覆盖好塑料膜，避免木耳浇湿。
概念缘起：“汉学”与“国学”之争
“物纷”在平安时代文学作品中是指“背着别人干了错事”，或“男女之间的密会私情”。在《源氏物语》中，“物纷”用作“男女私情”之意可见于《新菜·下》卷：“私通皇帝之妻，古昔亦有其例。因为在宫中，后妃与百官共事一主。其间自有种种机缘互相见面，互相倾心，因而发生暧昧之事，其例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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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芳贺矢一在帝国教育会讲义“国文学”时，谈到《源氏物语》，先是以儒家伦理意识为基准，盛赞紫式部的同时，对作品作出道德评判，指责此书“混乱皇统，‘物纷’情节令人遗憾，不应入选学校教科书”。接下来，芳贺又从西方文献学角度发掘这部“堪称写实主义小说”所蕴含的日本国民性并对本居宣长的“物哀说”持肯定意见。这种坚持日本固有民族文化的“国粹”思想，并不排斥将欧美文艺观念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的“和魂洋才”主张，此谓明治思想界国民主义意识的集中表现。
江户时代中期，随着日本社会经济的繁荣及武士集团的日益强悍，不少日本学者对来自中国的“中华意识”与“华夷观念”刻意加以反转，从诸多方面论证日本文化如何优于中华文化。日本国学四大家之一的贺茂真渊即是其中的代表。贺茂真渊在《〈源氏物语〉新释》中将《源氏物语》从儒学剥离，归之于不同于中国儒教、以神道为中心的日本国学系统，强调“宫中男女造成‘纷乱’之事都是人情所致。日本神道就是这样‘以物讽谕’”。至幕府末期，这种复古主义论调和“万世一系”皇国史观更加明显，对《源氏物语》的批评逐渐脱离文学论开始向政治论方向发展。但贺茂真渊弟子本居宣长则对“物纷讽喻”之说加以全面否定，提出了著名的“物哀”说。
本居宣长以平安王朝文学中的贵族情绪为基础，融合町人文学的“人情”（人性）观，在“皇国优越论”的预设前提下将日本与中国作比较，重新诠释“物哀”内涵，将其提升为“抗衡汉意”的思想理论。其中，针对安藤为章的“物纷讽喻说”，宣长认为，“物纷”用意并不在于从劝善惩恶的角度进行告诫，写“物纷”乃是为了表现“物哀”与“知物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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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国学”意欲与“中国汉学”相抗衡的深刻历史背景下，本居宣长提出的“物哀”说与“人情”观正是基于江户时期批判儒、佛泛道德化以及推崇日本“神道”固有精神之需要。本居宣长进行日中比较，认为“物哀”的根本意图旨在彻底摆脱日本对中国文化的依附与依赖，以寻求日本民族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如此看来，“物哀”作为一个文学概念亦可凭借其政治隐喻对日本“国粹主义”思潮的萌芽加以指涉。
值得注意的是，江户时代末期，荻原广道对“物纷论”及“物哀说”进行过详细阐述。在他看来，“物哀”与“物纷”各有道理也各有弊端。荻原广道将“物纷”提升至作品创作审美的高度，标志着“物纷”正式被概念化且定着于日本文学之中。
1890年末，《教育勅语》颁发，以历代天皇为中心的“国体”作为教育的基本理念，与皇室崇拜和儒学伦理共同成为教化国民的根本方针。明治中后期的文学史中，“物纷”和“物哀”的关系被模糊化，关乎乱伦和皇胤血统的“物纷”或是以儒家立场被批判，或是被巧妙回避，成为该时期文学史呈现的常态。此外，因本居宣长的“复古神道国学思想”与以诉说国民思想为目标的近代文学史的志向一致，言必赞同“物哀”开始成为学界趋势。《新释〈源氏物语〉》发行两个月后，五十岚力编纂的《新国文学史》由早稻田大学出版。《新国文学史》中关于《源氏物语》的评述丝毫未涉及男女乱伦和皇统混乱的“物纷”，并将《源氏物语》上升至“明治前文学中最杰出作品之一”的高度，还以宣长“物哀”说为中心，评述“感伤”氛围弥漫的平安朝是以情为本位的时代，偏重文艺精神。对此，山路爱山也认为，《源氏物语》作为“时代之影”，并非纠缠“物纷”之伦理道德，而是彰显平安时代追求“优美”和“风雅”的贵族男女“物哀”之恋爱实态。五十岚力、山路爱山以西方文学视角观照日本古典作品，并将“物哀说”置换为西方文艺理论的写实、抒情概念，不仅意味着《源氏物语》的文学价值在日本近代文学批评史上重新获得认可，也代表着日本批评界终于实现了“构建作为国民精神反映的‘国文学’而使之成为具备作为‘文明国’条件”的理想目标。
明治时期：“国粹”与“西化”之争
明治末年（1912），文渊堂出版了与谢野晶子的《新译〈源氏物语〉》。为避免受到当局的干涉，特意于森鸥外撰写的跋文中标出“赐天览赐台览”字样。但直至大正三年（1914）缩减版刊行时，这本书一直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当时日本的大部分学者，要么对该书持批判态度，要么唯恐避之不及。大正六年（1917），与谢野晶子发表《论紫式部的贞操》一文，赞扬紫式部的高洁品行。此举立刻遭到佐佐醒雪等人的批责。在“国家主义立场的忠实的理想主义者”和“儒教主义立场的积极的王道鼓吹者”对《源氏物语》“物纷”情节及平安朝人性道德的持续攻击下，1925年，阿部次郎发表《徳川時代的艺术与社会》，在批判江户遊廓文化的同时，礼赞《源氏物语》中的“人情”。同一年，田山花袋在《长篇小说研究》中，对《源氏物语》因“物纷”内容而遭受冷遇深感惋惜：“教科书只选载《桐壶》《帚木》等章节的方式非常糟糕，纯粹是对《源氏物语》生吞活剥。”
明治时期的“国粹主义”固守东方思想并视儒家学说为权威，意欲抵御全盘欧化论。如前所述，“国粹主义”思潮萌芽可追溯至江户时代极力推崇日本固有精神的本居宣长和贺茂真渊。明治初期，“国粹主义”作为“与妄贬东洋之风相抗衡”的力量逐渐成为主流思潮。更新日本文学固有观念、确立日本文学独立价值、激活日本自身传统追求、彰显日本民族优越特性，以重塑日本国家崭新形象，成为这一时期显著的思想特征。
大正、昭和初期，日本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的“新兴力量”陷入了内部的严峻动荡。以“皇权神化”为基本内容的“皇国史观”成为禁锢日本国民思想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开篇即规定“皇统万世一系，天皇直系子孙继承皇位乃古来正法，神圣不可侵犯”。《源氏物语》全书历时四代天皇，而光源氏和藤壶妃子私通的“物纷”事件严重触及桐壶帝和冷泉帝间的皇统罫线，这一在文学想象力层面上对“皇道”的歪曲，自然令其在这一时期遭到全面的冷遇和打压。
至昭和八年（1933），由紫式部学会支持的《源氏物语》舞台剧因“皇室描写与时局不符”而被警视厅保安课禁止公演。在“皇道”绝对权威的背景下，1938年，《国语解释》主编橘纯一在《〈源氏物语〉乃大不敬书》一文中，阐述《源氏物语》中的“物纷”内容乃是与“万世一系”为基轴的国体论相悖的负面镜像，《小学国语读本》卷十一选载的《源氏物语》的《紫儿》卷理应被删除。
明治中后期，随着日本民族意识逐渐形成，与西方列强抗争的民族独立思潮也在日本知识界迅速崛起。这一背景下，日本“国文学”研究者取得了共识，他们试图用“东洋道德”之“国粹”统摄“西洋艺术”之“西学”。
最早将“物纷”作为解读《源氏物语》的关键词并加以使用的是江户时代前期儒学名家安藤为章。他在《紫家七论》中指出，《源氏物语》中的“物纷”不仅指源氏和继母藤壶妃子乱伦、私生子继承皇位的男女关系之“纷”，更指皇族血统之“纷”。 紫式部是为了劝诫和警示宫中皇族女性要维护皇统血脉，切莫乱伦生子混乱皇胤，才把“物纷”作为“一部大事”加以描写，这一“讽谕”堪称“大儒之意”。其对物语评论的基本态度，深受以中国朱子理学为中心，综合国学和神道思想、倡导尊王和大义名分的水户派学者的赞同。
这一时期，对《源氏物语》施以现代批评观念的是藤冈作太郎和津田左右吉。1905年，藤冈作太郎在《国文学全史》一书中，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基础提出“源氏写实论”。对于“物纷论”，藤冈认为作者的写作本意实为女性评论。1907年，津田左右吉发表《关于〈源氏物语〉》一文，认为《源氏物语》作为写实主义小说，就是要表现人情的极端一面。此后，随着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声势浩大的兴起，文学评论逐步趋向对客观性的强调和追求。在此语境下，批评界对《源氏物语》文学艺术成就的褒扬愈发引人注目。
“物纷”与“物哀”这两个互为依托的“源学”概念的出现，在日本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对日本文学特色的抽象概括，“物纷”与“物哀”不仅是《源氏物语》文学思想和艺术特色的关键所在，更在本土催生了一股强大的、以宣扬日本文化优越性为意旨的复古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日本近代以降，“物纷”与“物哀”作为两种带有意识形态隐喻内涵的文学表征形态，对《源氏物语》批评的价值变迁产生了深刻影响。
大正、昭和时代：“皇道”与“人道”之争
1890年出版的《国文学读本》中，明确将国文学定义为“记忆国民思想的文学”。研究方法上，随着德国文献历史学的引入，国文学被提升到与西洋文献学相等的地位。用“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对传统国文学进行整理、建构，编纂“可以作为国民史的国文学史”被正式提上日程并成为“明治国文学者的本分”。
明治时期（1868—1912）是日本自我文学理念形成的特殊阶段。文化方面，以政府为主导的“欧化主义”风潮席卷日本。儒学更是遭到西方“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等思潮的强烈冲击与批判。 如何在效仿欧美与保持传统之间找准平衡点，成为日本思想界论争的焦点。“国粹主义”反对盲目“西化”，特别强调日本民族之根蒂发端于国民特有文化之中。
1890年，金港堂出版的“当时最有价值的文学史”——《日本文学史》——中，对于源氏和藤壶妃子乱伦一事，肯定安藤为章的“讽喻说”和皇胤混乱的“物纷论”，对本居宣长的“写‘物纷’是为表现‘物哀’与‘知物哀’”的观点则用“曲庇”一词加以批评。《源氏物语》中有关“男女私情”的“物纷”情节依旧被视为“内容猥亵、淫乱好色”。
橘纯一对《源氏物语》的严厉批评随即遭到日本学界的激烈反驳。1938年12月，《文学》刊登平林治德的《作为教材的〈源氏物语〉》。文中褒赞《源氏物语》是“享誉世界文化史上的金字塔”；舟桥圣一从国家主义的高度评价《源氏物语》五十四帖不仅是日本第一小说，更已被认作世界文学的代表。1943年，吉泽义则在《大东亚建设和国语国文学的模式》一文中，将《源氏物语》和《古事记》《万叶集》并列为“圣典”，对涉及皇统的“物纷”论，则用中国历史作对比，评述为“体现紫式部国粹主义和当时历史的最明确例证”。日本学界还借助张伯伦、阿瑟·威利等西方学者的评说，把《源氏物语》视为平安时代“国风文化”象征，将因“物纷”而受巨大非议的《源氏物语》重新提至经典地位。
1939年，谷崎润一郎现代语译本《源氏物语》出版发行前迫于压力，不得不在“翻译源氏之时，将可能招致军部愤怒的部分或歪曲或省略”。同一年，改造文库出版窪田空穂的《现代语释〈源氏物语〉》。书中完全回避“不伦之恋”的“物纷”内容，仅从大乘佛教之角度论述紫式部的创作态度。
1939年出版的《国体本义解说丛书》中，收录了东京大学教授久松潜一的《我国风土·国民性与文学》。久松潜一不仅肯定了本居宣长关于物语主题的“物哀”说，更把“物哀”放到了以“诚”为审美观照底蕴的国民性（即“人道”）范畴之内。“教科书事件”后，他在《中央公论》发表《〈源氏物语〉和大和魂》一文，不仅将《源氏物语》中提到的“大和魂”与“物哀”相联系，更把“物哀”提升至“大和魂”所包涵的国民性之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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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松潜一的“物哀”观深受芳贺矢一的影响。明治以后的学者试图通过区分上古神话及物语中所含有的文学想象力和史学实证力的不同，塑造“用国家史料之‘嘘’记载国民生活之‘诚’”的日本民族特性。因此，以“人情世态”为重的“物哀说”渐受青睐。1938年，久松潜一重新校注的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再版发行。芳贺矢一把对自然喜爱之心与武士道相关联，认为“《源氏物语》是反映日本国民性的国民文学” ，其观点究其根本仍脱胎于本居宣长的“物哀”说。《玉之小栉》中，本居宣长为凸显和张扬日本文学与文化的优越性，从审美的角度阐述日本文学中的“物哀”是对万事万物美的情绪与感受，不同于中国文学中的理性和说教。在晚年所著《初山踏》中，他进一步将“物哀”内涵引申为“理解‘古道’风雅情趣的基础”，并提出旨在清除汉意的关键词——“大和魂”。也就是说，随着“物哀说”于近代日本被重新“发掘”并赋予新的内涵，“物哀”开始逐渐脱离文学审美论而向意识形态方向转变，并在军国主义的语境中作为保护《源氏物语》的审美工具而与日本精神紧密相连。
日本近代《源氏物语》批评受“物纷论”与“物哀说”影响而几度变迁。明治时期，为了抑制西方自由民权思潮的深化，民族主义思想对日本传统“国学”资源畸形利用。安藤为章提出的“物纷论”占主导地位时，本居宣长倡导的“物哀说”未被学界普遍认同，但《源氏物语》因契合“国粹主义”之需而成为日本“古道”的经典象征；大正、昭和初期，因“物纷论”不符合“万世一系”皇国史观之“皇道”，致使《源氏物语》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道德审判；昭和二战时期，随着日本民族主义思潮抬头，被去势的《源氏物语》徒具形骸和虚名，而“物哀说”则逐步背离其原初的文学审美内涵，进而作为日本固有精神和国民性的“人道”符号被纳入军国主义思想之中；这在相当程度上使得《源氏物语》批评肩负了显著的政治使命。“二战”后，学界对于《源氏物语》虽鲜有再持“物纷论”之观点，本居宣长的“物哀说”却依然在政治与文学的博弈之间保持着巨大影响力。
水果蔬菜从采摘、运输到进入流通领域，需对其进行全程跟踪、监测，以确保其质量，满足异地用户需求。根据需求分析和需实现的功能介绍，要求系统由自动识别采集车辆RFID、驾驶员RFID、果蔬参数信息等模块组成，将果蔬运输过程中温度、湿度、气体成分等相关信息采集到处理模块进行分析处理，判断果蔬相关参数状态是否正常，并将结果反馈到执行端作相应的处理。
11月15日下午，由上海市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联合主办，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承办的2018“知网杯”上海高校信息资源发现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厅举行。比赛开始前，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党总支书记段鸿代表承办方致欢迎辞。
（作者系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摘自《外国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原题为《从“物纷”到“物哀”——论〈源氏物语〉批评在日本近代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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