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与评点之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学论文,四库全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评点渊源久远，到南宋已初具规模，至明清而极盛，形成一种流行的大众文化批评形式。明代中后期，评点开始受到批评。至清代，评点与反评点形成鲜明对立的不同立场。在民间与大批文人那里，评点拥有大量受众，是一种喜闻乐见的批评方式。然而，在一批志趣高古、反对时尚的批评家那里，评点之学却颇受攻击。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没有哪一种批评形式本身像评点之学这样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议。以往文学批评史学者多注意到文人之间对于评点之学的不同观点，但忽略了官方的学术立场。《四库全书》的编纂与批评为我们考察清代官方文学与文化立场提供了特殊视角。在《四库全书》的编纂整理过程中，涉及到对于评点著作的评价与处理。代表当时官方与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四库全书总目》①对于评点学这种流行文化的态度与立场是很重要的，了解这种官方的立场也是研究中国文学评点学史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②。
一 论宋人读书法与评点
《总目》对于评点学的研究与评价是通过对评点学史上一些史实与个案来进行的。《总目》对于评点之学的考察是从宋代著作开始的。旧本题“宋苏洵评”《苏评孟子》提要谓：“宋人读书，于切要处率以笔抹。故《朱子语类》论读书法云：先以某色笔抹出，再以某色笔抹出。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迂斋评注古文》亦皆用抹，其明例也。谢枋得《文章轨范》、方回《瀛奎律髓》、罗椅《放翁诗选》始稍稍具圈点，是盛于南宋末矣。此本有大圈，有小圈，有连圈，有重圈，有三角圈，已断非北宋人笔。其评语全以时文之法行之，词意庸浅，不但非洵语，亦断非宋人语也。”（《总目》卷三十七）这段简短的提要实际上提出了评点学史上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一、宋人评点与宋人读书方式关系密切。按：《朱子语类》记载了一些朱熹与其他宋代学者标抹读书法：
某少时为学，十六岁便好理学，十七岁便有如今学者见识。后得谢显道《论语》，甚喜，乃熟读。先将朱笔抹出语意好处；又熟读得趣，觉见朱抹处太烦，再用墨抹出；又熟读得趣，别用青笔抹出；又熟读得其要领，乃用黄笔抹出。至此，自见所得处甚约，只是一两句上。却日夜就此一两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洒落。③
尝看上蔡《论语》，其初将红笔抹出，后又用青笔抹出，又用黄笔抹出，三四番后，又用墨笔抹出，是要寻那精底。看道理，须是渐渐向里寻到那精英处，方是。④
他们所用的已经是五色标抹读书法了。朱熹的标注读书法对于其门人乃至对南宋文学评点方式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朱熹的门人黄幹（字勉斋），也有一套标注的方式。元人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卷二就引了“勉斋批点四书例”。黄幹的标注方式是对朱熹读书标志法的发展，而他的标注方式又被他的学生何基继承下来。据《宋史》四三八卷《何基传》载，何基“凡所读无不加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这里的“标点”，就是“圈点”。何基的学生王柏（字鲁斋）也得此真传。这几位儒家学者的圈点之法，与朱熹的读书方式一脉相传。《总目》认为宋人评点学之形成与宋人读书法有直接关系的说法是有道理的⑤。二、《总目》认为宋人的抹法早于圈点，圈点是到了南宋末年才开始兴盛起来的。然《朱子语类》说：“某曾见大东莱之兄，他于《六经》、《三传》皆通，亲手点注，并用小圈点。《注》所不足者，并将《疏》楷书，用朱点。无点画草。某只见他《礼记》如此，他经皆如此。”⑥依此似乎圈点并不一定晚于抹法。这方面尚需根据文献进一步考定。三、《总目》认为《苏评孟子》以时文之法评点，不是宋人所为。换言之，以时文之法评点是后人所为，故此书可断为后人伪造之作。
《总目》往往以宋人评点与明人评点作比较，并以此作为书籍真伪的判断根据。旧本题宋谢枋得《批点檀弓》提要：“书中圈点甚密，而评则但标章法、句法等字，似孙鑛等评书之法，不类宋人体例。疑因枋得有《文章轨范》，依托为之。又题杨升庵附注，而与慎《檀弓丛训》复不相同。据齐伋序，称汇注疏、集注、集说诸书，去其繁而存其要，以著于简端，则齐伋之所加，非慎原注也。盖明季刊本，名实舛互，往往如斯矣。”（《总目》卷二十四）提要认为《批点檀弓》虽然题宋人所著，但“不类宋人体例”，这种说法只是推断⑦，但它提出宋代、明代评点的体例之差别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宋人体例”与“孙鑛等评书之法”的区别。而“孙鑛等评书之法”的特点就是圈点甚密，标出章法、句法等字。
总体上，《总目》对于宋人评点著作持比较宽容、理解的态度，宋谢枋得编《文章轨范》提要谓：“各有批注圈点。其六卷《岳阳楼记》一篇、七卷《祭田横文》、《上梅直讲书》、《三槐堂铭》、《表忠观碑》、《后赤壁赋》、《阿房宫赋》、《送李愿归盘谷序》七篇皆有圈点而无批注。盖偶无独见，即不填缀以塞白，犹古人淳实之意。其《前出师表》、《归去来辞》，乃并圈点亦无之，则似有所寓意。其门人王渊济跋，谓汉丞相、晋处士之大义清节，乃枋得所深致意，非附会也，前有王守仁序，称为当时举业而作。然凡所标举，动中窽会。要之，古文之法亦不外此矣。”（《总目》卷一百八十七）四库馆臣认为：《文章轨范》各有批注圈点，其圈点运用非常重要，甚至是评点者“有所寓意”的。《总目》引用王守仁“凡所标举，动中窽会”的评语，应该是赞成其说而肯定该书评点的。吕祖谦《古文关键》一书提要谓：“此本为明嘉靖中所刊，前有郑凤翔序。又别一本，所刻旁有钩抹之处，而评论则同。考陈振孙谓其标抹注释，以教初学。则原本实有标抹，此本盖刊板之时，不知宋人读书于要处多以笔抹，不似今人之圈点，以为无用而删之矣。”（《总目》卷一百八十七）这里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宋人的“笔抹”与今人“圈点”不同，而后人“以为无用而删之”。这里实际上隐然包含有对宋人笔抹（有用）与今人圈点（无用）的一个价值评价在内。
刘辰翁是当时的评点大家，评点著作很多，对后人尤其明人影响很大⑧。《总目》对他的批评比较多。如对宋罗椅、刘辰翁所选《放翁诗选》提要：“椅间有圈点而无评论，辰翁则句下及篇末颇有附批。大致与所评杜甫、王维、李贺诸集相似。明人刻辰翁评书九种，是编不在其中。盖偶未见此本。详其词意，确为须溪门径，非伪托也。”（《总目》卷一百六十）认为该书表现出一种“须溪门径”，故非伪托。何为“须溪门径”？在吴正子笺注，须溪刘辰翁评点《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提要中说，“辰翁论诗，以幽隽为宗，逗后来竟陵弊体。所评杜诗，每舍其大而求其细。王士祯顾极称之。好恶之偏，殆不可解。惟评贺诗，其宗派见解，乃颇相近，故所得较多。”（《总目》卷一百五十）可见“须溪门径”就是“以幽隽为宗”，“舍其大而求其细”，认为刘辰翁的评点开了明代竟陵派弊体的先河。《总目》在批评明人一些评点著作时，也认为它们受了刘辰翁的影响。
《总目》对于宋代评点主要是做历史事实的叙述，除了对刘辰翁之外，总体上没有持明确的批评态度⑨，但是也没有热情的肯定。只是在与明代评点相比较时强调宋代标抹是出于表示读书体会的需要，而非无用的形式。
二 论孙、钟评点与晚明文风
《总目》对于明人评点批评甚多而激烈，明显比对待宋人苛刻，批判的锋芒集中在孙鑛与钟、谭评点之上。
孙鑛(1542-1613)字文融，号月峰，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是明代评点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所著的评点著作甚多。据《孙月峰先生批评札记》书首所载之《孙月峰先生评书》的目录所载，孙鑛评点了如下著作：《书经》、《诗经》、《礼记》、《周礼》、《左传》（杜林合注、释训）、《国语》、《国策》、《刘向校定战国策》（旧评）、《六子》（老、庄、列、王、荀、杨）、《韩非子》、《管韩合刻》、《吕览》、《淮南子》、《史记评林》（合新旧评。一评冯公巨区新评本、一评余公同麓旧评本）、《汉书》（合新旧评）、《后汉书》、《史汉异同》、《三国志》、《晋书》、《宋元纲鉴》（一评王宗沐编、一评薛方山编）、《文选》、《古文四体》、《选诗》、《李太白诗》、《杜拾遗诗》、《李杜绝句》、《五言绝律》、《七言绝律》、《杜律辨体》、《杜律单注》、《杜律虞赵注》、《手录杜律五七言》、《高岑王孟诗》、《韩昌黎集》、《柳河东集》、《六一集》、《苏东坡诗集》、《东坡绝句》、《今文选》、《周人舆》、《食饮琢》、《漱琼瑶》、《会心案》⑩，共四十三种，内容相当广泛，而且影响很大。
王夫之对孙鑛已有尖锐批评：“孙月峰……批点《考工》、《檀弓》、《公》、《谷》，剔出异语以为奇陗，使学者目眩而心荧，则所损者大矣。万历中年杜撰娇涩之恶习，未必不缘此而起。”（《姜斋诗文集·外编》）指责他开启了晚明文坛的不良习气。四库馆臣评《孙月峰评经》(11)说：
是编《诗经》四卷，《书经》六卷，《礼记》六卷，每经皆加圈点评语，《礼记》卷前载其所评书目，自经史以及诗集，凡四十三种。而此止三种，非其全书。然《诗经》前有慈溪冯元仲序，称其举《诗》、《书》、《礼》鼎足高峙。盖元仲所别刻者，以三经自为一类也。经本不可仅以文论，苏洵评《孟子》，本属伪书，谢枋得批点《檀弓》，亦非古义，鑛乃竟用评阅时文之式，一一标举其字句之法，词意纤仄。钟谭流派，此已兆其先声矣。（《总目》卷三十四）
《总目》认为，“经本不可仅以文论”。孙鑛不但以文章之法论之，且“竟用评阅时文之式，一一标举其字句之法，词意纤仄”。以为“钟谭流派，此已兆其先声矣”，实沿用王夫之之说。《总目》除批评孙鑛之外，对类似以文章之法评点经书的著作也加以批评。如批评明凌濛初《言诗翼》“此编仍列《诗传》、《诗序》于每篇之前。又以《诗传》、《诗序》次序不同，复篆书《诗传》冠于篇端，而杂采徐光启、陆化熙、魏浣初、沈守正、钟惺、唐汝谔六家之评，直以选词遣调造语炼字诸法论《三百篇》。每篇又从钟惺之本，加以圈点，明人经解，真可谓无所不有矣”（《总目》卷十七）。批评明程明哲《考工记纂注》“是书主于评点字句，于《经》义无所发明”（《总目》卷二十三）。评明林兆珂《檀弓述注》“惟《经》文加以评点，非先儒训诂之法”（《总目》卷二十四）。
事实上，以文体说经并非始于孙鑛，也非始于明代。《总目》卷十五谈到唐代成伯玙的《毛诗指说》时说该书“凡《三百篇》中句法之长短、篇章之多寡、措辞之异同、用字之体例，皆胪举而详之，颇似刘氏。《文心雕龙》之体，盖说经之余论也”（第121页）。俞樾(1821-1907)在《九九销夏录》卷二《以后世文法读经》一节中亦引申此说：
唐成伯玙《毛诗指说》凡四篇，其四曰“文体”，凡诗中句法、字法、章法，皆评论之，似非诂经之体。有明一代，风尚纤佻，盛行此派。嘉靖间，戴君恩著《读风臆评》，取《国风》诸篇加以评语，于文章妙处用密圈、密点，则真以后世文法读之矣。……明凌濛初著《言诗翼》一书，采徐光启、陆化熙、魏浣初、沈守正、钟惺、唐汝谔六家之评，以句法、字法、章法论三百篇加以圈点，明季说《诗》陋习略见于此。明林兆珂有《考工述注》二卷，于记文皆旁加圈点，缀以评语。郭正域有《批点考工记》一卷，体例相同。孙鑛评经史以下四十二种，今所存者《诗》四卷、《书》六卷，《礼记》六卷，各有圈点评语。钟惺《周文归》二十卷，删节《三礼》、《三传》、《家语》、《国语》、《逸周书》、《楚辞》以时文法评点之。国朝王澍《大学》、《中庸》皆有圈点本，蒋家驹《尚书义疏》于经文亦有圈点，皆明以来陋习。(12)
可见，以文法读经始于唐人而盛于明代。其实，古人认为“文本于经”(13)，经书也是文章写作的典范，所以以文法读经是自然而然的事。在诗文评中，有大量对于五经文法、句法的分析，以文体说经不足多怪，至于讲究字法、句法，这是宋以来诗文评之风气，绝非评点之独有。
四库馆臣对于评点著作最为激烈的批评对象是竟陵派钟惺、谭元春评点《诗归》。他们批评《诗归》“大旨以纤诡幽渺为宗，点逗一二新隽字句，矜为元妙。又力排选诗惜群之说，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于是尽亡。至于古诗字句，多随意窜改”（《总目》卷一百九十三）。“天门钟惺更标举尖新幽冷之词，与元春相倡和。评点《诗归》，流布天下，相率而趋纤仄”（《总目》卷一百八十谭元春《岳归堂集》提要）。四库馆臣批评《诗归》评点主要在于：一是它所标举的“纤诡幽渺”诗学宗旨；一是其评说诗的方式：“点逗一二新隽字句，矜为元妙。”“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影响又很坏：“评点《诗归》，流布天下，相率而趋纤仄。”在批评其它书籍时，也常连带把问题归罪于《诗归》的影响。如万时华《诗经偶笺》提要谓：“盖钟惺、谭元春诗派盛于明末，流弊所及，乃至以其法解经，《诗归》之贻害于学者可谓酷矣。”（《总目》卷十七）
明末清初，孙鑛与钟、谭的评点影响很大，而且被一些权威认为主要是负面影响。钱谦益认为：“评
之滋多也，论议之繁兴也，自近代始也。而尤莫甚于越之孙氏、楚之钟氏。……是之谓非圣无法，是之谓侮圣人之言。而世方奉为金科玉条，递相师述。夫孙氏、钟氏之学，方鼓舞一世，余愚且贱，老而失学，欲孤行其言以易之，多见其不知量。”(14)“越之孙氏、楚之钟氏”，指孙鑛（余姚人）、钟惺（竟陵人）。此序作于崇祯九年(1636)，而钱谦益说“夫孙氏、钟氏之学，方鼓舞一世”，“世方奉为金科玉条，递相师述”，可以见出孙鑛与钟谭在当时的影响。
四库馆臣批评孙鑛最终的目的还是指向钟谭竟陵派。它批评孙鑛是因为“钟谭流派，此已兆其先声矣”。评明郭正域《韩文杜律》“是编选录韩愈文一卷，杜甫七言律诗一卷，各为之评点，大抵明末猖狂之论。……是公安之骖乘，而竟陵之先鞭也”。此前在对刘辰翁评点《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提要中说，“辰翁论诗，以幽隽为宗，逗后来竟陵弊体。”实际上，批判竟陵派几乎是清初各种文学阵营的共同行为。竟陵派不但是由明入清的文人反思的批判对象，也是清人批评明人文风的靶子。竟陵派在清代成为明代恶劣文风的代表性符号，甚至被视为“亡国之音”，罪名之大，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事实上在明人的评点学著作中，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影响应在孙、钟之上，而且许多学者批评过该书的评点。黄宗羲《答张尔公论茅鹿门批评八家书》谓：“鹿门八家之选，其旨大略本之荆川道思，然其圈点勾抹，多不得要领。故有腠理脉络处不标出，而圈点漫施之字句间者，与世俗差强不远。”(15)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有皎然《诗式》而后无诗，有《八大家文钞》而后无文。立此法者，自谓善诱童蒙，不知引童蒙入荆棘，正在于此。”(16)但是四库馆臣对它的态度比较宽容。虽然《总目》也批评：“茅坤所录，大抵以八比法说之”（卷一百九十《御选唐宋文醇》提要），并肯定黄宗羲对于此书的批评“皆切中其病”，不过与对待钟惺与谭元春不同的是，四库馆臣宽容地指出：“坤所选录，尚得烦简之中。集中评语虽所见未深，而亦足为初学之门径。”（《总目》一百八十九《唐宋八大家文钞》提要）而且还把此书列在正选之中。四库馆臣在对待唐宋派与竟陵派评点著作上，似乎持着两重的价值标准。其中的原因就是四库馆臣把竟陵派当作晚明文风的代表，任情贬抑。
三 《四库全书》对于评点的观点与立场
除了对钟、孙评点的批评外，四库馆臣的学术立场与观点同时表现在对明清其它评点学著作的批评上。
四库馆臣对于评点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它与时文的密切关系上，大多批评是因为它们以时文之法评点。如评（明）沈尔嘉《读易镜》“是书悉依今本次序，每一卦一节，列《经》文于前，列讲义于后，而讲义高《经》文一格，全为缮写时文之式。其说皆循文敷衍，别无发挥。《经》文旁加圈点，讲义上缀评语，亦全以时文法行之，即其书可知矣”（《总目》卷八）。批评（明）沈国元《二十一史论赞》“是书摘录二十一史《论赞》，加以圈点评识，全如批选时文之式”（《总目》卷六十五）。评（清）蒋家驹《尚书义疏》“是编亦高头讲章之类，钞本缀以圈点，其体段皆类时文。”（《总目》卷十四）评（清）黄叔琳《史通训故补》 “其圈点批语，不出时文之式……”（《总目》卷八十九）评（明）李嵩《白雪堂诗》“凡古律体诗一百余首，有莱阳董嗣朴等四人评点，皆如时文之式”（《总目》卷一百八十）批评。（明）闵齐华《文选瀹注》：“是书以六臣注本删削旧文，分系于各段之下。复采孙鑛评语，列于上格。盖以批点制艺之法施之于古人著作也。”（《总目》卷一百九十一）评（清）徐文驹《明文远》“是编辑有明一代之文。前后无序跋，亦无目录。其圈点批语，皆用八比之法”（《总目》卷一百九十四）。明清时文多由坊刻，所以四库馆臣往往以“如坊刻时文之式”来批评评点著作。如评（明）慎蒙《天下名山诸胜一览记》“其记文之末，各加评语，亦不出坊刻积习”（《总目》卷七十八）。评（清）刘余祐《燕香斋文集》“每篇之末，皆有评语，如坊刻时文之式”（《总目》卷一八一）。
另外，四库馆臣认为评点还反映出明人佻纤之习。如评（明）闵于忱《枕函小史》：“各加评点，总不出明季佻纤之习。”（《总目》卷一三二）评（清）张竞光《宠寿堂诗集》提要：“其诗每首之后评语杂遢，殆于喧客夺主，盖犹明季诗社之馀习也。”（《总目》卷一八三）评点除了佻巧之外，就是近俗恶道。评（明）程一枝《史诠》“是编专释《史记》字句，校考诸本，颇有发明。惟参杂时人评语，颇近乡塾陋本”（《总目》卷四十六）。评（明）叶向高《说类》 “其上细书评语，体例尤为近俗”（《总目》卷一三二）。评（清）孙默《十五家词》“至其每篇之末，必附以评语，有类选刻时文，殊为恶道。今并删除，不使秽乱简牍焉”（《总目》卷一九九）。这几种情况总的来说，就是对其评点时俗功利的批评。
除了《总目》对于评点著作的直接评价外，《四库全书》的编纂与处理同样表达出明确的学术立场。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看：
第一、四库馆臣对评点著作的缺陷谈了许多，但没有正面肯定过评点著作和评点形态的优长之处。在《四库全书》中，明清两代被特别指出为评点书籍的，多数被列入“存目”而不在正选之列。除了孙鑛与钟、谭的评点著作之外，如上述《总目》所批评的评点著作：旧题谢枋得《批点檀弓》（四库馆臣推定为明人之作）、（明）林兆珂《考工记述注》、林兆珂《檀弓述注》、（明）沈尔嘉《读易镜》、（明）凌濛初《言诗翼》、（明）程明哲。《考工记纂注》、（明）万时华《诗经偶笺》、（清）蒋家驹《尚书义疏》、（明）沈国元《二十一史论赞》、（清）黄叔琳《史通训故补》、（明）程一枝《史诠》、（明）叶向高《说类》、（明）慎蒙《天下名山诸胜一览记》、（明）闵齐华《文选瀹注》、（明）郭正域《韩文杜律》、（明）李嵩《白雪堂诗》、（明）闵于忱《枕函小史》、（清）徐文驹《明文远》、（清）刘余祐《燕香斋文集》、（清）张竞光《宠寿堂诗集》等全都被排斥在正选之外，列到“存目”之中。可见在四库馆臣那里，明清的“评点”几乎成为一种恶谥(17)。评（清）孙默所编的《十五家词》：“至于每篇之末，必附以评语，有类选刻时文，殊为恶道。今并删除，不使秽乱简牍焉。”《十五家词》虽然最终被列入正选，但评点部分全被删去。这本身表现出鲜明的学术立场与学术导向。
第二、列入正选的书籍，只录评语而不录圈点标志。如宋人《文章轨范》各有批注圈点，四库馆臣认为在《文章轨范》一书中，圈点的运用非常重要，甚至是评点者“有所寓意”的（《总目》卷一百八十七）。尽管如此，在《四库全书》中，《文章轨范》只有保存批注，其圈点也被刊落。同样吕祖谦之《古文关键》、真德秀之《文章正宗》、楼昉之《迂斋古文标注》、《古文集成》等书原本都有圈点、标抹，但在《四库全书》中也没有保存下来。《钦定四书文》是《四库全书》中仅有的八股文总集，所选之文，大多前人都有过评点。而在《四库全书》之中，也保持其评语，“每篇皆抉其精要评于后”而不录圈点（《总目》卷一百九十）。《总目》也有过对于评点著作的褒扬，那就是谓《御选古文渊鉴》：“每篇各有评点，用楼昉《古文标注》例，而批导窽要，阐发精微，不同昉之简略。”（《总目》卷一百九十）此书既称“御选”，其评点受到推尊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御选古文渊鉴》实际上只有评，而没有圈点(18)。总之，整个《四库全书》对于评点书籍的处理方式是，保留评语而删略圈点标抹。我们难以断定这种处理方式是出于书籍抄录上的技术性的原因，还是出于对于圈点的鄙视态度。我们所面对的事实就是：《四库全书》所收录的评点书籍，都是没有圈点的。
四 《四库全书》学术立场分析
四库馆臣对于评点学的批评，大体上缺少令人信服的学理性的分析，更多的是一些不容争辩的判断与模式化、格套化的批判。严格说来，这里表达的不是理论，而是一种观念与立场。这种学理分析的缺乏，固然与《总目》的撰写体例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四库馆臣把这种批评视为无须辨析、理所当然的常识或共识。这种鄙视评点的非理论化的学术立场，恰恰在文学与文化上具有独特而复杂的内涵。
反评点的学术风气始于明代。如明代吴应箕说：“大抵古人精神不见于世者，皆评选者之过也。弟尝谓张侗初之评时义，钟伯敬之评诗，茅鹿门之评古文，最能埋没古人精神，而世反效慕恐后，可叹也。彼一字一句皆有释评，逐段逐节皆为圈点，自谓得古人之精髓，开后人之法程，不知所以冤古人，误后生者正在此。”(19)这是《四库全书》编纂之前学者的声音，而在《四库全书》编纂的同时或稍前后，反评点的声音也相当尖锐，且已不再局限于对某一评点对象的批评，而是对整个评点方式的反思。王元启(1714-1786)《祗平居士集》卷十四《示学者书》：
自周汉以迄唐宋，读书者要在求其义训而已。姬公之《尔雅》，孔子之《翼传》，卜子夏之《小序》，以及汉、唐、宋诸儒传、注、笺、疏之文皆是也。惟其志在求解，故虽有所得，各有浅深，要皆循循然不敢放言高论。至南宋而乃有圈点评赞之文，引学者之心思于浮夸驰竞之场。以至有明中叶以后，坊选滥行，雌黄杂出，黄口小儿，学语未成辄复放神高远，妄肆品题。其所为文，必求句句可以著圈而加赞。其实有识者观之，知其文理不通而已。(20)
他认为评点对读者和作者两方面都产生不良影响。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至于纂类摘比之书，标识评点之册，本为文之末务，不可揭以告人，祗可用以自志，父不得而与子，师不能以传弟，盖恐以古人无穷之书而拘于一时有限之心手也。”(21)章学诚《校雠通义》卷四《朱子〈韩文考异〉原本书后》：“古人读书不惮委曲繁重，初不近取耳目之便，故传注训故，其先皆离经而别自为书，至马、郑诸儒，以传附经，就经作注，观览虽便而古法乃渐亡矣。评论文字，抑扬工拙，虽为道之末务，然如挚氏《文章志论》、刘氏《文心雕龙》，亦离文而别自为书。至真、谢诸公，就文加评，因评而加圈点识别，虽便诵习，而体例乃渐亵矣。”(22)认为评论本身就是“末务”，而发展到圈点，就更是每况愈下了。
明清以来，攻击评点之学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它与时文的关系，这也是四库馆臣批评评点的套语。科举对于评点之学起了重要的刺激作用确是事实。如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卷二在为生员所开列的六日为一周期的《读看文日程》中，有三日的功课包括了“夜钞点抹截文”(23)；在卷二《读作举业日程》中，也多要求“批点”、“抹截”(24)。可见“批点抹截”本来就是举业的重要功课。评点之学与时文有密切关系，这是可以肯定的。不过，评点之学的渊源乃至其所涵摄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评点既不始于时文，其所评也并非都是时文，评点之学，尤其是诗文评点早在南宋就非常发达，远早于八股之学。评点之学是自成体系的，并非受到八股文的影响才兴盛，倒是八股之学利用评点之学的形式。然而在四库馆臣话语系统中，评点之学差不多等于时文之学，这就不免以偏概全。这种学术观念产生的影响很大。比如，曾国藩干脆把评点之学的产生归为明代中期的制艺：“窃尝谓古人读书之方，其大要有二：有注疏之学，有校正之学。……逮前明中叶，乃别有所谓评点之学。盖明代以制艺取士，每乡、会试，文卷浩繁，主司览其佳者，则围点其旁以为标识，又加评语其上以褒贬，所以别妍媸、定去取也。濡染既久，而书肆所刻四书文莫不有批评围点。其后则学士文人竞执此法以读古人之书，若茅坤、董份、陈仁锡、张溥、凌稚隆之徒，往往以时文之机轴，循《史》、《汉》、韩、欧之文。虽震川之于《庄子》、《史记》，犹不免循此故辙。又其甚则孙鑛、林云铭之读《左传》，割裂其成幅，而粉傅其字句，且为之标目，如《郑伯克段》、《周郑交质》云云，强三代之人以就坊行制艺之范围，何其陋与！我朝右文崇道，巨儒辈出，当世所号为能文之士，如方望溪、刘才甫之集，与姚姬传氏所选之古文词，亦复缀以批点。贤者苟同，他复何望？盖习俗之入人深矣。”(25)又认为“末世学古之士，一厄于试艺之繁多，再厄于俗本评点之书。此天下之公患也”(26)。曾国藩把评点之学的产生完全归之于明代时文，虽然立场更为明确，但所述可以说离事实就更远了。四库馆臣所代表的把评点与时文捆绑到一起的观念，给当时评点家以巨大的压力。这里可举一例。姚鼐(1732-1815)本身是推崇评点的，他在《答徐季雅书》中说：“震川阅本《史记》，于学文最为有益。圈点启发人意，有愈于解说者矣。可借一部临之，熟读必觉有大胜处。”(27)他的《古文辞类纂》原先也有圈点(28)。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叙》：“道光初兴县康抚军刻姚氏《古文辞类纂》，本有画段圈点。后数年，吴启昌重刻于江宁，以为近乎时艺，用姚先生命去之。”(29)姚氏赞赏评点，而且亲自评点《古文辞类纂》，但后人最终还是以“用姚先生命”的理由舍弃圈点，这种举动，正反映出当时人们的一种认识，那就是圈点“近乎时艺”。
本文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本文的核心问题是：为何在评点问题上，四库馆臣的立场颇为“暧昧”？他们没有否定过评点之学，但在具体的评论上又采取了偏向反评点的立场。 《四库全书》的编纂正值乾隆盛世，目的是要确立一种主流的正宗的思想意识。而评点之学起源较晚，盛极于明代，又广泛流行，属于后起的流行文化的组成部分。四库馆臣出于建设雅正文化的需要，所以对大量具体评点著作的态度，基本是批评或者蔑视的。《总目》对宋人评点比较宽容，对明清人比较严厉，其中批评最为激烈的是针对竟陵派的评点著作。四库馆臣强烈贬斥以文法评点儒家经典和以时文之法评点文章的著作，以评点学为时俗之体，把评点之学与晚明文风、时文俗体捆绑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评点”成为恶谥。《总目》所反映出来的立场，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与官方文化反对时俗、流行大众文化以及对于功利色彩太强的文化形式的鄙夷，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清人对于明代尤其是晚明文风与士风的蔑视。
当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问题还有另一面是：在具体书籍的评点上，四库馆臣站在偏向批评的立场，但他们又从未在基本理论上完全地、公开地否定评点之学。对于众多评点著作的蔑视，并不等同于对评点之学的整体否定。对此，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的事实——从清代最高统治者到四库馆臣以及一些激烈反对评点之学的批评家自身并没有完全抛弃评点这一形式。比如康熙“御选”的《古文渊鉴》“每篇各有评点”，《四库全书总目》主撰者纪昀也评点过《李义山诗集》、《后山集钞》，《苏文忠公诗集》、《瀛奎律髓刊误》等书，他在《史通削繁序》中说对该书“细加评阅，以授儿辈。所取者记以朱笔，其纰缪者以绿笔点之，其冗漫者又别以紫笔点之。”(30)而对评点之学持强烈批评态度的曾国藩所编选的《十八家诗钞》、《经史百家杂钞》等都有评点。这就不难看出：一方面，评点之学作为一种批评形式因为属于大众的流行文化而受到批评；但另一方面，正由于它具有易为大众所接受、易于流行的性质，甚至连它的批评者也无法拒绝其魅力。从这个角度看，“暧昧”之处，正是意蕴丰富、不能含糊的地方。
注释：
①以下简称《总目》，所据版本为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②参考拙作《论〈四库全书总目〉在诗文评研究学术史上的贡献》，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③《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五，朱子十二，训门人三，2783页。
④《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朱子十七，训门人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2877页。另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也说：“某自二十年前得上蔡语录观之，初用银朱画出合处，及再观，则不同矣，乃用粉笔；三观则又用墨笔。数过之后，则全与元看时不同矣。”
⑤参考拙作《评点之兴》，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
⑥《朱子语类》卷十，学四，读书法上，175页。
⑦《总目》卷二十三明林兆珂《考工记述注》提要中，又说：“此编因《考工记》一书文句古奥，乃取汉唐注疏参订训诂以疏通其大意，于《记》文皆旁加圈点，缀以评语。盖仿谢枋得批《檀弓》标出章法、句法、字法之例，使童蒙诵习，以当古文选本，于名物制度绝无所发明。”认为该书旁加圈点与评点，是模仿谢枋得“批《檀弓》标出章法、句法、字法之例”。似乎‘没有强调谢书为假托之作。
⑧刘辰翁评点著作甚多，明人汇刻《刘须溪批评九种》，包括《班马异同评》三十五卷、《老子》、《庄子》、《列子》上下卷、《世说新语》三卷、《李长吉歌诗》四卷、《王摩诘诗》四卷、《杜工部诗集》二十卷、《苏东坡诗》二十五卷。另外今存评本有《放翁诗选集》八卷、《别集》一卷、《王荆公诗文》五十卷。
⑨对刘辰翁的评点虽然有批评，但语气并不严厉，而且刘辰翁评点《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罗椅、刘辰翁评点《放翁诗选》仍列在正选之中。
⑩《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50册，第213页。
(11)该书现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50册。
(12)中华书局1995年点校本，第26页。
(13)参见拙作《对“文本于经”说的文体学考察》，载《学术研究》2006年第1期。
(14)《牧斋初学集》卷二九《葛端调编次诸家文集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89册，第514页。
(15)《南雷文定》前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397册283页。
(16)王夫之著、戴鸿森笺注《姜斋诗话笺注》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5页。
(17)《总目》对于那些列入“存目”的书籍大都要列出其弊病，有趣的是，《总目》所罗列往往是以那些看似堂皇实是格套的理由。像晚明之风、评点习气都是四库馆臣批评书籍的最佳借口，在这里理论分析已被批评套语所代替。文学批评套语本身虽然不具理论价值，但其中仍包含有丰富的内涵。
(18)《四库全书》个别书籍也采用了五色标注法。《御选唐宋文醇》提要：“此集其文有经圣祖仁皇帝御评者，以黄色恭书篇首。皇上御评则朱书篇后。至前人评跋有所发明及姓名事迹有资考证者，亦各以紫色、绿色分系于末。”（《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不过，这是特殊的处理方式，并无普遍性。
(19)《楼山堂集》卷十五《答陈定生书》，《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册，第443页。
(20)(21)(22)《续修四库全书》第1430册，第579页；第448册，第174页；第930册，第808页。
(23)(2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09册，第496页；第709册，第497页。
(25)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二十二〈文学下〉引曾国藩语。《续修四库全书》551册，第530页。
(26)《曾文公文集》卷二《谢子湘文集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537册，第594页。
(27)《惜抱尺牍》卷二，《丛书集成续编》第130册，第905页。
(28)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古文辞类纂》其启发后人，全在圈点。有连圈多，而题下只一圈两圈者；有全无连圈，而题下乃三圈者：正须从此领其妙处。末学不解此旨，好贪连圈，而不知文品之高，乃在通篇之古淡，而不必有可圈之句，知此则于文思过半矣。”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714册，第469页。
(29)《拙尊园丛稿》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561册，第290页。姚鼐的受业门人吴启昌道光五年所作《刻古文辞类纂序》说：“旧本有批抹圈点，近乎时艺，康公本已刻入，今悉去之，亦先生命也。”见岳麓书社1988年版《古文辞类纂》第985页附录。李承渊《校刊〈古文辞类篡〉后序》也说：“吴氏刊本，系先生晚年主讲钟山书院时所授，且命付梓时去其圈点。”见岳麓书社1988年版《古文辞类纂》第979页。
(30)《续修四库全书》第448册，《史通削繁》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