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守政德是为政之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本论文,政德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我们举国上下强调政德建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古往今来，有所作为的为政者无不重视道德修养，品质历练。政德问题本是一个老话题，因其重要，所以常常谈，恒谈弥新。前不久，一政府官员因不合时宜的“微笑”被愤怒牵出“名表”质疑再到“公开工资单”的执著要求，其背后是老百姓对政德问题的“零容忍”。为政者的道德操守更凸显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使从政者再次警醒：恪守政德是为政之本。
一、恪守政德是为政者必须履行的“从政契约”
政德因两个从政要素而区别于普遍意义上的社会道德，就是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人民主权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政府源于“社会契约”。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同意“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集合在一起形成了天然强大的公共权力，委托给政府代为掌管，保护大家的权利，公正的分配资源和财富，并为大家提供公共服务。而政府则把公共权力划分到各个部门，通过选举或者任命的方式转而委托给官员。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权力来源于人民。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这是由党的性质、国家性质所决定的，也是由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的。政德的基本命题就是“权为谁用利为谁谋”，从政就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公共利益，为人民服务，这是每一位从政者在从政伊始就被赋予的“道德契约”和本质要求。
从政者无论级别高低，应当始终清楚两个问题，应当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当做什么，是当官的理想和追求，可以为一个官员“添彩”；不能做什么，是当官的忌讳和底线，可以让官员时刻保持头脑清醒。但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一生都做得很好，有些人则搞形式主义、沽名钓誉，在事业和权力的巅峰时刻却走向人生的滑铁卢。大多数领导干部想做好官，我们丝毫也不怀疑这份真诚，但当面对选择、困难、甚至陷阱，我们看到二者常常错位。可见，能不能做到做好这两件事，还需要明白第三件事，常修为政之德。
一是从政者要“善政”，有所作为，造福于民。权力是一份责任，是从政者用来为民服务的工具和手段，是为老百姓谋利的责任和使命，从政就要有正确的政绩观，有强烈的责任感，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目的，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俗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能不能做到为人民谋利造福，实质上是衡量政府工作政绩的“晴雨表”，是检验领导干部的“试金石”，体现在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体现在领导干部为民办事的各种公共决策和实际行动中。执政为民，勤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伦理底线，是领导干部的政治本色和天职使命。
二是从政者要“廉政”，掌好公权，追求公益。权力和利益相伴行，公共权力就是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分配和再分配，保持分配的公平公正。从政者要有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善治的政府是公共利益至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实践中，公共权力天然大于个体权利，使得权力具有自主性，权力大了，就有了为所欲为的倾向，像渴望脱缰的野马，竭力摆脱道德束缚，存在蜕变的可能，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人民公仆异化为人民的主人，权为民所用蜕变为以权谋私。“权力双刃剑，荣辱一挥间”，权力具有两重性。把权力当作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工具，为民而善用，可以成就利民大事。用权力谋取个人或少数人的非法私利，权力就成为干坏事的手段，谋位不谋事，玩权不做事，滥用职权，贻害无穷。如何驾驭和运用公共权力，是对从政者最根本的道德拷问，也必须接受道德监督。
三是从政者要“为民”，亲民爱民，取信于民。为官之道，在于恤民；尊道贵德，在于气正。权力来源与人民，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为民”的核心是解决领导干部在国家政权中的定位、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一个干部、一级组织，是否具有“政德”，取决于人民群众的口碑。领导干部要当好公仆，要树立“人民至上”的理念，要有正确的群众观地位观，把对人民负责，为人民干事，受人民监督，让人们满意当做法定的义务和责任。胡锦涛同志关于“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思想就是现代语境下对政德的最好诠释，是领导干部真心实意为民亲民爱民的深沉道德情怀和政治品质。
二、恪守政德是为政者安身立命的“处世之本”
为政者是人民公仆，这是党赋予为政者的身份角色，是领导干部的本质要求，也是老百姓的期盼。提起人民公仆，我们可能在脑海中都会闪出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郑培民、牛玉儒、沈浩的生动形象，他们是用什么感动了我们？焦裕禄说：党把兰考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孔繁森说：一个人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牛玉儒说：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郑培民说：万事民为先；任长霞说：在我这儿没有金钱能打通的关节，只有公正的法律。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是“爱民亲民”的情，是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公仆心，以职责为生命，用真情和公正动人，拳拳为民之心毫不掩饰，全心为民之情溢于言表。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和道德风貌，树立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光辉形象。他们是“官”，但他们是“为民的官”，自然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现在，我们常听到对这个称谓的冷嘲热讽，有人甚至说“人民公仆”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些领导干部谋取私利、争取名誉，赚取享受的幌子。这里面集聚的是老百姓对领导干部的不信任和怨言。领导干部的声誉跌落到了如此的地步，让我们感到痛心！生活中也看到很多诸如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郑筱萸、陈良宇等人，地位不可谓不高，权力不可谓不大，但群众观念淡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私欲膨胀、巧取豪夺，信仰虚无、作风霸道，官德缺失，不仅脱离了政德的基本要求，而且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线，给公仆形象抹黑，影响了领导干部的形象，影响了老百姓信任，给党和国家造成损失，影响了整个政府公信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党和各级领导干部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政绩不容置疑，但一系列腐败事件却又让我们党陷入了“道德合法性”的纠结和质疑。老百姓一面对党和政府带领全国人民取得的成绩翘指称赞，一面又对腐败问题愤慨叹息。腐败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社会危害。人们对于变革代价的承受力脆弱而敏感，越来越易于把成就和收获归于社会发展和个人努力，而把不满、矛盾、怨气归咎于政府和官员，“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就是最现实的写照。这几年，我国集体上访、群体事件多发，究其原因，社会不公和政治腐败是“罪魁祸首”和社会问题的“导火索”，人们对于腐败越来越不能容忍，不满情绪的燃点极低，几乎一触即发。权力滥用、腐败丛生极大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败坏了党风、政纪，削弱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影响政权的长治久安和和谐发展，更成为不法分子对党和政府进行攻击的口实和敌对势力颠覆政权的“杀手锏”。
领导干部身居要职，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和大量社会资源，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常常左右和影响部门的决策乃至一个行业的形象，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骨干，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领导干部要管好自己，管好别人，管好部门、地区、行业，做好工作至关重要。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不修官德，难以服众，会丧失民心。强调为政之德，始终保持修德的自觉和清醒，才能获得人民拥护、支持和认可。只有始终顺应老百姓的道德“合法要求”，才能增强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里的合法是指政治合法性，就是老百姓对政府理念的认同和对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的认可，其本质就是不断增强政府公信力和官员的道德操守。
三、恪守政德是领导干部从政发展的“道德资本”
借用资本的概念，投入是存量的基础上不断增值。领导干部要培养道德感召力，来增强领导影响力。官风影响民风，官德凝聚民心，领导干部心系百姓、勤奋敬业、清正廉洁，会产生强大的道德和人格力量，使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为之鼓舞，把力量和智慧凝聚起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向前发展。
我们都知道，城市化进程中必然伴随征地拆迁改建，今天，我们经常听到“强拆”事件，反应出老百姓自主意识增强，理性判断能力提升，对行政行为越来越不再屈从于权力的要求，转而寻求道德诉求。领导者不能再指望依靠硬权力和职务地位发号施令约束控制，指望下级和群众被动接受和服从，而要依靠更好的履行政府职责，公平公正的道德行为，运用软权力进行引导疏导，沟通协调，不断达成共识，激发群众自觉行为。从另一方面说，道德还可以降低政治成本。有了政德的基础，形成良性政治秩序的步伐加快，也使得政治的提升有了更大的空间。为政者是国家和各级政府形象的实际体现者和象征，加强官德修养，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培育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可以形成强大示范效应，引领全社会思想道德的进步和提升，引导人们基于道德理性而追求优良的社会生活，推动着政治走向良善。领导干部的提拔重用越来越重视考量官德。近日，由中组部在六地试测官德，总结官德测评的标准和方法，官德不达标将被“一票否决”，不得提拔重用。
恪守政德，领导干部要自觉修炼道德素养。领导干部经营道德资本的最佳战略就是追求善德的生活方式。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内圣外王”的美德政治。古希腊柏拉图提出“哲学王”治国，哲学王就是美德的化身，德治天下。官员要苦练内功，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加强自身修养，三省吾身，时刻从主观意识上找原因，从自我修养上找差距，只有这样，才能勇于担当责任，才能经得住诱惑，才能永葆共产党人先进本色，才能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恪守政德，要完善政德养成的良好机制。道德教化、制度引导、社会监督等方式把道德准则转化为行政人员的内心自律，从而提高从政者的道德素质和道德人格。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强调党员的思想改造和自我改造。新中国成立后，又提出干部要“又红又专”。邓小平同志根据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干部队伍的实际情况，提出干部队伍“四化”方针。面向新世纪，江泽民同志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治国理政。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全党同志要进一步加强道德修养，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鲜明提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重要标准。政府高度关注广泛持久的政德教育，“三讲活动”“先进性教育”“创先争优”等活动不断开展，党性教育、公仆意识教育更是长期养成机制，使官员接受清廉、诚信的熏陶，明了从政的价值与意义等，从而养成良好的行政伦理道德。对公共权力行使的道德监督也很重要，不管官员个人的意愿和能力如何，都必须遵守和履行，否则，就会受到必要的惩罚和制裁。
恪守政德，要将行政道德立法设立道德底线。为了确保公职人员能够严格遵守各项行政规范，许多国家制定、颁布了政府道德法、公务员伦理法等，防止道德腐败，行政伦理法制化成为一种世界趋势。“水门事件”后，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从政道德法》，1985年，又通过了《众议院议员和雇员道德准则》。加拿大于2003年开始实施《公共服务的价值与伦理规范》，成为公务员维持公众对公共服务客观公正信心的有效手段。韩国于1981年建立《韩国公职人员道德法》，也发挥了显著的效果。还有阿根廷的《阿根廷共和国公务员道德法典》，法国的《政治家生活资金透明度法》，德国的《联邦政府官员法》，澳大利亚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条例》等等都对公职人员道德行为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行政伦理法制化，是从政道德领域的一场革命，不只是作为政治文明的一项制度设计，从本质上讲它更接近于质朴的道德要求。实际上是把“道德原则”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倡导一种公共伦理精神，更在于塑造一个美德善治的政府。我们依然坚信，从政者有着深深积淀的善意和美德，依然对于政德勃兴和践行存有充分的信心，这种信心在于从根本上重塑我国官员、政府道德的基本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