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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此刻，作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项目的中国抗日战争文学，必然要被人们重新关注、检阅、审视。中国文艺界已用独特的文字的方式，来贡献自身对这一本世纪最惨烈的战争的纪念花环。
从重庆出版社卷轶浩繁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和《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中，中国文学正列队走过历史的观礼台，让我们一睹中国反法西斯文学的壮阔、气节和风格。然而——
中国抗战文学是否已“汗牛充栋”
《人民日报》1995年5月30日上载有评论家黄国柱所写《浩劫与辉煌——二战及中国抗日战争文学概评》一文，其中讲：毫无疑问，关于二战特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早已‘汗牛充栋’”。
果真如此吗？
最近，中国作协、中国文联同十个部委文联、文协联合推荐《抗战文学名作百篇》，其中长篇小说有如下七部：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欧阳山《高干大》、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老舍《四世同堂》、巴金《抗战三部曲：火、炎、灾》、肖军《八月的乡村》、张恨水《大江东去》。百篇名作的其余部分皆是中、短篇小说及诗歌。
七部长篇中，《高干大》反映的是土改，未正面表现抗日主题。《四世同堂》及《火、炎、灾》反映大后方生活，算是映射抗战的曲笔吧。张恨水《大江东去》，名气远不如他的《金粉世家》、《啼笑姻缘》响亮，一般文学史提及作者时根本忽略不计。《八月的乡村》发生的年月尚在七·七事变前，权且属于大范畴的抗战文学吧。这些作品能称得上对抗战的全景、直面的表现吗？
在七部作品中，有两部是反映我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即两个英雄传，当之无愧称得上刀光剑影的抗日文学。这些引以为傲的抗战杰作，连同一些其它的未曾入选的《苦菜花》（不知何因，它不在百篇名作之列）、《烈火金钢》、《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以及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等，的确组成了较为壮观的直面血与火的抗日战争文学系列，然而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如果把这些作品放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大体系中，我们便会涌上一丝不满足。
翻开苏联文学，便会看到西蒙诺夫的被称为“大规模描写战争宏伟史诗”的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一个冬天》，看到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战后出生的作家依然关注着二战，如杜达列夫的《列兵们》以新的视角反映卫国战争，这部戏剧我国曾上演过；更有鲍·瓦西里耶夫以《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而成为战争小说的新浪潮的代表人物。
相比之下，我们的抗战小说却有很多丰茂的处女地未被开垦，当然，有人要指出中国抗战不像苏联那样全线对外。即使是我党所领导的抗日战争，表现在文学反映上也是不足的。
在上面列举的反映我党领导的抗战文学中，仍是一种局部战争的抒写，还缺乏从宏观、全局的角度，写出深度和广度来。
近年来中国抗战文学的误区
正像苏联文学曾涌现出恰科夫斯基《围困》、《胜利》、斯塔德纽克《战争》等那样的史诗性的全景式巨制一样，我国近年来也出现了“编年体”的大块头作品。据《浩劫与辉煌》一文介绍，“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是李尔重八卷本《新战争与和平》、周而复六卷本的《长城万里图》和王火的《战争和人》三部曲系列长篇”。这是我们中国抗日战争文学应当引以为欣慰的。
但这些文学作品也有其局限。仅以《长城万里图》为例，它描写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但它的叙述形式是一种事件加对话的风格，更使之迹近于通俗的新闻小说，而对战场身临其境的惨烈的壮阔描写，还基本没有涉足。加上作者写作匆促的原因，文义重复、叙述语言条理不够清晰现象较为普遍，削弱了小说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仅具有一种认识和历史价值。
这说明，我们的作家还仅满足于站在历史的外面，记述那纷繁复杂的事件本身，还没有切入到战争的内核，去体验、复原发生过的壮怀激烈的一幕。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当代文学也曾努力着去深入历史深处，像苏联“战壕文学”那样，去描写亲历的感受，但这种作品，往往在抗战的大题目下兜了一圈，便把描写重点移向别处。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感到遗憾的近年来抗战文学的“误区”。
比如《红高粱》，我们几乎以为就是抗日文学的新收获了，但实际上，抗战不过是小说的背景，它所要描写和关心的不是战争与人的关系，而是着墨于抗战大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骚动、奔泄和倾轧。张艺谋改成电影后，很少人会觉得它描写抗日英雄，引起人们纷身不休的倒是高粱地里的偷情。张艺谋紧接着拍摄的《菊豆》系改编自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原作品背景是在抗战中，而改成电影后，时间提前到二十年代，抗战的影子已销声匿迹。这个例子可以典型地说明，抗战不过是作者们编制故事情节和矛盾纠葛的一种天幕衬托而已。正确地描写战争，反映中国人在抗战中的态度，以及他们的生存的思考，不是这些作品的宗旨和追求。
在电影《黄土地》、《一个和八个》中我们同样可以印证出对于抗日战争的回避性和偏向性描写。《一个和八个》主要描写在日本鬼子随时出现、险象环生的境况下，几个中国人之间的猜疑和矛盾。我们不妨再来看看《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部影片同样描写了外敌压境的险恶环境，但这却促成了几个苏联士兵的团结和理解，并形成一致对外的合力。《一个和八个》描写出中国人呆板的面容、猥琐的行为和懒散的情绪，这与后者苏联女兵的活泼、美好和纯洁相比，显示出我们对那个基本同期发生的战争的意趣不同的观念。
从这里，我们应该对近年来中国抗战文学的一些误区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中国抗日战争文学与“汉奸现象”
对中国文学影响巨大的苏联文学中的反法西斯斗争的描写，与我国抗日战争文学相比，有一个醒目的不同，就是前者更注重于战争场面的全景描述，这也是两个不同国度的战争性质所决定的。
相对而言，中国抗日战争中各种力量错综复杂，远没有苏联卫国战争中德军和苏军那样来得针锋相对，战壕分明。
而在中国抗日战争文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几乎比异族入侵者更为可耻和卑鄙的败类——汉奸占有重要的地位。
黄国柱《浩劫和辉煌》一文中，称之为“汉奸现象”。居然可以用现象来涵容，足见汉奸队伍的蔚为大观。
当苏联二战文学可以把笔墨、精力投入到刻画战争中敌、我双方血腥搏斗、展现严酷背景中人格的伟岸、战斗的雄奇时，中国文学却不得不挪用大量的篇幅来揭示汉奸为虎作伥的丑态。
我们宁愿看到那奋勇争先的惨烈、那同仇敌忾的一致、那视死如归的团结，而不愿那同室操戈的卑劣、那没有廉耻的出卖、那狐假虎威的行径。
汉奸现象的确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它是中国抗日战争文学中一个人们不愿读到的部分，但同时也是中国抗日战争文学必须正视和探讨的部分。
研究它显然并非没有现实意义。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正义的人们正视一下汉奸现象也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想到了电影《滚滚红尘》。当然，我们可以把这部电影看成是爱情至上主义的显影，但影片中体现出的主题，那种盲目的、没有是非的爱情居然可以超脱国格、人格和民族尊严，实在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
中国抗日战争文学任重而道远
《人民日报》1995年7月21日载《正视历史才能走向和解》一文中说，“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法国这些“二战中欧洲战场上的战争发动国、胁从国、中立国、战胜国，都就各自应负的责任作出了明确的表态。”“反观亚洲，清算法西斯的罪行这件事还远远没有做完”。其根本原因是日本还有一股势力对其侵略罪行“至今也死不认帐”。
为什么德国勇于承担战争责任，而日本某些政客仍不时为侵略战争聒噪？
这是一个大题目，不属本文这个文艺分析之列，但我们在《金融时报》1995年7月16日张念群所写《直面惨痛历史》一文中找到部分依据：“也许应该说中华民族还远未强盛到足以让加害方诚于内形于外地道歉的程度。”
依次类推，我们的文字是否也有一定的责任。
我们的印象中，总认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最为惨酷；总感到希特勒法西斯灭绝人性，但实际上日本军国主义在这方面同样不相上下。
为什么有这种印象？人家宣传到位，文艺反映充分。《辛德勒的名单》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表现得多么真实。最近电视上播放的反映集中营生活的《逃离索比堡》在沉重中给人以一种光明的亮色。这些影片实在应该对中国文学和影视有一种刺激和点拨。
我们中国文艺，对发生在国土上的兽性行为有多少直面的反映呢？又有多少在世界文学殿堂乃至在国际影坛上激起震动呢？甚至日本也拍过《黑雨》这样的影片，控诉原子弹的屠戮，而我们又有多少真实的艺术反映引起世人瞩目的呢？
前不久，江泽民总书记在莫斯科卫国战争纪念馆揭幕式上的讲话中，披露出最新中国军民伤亡数字：3500万人。
数字是缺乏生命的，但这里边有多少值得开掘的充满着呼吸和血肉的活泼的内容啊！3500万个人，就是3500万个不同的故事。我们的文学如果能反映出万分之一、千分之一、百分之一的故事，便一定能极大地丰富中国反法西斯文学的外延和内涵，更深刻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行径，让世界更多的人民认识到东方那同样悲壮和惨烈的一幕，这必定会给东邻那些蠢蠢欲动的死抱着法西斯亡灵不放的某些人士以一个响亮的回击，使他们也能像德国那样承认自己的罪行。
中国抗日战争文学，你真正是任重而道远啊。中国的文艺界，有责任、有义务，对中华民族振兴、对扼制法西斯逆流作出更大的努力，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