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莱尔论文,第三条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布莱尔认为：在新的世纪，英国依靠自己的软实力，仍然可以成为世界的楷模，而不会淹没在美、俄、中这样的庞然大物的阴影之下。
1997年5月工党上台后，考虑到当时英国的外交已经陷入严重的危机，而且同欧盟的关系在保守党统治时期已降至冰点，布莱尔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使英国的外交政策转趋积极、灵活、务实。新形势下，英国工党外交的几个鲜明特点是奉行“道德外交”，强调英国在世界上的“灯塔”，发挥英国软实力的优势等，而科索沃战争就被称为第三条道路战争。
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曾是冷战体制的受益者。冷战结束后，英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受到削弱。在英国看来，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勃兴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的形式和内涵。它标志着“当代”世界的终结：当代世界是建立在完整国家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它们之间是传统的均势关系，这一关系可以追溯到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这种关系的核心就是国家边界的至高无上性、排它性和不可侵犯性，它对于一切外来的干预都可统统拒之门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基于权力。但是英国学者认为，现在正进入一个“后现代”国家的时代，即处在一个更加相互依存和更加透明的世界的过渡期。其特点是以一种更为和平的手段，及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来追求国家利益，而金融市场的力量将是无穷和无孔不入的。这些变化表明传统的民族国家正在经历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化，它为英国在这种新形势下“发挥示范作用”提供了新的机遇。
由于从20世纪后半页以来，英国一直在从帝国的影子下撤退，这使英国难以找准其在世界上的位置，就连在欧洲的地位也语焉不详。从历史上看，自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英国的对外政策实行从大国全球外交到重点面向欧洲的转变，并且已不可挽回地卷入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欧洲的安全和稳定事关英国的根本利益，而在冷战后世界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英国的经济振兴和发展希望，离开了欧洲大陆的一体化进程是难以实现的。英国的前途在欧洲，其民族利益和政策焦点集中在欧洲，但它又不甘心把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局限于欧洲。
它虽加入了欧盟，但从未与之和睦相处。英国不愿与欧洲靠得太近，一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全球性”的或“具有全球利益的大国”，不能把自己绑在欧洲，像法国、德国似的将欧洲作为其安身立命之处，英不仅要充当欧美之间的“桥梁”，还要当欧、美、亚
三大洲之间的“桥梁”；其次，英国对布鲁塞尔根本应不信任，公众是如此，政府也一样对布鲁塞尔充满了疑虑，对欧盟所追求的超越国家机制更是忐忑不安。英国虽然身在欧洲，给人的印象始终是一个不情愿的、“三心二意的”、若即若离的成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国的领导人对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过去的那种显赫与荣耀难以抛弃。
造成这一情况的一个客观原因是英国在冷战体制下所扮演的独特角色，无意中掩饰了或分散了人们对英国实力和实际影响下降的注意力，以至许多英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仍然把他们的国家看作是一个世界大国，以西方世界秩序的主要维护者自居。冷战的结束和两极体制的终结，促使人们更认真、更现实地去思考英国的真正的国家利益和需要是什么?它在世界上究竟应当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997年4月在工党即将上台执政之际，布莱尔发表长篇演讲，阐述英工党的外交政策和方针。布莱尔称，由于苏解体，冷战结束，大国战争的可能性下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谋求世界主导权的现象对世界已不再构成威胁。然而世界并不稳定，不安全因素仍然很多，暴君通过内战和对外扩张来建立和巩固国内地位、一些国家一味追求私利而损害共同安全利益、跨国犯罪使世界面临新的威胁。近年来，由于保守党缺乏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的远见和能力，英无真正的对外政策，国际影响降到历史最低点。鉴于英有许多独特的有利条件，包括有几世纪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的经验，同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有特殊关系，又是从联合国到英联邦等所有重要国际组织的成员。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英军在国际上享有良好的声誉，英的传媒与文化也有世界性影响，因此，英可以在影响未来世界发展方向上有所作为，谋求市场的开放与安全，维护和平与稳定，发挥超过其实力与人口的作用。
1999年12月底，在即将告别20世纪，跨入新的21世纪之际，布莱尔发表了一篇对英国新世纪外交政策的讲话，他说：世界上英国人的素质无人能比，这就是创造力、决心、勇气和公正感。外国人总是发问：为什么如此区区小国能创造出如此之多的伟大的演员、歌手、作家和建筑师?为什么出现如此之多科学上的突破、发明和思想家?答案就是“英国天才”的素质，它是深埋于英国的民族特性之中的多种品质的结晶。
他不认为由于随着大英帝国的消失，英国就将逐步淡出世界舞台，渐渐淹没在美、俄、中这样的庞然大物的阴影之下。他说，在进入下世纪时，我们充满信心，我们对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对英国人的聪明才智深信不疑。英将是21世纪的楷模，英国的价值不在它有多大的地方，或占有多少地方，而在于其公民的成就，在于我们所选择的社会。英国虽不大可能成为21世纪人口和地理面积最大的国家，但它将是最好的，它将成为世界的灯塔。他表示英国的重新定位是非最大而是最好。他警告说，在新世纪英国最大的威胁是缺乏自信或不能及时适应日新月异的变化，并使这种变化为我所用。
世纪之交，英国终于找回一点自信，过去数十年的经济衰退已停止，英对中央集权政府的几项改革，以及促进北爱和谈等方面取得了进展，全球化重塑民族国家边界之时，英不再沉湎于“日不落”的过去的好时光，而是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星期日泰晤士报》这样写道：百年前英国有充足的理由保持乐观。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成为美国的世纪。英国的遗产是其帝国触遍全球，正所谓“一个心脏、一颗头颅、一种语言和一种政策”。进入新世纪之际时，英国就不能如此盲目乐观了。过去100年目睹了英国由巅峰跌落谷底：比过去穷了，也没有那么强大了，一直处于颓势，到了20世纪70年代甚至滑到了快破产的边缘，撒切尔夫人的出现，此其时矣!她的猛药基本上使“英国病”得到治疗，英国的经济重新走上了发展的正轨，迎来了它的又一个春天。诚然，英国今天仍是一个有相当影响的大国，它是众多国际组织和机构的重要成员，还具有十分广泛的国际联系，它还是有着54个成员国16亿人口的英联邦的“邦主”，在世界上还有大大小小13块海外领地。加上英国人善于利用和调动各种力量为其服务的老道外交，为它发挥“超出自身实力影响”的外交作用提供了条件。同时，英国还有一些得天独厚的外交资源，如语言、文化和历史等。其中英语正在成为世界通用语，这在信息时代，宛如富油国一样，给人无比的自豪感。《观察家报》的报道说，英语书籍、电影和电视节目为英国经济提供将近50亿英镑的收益，而单是英语教材就价值12亿英镑。文章引述“知情人士”说，推动英语成为全球主要语言的指令直接由首相布莱尔下达。
英国已不再是19世纪的英国，在硬实力今不如昔的情况下，英国不得不更加注重其软实力的影响与作用，以突出英国特色。
所谓“软实力”是指通过文化和思想方面的感染力来吸引别国的能力。它无需要耗费代价高昂的传统的经济或军事力量，在新形势下，它所起的作用也是传统的硬实力所起不到的。
英国虽然是个蕞尔小国，却是一个文化大国。在世界多元文化的社会中，英国文化具有其独特的影响和地位。自从中世纪“文艺复兴”后，伦敦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文化中心之一。具体而言，以出版、音乐、表演艺术、电影、电视和广播、广告、建筑、设计等为主的文化产业近年来相当活跃。据1998年英国政府的调查，上述文化产业所创造的年产值高达600亿英镑，直接从事文化产业的人有100万，间接就业人数有45万，其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5%，文化产业的净收入近300亿英镑，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超过了任何一种传统制造业所创造的产值。英国政府认为，力争拓展文化产业在英国整体经济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这不仅要体现其本身的巨大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要在发展战略上顺应时代的需要，在当今信息社会中，它是保持英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发挥影响的重要途径，并将此纳入新形势下开展文化外交的机制之中。
1997年工党政府首先将主管包括文化在内的“国家遗产部”更名为“文化新闻体育部”，由内阁大臣担任负责人。这是英国政府行政系统有史以来首次把“文化”这一字眼明确地用于政府部门的称谓上。英国文化大臣史密斯在解释为何作此变更时说，“我们希望新的名称更具有前瞻性，更准确地表述现代英国的新精神。”可见，工党政府已不满足于继承现在的文化“遗产”，而是要面向21世纪创造新的文化，以使英国在国际上长期保持重要的影响。
英国外交思想和外交理念深深地打上曾雄踞世界的旧时“日不落”帝国的印痕，虽今不如昔，却总想千方百计，软硬兼施地以体现它即使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也有其特殊的一席之地。
面对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以及为了争取在新世纪中占据一个有利的地位，除了充分发挥文化优势外，工党政府还特别重视发挥“外交作用”和“新思想的作用”，这已经成为新工党的口号式目标。布莱尔将英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定格为“非超级大国，而是能影响世界和其未来走向的起关键作用的国家”。为此，英国在世界各地维持着一个庞大的外交队伍。英国共有外交官5800人，占其人口的百分之一。其中驻外2400人，当地雇员7600人。英国参加80多个国际组织，和18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驻外使团共179个，在世界上维和人员为12500人。因此不难理解英国为什么总是孜孜不倦地要寻找“大思想”、“新思想”、“新主意”，要标新立异，推陈出新。于是人们看到了一系列“英国制造”的新思想如第三条道路、新的国际关系准则和人道主义干预指导原则等。
在软实力中，英国的传媒可谓能量不小，在世界的影响甚大，超出了其实力。英国的以报纸、杂志和图书为主的出版业非常发达，英国人也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喜欢读报的人。据1998年的统计表明，直接从事出版业的就业人数近13万人，与出版业相关的就业人员为33万。在只有6000万人的英国，每天出版的报纸却高达1800万份。一份调查发现，英国人口的55%的成人每天至少阅读一种全国性报纸，60%的成人至少阅读一种全国性报纸的周日刊；约近90%的成人每周阅读一种区域性报纸。在地铁里，在火车和飞机上，都可以看到英国人认真读报的情景，而早餐时一边吃着黄油面包一边看报，似乎已经成了英国人固定的生活方式。英国报纸有大报和小报之分。所谓大报，一般是指相对严肃正统的报纸，主要有《每日电讯报》、《泰晤士报》、《卫报》、《独立报》和《金融时报》等。小报的版面只有大报的一半，但在报道内容上更加通俗、活泼、简明和贴近普通百姓。发行量较大的小报有《太阳报》、《每日镜报》、《每日邮报》、《每日快报》，以及周报《世界新闻报》和《人民报》等。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金融时报》等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
英国还十分重视英联邦的作用。英联邦目前有54个成员国，人口16亿，它们相互之间的贸易额占到世界贸易的20%，世界20个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12个是英联邦成员。1997年10月刚上台执政的工党利用在爱丁堡举行的英联邦首脑会议之机，引导和推动英联邦向经济合作方面过渡，发表了《爱丁堡经济宣言》，呼吁各成员国加强经济和贸易合作，共同迎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促进共同繁荣，这是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首次通过专门的经济宣言，布莱尔称此为一个“令人鼓舞的进展”。
英国外交思想和外交理念深深地打上曾雄踞世界的旧时“日不落”帝国的印痕，虽今不如昔，却总想千方百计，软硬兼施地以体现它即使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也有其特殊的一席之地。各种思潮，无论是妄想还是沉渣都在这个大转折的时代一一泛起，被视为“大思想”，英国却从中寻求某种自慰。
在英国有人提出要建立一个“英语国家联盟”。这种观点认为英国应该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结成一个英语国家联盟。英国的历史学家康奎斯特现供职于美国保守的胡弗研究所。他在2000年初的《国家利益》季刊上发表大作，呼吁上述五个英语富国应当组成一个政治联盟或联邦。他称欧盟是多种文化的跨文化的人为组合。从长远看，欧盟势必被其成员国的民族主义所摧毁。而这五个英语国家“同文同种”，因此将是“天然的一种联盟而不是人为的组合”，这与欧洲联盟截然不同。
其实关于“英语富国联盟”早在1964年，埃德蒙·斯迪曼和威廉普法夫二人在一本合作的书中就曾提出过。更早之前，二战中英国首相丘吉尔就曾有过这样一种想法。历史学家查姆雷说，其母为美国人的邱吉尔之所以在二战中固执地放弃大英帝国的利益以姑息美国，就是因为丘吉尔“有一个浪漫的想法”，那就是促使英语列强最终成为一个联邦。
斗转星移，由于切身利益关系的制约，战后的欧洲打磨出一个现实的欧盟，而“英语国家联盟”仍是暗藏于英国内心深处的一个尘封的梦想。就连当年著书立说倡议的普法夫也感叹万千，认为康奎斯特今天重拾人牙慧，实在太不现实。因为对许多年轻一代美国人来说，就像其它西欧国家一样，英国“其实只是迪斯尼乐园中的一部分”而已。英国《卫报》专栏作家雨果·扬更是将康奎斯特的想法称之为“对已被歪曲的盎格鲁——美国主义最后的拙劣模仿”。
加拿大报业大王康拉德·布兰克太却对此思想情有独钟，并通过他掌控的英国的报纸进行游说，这一思想曾得到撒切尔夫人和英国内那些反对欧洲联合的人的支持，但这一思想在欧洲引起仇视。而新工党阵营内部还有人出书提出英国应当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不管美国愿不愿意。这样一种思想的泛起是对“白人英联邦”旧梦的重温，是对地球村中贫民的傲慢摈弃?还是充满偏见的文化优越感的“激情流露”?
路透社评论说，“布莱尔主义”类似于苏联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所依据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当时，莫斯科提出，国家的主权的重要性次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因此它要以武力结束“布拉格之春”。布莱尔则声称，人权高于主权，因此可以对他国的内部事务进行武装干预。
英国外交的一大支柱是靠其军事实力，并通过多边和集体安全机制利用其军事方面尚存的优势，在世界上发挥超出实力的影响。英国的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8%，是欧洲国家中最高的。2000年在工党政府对于今后三年的政府公共开支表上，英国的国防开支非但没有如前所料的那样降低，反倒有所增加。新工党在1998年提出了《战略防务审议》报告，报告将英国的国防力量的使命定义为“保卫国家的利益、实现对外的承诺和履行责任”，军事行动范围包括现代战争、维和与人道主义救援。报告提出，在冷战结束后，建设现代化的、具有高度机动和三军协调作战能力的国防力量是必要的，其中包括建立和部署针对国际危机的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增加空袭力量和常规武装力量、改进两栖活动部队、增添长途运输机长新的航空母舰，以及改善后勤和医疗支持等。引人注目的还有，该报告提出，英国的全球战略力量是准备应付两场地区性危机，这显然是要与美国能在全世界打赢两场地区性战略相呼应的。英国军队人数虽然只有20多万，但是英国士兵的身影却活跃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比如，自2000年初塞拉利昂发生内战后，英国立即派出1600名精锐伞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出动了一艘航空母舰和5艘其它战舰，前往这个西非国家执行维和任务，荷枪实弹的英国士兵在坦克上巡视的画面传遍全球。英国这次向塞拉利昂派出的军队是自英国上次马岛战争以来单独采取的最大规模的海外军事行动，因此受到各方关注。
科索沃战争主要是由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等信奉“第三条道路”的美欧中左领导人发动的一场“第三条道路战争”。英国在科索沃战争中的作用和影响尤其引人注目，其主张和行动是第三条道路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表现的“布莱尔主义”的最佳诠释。英国在科索沃战争中始终采取强硬立场，不仅鼓动而且积极参与北约对南联盟长达78天的狂轰滥炸，其好战行径暴露得淋漓尽致。
英国首先积极从理论上拼凑侵略南联盟的依据。打出“人道主义干预”的旗帜，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等谬论，反复强调北约轰炸南联盟是为了制止“人道主义灾难”，是一场捍卫“文明价值观的战斗”。布莱尔甚至提出所谓的“国际关系新的准则”，即布莱尔主义。
当科索沃战争正酣时，英国首相布莱尔1999年4月22日在美国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发表了一篇火药味甚浓的演说，后被冠之为鼓吹“泛干预”的“布莱尔主义”，其核心思想是：国家主权和重要性次于人权和阻止种族屠杀，应当对像伊拉克和塞尔维亚这样的“独裁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军事干预，妄称“不干涉内政是有条件的”。布莱尔强调，当前科索沃冲突以及199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说明，需要建立一套新的面向21世纪的“全球规则”，其核心是“建立以国际干预对付独裁的新框架”。
他说，种族屠杀决不单纯是一国的内部事务，科索沃种族屠杀和南非少数白人统治就对国际和平构成了威胁。“我们的价值观的传播使我们更为安全，我们面临的最迫切的外交问题是，确定我们应当在何种情况下才能积极介入其他民族的冲突。”但他又表示并不过早地主张放弃国际秩序中不干预主权和独立国家内政的重要原则。布莱尔还提出进行干预的5个重要原则：(1)是否对事件有把握；(2)是否所有的外交途径都无法奏效；(3)军事行动是否理智和慎重；(4)是否做好长期的准备；(5)国家利益是否被卷入。路透社对此评论说，“布莱尔主义”类似于前苏联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所依据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当时，莫斯科提出，国家的主权的重要性次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因此它要以武力结束“布拉格之春”。布莱尔则声称，人权高于主权，因此可以对他国的内部事务进行武装干预。
这一思想后来得到英国外交大臣库克的进一步发展，提出要在国际上制定“人道主义干预”的指导原则。库克2000年7月19日在伦敦美国律师协会的年会上，发表了题目为“指导人道主义干预”的演讲，指出国际社会应当针对新形势下出现的一个国家内部发生“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或出现的“人道主义灾难”进行干预。
库克在讲话中声称，世界正在越来越小，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大规模违反或侵犯人权的行为不再是这一个国内部管辖范围内的事情，国际社会应当进行干预，国家主权不能用来当作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盾牌。他强调，“主权的至高无尚性”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已经过时，认为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针对当时的情况制定的，今天的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已不再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威胁，而往往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内战或者内乱，国际社会对这种情况不能袖手旁观。库克还为此提出了制定“人道主义”干预的6大原则：即任何干预等于是承认预防性外交的失败，因此要加强“冲突预防文化”，重视消除导致冲突的根源(如贫困)；武力干预应当是最后手段；制止暴力首先应由当事国承担；当面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而当事国不愿或无力进行干预时，国际社会应当出面干预，进行干预时，要在主权和人道主义权利之间寻求一种适当的平衡；任何武力的使用应当与要达到的人道主义目标相称；最后任何干预都应是“集体行为”，最好能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但他在“谁来决定”和“何时干预”等问题上闪烁其词。
英国是北约国家中最为坚决地主张以武力迫南就范的国家之一，叫嚣“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以强凌弱，崇尚武力的本性得到充分暴露。科索沃战争中，在长时间空袭不见成效时，英国拒绝任何关于暂停空袭，以寻求政治解决的要求，并在欧美之间不断穿梭、打气，同时，它积极派兵准备参加地面进攻。英国在此战中派出的兵力仅次于美法，在北约国家向科索沃派出的5万名维和部队中，英军人数最多，维和部队司令也就由英国人担任。纵观整个军事行动，除美之外，英国人的作用十分“突出”，有人说实际上英国比美国还美国。布莱尔在科索沃战争中的鹰派表现似乎有意与1940年战时首相丘吉尔和1982年时马尔维纳斯岛战争中的撒切尔夫人相比。有的评论说，由于布莱尔在国内政治地位巩固，没有受到任何约束，他可以毫无顾忌地施展拳脚，其表现令撒老太都感到相形见拙，形如鸽派。
英国虽然已今不如昔，却口口声声要在欧洲发挥“领导作用”，并试图让世界感受到英国的存在。经常把“领导作用”挂在嘴边的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美国是要在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另一个就是英国，它是要积极在欧洲“发挥领导作用”。由于英国在加入欧洲单一货币问题上采取游离于外的立场，但仍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在欧洲大陆发挥影响，科索沃战争便是一个难得的良机。
布莱尔视科索沃危机为新工党政府显示对欧洲事务的协调能力，证明热点问题的解决离不开英国的参与。在整个科索沃危机过程中，英国不仅扮演了重要的军事角色，其领导人还频繁穿梭于美欧和西欧主要国家和北约国家之间协调立场，弥合分歧。英国还以经济援助和加入欧盟及北约为诱饵，争取南联盟周边国家对北约行动的支持。从5月中旬起，英国工党政府在派驻地面部队的问题上加紧对美国和欧洲盟国的游说。在如何解决科索沃危机及北约向科索沃派兵问题上，英国与美国之间显然有所不同。克林顿政府对地面进攻造成自身伤亡的风险担心有加，但是布莱尔坚持认为，只有集结地面部队，只有发出使用地面部队的威胁，才能有效地迫使米洛舍维奇撤出科索沃的武装力量。如果米洛舍维奇对此不予理会，北约空袭又不见成效，英国赞成对科索沃进行地面进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不得不承认，英为解决科索沃问题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进一步加强英美“特殊关系”也是布莱尔鹰派色彩浓厚的原因之一。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一超”，为维护这一超强地位，美称其目标就是要“领导世界”，决不允许出现任何挑战其领导地位的竞争对手，无论是单个国家还是国家集团。因此美国在欧洲大搞北约东扩；在亚太地区，经营以日美韩安全同盟为核心的“小北约”。英国正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美国推行这一战略目标的附属力量。英美特殊关系在和平时期往往不太显眼，但是当一方或是两国共同进行一场战争时，这种关系就会变得活跃而稳定。在地区冲突中，通常是由英国来打头阵，但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和作为后盾，英国要采取较大的行动是难以想象的。由于美国政府要面对一个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在一些问题上形成共识。科索沃战争爆发后，美国看见英国首相布莱尔作为外交和军事政策“领袖”的形象在欧洲大陆出现，这也有助于影响美国国内的舆论和国会在此问题上尽快取得一致。事实上，在解决科索沃问题上，英美之间的密切合作的确使英美特殊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美国务卿奥尔布莱特说，“美英关系目前比任何时候都好”。英外交大臣库克称，“在北约盟国中没有比英美关系更为密切的了”。科索沃战争还确保了美在欧洲的军事存在，这符合英国的愿望和利益。英国在欧洲防务问题上一直脚踏两只船，虽附和加强欧洲防务，但始终强调美国的作用不可替代，原因是担心美国撤走后，法、德坐大和英失去“跨大西洋联盟桥梁”的作用，从而削弱英国的地位。对布莱尔而言，科索沃战争使其在国内外的影响的支持上升。英国舆论吹捧“布莱尔显示出了值得称赞的领导才能”。
目前，“第三条道路”在对外政策上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它在科索沃战争中的表现已暴露了第三条道路对外政策的干预倾向。第三条道路对外政策的基本取向是对70年代老左派和80年代新右派主张的折衷。
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不是布莱尔，不是泰晤士河上的白厅，而是美国，是波多马可河上的白宫。
由于传统的敌人不再存在，全球化的发展使西方的“人权外交”有了新的用武之地。但一直没能突破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而人权高于主权就为他们干涉别国内政提供了新的依据，这就是新干涉主义的第二个支柱。西方往往以自己代表的是“国际社会”自居，自封为人权的仲裁者。可见新干涉主义实质上就是西方国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工具，不仅散发着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的气味，而且本质上还具有浓烈的西方中心色彩。
当然还应当看到，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之所以如此嚣张，除了他们要扛大旗、“发挥影响”外，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国际上对传统主权观认识的变化。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就在1999年9月20日的《经济学人》杂志上撰文谈他的“主权的两种概念”，他称尤其在当前全球化和国际合作浪潮的推动下，国家的主权应予以重新界定。受联合国宪章推崇、相关国际法保护的“个人主权”即人权的意识正在日益加强。联合国的宪章保护的是人权，而不是侵犯人权者的权利。从根本上讲，“国家主权”的内涵应当是“集体的权利”，也就是所有个人权利的总和。安南进而认为，传统的“主权”概念不是对人道主义干预的惟一障碍，冷战结束世界形势变化很快，但“国家利益”的概念却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现在应该推出一种新的“国家利益”概念，即“集体利益”，“大众的共同目标和价值观”。为了防止下个世纪人道主义灾难重演，国际社会应当就国际人道主义干预的必要性、时机、参与方式等环节达成共识。看来，这种对传统主权观的不同看法并非只在西方国家存在，在其它地方也有一定的市场。
英国作为一个具有中等实力水平的欧洲国家，其民族利益和政策重点都决定了它必须以欧洲为依托，但是它从心里是不愿意把自己的作用和影响龟缩在欧洲的。它一直在追求发挥超出自身实力影响的作用。对此，它不断调整其外交政策，其趋势是立足于欧洲，放眼全球。但总是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有限的实力和资源与其过高的政策目标与野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从长远看，英国今后在世界上的地位将取决于两点：一是它自身的经济实力；一是利用伙伴和对手的弱点与困难及其相互矛盾，纵横捭阖从中渔利。从目前情况看，英国外交虽然不至于凄风苦雨，却也难柳绿花红。
总之，前欧盟驻美代表罗伊·德曼认为英国的外交政策长期以来一直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一是，英国尽管流离于欧洲一体化之外，却照样可以发挥影响，二是，英国的利益只有紧跟美国后头才能得到最大的保护。他列举认为1998年英国独家跟在美国屁股后面对伊拉克进行空中打击的事例说，这不过再一次表明英国对美国的奴从面孔。但是此政策带来三个危险后果：第一个是在阿拉伯世界激起强烈的反英情绪。美国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态度迥异，大搞双重标准的行径，阿拉伯国家对此极为反感。英国跟风学样只能使自己增加危险，因为美国往往在海外采取行动来转移国内困难，因此美国对外行动将越来越受到国内游说集团的影响，这对英未必有利。第二，英国将越来越被其所有的伙伴不当回事。欧洲伙伴知道英国所有卷入的事后面都有美国的影子。任何情况下，英国人总是说：“但是这一点不大可能被美国人接受”，或者说“如果你坚持的话，布莱尔就将和克林顿通电话”。日益清楚地表明，英国不过是美国的一个卫星国而已，欧洲的进一步一体化发展的大业对英国是指望不上的。这也许能从一个侧面去理解为什么法国和德国为利用布莱尔调整工党对欧盟政策之机，一度曾想拉拢英国入伙以推动欧盟的一体化建设失败后，在进入2000年后又逐渐靠拢。第三，英正在日益被甩在欧洲列车之后。尽管工党对欧洲的言语比保守党更温和和积极，还高谈阔论所谓灵活劳动力市场和未竞争性的税收政策的第三条道路，但这不过是布莱尔“幕后策划师”的杰作。不在于布莱尔的言语多么可爱，而在于实际承诺，布莱尔至今仍对英国加入货币联盟这一重大问题语焉不详，彷徨不定，英国企业界对此也不热心，有些叶公好龙。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不是布莱尔，不是泰晤士河上的白厅，而是美国，是波多马可河上的白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