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中的中国与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世界已发生深刻变化。与一百年前相比，今天世界的三个重要变化将深刻地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第一个变化是，一百年前，民族国家各自为政，力量均势是约束国家行为的主要手段，国家间的战争毫无忌惮地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均源于这一点。今天，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国际规则和制度安排已经建立，国家行为不再完全受力量均衡的“盲目逻辑”支配，战争因受到国际规则的约束而减少。第二个变化是，一百年前，世界经济增长的质量较低，贸易收益率也比较低。今天，世界经济越来越一体化，越来越相互依赖，一个投资、生产、贸易、金融、技术、信息的全球网络已经形成，市场经济的内在力量正在以全球市场的形式显示出来。贸易成为追求财富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1997年，世界实际总产值增长率只有3%，而世界贸易增长率达到9.5%。生产、贸易、投资的全球化，使各个国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试图与世隔绝地执行本国的经济政策，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可避免地受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政府控制本国经济的能力受到了影响。这就是说，全球化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风险，并在客观上刺激了制度创新。第三个变化是，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一百年前，虽然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导致了技术的进步，但同今天的信息化时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生物技术、原子技术、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行为逻辑。新科技革命使通讯成本大为降低，促进了全球化进程，同时也使战争的成本大为增加，抑制了战争。中国已处于这样一个变化剧烈的全球化进程当中，中国的现代化不仅需要利用国内资源，也必须利用国际资源。这就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中国对世界的责任感是与其大国地位相匹配的。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潜在资源决定了这一点。中国对世界持何种认识，奉行何种性质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战争与稳定这些大问题。一百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三个重要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第一个变化是，一百年前，中国是作为早期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被强行卷入世界体系的，丧失了自我历史发展的主体性，这迫使中国在一种被扭曲的、不和谐的心态下形成对西方世界的认知，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后中国人的世界观。今天，中国通过自觉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大大加强，这使中国被扭曲的自我形象得以修正，自信心大大增强，从而以一种和谐的主体意识、主动的进取精神、健康的全球眼光参与国际社会。第二个变化是，中国不再自外于国际体系，不再以打碎现存国际体系为其目标，而是以建设性的方式追求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为其目标。中国拥有14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这一事实，也决定了中国对现存国际体系不会采取不以为然的态度。第三个重大变化是，中国通过自身的变革影响着外部世界，这使得外部世界不再也不能像一百年前那样把中国作为随意用炮舰征服的市场，同时也不能随意地把中国作为敌人。导致这些变化的重要因素有以下三个：1.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本世纪初西方国家一方面进行殖民扩张，一方面为了追求霸权和均势而陷入了世界大战。长达40多年的冷战使霸权逻辑发展到顶点，世界的安全与发展也陷入了困境。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赖迅速加强，对各个国家的外交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世界安全从过去的集团军事对抗转变为集体安全和合作安全，重要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正在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信息和思想这些“软要素”也跨国流动，迅速在全世界产生影响。经济安全因全球化带来的巨大经济风险而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但也应看到，全球化一方面带来巨大经济风险，另一方面它并未使民族国家时代终结，战争的因素并未完全排除。这就是说，全球化中尚蕴含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并未形成稳定的秩序结构，它正处于一种不断演变的“形态”，其中包含着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则。也即是说，全球化中尚有许多“盲目逻辑”，它还是一种未被驯服的“自然”力量，还没有什么力量为全球化“立宪”，资本的逻辑还不能服从道德的逻辑。这是当前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无情的侧面。所以，那些断言军事力量甚至主权观念都变得不再重要的论点是缺乏历史洞见的，至少是短视的。2.中国对当今世界的认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世界不是中国独有的世界，中国应成为世界中建设性的力量并以这种力量改造世界。也只有经由这一正确途径，中国才能更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进而实现现代化。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对世界认知的变化。邓小平“不当头”、“不扛旗”、“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思想源于他对和平与发展时代特点的正确判断。中国外交的两个最重要的变化：一是从过去的意识形态理想主义和教条主义转向了务实的经济理性；二是从无条件的国际主义转向了既理性地关注自我国家利益，又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而作出努力。3.中国经济实力的大为增强是个“硬条件”，它不仅使中国人确立了应有的自信，而且调整了过去被扭曲的心态，确立了协和万邦的品格。仅举一例，1993年5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发表了它用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的1990年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各经济集团的GDP数字，其中，中国的GDP总额占世界第三位。这是10年前的水平。虽然当时中国真正的经济实力并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的那么大，但仍相当可观。又经过近10年的发展，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外汇储备目前已有1400多亿美元，并且有力地抵御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在过去这些年，中国的不断崛起也的确引起了外部世界的某种忧虑和猜测。最有代表的是西方世界的“三种预言”：一是认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二是预言中国作为武断、具有扩张性的破坏力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三是预言中国陷入动荡和内部分裂的危险状态。这些预言引出了所谓“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论”甚至“中国危机论”。这些年的事实加上中国自身的努力使后两种预言不攻自破，且使第一种看法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认识。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欧之间建立“全面伙伴关系”都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同25年前相比，甚至同15年前相比，在国际社会看来，中国是更不可缺少、更具有建设性的成员。在西方战略界看来，中国参与世界事务虽然并不能确保在解决人类前途问题上获得成功，但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许多努力注定白费。基于这种认识，西方主要大国确定了同中国进行“接触”的战略。“接触”战略强调战略上的相互依赖性，强调多边制度安排的约束力，强调“历史力量”（自由民主价值）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力。认清楚这一事实之后，中国的外交实际上变成了应对“接触”战略的过程，在防止出现“遏制中国”局面的前提下，营造良好的周边与国际安全环境。具体而言，一个既讲原则性、又具有实用性的外交战略应该回答以下三个根本性的问题：1.对外战略的侧重点是什么？一个国家的实力是相对的，不是万能的，所以必须确定轻重缓急秩序；2.采取何种手段实现这些侧重点；3.采取何种措施防止这些努力失败。当然，一种明智的战略还必须建立在正确的历史观基础之上。一项战略不能建立在近几年发生的偶然事件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可能性的基础之上，它应该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外交哲学的基础之上。本着这一认识，展望未来15年，中国在加强自身综合实力的前提下，似应在以下九个方面充实外交战略的实际内容：
1.将外交的侧重点放在在国际舞台上开拓广泛而深入的经济关系、有利于本国和世界和平的安全关系，加强法治建设和国际法制意识。
2.融入国际体系，在参与国际博弈的过程中，对涉及人类前途和中国切身利益的决定或规则体系施加影响。
3.充分认识到中国自身实力的有限性，避免陷入打碎现存国际秩序、另起炉灶、颠覆国际体系的情绪冲动之中。中国的实力既经不起打碎现存国际体系所必须支付的代价，也承受不了另建一套体制的巨大成本。对中国而言，现实而理性的选择应是介入现存的国际秩序，谋求在这一秩序下特有的利益，同时尽可能以建设性的姿态和努力来影响和逐步改造这一体系，使之更加公正合理。
4.避免自外于国际体系，避免受到国际体系的孤立。为此，中国不应选择极端民族主义政策和谋求霸权的扩张政策。如果中国选择了这样的政策，即会发生以下三种后果：（1 ）面临在现存世界体系中占力量优势的美国和西方联盟的遏制；（2）周边和国际安全环境遭到破坏； （3）易促使周边国家结成针对中国的联盟。
5.在东亚地区和中国周边事件中发挥建设性的、具有平衡力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例如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在一触即发的朝鲜半岛局势和紧张的印巴核竞赛中发挥重要的平衡作用。通过这种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6.逐渐巩固和深化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7.加深与美国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巩固共同利益，避免陷入对抗，尽量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向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8.加深与欧洲的关系，力促中国与欧盟进入战略伙伴关系层次。在制定规则、建立准则和促进合作的前提下，提升中欧关系的层次和质量。
9.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力争发展中国家支持中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
这一战略至少满足了以下几个要求：一是它既有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的理想，又符合中国的实际利益；二是它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即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三是它并不是根据别人的眼光，为了满足别人的需求而制定的，而是根据自己的眼光和需求又对别人有益有用的原则而设想的，是一种富有弹性的可调整的战略。
这一战略的前提是基于对以下战略背景的认识：
第一，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冷战的结束使东西方军事——意识形态之争落下了帷幕，世界进入了以经济竞争为轴心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形成一个由资本、金融、信息、技术构成的相互依赖的网络。相互依赖使得每一个国家的行为和战略都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
第二，战争已不能再给大国带来好处了。战争不仅破坏投资环境，而且也会损坏其他国家的利益，结果遭到一致的抵制。这就是说，由于战争的成本大大提高，它已不是一种谋求财富和权力的主要方式了。
第三，大多数强国大国今天都不再通过外部扩张来寻求国际权力和影响，而是通过内部改革发展及对外贸易、投资来谋求权力和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日本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第四，国际社会已不再刻意采取孤立正在崛起的大国的政策。这一点已大不同于过去。今天，国际社会并未将中国排除在外，相反采取了同中国积极接触的政策。
第五，安全观念和安全关系的性质发生了不同过去的变化。过去的安全观念主要限于军事安全，安全关系也以双边军事同盟和军事集团对立为主要形式。今天的安全概念已不再限于军事领域，经济安全、金融安全、文化安全都显得非常重要。安全关系的性质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如集体安全、合作安全等。合作安全同过去的双边军事同盟相比有很大区别：1.军事同盟有共同的假想敌，这是结盟的基础；而合作安全没有共同敌人，不针对第三方，以对付潜在的威胁或彼此约束为合作基础。2.军事同盟的战略目标是威慑、战胜共同的敌人；合作安全则是力图避免军事冲突发生。3.军事同盟主要是依靠加强军事力量来实现战略目标；合作安全则主要通过政治对话、多边制度安排，增加透明度，加深相互了解，消除误解因素。总之，合作安全是在成员国之间建立制度联系，减少促使一国同另一国发生战争的因素。对于一个可能成为对手的国家所采取的对策，不是结成一个旨在对付它的联盟，而是使它纳入集体安全联盟，这种相互约束的逻辑比敌对性的联盟更有效力。
这样一项外交战略所追求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为中国的国内改革和现代化铺平道路。所谓好的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其内涵应是：（1 ）避免陷入同西方的对抗和新冷战；（2）避免美国及西方对中国实施遏制政策； （3）避免中国周边国家结成旨在对付中国的联盟；（4）避免中国周边的热点问题如朝鲜半岛问题、印巴核对峙等问题白热化和失去控制以致爆发军事冲突。
2.维护国家的安全、统一和主权。这是指不使国家处于别国军事威胁之中，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不使台湾独立的图谋获得成功，维护国家主权不受侵害。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加强军队的质量，同台湾方面开展政治谈判，不放弃使用武力的底线承诺。
3.大力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国外市场的占有份额，获得技术、资本及资源，推动经济发展。为此，应加大国内制度改革力度，加快依法治国的进程，同时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强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在转变经济结构的前提下使中国企业有能力大举渗透国际市场。
4.在国际社会扩大影响力，以期对重大的国际游戏规则施加影响。在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应重视那些涉及中国切身利益的游戏规则。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中国都因国力贫弱而未能参与全球和地区安全安排，有些国际规则是有损中国利益的。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规则就是如此。中国可以通过加深自我变革即国内改革的力度，通过其巨大的国内市场，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通过适度的对外经济援助，扩大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另须通过加入一些国际公约和协定，改善对自己不利的游戏规则。
5.利用国际舞台为国内制度稳定创造外部条件。这指的是，在国际上塑造一个和平、开放、协和万邦的好形象，为国内的制度改革和制度稳定增添力量。
6.追求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通过有效的外交，改造旧有的秩序中不合理的因素，进而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关心地区及全球的稳定和进步。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上的利益是多方面的，其中某一方面的利益都不能轻易压倒其他所有方面的利益。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是与其实力和抱负密不可分的。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既不能脱离现实，也不能同自己的国家利益脱节。国家利益是不变的，但对国家利益的解释是可以变化的，这种解释必须包含时代的内涵。今天的世界越来越走向多极的形态，一个大国的外交战略不仅需要表现出平衡力，而且需要不断为自己的国家利益寻找有益的定义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