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发展华中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黄志高
（安徽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1）
【摘 要】 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形成并予以实施。由于国民党禁止八路军进入华中，发展华中的计划一度被迫搁置。随着抗战形势恶化，中共中央判断华北将面临严重困难，遂重启发展华中计划，并在国民党韩德勤部进攻新四军的情况下，调派八路军主力南下。刘少奇以苏北作为发展华中的主要方向，要求东南局予以配合，但后者坚持将工作重心置于长江以南。中共中央也有发展江南的意图，并根据形势变化，决定将皖南主力东调以集中发展苏南。后由于苏南形势恶化，陈毅决心优先解决华中问题，遂率部北渡长江。黄桥战役胜利后，八路军南下部队与新四军会合，发展华中战略得以实现。
【关键词】 发展华中；八路军；新四军；苏北；皖南；苏南
发展华中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战略方针的制定、实施和实现，为中共部队在继华北之后又开辟了广阔发展空间，为争取抗战胜利以及在其后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占据了重要地缘优势。学术界对这一战略方针的由来及其内涵演化、刘少奇与陈毅等人在其中所作贡献，等等，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不过，发展华中战略方针究竟是何时提出？武汉失守后皖东地区何以失去发展良机？项英与刘少奇在发展华中问题上的分歧何在？这些问题还需进一步厘清。本文试图对此作出初步分析，以求教于学界。
一、发展华中战略的酝酿与形成
一般认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但也有学者认为是在新四军建立特别是在徐州失陷前后提出来的。①其实，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有一个逐步酝酿的过程。这一过程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产草量是评价草地生产能力的最直接指标之一[9]，产草量受牧草生长规律、生产性能、生态因子、栽培年限和管理水平的影响[10]。试验2年都是以同德老芒麦的产量最高(图1)，汪新川等[11]研究表明同德老芒麦具有抗寒、耐旱、耐盐碱的特性，且绿草期长，产草量高等特点[11]，说明同德老芒麦适宜在环湖地区种植。
第一阶段，中共在坚持山西抗战的同时，酝酿将对日作战重心转向西北和中原，华中地区由此进入中共视野。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进入山西作战并实施战略展开。但随着敌情变化，中共中央开始考虑主力部队撤离华北。1937年底，中共中央判断，日军第二期作战目标，“将先占兰州、广州而置武汉之占领于稍后”。据此，八路军应预留部分兵力坚持华北游击战争，而以两个师分别开赴甘肃武威、张掖和宁夏固原地区，另“以一师开豫西”［1］134。同时，有必要在长江南北作战设立两个主要军区。其中，苏浙皖赣边军区，以皖南为重心；鄂豫皖军区，以舒城、桐城、黄梅、广济、商丘、固始为中心。中共方面“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俊［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2］72。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方案是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来的，并且建议“国民党须派大员指挥并部署三万至五万兵力于其中”［2］72。显然，此时在国共关系较为融洽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考虑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中共方面予以相配合，合作开辟鄂豫皖根据地。
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提出以一一五师全部向东出动，进至天津、河北、北平一带活动，然后渡过黄河转入山东境内作战，再转入安徽“以鄂豫皖边为指挥根据地，为保卫武汉而作战”［3］79。朱德、彭德怀指出，平津之间不适合大兵团深入运动，而东渡运河、黄河转入鲁南的条件又可能极少。不过，“蒋介石可能容许八路军直接参加保卫武汉”，“我以一二九师主力出豫鲁皖”，“是可能争取实现的”。蒋介石与刘伯承在洛阳谈话时，表示有意要一二九师去鄂皖豫边区，只是刘伯承不了解中央意图，以致错失进一步商谈的机会。［4］746毛泽东随即表示，即照朱、彭意见准备以一二九师出安徽，请周、叶注意选择适当时机向蒋介石提议。［4］74721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三个主力师位置，大体上应预拟位于鄂豫皖区、鄂豫陕区和陕甘区。［3］88此后，毛泽东多次提出八路军主力移师华中的设想。3月21日，毛泽东提出：敌占郑州后，河南、武汉形势当速起变化。刘伯承师去信阳以东，林彪师去豫西配合作战，保卫武汉，当得蒋之同意。［4］7755月20日，又指出：徐州失守后，河南将很快落入敌手，武汉危急。那时蒋介石将同意我军南进在豫、皖、苏、鲁四省深入敌人后方活动，第一二九、第一一五两师将相应地作整个新的部署。［5］71
中共中央积极谋划派遣主力师进入鄂豫皖地区，是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其一，在山西作战的国民党军队企图南渡黄河，将华北抗战任务完全压到中共身上。为避免陷入独力支撑华北抗战的危境，中共不能不考虑八路军主力部队也渡过黄河进入鄂豫陕区、鄂豫皖区。其次，如西安、武汉、长沙、南昌遭到日军进攻以致不守，必须力争建立抗战的主要战略支点，包括山西区、鄂豫皖区、苏浙皖赣边区、陕甘区、鄂豫陕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处。再次，平汉以西的内线地区发展空间有限，要使八路军三个师都有广大发展前途，“在战争中起重要制敌作用，并影响全国，准备以一个师位于鄂豫皖是必要的”［3］88。
其二，随着全国抗战形势愈加严峻，发展华中的要求愈发迫切。毛泽东判断，“华北局面有变到极严重的可能”［9］389。他指出，现在敌人准备大举进攻华北，派大臣及大将到华北部署大的进攻，将来趋势我们经济将更困难，部队也将缩小，地区也将缩小。［5］118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共逆流愈演愈烈。毛泽东判断，“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9］362。他告诫全党，要“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9］380。在这种情况下，华中的发展就显得愈发迫切了。毛泽东强调，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5］118他决心不顾国民党的反对，“大大发展华中的党、游击战争与民众运动的工作，从复杂的环境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以为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9］389。
4月19日，刘少奇致电中央，表示“坚决不同意江北任何部队南调，不独四支队，即管部、叶部亦不能对外承认南调”。他指出：叶飞、管文蔚部必须立即在苏北行动，吸引韩德勤向其进攻，我在自卫口号下抵抗至适当时间再去增援，才能解决苏北问题。否则，我即使有足够军力，却无充分政治理由向苏北大胆行动。［10］281中共中央支持了刘少奇的意见，指出：绝对不能答允四、五支队和叶、张两团南调。叶、张两团及苏北全部暂归中原局指挥。［10］282
先民对于“巧”“拙”的认识，经历了久远的历史进程。《虞书·皋陶谟第四》载：“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1](P3)显示出彼时“巧言”已为人所警惕。孔子也表达出对“巧言”的排斥，他厌恶“巧言令色”，又批评“巧言乱德”而推崇“从野”“宁拙”。不过，原始儒家并不完全排斥“巧”。除了《礼记》记载，据传孔子有“辞欲巧”的言论之外，《孟子》亦提到“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认为“金声”为“始条理也”，是“智之事”，而“智，譬则巧”。对此，邢昺《正义》疏云：“此章指言圣人由力，力有常也；贤者由巧，巧可增”[2](P269)。这说明，原始儒家学者并不“斥巧”。
第二阶段，中共改变此前主力撤离华北的考虑，转而要求广泛发展华北，同时在地方工作层面提出加强华中工作问题。1938年5月中旬，徐州会战结束后，日军华北部分主力转向津浦路，而国民党军队华北部队也没有撤过黄河，中共在华北承受的压力明显减轻。5月26日，毛泽东指出，徐州失守后，日军将以进攻武汉为作战计划之中心。“以为敌置武汉抗日的重心于不顾，而将主力立即转向华北及西北打击游击队及切断中苏交通的估计，是不适当的，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基于这个新判断，毛泽东强调，“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目前应加重注意山东、热河及大青山脉”［5］73。6月15日，毛泽东又指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则均暂时无法多顾，反给我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并争取部分运动战的机会。”［5］78这就改变了此前放弃华北的考虑，转而坚定广泛发展华北的决心。此后，八路军大幅度分兵冀、鲁、豫、绥诸省以建立敌后根据地。
在日军转向中原及武汉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开始关注华中工作。5月22日，中共中央向长江局发出指示，对华中工作作出布置，主要包括：其一，“立刻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工作”。“有计划的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用一切力量争取高俊［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使之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其二，河南省委“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建立游击区”。其三，“在津浦以东、陇海以南、长江以北的江北广大地区内，即应建立一个能独立领导工作的工委，其主要任务为发展游击战争。”［2］116-117这个指示是发展华中战略方针形成的重要环节。但应该看到，此时还没有足够地估计到华中地区的重要性，还没有把发展华中作为全党的任务提出来，也没有指定可靠有力的正规军队来完成这一任务。中共中央已经感觉到对新四军高敬亭部指挥的不便，以致于在指示中出现了“用一切力量争取高俊［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这样非同寻常的字眼。即便如此，毛泽东在6月2日给项英的电报中只是提出，“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3］466。显然，中共中央依然没有要求江南新四军立即向华中地区发展。
第三阶段，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展华中”正式确立为中央层面的战略方针。制定这一战略方针的重要背景在于，中共中央判断，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新阶段，日军将集中主要力量保守占领区，敌后游击战争将更加困难。刘少奇提出，“今后华北党的工作方针：总的方针是巩固华北”［6］338。中共在华北已经获得相当发展，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发展空间。然而毛泽东设想的发展雾灵山、大青山、热河计划，或者是由于地理条件不利，或者是领导者自身失误，相继遭到挫折。而奉命到豫东开展工作的彭雪枫欣喜地发现鄂豫皖地区有着优良的发展条件，具备创造晋察冀式根据地的潜质。彭雪枫的报告无疑直接鼓舞了中共发展华中的决心。［7］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的发展游击战争”［3］602。这个发展华中的计划，是在中共主导下，着眼于发展壮大中共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建立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这与1937年底所提出的以国民党为主体开辟鄂豫皖根据地的方案根本不同。也有研究者指出，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与1938年关于派遣八路军主力进入华中的战略构想是一脉相承的，是这种战略构想合乎逻辑的发展。［8］这种认识是深刻的。不过，在看到这种内在联系的同时，还应该看到二者的根本差异。此前移师华中的构想是对中共生存空间的重新选择，是以放弃华北为前提的。“发展华中”的方针则是与“巩固华北”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共在华北站稳脚跟并获得相当发展后，为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而提出的。
为实施发展华中战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2］205，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决心。而以刘少奇为书记，显然是借重于他领导华北工作的丰富经验，毕竟“华北党主要的经验是发展的经验”［6］338。不过，华北的发展是以八路军为依靠力量的，而中原局并没有可以直接指挥的武装力量。仅仅依靠游击队是难以担负起发展华中重任的，必须有相当数量的正规军队作为基干。因此，中原局不得不借助于东南局，协商使用新四军所属部队，这使得刘少奇后来在实施发展华中战略时不能不受到相当掣肘。
二、发展华中战略的实施与再启动
为了发展华中，毛泽东最初考虑抽调八路军主力部队进入河南地区。1938年11月25日，毛泽东、王稼祥等致电朱德、彭德怀，提出：先以陈光、罗荣桓率三四三旅的两个团进入鲁冀豫区活动，求得发展，徐海东旅暂留现地不动。在可能转入河南时，即先以三四三旅去开展工作，徐旅亦可南移。［4］840-84111月26日，已到达豫东的彭雪枫也建议说：“八路倘能开来一个旅或精干部团［队］，短［期］即可大有收获”［2］208。12月10日，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致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提议即派八路军之一部并多带干部到陇海路以南、新黄河以北、津浦路以东活动”［2］210。12月30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彭雪枫，要求他在皖豫苏地区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根据地，并告知：决调第一一五师主力东向，拟分布于胶济路南北、津浦路东西、陇海路南北，朱、彭已在布置中。［5］1011939年1月17日，刘少奇也请求令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即三四三旅六八五团）“过陇海路与彭雪枫部会合，以便交换知识干部，并成为皆［该］地主力”［2］224。
但是，毛泽东很快叫停了八路军发展华中的计划。1939年1月13日，毛泽东、王稼祥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与争取向鲁、皖及华中开展，但在目前摩擦很多、军委会严令禁止八路军入中原的时候，我正规部队可暂缓去华中。［5］103之所以如此，是顾忌到蒋介石的态度。“蒋下令各战区禁止未奉军委会命令部队开往它区，否则，即行解散缴械”［9］22。1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在国民党五中全会结束以前，八路军暂不作大的移动，以观统战形式之发展。雪枫支队可暂缓去皖北，六八五团暂缓过陇海路，陈旅亦暂缓去山东”［9］27。2月1日，毛泽东又指出：向华中发展问题不放弃，但暂不提。［5］1073月18日，刘少奇动身返回延安，中原局工作由朱理治代理。一般认为，中共中央电令刘少奇返回延安开会，是为了讨论国共关系，推动国民党坚持团结抗战。［6］348更有可能的原因是，国民党严禁八路军进入中原，使得刘少奇承担的发展华中使命暂时看不到前景。
在这种背景下，193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强调：“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中共中央强调，“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东南局及新四军应决心抽调一批营以上军政干部到江北”［2］307。4月24日，又向东南局并中原局指出，“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根据地”，这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2］309。6月22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明确指出：“华北八路军与江南新四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工作”，“而在华中方面，中心任务是在发展”。“八路军新四军都要有决心的派遣干部帮助华中。”［9］401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连续四次召开会议讨论新四军和东南局工作问题。9月15日，刘少奇从延安再次南下执行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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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各方面关于华中的信息，进一步坚定了中共中央的信心和决心。在听取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报告后，毛泽东表示：六中全会决议发展华中的方针是正确的，现有两万党员，将近两万军队，这是大的成绩，比华北的发展更大。［5］118与此同时，华中方面不断传来令人鼓舞的信息。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报告说，“安徽当局在整个中原仍是最开明的”。在皖东地区活动的新四军第四支队“8团队［又］有公开合法名义，故统战工作较其他各地都易建立”［2］289。3月底，国民党方面同意新四军于舒城附近暂设江北指挥部或办事处。湖北方面，桂系李宗仁不反对新四军在鄂中活动。三四月间，朱理治报告说，“目前应城、安陆一带，友军完全退出。应城县长同情我们，并望我们新四军前去，给养均可供给。地方上武装亦多，这一地区是今天我们最有利的发展方向。”应城“县长不只将挺进队5个连交给我，并把常备队一中队及特务队给我们率领，有轻机枪4挺。”应城县长甚至秘密动身到竹沟，“表示加入我党非常必要，并不断表示愿为革命牺牲到底”［11］144-145。
不过，到4月份，毛泽东再次决心推进发展华中战略。作此决定的原因有三。其一，刘少奇的华中之行，已经获得了发展华中的初步经验。4月12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华中地区的军事、政治情况。他指出，华中大部分是战区，部分是非战区；敌人进攻暂时停止，但将来的进攻还存在；部分地区经过苏维埃运动；我党领导的新四军四支队名义不大；党的组织基础不强，特别是在敌后薄弱，党的组织分布不能适合党的需要，但国民党的组织基础较强；华中游击战争之发展在华北之后，摩擦较多，教训了友军和敌军。［10］250刘少奇特别指出，华北的经验不能简单搬用到华中去，冀察晋式和山西式的建立根据地的方式都不适合于华中，在华中要自下而上地坚持艰苦的长期的工作。［6］349
选择适当的发展方向，成为刘少奇首先考虑的问题。11月11日，刘少奇向中央书记处提出发展豫皖苏边区的意见。他指出，彭雪枫的基干部队已开始走向正规化，“此间局面尚有大开展之可能”［12］149。刘少奇提出，集中力量创造永（城）夏（邑）肖（县）宿（州）四县根据地；在一二月后，主力部队及省委干部抽一部即越过津浦路东去创造苏北根据地。［10］265这是首次提出主力部队向苏北发展的问题。1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指出：“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12］151
公车左右各一长排座位，坐着的人通常略低下头，视线30度向下；站着的人视线习惯朝着窗外，即使视线朝下也不会超过15度。
经过南下沿途的实地考察和反复思考，刘少奇对华中整体情况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并对发展方向作出新的判断。12月19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说，在整个华中，有大发展希望地区包括汉口附近李先念部活动区域、豫东彭雪枫活动区域、江苏北部。其中，苏北“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我们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12］189。刘少奇颇为遗憾的是，“目前我们在皖东只能求得某种有限度的发展”。他指出，“在武汉失守前后，大约有好几月的时间，使我们完全有可能建立相当完满的皖东抗日根据地，我们是失去了历史发展这种特殊的窘迫”［12］188。后来在总结华中工作时刘少奇再次批评说，“津浦路、淮南路以东仍是没大注意开展游击战争”［13］275。出现这种情况，大体上有以下原因。
首先，中原局和东南局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没有注意发展皖东。1938年11月，周恩来和叶剑英建议中原局把中心工作放在开展豫东、皖北游击战争。［14］436刘少奇等到达华中后，估计日军占领武汉以后，还会继续向内地实行战略进攻，河南全部会成为敌占区。因此，“一方面布置武汉附近及豫东的游击战争，另一方面集中准备河南的游击战争，而没有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津浦路”［13］275。1939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但无论是东南局还是中原局都没有给予足够重视。5月18日，刘少奇电告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敌人主力已向中原及西北进攻，河南将成为游击战区，鄂中将成为敌人的深远后方。这是我党在中原发展游击战争的最好时机。他要求在桐柏山脉创建根据地，建立一万人以上的新四军基干部队。［10］254直至9月18日，中原局依然主张，“鄂东、豫南、鄂中敌占区域，是今天党开展华中游击战争最重要地区之一”。［12］111东南局项英虽然要求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林恺部“向北、向东发展”，但认为，“目前不宜提出创造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作号召。否则，使同盟者害怕而对我更防范和限制”［2］294。项英的这种态度也影响到皖东发展。
其次，高敬亭事件的发生影响了发展皖东北。当时中共在江北的主要武装力量是高敬亭领导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其中第八团约四千余人，高敬亭直接指挥的约六七千人。［2］293第八团后改编为第五支队。高敬亭不能正确对待中央向东发展的战略意图，企图把部队拉到怀宁、桐城、庐江一带开辟背靠大别山的根据地。1939年1月，项英向延安报告说，高敬亭“自己不愿东进，亦不能派队伍随张（即张云逸——引者注）行动，争取可能极少”［15］。3月，项英、周子昆又报告说，“高敬亭显然进步极慢，对东进至今怀疑，对执行党的路线可说极差”［16］。袁国平、邓子恢也说，“江北四支队远离军部，鞭长莫及”，“说不上实际的领导”。“高敬亭直接领导之第七团，则尚是待决的难题”［2］252。4月，项英又电告，“高敬亭无改变，近日又想将部队调回后方”［2］295。由于拒绝执行中央决策以及其他错误，6月间高敬亭被错杀。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四支队，担任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12］36。徐海东直到12月上旬才到任。高敬亭事件的发生，以及其后主要领导的长时间缺位，给江北新四军的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四、五支队减员很大，人数均不充足。地方工作薄弱，建立根据地的观念甚微弱。”［12］187
三、发展华中战略的实现
为集中兵力发展苏北，中原局在依靠新四军彭雪枫部的同时，又决定将八路军苏皖纵队划归彭雪枫指挥。［10］267东南局在原有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基础上，又从江南陈毅部抽调“江抗主力一个团（老六团）及四团与管部各一营由叶飞、张道庸（即陶勇——引者注）率领由扬中过江”［12］180。刘少奇考虑，依靠四、五支队由皖东向苏北发展，会遇到诸多困难，且“太冒险”，应“依靠豫东、皖东北雪枫、爱萍地区向苏北发展”。他建议从皖东第四、五支队抽调部分兵力渡过淮河，“在皖东北整理后即配合雪枫部向苏北大发展”［12］189。12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了这一方案。为防止抽调部队后淮河以南地区兵力不足，中共中央提出，“皖南方面抽一部分干部，要武装过江北，发展和巩固津浦南段地区”，“陈毅方面抽有力部队过江，发展扬州以东”［12］197。1940年1月4日，刘少奇再次请求“江南抽调一、二个团兵力过江北”。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从江南抽调一两个团过江北发展；从第
四、五支队抽调二三个团到淮北，彭雪枫部到苏北发展。［10］270
不过，中共中央的态度很快发生变化。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表示，“皖南既不能再调部队过江到皖北，我们同意不再调。新四军在皖南江南，力求扩大的计划，我们完全同意。”显然，由于项英的反对，中共中央放弃了抽调皖南部队北上的方案。同时，中共中央“同意四、五支队归中原局指挥”［12］215。这就理顺了第四、五支队的隶属关系，使得中原局在调度使用时更加便利，不必征求东南局的意见。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中央虽然暂停从皖南抽调部队，但依然希望项英向北发展。1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电告项英、叶挺：“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12］218
例8中译文保留关键词“治理国家能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用动词improve表示“不断提高运用”。 这里译者根据原文的含义进行调整使译文体现出英文的简洁表达特点，又如：
4月初，韩德勤部进攻被粉碎，皖东根据地初步建立。刘少奇开始着手考虑解决苏北问题。刘少奇提出：为了解决苏北问题，叶飞部不应调回江南，而应速回苏北积极行动。［10］280他要求叶飞部担负起引敌围攻、孤军坚守、待援歼敌的任务。［10］279但是，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坚决要求叶飞部返回江南。此前，国民党方面要求新四军江北部队南调时，项英主张“置之不理”［17］663。但到了4月10日，他建议，“在某种情况下对叶飞部队可允设法南调”［17］674。4月14日，项英判断，蒋介石提出停战谈判“显系全国布置和阴谋”。就江南现有力量，“在大变中不能支持局面”。他提出，“是否目前可允江北部队南调，则江南可达六万以上兵力，牵制影响某方甚大”［17］676。4月16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要求苏北叶飞和陶勇所部“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5］186。
四五月间，新四军完成改编陆续到达指定作战区域。5月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3］289。不过，考虑到新四军刚刚组建完毕，实力又较弱，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没有将分兵北上作为当下任务，而是要求新四军将重心放在江南。“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2］114。
中共在华中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民党注意。3月间，国民党顽固派逐渐把反共摩擦的重心转向华中，首先在皖东向新四军发动进攻，韩德勤调集万余人进攻半塔集。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开始考虑抽调八路军主力部队进入华中。3月16日，毛泽东向电彭德怀提出，“目前斗争重心应移至淮河流域”。为此，“调三四四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毛泽东的考虑有二：其一，“蒋介石已注意该地，企图切断我军与新四军联系。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此时不争，将来更困难了。”其二，“这种行动，也即是把一个新问题摆在东边，使蒋、卫注意力不得不转向东边，减轻其对华北的注意，华北方能确实巩固。”［12］2284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八路军抽调足够力量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4］954随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三四四旅分别向华中出动。
但是，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依然坚持调回叶、陶部。项英认为，江北局势已基本稳定，依靠南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三、四、五支队，“无论对何方皆可必胜，并不须要叶、张两团（人不过二千五百，枪不过千五百）”。项英抱怨说，江南既无八路之援，人枪也不比四五支队多，仅战斗力稍强。“如以现在皖南三个团（加军直）、苏南三个团仅两个团”，欲求对顽斗争胜利“则不可能”。他强调说，叶、张部南调，既可以缓和国民党方面之压迫，又能增强反击力量。［17］683陈毅也持同样观点。4月21日，陈毅等致电中共中央：“我们坚主调叶、张两部回江南，留戴、罗、彭、李等部配合八路军即可解决华中”。“国民党要江北部队南调，宜南调一部敷衍他，占得集中，完成和加强苏南发展之顺利。”［12］267-268
终于那个人不走，她的手摆在金枝眼下。女人们也越集越多，把金枝围起来。她好像在耍把戏一般招来这许多观众，其中有一个三十多岁的胖子，头发完全脱掉，粉红色闪光的头皮，独超出人前，她的脖子装好颤丝一般，使闪光的头颅轻便而随意地在转，在颤，她就向金枝说：
项英、陈毅坚持叶飞和陶勇部南返，是基于发展江南的考虑。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曾指出，“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18］68。今天看来，这个说法过于严重。项英要求南调的只是原属江南部队的叶飞等部，而不包括四、五支队的武装力量。事实上，由于地缘关系，项英领导下的东南局很早就承担了开辟华中根据地的工作，包括由张云逸率特务营到江北、组建江北指挥部等。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后，考虑到现实情况，为便于开展工作，中共中央依然经常要求东南局参与华中工作。东南局从江南抽调部队前往江北，“派往苏北管、叶、张、梁四部，每部（团）千余人”，“留存苏南者只六千余人”［12］303。其中叶飞部老六团“战斗力很强，武器最好”。项英还表示，“必要时还可由一、二支抽队北渡。”［12］180这个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客观上看，项英对发展华中确实在认识上存在某些不足。比如，毛泽东曾建议派两个至三个营交张云逸率领过江，由项英或陈毅主持江北指挥部，但项英都没有执行。在刘少奇离开延安再次南下后，项英多次催促其速到江北坐镇指挥。刘少奇刚到达皖东，项英即建议，“中原局既到皖东，四军江北前委应取消”，“一切均归中原局负责，军部不指挥江北部队”［12］201。在东南局主要领导看来，既然中央把发展华中的任务交由中原局承担，东南局就应该集中精力发展长江以南区域。1940年1月14日，新四军军分会与东南局联席会议指出：“在战略上北方必须有南方之配合”，“努力发展与增强皖、浙、干［赣］等地之工作与基础，并准备武装”［17］642-643。当韩德勤被击退，江北局势稳定后，新四军领导人力争回调叶飞部，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发展长江以南的力量。项英指出，“为便于争取苏北，在江南、皖南加强力量有大作用，以牵制不能增援。即将未［来］到江北时，也要江南力量，使其无可奈何不得已而承认。”［17］681陈毅也强调，“坚持江南对整个南方发展有很大的意义”［12］267。
东南局发展长江以南的想法其实是来自于中共中央。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对于江南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其实是不确定的，既有渡江北上华中的要求，又有南向发展皖浙赣边的考虑。1939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华中及江南工作的指示中，要求从皖南、苏南抽调干部和部队过江北上，但又强调“东南局地方工作应着重皖、浙、赣三省边区”，这样“才能使在将来极不利局面下，有江北及皖、浙、赣三省边界的两条退路”［12］198。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指出，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在全国未公开投降以前，即现在的抗日反共局面继续下去的形势下面，新四军大江南北部队，应在现地区力求发展”。中共中央还表示，“新四军在皖南、江南（即苏南，下同——引者注）力求扩大的计划，我们完全同意”［12］214。
不过，在发展长江以南的计划中，中共中央更看重苏南。1月14日，新四军军分会与东南局联席会议商定，“皖南与江南组成两个独立作战单位”，“由江南加强皖南力量”［17］642。中央书记处则对“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表示异议，认为“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12］215。4月21日，陈毅建议，“先放弃皖南，集中全力发展苏南”，然后“再向南可取苏浙皖边区之广大根据地，皖南仍落我手”［12］267。5月4日，毛泽东在给东南局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中措辞严厉地指出，无论在江北或江南，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在江苏境内，“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12］284。这实际上再次强调了发展苏北、苏南的要求。毛泽东还重申了反对抽调叶飞、陶勇部南下的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表示“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转移至苏南”，并指出，江南新四军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直至海边之数十个县，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12］288。这实际上是对东南局工作重心和江南新四军发展方向的重大调整。不过，项英在皖南军部转移问题上始终犹豫不决，以致最终陷入困境。
信息技术教育教学应用意识不够强 很多青年教师没有切实地把信息技术运用到实际教学环境中，没有引导学生主动利用信息技术工具进行学习[2]，是因为他们参加信息技术教育应用培训较少，对于信息技术认识不足，从而导致教学应用意识不强。
相形之下，陈毅收到五四指示后，当即在苏南布置贯彻实施，检讨过去未能充分发展自己，“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烈发展”［12］302。不过，陈毅再次“要求中央批准将苏北张、叶两部仍拟以一部南调应急”。他指出，在“全部兵力调第一线打网式散开发展（非如此不能陆续膨胀）”的情况下，溧阳江南指挥部只有千余人的直属队，如不调回叶飞部则“对于局部事变不能应付”。此外，新四军已向京沪路两侧地区发展，估计国民党将要增兵夺取，“我们决然击破之。因此，苏北以二千兵力南移应请批准”［12］303。5月26日，中共中央回电表示，“陈毅同志对苏南的新布置都是对的”。“苏北管、叶、张、梁四部中主力，仍应留在苏北发展，但可酌抽一部加强苏南”［12］307。显然，中共中央松口同意抽调部分兵力南下，是基于支持发展苏南的考量。有研究者认为，中共中央始终没有放弃向南发展的构想，只批评项英有向南发展的企图而只字不提陈毅向南发展的主张，是不公正的。［19］这个说法没有注意到中共中央在发展江南的思路上，由主张皖南、苏南同时发展逐渐调整为集中发展苏南。在这一点上，中共中央与陈毅是一致的，而项英则始终不愿意放弃发展皖南。
第二、从党的现状来看，抗日战争以来，党的队伍迅速发展扩大，已经发展到80多万党员，其中绝大多数新党员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他们入党以后，由于斗争任务异常繁重和紧张，党对他们的教育比较薄弱，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1]P875
不过，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苏南的计划也被迫搁浅。6月上旬，国民党冷欣部调集重兵，对苏南新四军形成包围之势。6月15日，陈毅致电中共中央，指出，“目前只有集中苏北攻击韩或者集中苏南打冷欣两个途径，一切应付已到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失。”他表示“决心布置移往苏北”［20］280。7月初，陈毅电令粟裕率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7月15日，陈毅提出，“整个江苏行动方针是：江南取守势，江北取攻势。将来苏北问题解决，再移兵南渡。”［21］51这就暂时放弃发展苏南的计划，转而集中兵力优先发展华中。有研究者认为，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扫除了发展华中的思想障碍，遂有江南新四军北上。［8］其实五四指示依然包含着发展苏南的意图，只是由于执行中的实际困难，陈毅不得已决心暂时放弃苏南，这实际上是对五四指示的重大调整。也有研究者注意到，7月23日项英曾有电报称，“大桥管部被围攻告急……不得已陈部始有一部北渡增援管部”［17］692-693。研究者据此认为，陈毅是为了解救江北被围困的新四军而率江南主力北上的。这个说法并不准确。需要注意的是，电报的抬头是“中央（请桂转渝）”［17］692，由此可推断，这份电报其实是交中共中央转给国民党方面的。此外，从电文中的某些称呼也可作此判断。电文中称陈毅部为“本军陈支”，称冷欣为“冷代总指挥”［17］692，如电报是发给中共中央的，当不会有此称呼。所谓陈毅部“不得已”增援管部，只是从统战策略出发，为陈部北上寻找合适理由。
7月下旬，陈毅率部东进泰兴、靖江、如皋，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同时，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开进至苏北淮河北岸活动，三四四旅黄克诚部也开赴皖东北准备随时增援苏北。毛泽东决心在“韩德勤部南下攻我时，我应大举反攻，一举而驱逐或消灭韩部，发展苏北”［5］199。10月4日，韩德勤部向驻黄桥的新四军发起进攻，新四军被迫自卫反击。同日，黄克诚部主力开始行动，南下阜宁。黄桥战役八路军共歼灭韩德勤部一万余人。10月8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我党在华中工作已取得决定的胜利，打开了在苏皖广大敌后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局面。”［10］30810月10日，八路军第五纵队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队在江苏东台、盐城之间的白驹镇会师，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
注释：
①孙道同，金欢云《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王骅书，王祖奇《抗战期间中共“发展华中”战略研究辨析》，《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4期。
时代总是要变的，于是越来越多的程蝶衣是活不下去的，正如京剧在今天无论怎么抢救都不会再出现“同光十三绝”那样繁荣的情景，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对人而言，就是人生。对物而言，就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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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项英、周子昆致中共中央电（1939年3月14日）［A］//童志强．高敬亭案件深度剖析．安徽史学，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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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PC’s Strategy for Developing in Central Chin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HUAGN Zhigao(School of Marxism,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1)
Abstract: The strategy of developing in central China was officially formulated and took effect at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ix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fter a long period of brewing.Since the Kuomintang prohibited the Eighth Route Army from entering central China,the plan was shelved for the time being.As the situation deteriorated,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ssessed that northern China would face serious difficulties,and accordingly decided to activate the plan for developing in central China.It dispatched the main force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to the south as the Kuomintang troops commanded by Han Deqin attacked the New Fourth Army.Liu Shaoqi,aiming Northern Jiangsu as the main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plan,asked the Southeast Bureau to collaborate the action,but the latter insisted on placing its focus of work o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lso had the intention to develop in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in the situation,it decided to transfer the main force in Southern Anhui to Southern Jiangsu.Later,as the situation in southern Jiangsu deteriorated,Chen Yi decided to shift priority to problems in central China,so he led his troops across the Yangtze River to the north.In the wake of the victory in the Huangqiao Campaign,the Eighth Route Army’s South Army and the New Fourth Army joined forces,and thus the Party’s strategy for developing in central China was finally realized.
Key Words: development in Central China;Eighth Route Army;New Fourth Army;Northern Jiangsu;Southern Anhui;Southern Jiangsu
【中图分类号】 D231；K26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码 号】 1674-0351（2019）05-0083-08
【收稿日期】 2019-07-10
【作者简介】 黄志高，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是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攻关研究项目“地缘战略视阈下鄂豫皖根据地的发展及其地位研究”（2018CX054）成果。
【责任编辑 刘 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