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183;奈的软权力理论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约瑟夫论文,启示论文,权力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0)04-0069-28
修回日期：2010-02-07
当中国领导人开始把国内“意识形态安全”和在国际上推行中国外交政策的能力当做关注重点时，“软权力”(又译为“软实力”)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概念。众所周知，“软权力”概念是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首次提出的，中外学者都把奈对软权力特点的分析和软权力在冷战后新的国际背景下的意义当做自己的软权力理论分析的出发点。本文的目的是在以往中外学者论述的基础上，尝试对奈的软权力理论及其强调软权力作用的国内外背景给出一个完整的说明，并探讨其理论的长处和弱点，从中找出它能够给中国带来的启示。
一 权力的定义
在讨论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澄清“权力”这个概念，因为“权力”概念是软权力理论的基础。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权力是一个在政治分析中普遍使用的概念。虽然对这个概念的界定仍然存在着分歧，但是大多数理论家都认为，“权力”基本上是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或行为的能力。英语中的权力(power)一词来自法语的“pouvoir”，后者来自拉丁文的“potestas”或“potentia”，意指“能力”，两者都来自动词“potere”(即能够)。在罗马人看来，“potentia”是指一个人或物影响他人或他物的能力。①
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哲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把权力定义为：“权力是在交往中一个行为者即使在遇到抵抗的情况下，也能实现其意志的可能性，而不管这种可能性以什么为基础。”②这种对权力的定义包含了一种基本的分析方法，即把权力看做类似于力学上的作用力，用安德鲁·S·麦克法兰(Andrew S.McFarland)的话来解释，就是“力的基本观点本质上是一种推动的动因，权力的界定是一种力与另一种力作用与反作用时产生的力的差异。较强的推力或较强的力量就是较强的动因，也可以说是更有力量的行动者”，或者说是有更大的权力。③
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特别是多元主义者认为，权力的行使是这样一种关系，即行为者A试图使另一个行为者B按照A的意图去做B所不愿做的事情。如果A的“权力意图”得逞，那么A就被认为对B拥有权力。④对权力的这种观念长期在政治学界尤其是在美国的政治学界占据着上风。以后虽有一些理论家对此提出过批评，但在一点上学者们始终存在着共识，即权力是在一个行为者与另一个行为者之间发生的。时至今日，在美国大学讲堂上，在讲述权力的定义时，一般仍然是沿用韦伯的传统解释。
在政治学理论的基础上，权力的定义也被运用到国际关系理论和国家间关系的分析中。爱德华·哈利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强调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它“使别人的意愿与自己的意愿相一致，因之能够更好地实现自我目标”。⑤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把权力解释为“人对他人的心灵和行动的控制”。⑥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认为，“权力是以自己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的行动去影响他人的行为和情感的能力”。⑦人们熟知，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在国际事务中，国家是行为主体，它有能力依照理性来行动。在任何政治形势下，各国都具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最基本的国家利益是安全，为了确保安全，每个国家都必须追求权力，由于世界是由利益相互冲突的国家组成的，所以全球利益的和谐共存是不可能的。所有国家都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全球政治制度中运作，在现行的国际制度下没有一个中央权威来解决争端，分配稀缺资源，调解不同的利益，因此每个国家都只能依靠自己的权力来防止外来的威胁。最好的避免冲突和保障安全的策略是不断维持各国之间的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一般译为“均势”)。这里的权力与奈所讲的权力是一致的。奈说过，权力概念与实力是有差别的，不能等同于实力。
然而，在政治学领域里，关于权力来源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彼得·巴克拉克(Peter Bachrach)和莫顿·巴拉兹(Morton Baratz)提出，权力不是一维而是二维的，它一方面是公开的、有形的形式，另一方面是隐蔽的形式，难以被直接观察到。例如，A可能会行使权力操纵日程安排，以便把讨论、辩论和决策限定在“保险”的问题上；A也可能趁机利用政治体制中已经确立的有利于使A的利益压倒B的利益的优势基础。⑧这种看法也可以看做是软权力概念的先导。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在权力方面最著名的理论是“权力的三个面”。这一理论声明，政府有三种方式来控制人们：决策权、非决策权和意识形态权力。决策权是三个面中最公开的，通过决策权，政府想要人们看到政府在同反对党派和公众进行广泛磋商后决策的权力。非决策权是政府必须控制辩论日程和使某些问题在公众论坛中不能成为讨论的议题。权力的第三个面也即最重要的一面是意识形态权力，它是影响人们的愿望和思想的权力，使他们甚至想要一些不利于他们自己的东西，例如，使妇女支持父权社会。卢克斯认为B可能错误地认识自己的利益，当A逐渐认识到并且利用了B对自身利益的错误认识时，A的权力才会完全实现。⑨这时是B受到A的感召和吸引而对A的主动服从。
与政治学领域里关于权力的争论相对应的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里也出现了对权力的再认识。随着国际关系在二战后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跨学科理论的涌现，现实主义的权力观已经无法诠释一个由共同利益所驱动的国际社会的出现和成长。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新现实主义者通过新的视角将权力区分为实力性(capability)或占有性权力和关系性权力。⑩克劳斯·诺尔(Klaus Knorr)认为，经典现实主义者将实力性权力理解为权力的全部，而关系性权力是“国家在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关系中产生出的主观意向或客观行为，它被限制在一定的社会关系或国际局势中”。(11)这些行为包括结盟、威慑、劝服，也包括恐惧、反抗等主观认识的变化。
此后，各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流派几乎都沿着这个对权力两分的思路对权力进行再认识。在此基础上，新自由主义者把权力定义为“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中所期望目标的实现，即其他国家愿意追随它，或接受造成这种结果的体系”。(12)国际关系学者迈克尔·巴尼特(Michale Barnett)和雷蒙·杜瓦尔(Roymond Duvall)在对权力做全面阐述时将其概括为具有两种维度：“行为者因其占有物(property)的不同而形成的社会联系”以及“这种社会联系的特殊变体”，即“社会上盛行的对含义和重要性系统的主观看法”所产生的权力。(13)
建构主义者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除了传统的强制性权力和新现实主义强调的制度性权力，他们进一步把对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的分析深入到国家的文化和心理层面，把主体间的相互认同作为权力的新领域——“生成性权力(productive power)”。(14)
尽管不同的理论学派都从各自不同的视角探讨权力的内涵和维度，但他们基本上都带有一种重要的学理共识：即权力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行为体之间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发生的关系。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展开的。
政治学中关于权力的讨论表明，学者们认识到权力并不一定是强制力。国际关系理论中也因此产生了对权力的平行讨论。显然，仅仅根据物质力量来评估一国的权力是不完全的，而且也与国家的行为不相符合。在现实世界中，历史、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宪政性质甚至领袖个性等均被当做评估国家权力时的考虑因素，甚至是关键性因素。西方古典现实主义者，如爱德华·卡尔、汉斯·摩根索、克劳斯·诺尔等都对文化之于权力的作用进行过分析。摩根索提出过国家权力的九个要素，其中就包括国民特性、道德、外交风格以及政府性质，并认为这些构成了国家权力的无形要素。(15)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关系的变化中，这些“无形权力”的重要性在明显增强。其具体表现为，一国可以凭借其思想和文化的优势、意识形态中的普适价值观、先进的制度和多样化的政策工具等无形资源，在国际体系中营造足以影响他国发展战略和对外关系的氛围。
上述观点是奈的软权力理论出现之前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对权力问题所做的思考。
二 从权力概念引出的软权力概念
我们要了解奈对软权力理论的创立和发展，首先要了解奈提出其理论时的背景。
奈首次提出“软权力”的概念是在1989年，当时许多美国人正对美国的衰落感到深切的担忧。这种担忧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越南战争结束后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理论家们认为越南战争导致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宰世界时期的结束。“美国神话”破灭了，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乐观看法开始受到怀疑。此时，在冷战竞争中，美国在战略武器方面同苏联相比已经没有优势可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世界市场美元过剩，使美元面临了巨大的压力，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对黄金的固定汇率，意味着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解体，1973年的石油危机又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成为美国经济滞胀的导火索。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而不再以美国为主导，美国丧失了在全球经济制度中的霸主地位。美国人在自信心方面因此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对美国衰落的担忧从此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
到20世纪80年代末，已经有所缓解的梦魇又开始困扰美国人。这时美国人看到的情况是，日本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作为一个核超级大国的苏联正在走向衰落，一些分析家认为，在世界政治中，地缘经济将取代地缘政治的重要地位，德国和日本将成为美国新的挑战者。人们普遍担心美国将步苏联的后尘。正是在此时，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发表了其名著《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他在其中阐释了霸权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的过度伸展而导致优势地位丧失的“铁律”，该书一问世就位居畅销书的榜首。(16)约瑟夫·奈此时对美国衰落论的流行看法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除了军事实力之外，美国还拥有其他诸多权力资源，这就是与硬权力相对的软权力的资源。
上文提到，在政治学领域里，西方学者们已经对权力的定义提出了一些挑战。而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奈虽然并非使用软权力一词的第一人，(17)但却是第一个甚至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个尝试在理论上对软权力进行全面阐述的人。奈是在传统的对权力的定义上来使用“权力”一词的，他在1989年撰写的《注定领导：变化中的美国权力的本质》一书中指出，“权力”概念在政治学上的基本含义是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个行为者的能力。(18)
由于中国学者对这一阶段奈提出的软权力理论已经非常熟知，我们在此不再赘述，只做一些简单归纳。这一时期奈的软权力理论的要点是：(1)软权力通过吸引和诱惑而不是强制或劝说发挥作用。一国可以通过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制度本身的投射性使外部行为者产生学习和效仿的愿望，从而实现国家的战略目的。(2)软权力反映了一国倡导和建立各种国际制度安排的能力，这也正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阐述的权力新形式。(3)软权力具有认同性。(19)认同性可以是对价值和体制的认同，也可以是对国际体系判断的认同。认同性权力有助于一个国家获得国际上的合法性。
奈的软权力理论扩大了权力来源的范围，从而大大拓展了国际关系理论中对权力的认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奈提出的软权力也是一种具有战略含义的概念。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都在探索美国能否继续维持其在全球的优势地位，奈也不例外。
在冷战刚刚结束之际，奈关于软权力的理论或许帮助一些美国人提高了对美国自身权力的自信心，但它并没有立即引起关于美国在实行对外战略时应充分使用软权力的重视，在美国国内，奈关于软权力理论的讨论或多或少也显得有些曲高和寡，这是因为冷战刚结束时，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给美国国内主张美国仁慈霸权的新保守主义者带来了复兴的良机。新保守主义者在冷战结束之后开始提出各种旨在维持美国在世界上的军事干预和自由世界领导的思想，他们拒绝接受美国权力的衰弱是不可避免的假设，也不愿意接受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和思想派别提出的美国应在冷战后收缩其外交的主张。他们鼓吹，美国的道德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几乎总是和谐一致的，“适当的美国外交政策是在未来尽可能长久地维持美国的霸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需要一个新里根主义的外交政策，即军事上的优势和道德上的自信”，追求里根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竭力追求的“仁慈的全球霸权”，并行使这一霸权。他们认为美国在打败了苏联这个“邪恶帝国”后就享有了战略和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20)
“9·11”事件以及布什政府实行的以新保守主义为基础的“布什主义”外交政策并没有给奈运用软权力来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方法留下余地。布什主义的特征是：先发制人、单边主义以及追求美国仁慈的霸权，运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推进民主。人们公认，“布什主义”形成的标志是2002年6月布什在西点军校的讲话和2002年9月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然而，上述美国的一套做法非但没有为美国带来全球优势，反而在布什执政八年之后使美国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布什政府把美国看做是“仁慈的霸权”，对美国在国际上采取行动是出于良好的动机深信不疑，甚至认为美国入侵伊拉克是为了全球的公共利益，而不是狭隘的美国自身利益。但是它没有料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美国的“仁慈霸权”深恶痛绝，布什政府对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的轻蔑更加剧了国际上的反美情绪，甚至连其欧洲盟国都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做法深感不安。此时，有更多的人意识到了美国不应当在国际上过度使用它的军事力量，也不应当蔑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而采取单边主义的做法，甚至连原先自认为是新保守主义者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都背叛了新保守主义，对布什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抨击。
值得一提的是，在布什主义还没有充分成形时，奈就于2002年在《国际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21)同年又出版了《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一书。奈批评新保守主义者“支持奉行‘美国仁慈霸权’的对外政策”，指出，“这些人认为既然美国的价值观是好的，美国又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就不应该受制于其他国家”。(22)“新单边主义者力主根据自我界定的全球目标，肆无忌惮地使用我们手中的权力，他们抛出的实际上是破坏我们软权力的一种下策，而且等于鼓励他国建立联盟，最终将会限制我们的硬权力。”(23)
奈再次提出了当今世界上软权力为什么比以往更为重要的依据。他指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权力的分配模式犹如一盘三维棋局。上层的军事棋局是单极的，美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但是，中间的经济棋局却是多极的，美国、欧洲和日本占了世界产品的2/3。最下层的跨国关系则超越了政府的控制界限，权力机构极为分散。在经济实力和跨国关系的维度上，美国并非像它的军事方面那样强大。而在这些领域里，不仅需要将新的行为体纳入考虑之中，而且许多跨国问题，如金融流动、艾滋病传播或全球变暖等问题的解决(这里应当再加上同恐怖主义的斗争)都离不开国际合作。在那些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才能实现美国目标的领域，美国的实力确实是有限的，美国必须同其他国家合作。在这样一个时代，虽然军事实力仍然是最终的权力形式，但对于现代大国而言，诉诸武力比前几个世纪代价要高得多。在全球信息化时代的今天，软权力与过去相比更为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其权力被其他国家视为合法，它将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受到更少的抵制。如果其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其他国家将更愿意追随其后。如果该国能够建立与其社会相一致的国际规范，它就无须被迫做出改变。如果该国支持使得其他国家按照主导国家的预期采取行动或限制自身行为的制度，它可能无须以高昂的代价运用强制性权力或硬权力。(24)
奈还根据十年来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首次阐释了软权力和硬权力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总结从古罗马帝国到近现代新崛起强国“软权力”的产生、运用到衰落的过程，得出“美国并非唯一拥有‘软权力’的国家”的结论。
2004年，奈出版了其以软权力命名的著作《软力量：世界政坛的成功之道》(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25)在这本书中，他进一步澄清了自己的软权力理论。他重申了自己对权力的定义：“权力是影响其他行为者实现自己所想要的结果的能力”，但他特意改变了原有定义中的“做自己所不愿做的”，或者说带有强制性含义的做法。那么什么是软权力呢？奈说，软权力是“使其他人想要你想要的后果——诱惑(co-opt)，而不是强制他人去做”的能力。软权力可以称为“权力的第二面”，一个国家可以获得它在世界政治中想要得到的结果，是由于其他国家想要追随它，它们赞赏其价值，仿效其榜样，渴望其繁荣和开放程度。(26)软权力不仅仅是影响力，因为影响力可以建立在以威胁或利诱(大棒或胡萝卜)为形式的硬权力之上；它也是吸引的能力，而且吸引力往往导致默认。简而言之，“从行为角度讲，软权力是吸引力。从资源角度讲，软权力是那些产生这种吸引力的资产”。(27)
硬权力和软权力都是通过影响其他人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目的的能力。两者在行为的性质和资源的有形性方面存在程度上的差别。命令的权力——改变其他人行为的能力，建立在压制和劝诱之上。诱惑性权力——影响其他人所想要的，建立在文化和价值的吸引力之上，通过策划政治日程，来使其他人不能表达自己的偏好。命令和诱惑是沿着一个系列从命令到诱惑而排列的(见图1)，换言之，硬权力和软权力之间不存在截然的界限，而是一个渐进的过渡，或者说都存在于同一个权力“光谱”之中。
图1 权力
资料来源：Joseph S.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4,p.8.
奈认为，一个国家的软权力主要有三个来源：文化(对他国具有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在内外事务中遵守并实践这些观念)和对外政策(正当合理且具有道德上的权威性)。与硬权力不同，许多软权力资源并不属于政府，而且并不总是产生政府想要的政策结果。(28)例如，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通俗文化常常反对政府的政策。如今，好莱坞电影会用非宗教的眼光来表现全身被头巾和长袍遮裹的妇女，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团体也会把伊斯兰教贬低为邪恶的宗教，这些都超出了政府的控制，并且削弱了美国政府改善同伊斯兰国家关系的努力。(29)
文化。奈认为，文化是一套为一个社会创造含义的价值和实践。一般可以把文化区分为高雅文化(high culture)和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高雅文化(如文学、艺术和教育)对精英具有吸引力；通俗文化集中在大众娱乐方面。文化之所以被视为软权力的资源，是因为它是一个国家价值的传播途径。例如，在高雅文化方面，在美国学校学习过的留学生一般在回国后，对美国的价值和体制有更高评价。学术和科学交流在提高美国的软权力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甚至通俗文化也可以在传播美国价值观方面发挥作用，例如，一个外国人可以在观看了大量好莱坞电影后，对美国的法庭审讯和法治留下深刻印象。奈认为，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界限在一个大众媒体发达的世界中日益模糊。政治信息可以通过体育代表团或体育明星表现自己的方式来传达，或者通过电视或电影刻画的各种形象来传达。美国的好莱坞是世界上最大的视觉符号的促进者和出口者，而画面常常能比文字更强有力地传达价值。甚至吃快餐也可以是一种暗含拒绝传统方式的表达。美国赢得冷战是通过硬权力和软权力的结合而取得的。硬权力创造了军事遏制的平局，而软权力则从内部侵蚀了苏联的制度。通俗文化的成就还包括，它促进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和拉丁美洲民主政府数量的增加，造成了对伊朗自由化的压力，并有利于巩固新生民主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30)
国内价值和国内政策。奈确信，民主和人权是美国吸引力的强有力的来源。如果美国在追求这些价值时被认为采用双重标准或不能始终如一，就会被其他国家的人民看做是虚伪的，其软权力就会受到削弱。(31)奈提醒美国人注意，1991年，2/3的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和保加利亚人认为美国对他们各自的国家有良好的影响，但是每个国家中只有1/4的人想要进口美国的经济模式；伊拉克战争使大西洋两岸的人感到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价值观差异加深了。美国的国内表现也是好坏参半，它在医疗开支、中高等教育、图书出版、计算机和因特网的使用、接受移民以及就业方面名列前茅，但是在平均寿命、初等教育、工作安全、医疗照顾或收入平等方面就没有优势可言，而美国在谋杀和被投入监狱的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方面更是位于世界前列。这些都降低了美国的吸引力。(32)
外交政策。奈认为，一国的吸引力也依赖于通过外交政策的实质和风格所表达的价值。所有的国家都在外交政策中追求其国家利益，但是它们在如何定义其国家利益以及通过什么手段来追求外交利益上可以有所不同。建立在广泛的和有远见的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上的政策更容易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美国应当在同其他国家磋商的情况下提供像国际秩序、国际发展这样的公共产品。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单边主义者的政策和语调直接导致了美国在海外吸引力的下降。(33)奈认为，无论采用什么战术，外交风格都非常重要，谦卑的外交政策风格可以带来软权力的提升，然而，据2003年BBC在11个国家中的抽样调查，在所有国家中(包括美国)，有65％的人认为美国人是傲慢的。而且有许多人认为作为一个傲慢的超级大国，美国对世界构成的危险大于朝鲜。(34)
2006年2月，奈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对软权力的再思索》(Think Again：Soft Power)一文，重申了其在《软权力》一书中的观点，并且对国际关系学界对“软权力”概念的一些误读一一做了澄清。
三 从“软权力”到“巧权力”
“巧权力”概念并不是奈本人首先提出的，但它是建立在“软权力”概念的基础之上，而且得到了奈的认可。2003年以后，随着美国对伊拉克战争陷入困境，美国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2004年，美国资深媒体行政官苏珊娜·诺索尔(Suzanne Nossel)从新自由主义的视角提出了“巧权力”概念。在她看来，巧权力意味着美国的单边行动并不总是最有效的手段，只有通过诸如联盟、国际制度、审慎的外交以及理想主义观念等手段，把其他国家纳入实现美国目标的过程中，才能确保和扩大美国的利益。(35)诺索尔认为新自由主义理论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理念，但长久以来，这些理念都被“神圣化”了，因而无法在实际政策中体现出来，而通过建立“巧权力”这条逻辑主线，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多边合作就可以成为学术和时政之间的连接点。
2006年，约瑟夫·奈与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L.Armitage)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组建了“巧权力委员会”，共同研究美国反恐政策的新内涵。他们在2008年共同撰写的报告指出，巧权力建立在三个主要原则之上：(1)美国对世界事务的立场与美国的安全和繁荣息息相关；(2)美国当今面临的挑战只能与有能力的、心甘情愿的同盟者和伙伴一道来解决；(3)采用非军事手段可以提高合法性、效率和美国政府政策的持续力。为此，他们号召采用把硬性的军事力量和软性的“吸引力”结合起来形成巧权力这样一个完整的大战略。他们提出，要想成为一个具有更大巧权力的国家，美国需要投资于全球公共产品，这意味着，美国应当支持国际机构，注重国际发展，促进公共医疗，增加美国市民社会与其他国家市民社会的互动，维持开放的国际经济，认真地处理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36)
针对美国国际形象的下降和全球反美主义浪潮的兴起，奈不断强调硬权力与软权力结合的必要性。在奈相继发表的一系列报告和文章中，他对反恐战争的前景和合法性进行了理论剖析。(37)他认为，布什政府把反恐战争与冷战同等看待，一方面，布什对这场战争的持久性的判断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这种类比恰恰忽视了其中重要的一点：即冷战的胜利来自于硬权力(强制力coercion)和软权力(吸引力attraction)的巧妙结合。因此，面对当前的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美国必须制定一种更为全面的大战略：即用武力打击美国的敌人，同时通过威慑、劝说和吸引减少敌人的数量。在奈看来，在信息时代，国家的成功并不仅仅来自军队的优势，而且还要看“谁说得有理”。(38)因此，对于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美国在给予有效的军事打击的同时，必须使用软权力来赢得整个伊斯兰教世界大众的人心和头脑。奈认识到软权力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在某些特定的问题上(如核扩散)，软权力可能无法产生预期的效果，此时必须用硬权力来终结之。而对于另外一些问题，如推进民主和人权，软权力则是最好的办法。(39)
2008年，正值美国总统竞选激烈之时，奈出版了《灵巧领导力》(The Powers to Lead)一书，对小布什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进一步的批评，并对美国新领导者应如何重振美国的国际声望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奈在此书中进一步阐明了软权力的内涵，认为软权力与影响力不同，实际上只是影响力的一个方面。(40)与任何其他类型的权力一样，软权力既可用于善意的目的，也可用于恶意的目的，目的的好坏通常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41)对于如何把软权力和硬权力结合起来形成巧权力，奈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环境智慧(contextual intelligence)”，“环境智慧是一种直觉的判断技巧，它帮助领导者制定适合于目标的战术以创造巧妙的战略”，美国“需要环境智慧来制定把软、硬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完整战略”。(42)
不久，奈在《外交》杂志2009年7-8月号发表的《变得灵巧》(Get Smart)一文中强调，“许多不同种类的资源有助于提高软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软权力’这一术语可以表示任意一种行为”。(43)一个国家软权力的主要来源应包括“文化(如果它令他人愉悦)、价值观(如果它具有吸引力并始终如一地得到遵循)和政策(如果它被认为具有包容性和合法性)”。(44)奈认为，根据目前美国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环境，“通过向软权力投入更多的资本作为对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补充，美国可以重建应对全球性的严峻挑战所需的框架。这才是真正的巧权力”。(45)
2009年1月，在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首次提及“巧权力”，表明了对它的认同，并把它当做美国新政府的外交方针。她说：“我们必须使用被称之为巧权力的东西，在各种国际局势下，运用一切我们所能使用的手段——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选择适当的手段，或者是多种手段的结合。在使用巧权力时，外交将是我们对外政策的首选。”(46)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竞选中和竞选获胜之后，表示他的政府将摒弃小布什时代的单边主义，更加重视多边合作，并主张在美国领导世界时，不仅要运用硬权力，而且还应更加重视对软权力的运用。奈对此赞许道：他相信奥巴马可能在使用美国的软权力方面取得惊人的成就。这些都表明，奈的软权力和巧权力理论并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始终被用于为美国当前的外交政策谏言。
四 对奈的软权力理论的批评
尽管软权力已经成为时髦词语，特别是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在国际上过于偏重于使用硬权力以来，但是奈的软权力理论自诞生以来并没有得到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的广泛讨论和认同。在美国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核心学术期刊中，软权力概念的使用频率并不高。(47)美国战略学家和政策分析家十分关注软权力及其衍生的理论，但他们对软权力概念的使用仍然更多地集中在政策分析的层面上。(48)有的西方学者认为，该理论“存在过于肤浅而无深刻内涵等缺陷，奈所流露的大众化情绪虽然使得软权力理论十分易懂，但同时却给其学术性打了折扣，使其缺少严谨的逻辑结构”。(49)这一方面反映了该理论的政策取向，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软权力理论本身的学理缺陷。综合一些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软权力理论有如下弱点：
首先，奈的软权力理论是以输出国为中心的理论，它忽视了对接受国政治、文化、价值观、社会发展过程的关注，从而使该理论带有等级化世界的预设。在文化层面上，一些人质疑那些深受文化“吸引”的国家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产生文化输出国所预期的结果。(50)例如，奈谈到大量移民移居美国体现了美国的软权力，但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历史上的移民流入并不仅仅是由于文化的吸引和对自由价值观的认同，移民的原因非常复杂，贫穷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51)对大量留学生前往美国学习的解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52)不仅如此，对于那些消费美国文化产品的外国人究竟是受到美国文化的吸引还是由于美国宣传(如广告的大规模投入)的影响，他们究竟是真正理解这些文化产品中的美国价值观，还是仅仅受到高科技包装的吸引，(53)奈并未做出仔细的甄别。正如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指出的，“所有伊斯兰世界的孩子都喜欢可口可乐、麦当劳、汤姆·克鲁斯的动作片，但他们当中究竟有多少热爱美国？可能没有”。(54)因此，这些学者认为，尽管美国的移民政策、教育或文化市场可能对另一国产生影响，但软权力理论仍然需要澄清这种影响在接受国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在政治价值观层面上，批评者认为，奈的软权力理论几乎没有提及接受国仿效别国文化、价值观所引起的社会和心理变化。而历史表明，很多接受国在接受别国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的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出现的军国主义倾向、(55)东欧在苏联价值观影响下产生的社会动荡等，都是文化、价值观以及制度输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而这种效应是长期的，并不仅仅发生在国家构建的阶段。批评者指出，奈忽视了外来价值观与本土政治、文化、社会发展进程相结合所产生的冲突，而这种忽视往往会使输出国盲目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国家模式，结果反而会严重损害其自身的国际形象。
在外交政策层面，批评者指出，奈认识到通过使用软权力可以使一国的外交政策合法化，并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然而，奈却没有说明其他国家支持这项外交政策的真正动因是因为受到它的吸引还是国家利益所致，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出于理性来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别国的外交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56)为此可以说，奈把理论的关注点仅仅放在了权力拥有者的一端，而忽视了对权力另一端即接受国的分析，虽然强调了权力的投射作用，但却忽略了对权力的反作用。因此，这种理论的基点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对于西方新生代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而言，显得肤浅而过时。(57)
其次，批评者还不满于奈对权力的划分和对权力本质的诠释。在一些国际关系学者看来，奈把权力简单地划分为软权力和硬权力，除了会使决策者制定外交政策更为实用以外，在理论上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他们认为，软权力和硬权力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其相互作用也是复杂多变的。(58)在奈的理论发展的同时，许多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吸收了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对权力的划分和解释，不断对权力概念进行细化或组合，设立了适应不同国际形势的权力模型，从而更加清晰地揭示出当代国际政治过程中权力的运作规律。在这些权力模型中，一些硬权力资源与软权力资源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权力形态，如战略文化。(59)
此外，对于软权力和硬权力之间可能产生的相互排斥作用，奈的理论也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例如，美国强大的硬权力会巩固其软权力，但同时这种硬权力也会造成全球反美主义的出现，反而损害美国的软权力。因此，硬权力会在什么情况下对软权力产生支持作用，又在什么情况下对它产生损害作用，奈并未给出清晰的答案。这样，如果坚持对权力的这种二元划分方法，国际政治过程中的许多权力关系将无法被描述和分析。(60)为此，许多西方国际关系学者质疑奈所论述的权力的本质，认为它体现的是霸权价值观，并不具有普适性。这些批评者中的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学者指出，奈的权力划分是为维护美国的霸权而创造出来的。(61)在他们看来，软权力理论的最大缺陷是，它所注意到的权力的影响并非是全球化下权力的横向作用，而是等级化的纵向作用。如果沿此思路来制定国际战略，不仅不会使其他国家产生心向往之的吸引力，还可能造成它们的认知分歧，从而产生离心作用。
最后，由于软权力难以被测度和量化，其对一国政治进程的具体作用便很难被描述出来。软权力的性质决定了对一国软权力的测量往往是难以精确化的。奈承认这一点，但他认为可以通过调查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来测量该国的软权力。但吸引力往往是多变的，且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一国影响他国思想、世界观和处理对外事务的能力。此外，一个国家影响他国的一系列反应过程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来进行跟踪、分析，而且由于政治过程相对隐秘，整个跟踪过程并不能保证客观、真实。例如，奈对日本的软权力资源(如日本的漫画产业、对外援助数额、人均寿命的世界排名等)进行了细致的衡量，但他仍不能清楚地说明这些资源对其他国家产生了什么样的吸引力，对它们的政治进程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一些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奈过多地强调了反美主义的作用，他们用大量的数据表明美国的外交政策仍然具有影响力，反美主义在全球民众中的兴起并不会对他们国家的外交进程产生决定性作用，而且随着美国政治进程和外交政策的转向，反美主义也会发生改变。(62)不仅如此，批评者认为，奈的软权力理论中存在着大量主观性描述，这也使得一向注重科学性和严谨性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者难以接受。
综上所述，奈的软权力理论因其“本体论的简化论(ontological reductionism)”(63)而未得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普遍认同，美国新一代的国际关系学者对其理论在学术上的贡献还存在较大的争论。
在笔者看来，奈的理论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其隐含的美国中心主义使其看不到全球化背景下权力横向作用的事实，尽管奈承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也拥有软权力。奈推崇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强调“美国人是一个讲道德的民族，他们对道德的关注也被带入到外交政策之中，实际上许多人将道德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突出特色之一”，(64)其理论中明显潜藏了“美国例外论”意识，而这会加深其他国家对美国话语霸权的印象，有时甚至是反感。
至于对奈给出的软权力和硬权力之间的界限模糊的批评，笔者认为，奈所列出的从命令到诱惑，从强制到吸引的权力光谱，是一个相对合理的权力划分，结合奈的其他论述，至少在我们利用他的定义进行有关软权力的分析时，不会产生大的歧义。
五 中国学者的“软实力”概念
如今，当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达到一定的水平、综合国力大为增长、中国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之时，软权力/软实力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语，已有大量有关论著问世，它们对奈的软权力理论的创新性和局限性做了深入探讨，中国学术界还把“软权力”概念广泛应用于各种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之中。图2显示，在中国，关于软权力/软实力论著的数量自2004年以来急剧增长。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软实力概念还进入了官方报刊的语汇，而且受到了国家决策者的重视。连奈都兴奋地注意到，“一个令人着迷的例子是，中国已经开始运用软权力。胡锦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了增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性”。(65)
图2 中国期刊摘要中带有“软权力”或“软实力”一词的文章的数量
资料来源：Hongying Wang and Yeh-Chung Lu,"The Conception of Soft Power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7,No.56,2008,p.426。
郑永年和张弛在《国际政治中的软力量以及对中国软力量的观察》一文中对软权力在中国引起的重视做了中肯的描述：“由于学术界的推崇，加上媒体的炒作，奈的软力量概念近年来已经传遍中国。”(66)从图2中可以看出中国学者撰写的关于软权力/软实力的论著在急剧增长。
2009年3月10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巧权力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软权力：正在进行的争论》的报告，(67)该报告注意到了中国学者发展奈的原始理论框架以及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软权力”的过程，并对此进行了分析。报告认为，尽管中国学术界对软权力的辩论十分激烈，而且软权力也被纳入了官方语汇，但中国还没有形成一套综合的、连贯的应用国家软权力的战略。
在撰写此文时，笔者在对现有的中国学者的论著做了细致的梳理之后，深切地感到，一方面，中国学术界目前关于软权力的讨论实际上是一次以对自身政治、文化、外交政策的认知为基础的理论探索，它试图“突破奈的理论框架”，把软权力理论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为中国发展自身的软权力出谋划策。这是十分可取和应予以完全肯定的。但另一方面，基于我们所读到的大量论著，我们又感到，由于缺少被普遍认同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视角，现有的理论探索仍较为分散和随意，因而缺少理论指导意义。软权力/软实力概念目前已在中国众多领域里被使用，从哲学到军事学，从文学到医学，但由于缺乏明确和统一的定义，造成了这一概念在很多情况下被滥用和曲解。
在此，笔者拟就如何推进中国软权力理论研究提出一些看法。首先，我们需要统一对软权力概念的理解。国内学术界对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译法，包括“软权力”、“软实力”、“软力量”和“柔性权力”等。目前出现最多的译法可能是“软实力”。这些不同的译法事实上反映了学者对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英文的“power”虽然有“strength”、“force”、“capacity”等词的含义，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与之互换，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学术术语，它的中文译法只有一个——“权力”。(68)而且软权力概念是从权力概念发展而来的。从笔者的观察来看，凡是了解笔者在本文的开头部分所介绍的“软权力”概念与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中的“权力”概念之间的关联，而不是仅仅截取奈对“软权力”的论述的学者，都倾向于使用“软权力”的译法，因为在学术研究中，对概念的使用必须保持前后一致性，这是不可违拗的学术规范。有的学者提出，翻译成软实力或软力量，可以消解权力本身具有的控制性与扩张性，也适合于用这个概念来进行国内政策的研究；也有人认为，使用软权力概念会陷入美国中心主义理念下的霸权思维陷阱。这种在赋予“软权力”概念贬义的前提下产生的担忧其实是多余的，因为正如“保守主义”概念在西方是一个不带褒贬之意的中性词一样，“权力”概念也是如此。
这样说并不是表示我们完全反对使用“软实力”一词，“软实力”至少有通俗易懂的长处。我们只是觉得有必要提醒研究者，在我们使用它的时候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如果把它称之为“实力”，就意味着割断了奈努力建立的学术链条，实际上也就使它从学理层面脱离开来，这就会大大削弱中国学者使自己的研究学理化的努力，使得原本已被批评为缺少理论性的软权力分析更加流于肤浅。而且，“实力”是现实存在，而“权力”则是在关系或相互作用下产生的，是用以分析两个以上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的。借用罗伯特·A.达尔的说法，当我们关注权力时，我们感兴趣的是在人类的相互作用中，“A的意图和B的行动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69)可能有人会说，我们不在乎西方学者怎么评论，我们为什么要拘泥于西方的话语权？但这里要注意的是，在国际上进行交流时，我们能否让别人信服，接受我们的观点，关键取决于对方能否听懂我们阐述的概念，接受我们的分析逻辑。这就引出了在概念上与西方学术界“接轨”的必要性。我们可以用“软实力”这个词，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其理论脉络。实际上，至今中国学者的论述尚缺乏理论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造成的。
其次，如果中国学者想要发挥奈的软权力理论，那就必须清晰和完整地了解这个理论及其发展，但是从我们读到的中国学者的论著中，我们发现大多数人是根据奈从1990年到2002年提出的观点来对其理论进行评论的，可是这样一来，他们就忽略了奈自那时以来对其理论不断完善的努力。对照奈1990年的论文《软权力》、2004年的著作《软力量：世界政坛的成功之道》以及2006年的文章《对软权力的再思索》，我们可发现，他已经对自己的理论做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改，对已有的对其观点的误解做了澄清，对一些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而对此却很少有中国学者进行过跟踪研究，这样，他们在讨论时所引证的奈的观点就未必是奈的确切意思。此外，大部分学者都没有注意到奈的理论的演化背景，因而忽略了他在1989年首次提出其理论时与2002年以后他修正自己的理论时其动因有何不同。实际上，奈最初提出软权力理论时，是为了批驳美国衰落论，而到2002年以后，他是为了批评小布什政府在国际上滥用硬权力的做法，后者更加具有实际政策的含义，而且从对布什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批评的角度来看，也更加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奈有一个始终如一的关怀，那就是美国应如何更好地维持自己的世界领导地位和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
最后，我们认为，中国学者对软权力概念可以有自己的解释，也可以由此推出中国所具有的软权力，例如“以理服人”、“以德服人”，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或孟子的“王道”而非“霸道”(军事力量)。但是，作为一种理论说明的尝试，必须解释为什么这些可以被看做是软权力的资源，是根据什么标准来衡量，它们与硬权力有哪些质的区别。如果不是如此，在中国学者之间就会缺少一个共同的争论平台。中国的学者大多并未对中国软权力的内涵、特征和界限给出明确的说明，而仅仅从各自不同的知识背景、学术视角和价值取向出发对其做出解释。尽管这种做法在一定意义上开阔了视野，但却导致了认知上的差异、标准的混乱和实践意义的降低。任何成功的战略都需要有一种统一、明确的理论作支撑，中国要建立适用于自身条件的软权力战略，有一个相对统一、明确的理论框架是一个前提。做到这一点，也便于其他国家观察、了解和认识中国的软权力。此外，我们提出这一问题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在各国的软权力之间进行比较，因为只有建立起一个共同的讨论平台，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六 中国的软权力
奈的软权力理论固然存在不足和缺陷，但它对于我们对中国软权力的思考无疑能够提供很大的启发。根据奈的软权力理论，我们在此尝试提出一个观察中国软权力资源的思路，但由于对中国软权力的讨论可以作为另一整篇论文的题目，在这里不可能完全展开。我们也从奈所说的软权力的三个资源来考察中国的软权力：
(一)中国文化
文化，无论是高雅还是通俗，其本身有值得欣赏的魅力，但作为软权力的资源，其重要性在于它是使对方了解中国核心价值观念的渠道，正如美国的价值观念是通过高雅文化(教育、出版、艺术)和通俗文化(影视、体育、流行歌曲甚至麦当劳)来传播的一样。吸引力、诱惑力或引起认同的前提是了解和理解。一些人可能会忽略办孔子学院或走出国门的文艺演出，其实细细品味，这些也都是软权力的资源。例如，一场西藏歌舞的演出可以使外界了解到中国非但没有扼杀藏族的民族文化，而且在致力于民族团结和挖掘、保护藏族的传统文化。即使是在孔子学院中讲授中文，也是在做中国文化的传播工作，因为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同时介绍和传播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
正如奈说的那样，美国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大量的留学生，当他们回国之后，他们对美国的好感都会有所加强，中国接受外国留学生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根据2009年3月25日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提供的信息，2008年度共有来自189个国家和地区的22万多人来华留学，比2007年增长了14.32％，他们分别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92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学习。韩国、美国、日本居于前三位。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张秀琴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2008年，中央财政对来华留学工作加大了投入力度，中国政府奖学金发放规模及受益范围明显扩大。2008年，中国政府奖学金总人数达到了13 516名，同比增长了33.15％。自费留学人员达到了近21万人，同比增长了13.29％。(70)
中国还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是中国同其他国家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旨在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外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截至2009年11月，全球已建立了282所孔子学院和274个孔子课堂，共计554所，分布在88个国家和地区。282所孔子学院设在84国，具体数字为：亚洲27国70所，非洲15国21所，欧洲29国94所，美洲11国87所，大洋洲2国10所。272个孔子课堂设在28国(缅甸、马里、巴哈马和突尼斯只有孔子学院课堂，没有孔子学院)，其中，亚洲10国27个，非洲4国4个，欧洲7国34个，美洲6国205个，大洋洲1国2个。这些学院已经成为各国学习汉语文化、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场所。(71)
此外，中国还建立了与其他国家的许多文化交流项目，例如，在法国和俄罗斯举办的中国“文化周”；中国演奏家和歌唱家自21世纪以来多次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演出；2005年在美国举办的“中华文化美国行”活动，得到了一些同中国关系密切的美国著名大型企业的支持；(72)1999年对将近100种外文出版物颁发首届“金桥奖”等。在体育方面，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并取得金牌总数第一，受到了其他国家的普遍赞扬；以篮球运动员姚明为代表的中国运动员日益在西方民众中得到认可和赞赏。在电影业方面，中国电影在世界知名电影节中屡屡获奖，使西方观众更多地了解了中国的社会习俗和社会特征。近年来，中国的春节庆祝活动已逐渐成为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在2010年春节期间，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给予了中国这一传统节日相当大的重视，开展了一系列演出、展览和庆典活动。(73)
(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体现了治理国家的方法。迄今，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中，人们都公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成功的。有人把中国发展模式称为“北京共识”。随着“华盛顿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和批评，“北京共识”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在过去的20-30年中，在经济发展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模式是使产品、劳动和资本市场自由化，解除监管，实行私有化等，这些也被统称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这个概念最初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于1989年提出的，用来概括一套包括十项具体经济政策的药方，作为发展中国家“标准的”一揽子改革措施，旨在通过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以及美国财政部等来帮助受到危机困扰的发展中国家走出困境。(74)然而，自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自由市场模式受到了严厉批评，一些经济学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们把这场危机归咎于尚未成熟的、混乱的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在一些实行改革的发展中国家中，许多人抨击“华盛顿共识”给出的改革药方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稳定，造成了1999-2002年阿根廷的经济危机，并加剧了拉丁美洲国家中的经济不平等。早在2004年就有美国学者批评说：“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代价！”(75)
引人注目的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产生了新一轮对“华盛顿共识”的更深刻的反思，它主要不是来自发展中国家，而是来自美国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和比较政治学家。他们不像前些年大多数批评“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学家那样，仅仅审视约翰·威廉森给出的经济措施的适用性，而是对作为经济发展模式的“华盛顿共识”本身提出了质疑。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注意到，虽然住房泡沫和泡沫的破裂是经济周期的特征之一，但是经济衰退的影响被不受监管的金融机构的杠杆作用大大放大了，这是由于先前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和金融市场分析家对不受监管的金融部门所制造的大量金融衍生品掉以轻心。然而，这些做法不仅对美国，而且对整个全球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导致华盛顿决策者的威信一落千丈。(76)
一些关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济学家和比较政治学家在全球经济危机面前提出以下问题：金融危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来说意味着什么？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应当怎样看待国家在发展中的作用？是采取完全受市场驱动的发展，还是采取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的、代表了更大国家干预的“北京共识”的方法？他们自问，“北京共识”是否会成为发展的另一种选择模式？西方理论家注意到，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看上去仍然富有活力，拥有自信，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制度方面仍能够实行有效的控制。然而，在中国保持较稳定增长的同时，西方工业国家却似乎不能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这促使西方理论家开始对发展模式及政治模式进行重新评估。与此同时，“北京共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三)中国的外交政策
外交之所以被看做一国的软权力资源，是因为通过外交的内容和风格一国可以向其他国家传达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政治体制，而且，建立在广泛的和富有远见的对国家利益界定上的外交政策更容易使一个国家产生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需要注意的是，在国际上受到多数国家赞赏的外交政策一定要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相一致，即它要有助于解决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尊重别国主权和各国选择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的权利；和平发展，追求和谐世界，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利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负责任的大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等。
自1978年起，中国领导人开始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确定为首要目标。追求现代化意味着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现代化”或发展被当做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优先考虑。目标的改变决定了中国国内外政策的变化，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国内要实行改革，对外要实行开放。中国的现代化也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为此邓小平反复强调，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他在1984年声明：“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并在1985年时强调，“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77)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同时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总体形象的变化最初始于东南亚地区。自冷战结束起中国一直在做出种种努力来改善同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这些努力最终到1997-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收到了成效。世界各国广泛承认，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国际形象变化的转折点，它为中国在改善自身形象上取得突破提供了一个良机。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履行了对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给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并给予泰国100万美元的双边经济援助。而相比之下，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并没有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来帮助对付亚洲金融危机，而且拒绝给予泰国双边援助，因而被广泛看做是任由亚洲金融危机恶化，意在从中获利，从而引起了东南亚国家的普遍不满。(78)甚至日本也被批评为没有尽力来帮助东南亚国家。在若干年后，东盟国家和美国都承认，经过亚洲金融危机，“在美国、日本和中国之中，中国是唯一一个在东盟成员国中改善了形象的国家”。(79)2003年11月，曼谷的一项民意调查提出这样的问题：“哪一个国家是泰国最亲密的朋友？”76％的受访者认为是中国，只有9％的人选择了美国，而美国是冷战时期泰国长期的军事盟国和泰国产品最大的进口国。(80)《华盛顿邮报》在2003年1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评论道：亚洲的外交家和分析家认为，“中国正在其邻国中建立这样的声誉：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和亚洲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发动机”。(81)2002年11月，中国同东盟国家签订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全面启动。据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中国和东盟的贸易将占到世界贸易的13％，成为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达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相应的，中国的外交理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1998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首次阐述了中国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标志，它的核心有两个：一是通过“互信互利”来促进真正的安全，另一个是合作安全的观念，也就是说要摒弃冷战思维，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作为“新安全观”的补充，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还提出了“以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的中国周边外交方针。其主要目标是使邻国相信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不会扰乱地区和全球秩序。在“新安全观”的基础上，胡锦涛主席于2005年提出构建和谐世界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实现和谐世界应通过和平方式、协商、谈判来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尊重各国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加强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把联合国作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维护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权威。
“和谐世界”的观点是建立在对全球化的认识之上的。在后冷战时期，世界正在经历着经济上日益相互依赖的全球化进程。冷战结束之后，随着传统安全威胁的减弱，一些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引人注目的严重问题，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毒品走私、恐怖主义、环境污染、传染性疾病以及人道主义危机等，这些是人类所遇到的共同问题，各国在这些问题发生时一损俱损，利益相关。近年来变得日益突出的气候变化就是这样的问题之一，对此中国表示愿意与发达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加强在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之快，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发展了多层次的地区政策，包括多边的和双边的，并在军事、文化、政治和经济等领域里进行了交流合作。1990-1999年，中国在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第七条款(在和平受到威胁时安理会有权授权进行干预)进行的投票中，在84％的情况下支持了授权，其他投票为弃权。1977-1995年，中国所加入的国际组织从21个增加到49个，加入的非政府组织从71个增加到1 013个。(82)根据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的统计，1996年，中国加入的各种地区和全球性机构是美国的70％，是印度的80％，是世界各国平均值的180％。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加入的跨政府间国际组织几乎为零，而到90年代中期，中国加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已经接近于发达国家。(83)根据另一个统计，到2003年，中国参与全球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比率达到61.19％，在所有参与国中与匈牙利等6个国家并列第12位。(84)中国不仅加入了这些组织，而且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其规则的制定。在中国加入国际贸易和投资制度方面，美国学者玛格丽特·皮尔逊(Margaret M.Pearson)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对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出了相当大的让步，中国融入世界贸易和投资制度的速度、强度和深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85)
中国的外交成就还包括：改善了同所有14个邻国的关系，解决了从老挝到哈萨克斯坦的领土纠纷；同俄罗斯签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与中亚国家和俄罗斯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并把它作为地区安全论坛；2006年11月，中国邀请48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到北京参加中非合作论坛，旨在发展更密切的中非合作和贸易；推动通过六方会谈和平解决朝核危机；中国参加了联合国维和行动，2007年向黎巴嫩派遣了1 000人的维和部队，这是它在中东第一次如此大的行动，赢得了国际声誉。自1989年起，中国共执行了22项维和任务，累计派出维和人员上万人次。2000年，中国派遣的维和人员总共不到100人，而在2003年之后，中国派遣维和人数的增长尤为迅速，截至2008年11月底，中国共有2 146名警官和士兵执行了11项联合国维和任务，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所派遣的维和总人数仅次于法国，在所有119个派遣国中名列第四。(86)
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和成为一个负责任国家的努力确实减少了国际上对“中国威胁”的担忧。根据2004年11月15日至2005年1月5日BBC的调查，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被大多数国家看做是正面的。在20个国家总数为22 953人的调查对象中，48％的人认为中国的实际作用主要是积极的，仅有30％的人认为主要是负面的(部分人没有回答)。大多数受访者也认为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所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在20个国家的17个国家中，把中国的影响看做是正面的人多于看做是负面的人。这些数据都好于对美国和俄罗斯的评价。(87)
对外援助也是一国的软权力资源。根据2005年12月22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到2005年，中国已向110个国家和地区组织提供了援助，涉及2 000多个项目，并为44个发展中国家减免了总价值为166亿元人民币的债务。(88)据官方统计，1995年中国的对外援助开支是29亿元人民币，到2008年增加到125.59亿元人民币，2009年的预算为138.87亿元人民币。(89)
中国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显示，在1957-2007年的50年间，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了800多个援助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137个农业项目，133个基础设施项目，对43个非洲国家派出了1.6万人次的医疗队(中国从1963年起向发展中国家派出医疗队)。仅在2003-2005年的3年中，中国为非洲国家训练了1万多名各种类型的技术或医疗人员。中国的这些对外援助项目都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90)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国对31个最贫困和最不发达的国家免除了109亿元人民币的债务。(91)2002年，中国向非洲开发银行捐赠了5 000万美元，并决定用2 000万美元在亚太地区建立“中国减贫和区域合作基金”。(92)以上这些援助项目仅仅是全部项目的一部分。
其他国家的赞许和中国国际形象的改变表明了中国软权力的增强。但这并不意味着与一些大国相比中国已经具有了软权力优势。事实上，许多国家的人民对中国及其外交政策的了解还非常有限，而且中国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上得到的认同大多来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和国际组织中还缺乏话语权。虽然对外交流确实能够增强相互理解，软权力的形成却需要其他国家对中国价值观和制度的认同。因此，中国在获得能够与自身硬权力相匹配的软权力方面仍然任重而道远。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修改意见。
注释：
①[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邓正来等编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95页。
②Max Weber,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London:Free Press,1947,p.152.
③Andrew S.McFarland,Power and Leadership in Pluralist System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13.
④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595页。
⑤[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⑥[美]汉斯·摩根索著，卢明华、时殷弘、林勇军译：《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⑦Pierre Hassuer,"Raymond Aron and the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9,No.1,1985,p.30.
⑧Peter Bachrach and Morton Baratz,"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Vol.56,No.4,1962,pp.948-949.
⑨Steven Lukes,Power:A Radical View,London:Macmillan Press,1977,p.25.
⑩Graham Evans and Jeffrey Newnham,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Penguin Books,1998,p.447.
(11)Klaus Knorr,Power and Wealth:The Political Economic of International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1973,p.35.
(12)[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43页。
(13)Michale Barnett and Roymond Duvall,"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1,2005,p.41.
(14)Michale Barnett and Roymond Duvall,"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55,43.
(15)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第151-203页。
(16)[美]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5-43页。关于保罗·肯尼迪对大国兴衰“铁律”的详细论述，可见该书的前言部分。
(17)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葛兰西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讨论软权力的理论家。在其《狱中书简》中他明确提出，霸权国家为了维系自己的地位，通常会使用武装部队这样的硬权力以及意识形态和文化这样的软权力。参见Antonio Gramsci,Antonio Gramsci:Further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95,p.45；郑永年、张驰：《国际政治中的软力量以及对中国软力量的观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第7页。
(18)Joseph S.Nye,Jr.,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Inc.,Publisher,1990.
(19)Clarissa Rile Hayward,De-Facing Powe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23.
(20)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rgan,"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Vol.75,No.4,1996,pp.20,23.
(21)Joseph S.Nye,Jr.,"The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and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8,No.2,2002,pp.333-344.
(22)[美]约瑟夫·奈：《当新罗马帝国遇到新野蛮人》，载[美]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页。
(23)[美]约瑟夫·奈著，郑志国、何向东、杨德、唐建文译：《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24)[美]约瑟夫·奈：《软权力》，载约瑟夫·奈著：《硬权力与软权力》，第107页。
(25)[美]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的成功之道》，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26)Joseph S.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4,p.5.
(27)Joseph S.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p.6.
(28)Joseph S.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p.52；[美]约瑟夫·奈、王缉思：《中国软实力的兴起及其对美国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6期，第7页。
(29)Joseph S.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p.15.
(30)Joseph S.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pp.47-51.
(31)Joseph S.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p.55.
(32)Joseph S.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pp.55-57.
(33)Joseph S.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pp.63-64.
(34)Joseph S.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pp.66-67.
(35)Suzanne Nosscl,"Smart Power," Foreign Affairs,Vol.83,No.2,2004,pp.131-142.
(36)Richard L.Armitage and Joseph S.Nye,Jr.,"CSIS 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A Smarter,More Secure America," CSIS Commission,2008,p.3.
(37)Joseph S.Nye,Jr.,"Smart Power and 'War on Terror'," Asia-Pacific Review,Vol.15,No.1,2008,pp.1-8; Richard L.Armitage and Joseph S.Nye,Jr.,"CSIS 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A Smarter,More Secure America," CSIS Commission,2008,pp.1-90; Joseph S.Nye,Jr.,"Recovering American Leadership," Survival,Vol.50,No.1,2008,pp.55-68.
(38)Joseph S.Nye,Jr.,"Smart Power and ‘War on Terror'," p.5.
(39)Joseph S.Nye,Jr.,"Smart Power and ‘War on Terror'," p.5.
(40)[美]约瑟夫·奈著，李达飞译：《灵巧领导力》，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41)约瑟夫·奈著：《灵巧领导力》，第40页。
(42)约瑟夫·奈著：《灵巧领导力》，第84页。
(43)Joseph S.Nye,Jr.,"Get Smart," Foreign Affairs,Vol.88,No.4,2009,p.160.
(44)Joseph S.Nye,Jr.,"Get Smart," p.161.
(45)Joseph S.Nye,Jr.,"Get Smart," p.163.
(46)Hendrik Hertzberg,"Smart Power," New Yorker,Vol.84,No.46,2009,p.24.
(47)Alexandre Bohas,"The Paradox of Anti-Americanism:Reflection on the Shallow Concept of Soft Power," Global Society,Vol.20,No.4,2006,p.399.
(48)Yanzhong Huang and Sheng Ding,"Dragon's Underbelly:An Analysis of China's Soft Power," East Asia,Vol.23,No.4,2006,pp.22-44; Jaime Preciado Coronadom,"Between Soft Power and a Hard Place:Dilemmas of the Bush Doctrine for Inter-American Relations," 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ies,Vol.21,No.3-4,2009,pp.321-335; Barry Munslow,"Loosing Soft Power in Hard Places:Humanitarianism after the US Invasion of Iraq,"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Vol.9,No.1,2009,pp.3-13; Joshua Kurlantzick,"The Decline of American Soft Power," Current History,Vol.104,No.686,2005,pp.419-424; Francis Fukuyama,"US Must Balance Hard Power with Soft Power,"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Vol.21,No.3,2004,pp.29-31; Sebastian Bersick,"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and the Role of European Soft Power," Asia Europe Journal,Vol.4,No.2,2006,pp.251-264.
(49)转引自张晓慧：《“软实力”论》，载《国际资料信息》,2004年第3期，第28页。
(50)Todd H.Hall,"A Hard Look at Soft Power," Unpublished Manuscript,2009.
(51)Todd H.Hall,"A Hard Look at Soft Power," Unpublished Manuscript,2009.
(52)Alexandre Bohas,"The Paradox of Anti-Americanism:Reflection on the Shallow Concept of Soft Power," p.410.
(53)"Worldwide Trailer 'Roadblock' Debut for Walt Disney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At World's End' to Reach an Unprecedented Global Audience," Business Wire,March 17,2007.p.3.
(54)Niall Ferguson,"Think Again:Power," Foreign Policy,No.134,2003,p.21.
(55)Todd H.Hall,"A Hard Look at Soft Power," Unpublished Manuscript,2009.
(56)Frank Schimmelfennig,"The Community Trap:Liberal Norms,Rhetorical Action,and the Eastern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5,No.1,2001,p.65; Todd H.Hall,"A Hard Look at Soft Power," Unpublished Manuscript,2009.
(57)Alexandre Bohas,"The Paradox of Anti-Americanism:Reflection on the Shallow Concept of Soft Power," p.410.
(58)Michale Barnett and Roymond Duvall,"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43.
(59)对战略文化的诠释和分析，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i; Elizabeth Kier,"Culture and Military Doctrine:France between the Wa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4,1995,pp.27-43.
(60)Alexandre Bohas,"The Paradox of Anti-Americanism:Reflection on the Shallow Concept of Soft Power," p.398.
(61)Michale Barnett and Roymond Duvall,"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43.
(62)Alexandre Bohas,"The Paradox of Anti-Americanism:Reflection on the Shallow Concept of Soft Power," p.410.
(63)Alexandre Bohas,"The Paradox of Anti-Americanism:Reflection on the Shallow Concept of Soft Power," p.412.
(64)Joseph S.Nye,Jr.,"Ethics and Foreign Policy," The Aspen Institute Quarterly,Winter 1991,pp.1-26；[美]约瑟夫·奈：《伦理与外交政策》，载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第41页。
(65)"Joseph Nye on Smart Power," July 3,2008,http://www.hks.harvard.edu/news-events/publications/insight/international/joseph-nye-smart-power.
(66)郑永年、张驰：《国际政治中的软力量以及对中国软力量的观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第7页。
(67)Bonnie S.Glaser and Melissa E.Murphy,"Soft Pow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hinese Soft Powe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http://www.esis.org/component/option,com_csis_pubs/task,view/id,5326/type,1/.
(68)例如，韦伯提出，在政治社会中权力是由经济、身份和党派三个要素构成的。其中“权力”一词的英文词就是“power”。参见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Berkley and Los Angele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p.926-940.
(69)[美]罗伯特·A·达尔著，王沪宁、陈峰译：《现代政治分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7页。
(70)《2008年来华留学生超过20万，韩美日位列前三位》，载《北京晚报》，2009年3月27日，http://www.chinaqw.com/lxs/dxzj/200903/27/156846.shtml.
(71)《孔子学院》，2009年10月30日，http://www.hanban.org/content.php?id=3258.
(72)赵启正：《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的沟通艺术》，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页。
(73)陈鹏：《春节：中国文化名片，核心价值是关键》，载《瞭望》，2010年2月8日，http://news.hexun.com/2010-02-08/122640449.html.
(74)"Washington Consensus," Wiki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Washington_Consensus.
(75)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76)"New Ideas in Development after Financial Crisis," April 22,2009,http://www.cgdev.org/doc/events/New%201deas%20in%20Development%20Conference,%204.22-23.09/Open_Remarks_Transcript.pdf.
(7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105页。
(78)Douglas Webber,"Two Funerals and a Wedding? The Ups and Downs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and the Asia-Pacific after the Asian Crisis," Pacific Review,Vol.14,No.3,2001,pp.356-358.
(79)Alice D.Ba,"China-ASEAN Relations:The Significance of an ASEAN-China Free Trade Area," in Tun-Jen Cheng,Jacques deLisle and Deborah Brown,eds.,China under Hu Jintao:Opportunities,Dangers,and Dilemmas,Hackensack: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Pte.Ltd.,2006,p.318.
(80)Alice D.Ba,"China-ASEAN Relations:The Significance of an ASEAN-China Free Trade Area," p.318.
(81)Philip P.Pan,"China's Improving Image Challenges U.S.in Asia," Washington Post,No.15,2003,p.A01.
(82)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Introduction:China Joins the World" in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eds.,China Joins the World:Progress and Prospects,New York: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1999,p.41,n.1.
(83)江忆恩：《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第5页。
(84)王玲：《世界各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比例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1期，第51页。
(85)Margaret M.Pearson,"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Regime," in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eds.,China Joins the World:Progress and Prospects,p.191.
(86)国际危机组织亚洲报告第166号：《中国的联合国维和贡献与日俱增》，2007年4月17日，第1、5页，详情可登录http://www.crisisgroup.org.
(87)"China's Influence Is Seen as Positive," BBC News,March 5,2005,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4318551.stm.
(88)国务院新闻事务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2005年12月22日，http://www.southcn.com/news/china/zgkx/200512220281.htm.
(89)《2009年中央财政收入预算表》，财政部网站，http://www.mof.gov.cn/mof/zhengwuxinxi/caizhengshuju/200903/t20090319_124155.html.
(90)《中国50年向非洲提供累计800多个援建合作项目》，2007年1月29日，http://www.cnhubei.com/200701/cal266242.htm.
(91)温家宝：《加强中非合作，促进互利共赢》，2006年11月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1/04/content 5290230.htm.
(92)"China Attaches Importance to International Anti-Poverty Cooperation," People's Daily,May 27,2004,http://www.china.org.cn/english/2004/May/966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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