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哲学的文化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征论文,哲学论文,文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命题和核心思想，辨证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相互关系，是毛泽东在充分继承中国文化精神传统的同时，保持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属性的关键，是我们正确地理解毛泽东哲学的文化特征的基本点，也是我们全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涵和本质的核心所在。那么，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在毛泽东哲学中的地位？毛泽东又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和回答，直接涉及到对毛泽东哲学的性质的把握问题，涉及到如何正确认识和看待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双重文化性格问题，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未来走向和深入发展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所谓“儒学化”问题
在西方“毛泽东学”的研究中，有一些学者特别强调和重视对毛泽东哲学民族特色和特征的研究，认识到毛泽东哲学所具有的双重文化性格，但他们往往夸大毛泽东哲学的民族特色，认为毛泽东哲学所具有的民族特色恰好表明了毛泽东哲学是“儒学化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融合”而成的产物；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简单“综合”。从这一理解前提出发，他们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就是把作为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要求相结合。有的干脆就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非是一种“儒学化”，是“引儒入马”。他们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根据毛泽东哲学著作中一些核心概念范畴的表述和传统哲学核心范畴相同，由此断定毛泽东哲学直接接受了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的内涵，没有超越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一些学者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一致性，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范畴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类似①，有的强调中国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唯科学主义”立场上的相似②，等等。如美国学者窦宗仪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贡献大部分处于儒家哲学的范围之内”。其基本论据在于：一是，在矛盾问题上，“《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显然是儒学式的，尤其是带着新儒学《太极图说》的姿态”；二是，在认识论领域里，毛泽东是以“人定胜天”的儒学信念为基础，“制定了他的政治公式——通过武装力量以建立农村根据地，通过农村包围城市以推进革命”。他还认为“通观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文献，没有再比他们在认识上坚持实践第一这一点更为接近完全相同的论述了”。③ 同样的意思，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也认为：《实践论》和《矛盾论》“其渊源可以追溯到非常古代的中国观念中去。它们是‘实事求是’和古代的‘阴阳’辩证法”④。他在其《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还专门写了一节题为“综合或折衷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中国成份和马克思主义成份”，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否实际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变型，从而归根到底仍是西方化的一种媒介？或者相反，其思想的逻辑和模式愈来愈中国化？也许毛的思想根本就没有任何联系，只是两条脉络，时而侧重某一面，时而又混杂着各种意向，是一种由各种不同成份构成的粗拙的东西。”⑤ 以费正清、列文森、罗兹曼、窦宗仪等为代表的学者，他们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只是儒学传统思想的改头换面的延续。如列文森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看作只是“井田制的翻版”，“中国共产主义者撰写的历史似乎持的都是非儒学的态度，而实际上，又似乎只能把它理解为对儒学的继承。”⑥ 而作为研究现代化的“新文化学派”的著名代表罗兹曼则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的政策加强了儒学遗产的种种因素……中国共产主义者攻击许多传统，但最终却依赖于集体主义、家族中心的、公社取向的、裙带关系的和个人化的极端联合。”⑦西方类似这样的评论很多。基于此，他们倾向于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看成是“被儒学思想方法的同化”。
第二，根据毛泽东的著作中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原话的引用不如中国传统典籍多，由此判定和得出结论说毛泽东哲学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儒学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国学者杰克·格雷在《中国·共产主义和孔夫子主义》一书中就这样写道：“中国的共产主义的历史背景是儒家思想”，“毛泽东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的关系非常紧密，几乎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思想特征的翻版。”而另一位美国学者霍勒布尼奇在《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一文中认为，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虽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但究其根源，则属于中国传统哲学。他提出的根据之一，就是《毛泽东选集》所引用资料的统计，证明他读过的书以中国古籍为多，马列著作则很少。⑧ 事实上，类似以上观点，在国外学者中是相当普遍的，在国内一些人中亦存在模糊认识。
第三，因为毛泽东晚年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复归，由此断定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一个传统主义者，否定了毛泽东对传统文化和哲学的有意识改造和批判。如美国学者施拉姆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及此消彼长的演变过程作为解释毛泽东晚年失误的重要依据，他说：“中国成份和西方成份都在毛泽东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⑨，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遗产共同作用的结果”⑩ 在他看来：“毛思想中的这两种性质以及他本人对此的领悟都在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着。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始终把一种西方血统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视为他一心想编织的社会和政治织物的经线和纬线。但到50年代后期，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开始沿着一种方向发展，这种方向既反映了‘大跃进’政治气氛的影响，同时又反映了对源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方式的越来越多的强调。”(11)。但施拉姆最终认为，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传统、现实生活和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等因素起主导作用，这些因素犹如一面棱镜，毛正是通过这面棱镜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的最深层的动机仍然是与中华民族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虽然他决心在尽可能短的时期里改造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目的是为了使中国恢复他认为的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说，毛确实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12)。
以上，一方面表明国外学者对中国传统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文化特质研究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深入分析毛泽东哲学的本质特征，进一步探讨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原因提供了新的文化视角。但其得出的结论不敢苟同，也值得分析。
二、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在毛泽东哲学中的地位
众所周知，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中，马列主义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来源；中国优秀的哲学传统是毛泽东哲学的文化背景和资源；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是毛泽东哲学形成发展的现实基础。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哲学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主要体现在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一致、社会目标和信仰的一致、理论诉求与致思趋向的内在一致上。从毛泽东哲学的理论体系和实质看，它归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新的理论形态。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毛泽东哲学具有它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表现形式，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有浓郁的中国民族化的色彩。而毛泽东哲学民族特色和形式的形成和获得，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滋养，离不开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吸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毛泽东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语言表达方式。关于这点，在毛泽东哲学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和反映。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历来崇尚简明扼要、言简意赅，常常以近乎格言的形式来表达深刻的哲理。例如，《论语》每章只有寥寥数语，而且上下章似乎没有任何联系。《老子》全书只有大约五千字，但从中却能见到老子哲学的主旨。另外，中国文化的表达方式常带有某种审美的意味，其叙述方式和论证方式，比较偏重于比喻和象征，即通过隐喻来达到描写和证明的双重目的。这也是中华文化表达的一个鲜明特点。 《老子》全书都是名言隽语，《庄子》各篇大都充满比喻例证。而通观毛泽东著作，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非常善于运用类比和象征的手法来比喻、说明深刻的哲学道理。比如：他用箭和靶的关系来比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并用左丘明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来说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说明实践对认识的重要性；他还用“一分为二”“不是冤家不聚头”等等来表述对立统一规律，并通过引用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来说明矛盾的转化思想；此外，他还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单打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来表述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等。所有这些提法既准确又生动形象。正是通过这些类比和象征，使具有西方表述方式和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变得浅显易懂，从而真正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和易于接受，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这块沃壤上牢牢扎根、深入人心。
另外，中国是一个优秀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文明古国，但近代以来经济落后，文化科技不发达，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低，素质也不高。这就决定了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为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所掌握，变为手里的尖锐武器，就必须尽可能地使之通俗化、大众化，这也是毛泽东十分注意运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和民间成语来比喻和阐明深奥的哲理的原因所在。
二是，毛泽东还借用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些概念、范畴、命题，来提炼、概括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内涵，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如毛泽东批判吸取了先秦的韩非提出的“矛盾”概念和“自相矛盾”的命题，用它来表述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以《矛盾论》作为篇名论述对立统一规律，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另外像“一分为二”、“知行统一”等民族的语言和思维方式，通过毛泽东的转化和运用，都以简明的形式分别浓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等基本原理和丰富内容。在毛泽东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他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吸取中国古代兵家辩证法，并且引证中国古代兵书以及记载战争的史书，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经验，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和中国古代兵家辩证法而中国化了。
三是，毛泽东对我国古代哲学遗产在理论内容上加以改造，赋予崭新的意义。如“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认识路线，它既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的理论概括，又是对中国古代“实事求是”命题和思想的批判继承。早在汉代中国古籍中就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命题，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称赞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清初顾炎武提倡“修己治人之实学”，反对空谈心性轻视务实。其后乾嘉学派训释经义，也强调“实事求是，不主一家”。班固、刘德、颜师古、顾炎武、乾嘉学派等讲求“实事求是”的用意固然不完全相同，但都包含着有尊重事实，注意从实际出发，详细占有材料，正确反映客观实际，反对主观主义的意思。毛泽东吸取了中国古代“实事求是”的命题，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3) 对“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又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优秀传统相结合的典范。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依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识路线和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才科学地认识了中国的国情，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四是，毛泽东在继承中国古代哲学范畴的基础上，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范畴实行转化和提升，使传统哲学中积极的成份得以充分发挥。这里，我们仅以他的《实践论》为例来进行说明。
我们知道， 《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知’和‘行’的关系”。纵观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从孔夫子直到孙中山，知行关系问题的探讨始终是中国哲学认识论探讨的主题。无论是知行的先后、轻重、难易，还是知行合一或分离、知行的相资或相离，都被中国哲学家作过全面的阐述。总的来看，由于受中国传统直观的整体思维和传统哲学伦理化特征的影响，中国传统知行学说存在着以下两个主要的缺陷：一是，中国传统哲学家对“知”和“行”的理解是直观的、笼统的和经验的，特别是缺乏对概念的逻辑分析和科学抽象，因而既不可能对认识的内部机制、认识辨证发展过程有深入、细致的研究。也不可能摆正“知”和“行”的辩证统一关系。二是，总体上对知行关系的讨论没有脱离道德领域，“知”的主要任务是对道德原则的体认；而“行”主要是指躬行践履的道德实践工夫，即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功夫。显然，其认识论是伦理化的，往往混淆了“求真”与“求善”、求知方法与道德修养的界限。
由于中国传统“知行”观主要是在伦理范围内讨论“知”和“行”的关系，这也就决定了其内涵有着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实践概念根本的质的区别。在《实践论》中，毛泽东一方面抓住了中国认识论传统中有活力的东西，即“知行关系”；另一方面又抓住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根本的东西——唯物主义实践观点，并把二者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认识辩证发展过程的理论同中国传统哲学中上述重习行践履和强调主观能动性的思想结合起来，创立了不同于中国古代哲学“销行以归知”的唯心论的“知行合一论”，而代之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现代知行合一论”。
毛泽东哲学中实践观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有着本质的区别和不同。具体来说：第一，内涵不同。中国传统的“行”（实践）主要讲“道德践履”，它与毛泽东所理解的实践概念内涵是截然不同的。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实践”的有关论述为基础，他所理解的实践是指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的、现实的活动，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为此，他明确地将“行”（实践）定义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做或行动”。第二，主体和范围不同。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点的主体是“圣人君子”，其知行观主要是围绕圣人君子们在日常生活中迎事送往、待人接物的处世行为、原则及其封建纲常伦理准则和行为而展开的；毛泽东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特别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社会实践有多种表现形式，除了生产活动外，还有其他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活动都是实践的表现形式。而实践的主体是阶级和千百万人民群众。第三，特性不同。中国传统知行观主要强调了“知”和“行”的能动性和主观性。在毛泽东看来，实践是人类“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活动，这就阐明了“知”和“行” 的能动性和客观性。《实践论》还以“人的社会性”、“人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行”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第四，思维水平和基础不同。毛泽东对实践概念、认识和实践的辨证关系以及认识运动过程的分析等，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文化基础及其思维水平的基础上，它特别强调逻辑思维和科学抽象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具有科学性和规范性。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则是诉诸直观和直觉，有着笼统和神秘的特点，这也就决定了中国传统的知行学说具有直观性和简易性。
正是通过对中国传统“知行”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和转换，《实践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发展的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理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实践论》不仅解决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问题、主观能动性问题，而且还完整、科学地阐明了认识发展的全过程。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中国传统知行学说的批判吸收和科学改造，不仅赋予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华民族的形式，也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中国的发展找到了新的生长点，增添了新的内容。
三、结论和思考
毛泽东哲学对传统文化的吸收，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简单“综合”，更不是采取直接的“拿来主义”，而是旨在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地改造和创造性地转换。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基本的结论：
第一，毛泽东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改造，正是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完成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传统哲学自身是不可能由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发展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现代哲学形态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在毛泽东身上是同一个过程。一旦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成对传统哲学的全面改造，使中国传统哲学在理论形态上完成现代化的转化，形成一种崭新的哲学形态，实质上也就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的结合，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那种仅仅根据晚年毛泽东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向传统复归的文化思想倾向，就进一步夸大传统对毛泽东一生的影响；那种仅仅从毛泽东著作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词句不如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多，就武断地得出毛泽东始终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说成是“儒家化”、是引“儒家入马”的结论是片面的和错误的，最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精神实质和文化性格的曲解。
第二，毛泽东哲学恰好是通过“民族形式”，才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命题和核心思想，辩证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相互关系，是毛泽东在充分继承中国文化精神传统的同时，保持其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属性的关键，是我们正确地理解毛泽东哲学的双重文化性格的基本点，也是我们全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涵和本质的核心所在。不可否认，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借用了我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些概念、范畴、命题，来提炼、概括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内涵，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但也正是这种借用和巧妙援引，使马克思主义从西方的形式转化为中国的形式，从西方的语言转化为中国的语言。但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援引不是原封不动，而是运用马列主义观点作了分析和选择的。毛泽东对传统文化中优秀遗产的积极吸收，在其思想中表现得十分明确，也得到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肯定。那种仅仅夸大毛泽东哲学的民族特色和民族形式，并由此判定毛泽东哲学是“儒学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而认为毛泽东哲学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简单继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综合”的观点，是经不住理论推敲的，毫无疑问也是错误的。
第三，毛泽东在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汲取和改造的同时，传统文化也对毛泽东哲学产生着影响。看不到这点，就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哲学家，毛泽东首先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在中国文化精神之流的滋养中长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毛泽东背负着中国文化传统，加之，毛泽东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习，“旧学”和“新学”一起构成了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前的文化背景，并在其认知体系和结构中，成为潜在的“前观念”，这对于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是有一定影响的。而从文化涵养和知识结构来说，毛泽东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熟悉程度，在总体上超过了对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及马列经典著作的熟悉。基于此，在研究中，我们不能忽视主体固有的文化背景以及文化心理结构对主体接受新知识、新文化的作用，不能忽视主体的历史性。充分注意毛泽东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是我们深入把握毛泽东哲学精神实质的基本前提。
我们强调要重视主体的旧有文化背景对主体接受新知识、新文化的同化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主体的接受并信仰的新的世界观对旧的文化背景和主体内在结构的改造作用。那种单纯从对经典论著引用次数的统计来估量毛泽东哲学所含的中国因素与马克思主义因素的比重的研究过于简单化，是对毛泽东的哲学使命缺乏起码的了解。的确，通观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毛泽东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并不多，列宁著作也仅仅限于哲学著作，斯大林著作有一些，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随处即见。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历史小说、名家名言等，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但是，由于毛泽东哲学理论沉思的目的，并不在于构筑一个崭新的逻辑体系，而是在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实践运用，提供一种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转换形式。这样，毛泽东必然会有意识地更多地引用中国的古籍以及历史典故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同时，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虽然读马克思的书不如传统文化的书多，但毛泽东却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根本原则的敏锐洞察，非常注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思维模式中，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对社会问题的分析、研究的方法论。如他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就十分注意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观察和认识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正如他自己所说：“记得我在一九二零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4) 这也就是说，他改变了早年抽象地从道德和哲学的落后去分析中国社会的积弊腐朽，也不再企图单纯地从“变化民质”入手来解决问题，而完全是以阶级、阶级斗争的眼光来剖析整个社会的内部结构以及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文章，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的结晶。毛泽东哲学是真正实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总之，看不到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其理论思维的联系，就不能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什么会那样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为什么会为中国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但是，也不能任意夸大这种联系，甚至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传统儒学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夸大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吸收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异性，实际上是割裂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也就看不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开放的体系，从而也就降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注释：
① 参看：［美］窦宗仪著：《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刘成有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② 参看：［美］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③ ［美］窦宗仪：《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参见《国外社会科学情报》1982年第11、12期。
④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⑤ 同上，第175页。
⑥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郑大华、任菁译，2000年版，第292页、第323页。
⑦ Gilbert Rozman(ed.) (1991) The East Asian Region:Confucian Heritage and its Modern Adap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New Jersey,p.35.
⑧ 参见何显明、雍涛著：《毛泽东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2、93页。
⑨ 参见［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人格中的中国成份和列宁主义成份》，《毛泽东思想论坛》1993年第1期。
⑩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47页。
(11) 同上，第175页。
(12) 参见［美］施拉姆：《毛泽东人格中的中国成份和列宁主义成份》，《毛泽东思想论坛》1993年第1期，第82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01页。
(14)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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