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储蓄形成因素、政策措施及前景分析
吴周恒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中国是全世界国民储蓄最高的国家之一，过度储蓄会扭曲经济结构，助长信贷刺激和过度投资，减低投资效率，造成债务积累和经济不可持续增长。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风险防控背景下，本文论述了中国高国民储蓄的形成原因及其影响，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改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和保障水平，推进税制结构的累进程度，降低收入不平等水平，有利于降低储蓄率，增加家庭收入和消费。
关键词： 高储蓄率；社会保障体系；收入分配不均；金融抑制
一、引言
中国是全球国家总储蓄水平最高的经济体之一。从宏观经济数据上看，全球各国平均国家储蓄率水平为GDP的25%，而我国国家总储蓄长期处于世界高位，从1980年～2000年，国家总储蓄约为GDP的35%～40%。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出口拉动型增长使得国家总体储蓄率急剧上升，2008年达到历史峰值，为GDP的52%。尽管2008年～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总储蓄率出现小幅下降，但相比国际平均水平，中国的储蓄率仍然居于全球最高之列。储蓄作为信贷资金的供给方(用于投资)，国民储蓄不足影响资本积累，会制约经济增长，但过度储蓄也会扭曲经济结构，助长信贷激增，产生过度投资，信贷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同时造成实体经济债务积累，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因此，本文对中国高国民储蓄的成因及其影响进行分析，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风险防范提供理论基础。
二、中国高储蓄形成因素
1.家庭储蓄
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储蓄的快速增长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80 年代，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和农村地区的农业去集体化，储蓄率从可支配收入的5%上升到20%；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储蓄率继续上升至可支配收入的25%；第三个阶段始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随着出口拉动式经济增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至可支配收入的30%。基于以上背景，笔者分析家庭储蓄的潜在驱动因素：人口变化、社会保障体系、收入不平等、住房改革和金融抑制。
第一，人口变化。中国20世纪70 年代末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生育率从6% 急剧下降至2% 以下，子女抚养支出减少，而预防性退休储蓄增加。根据Curtis 等(2015)的迭代代际模型估计，当增长和利率保持不变时，仅人口一项便可解释一半的家庭储蓄率上升。
第二，社会保障体系。20世纪90 年代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后，社保覆盖率降低，城镇职工的平均公费医疗在1990年～2000 年下降了17%，城镇职工平均补偿率(养老金/工资比率)从80%下降至50%以下，社会保障覆盖率和保障程度的降低使得家庭预防性储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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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以来，财政储蓄呈稳步上升趋势，2008 年达到近6%的峰值。2008 年以来，政府储蓄基本稳定在GDP 的5%左右，位于主要经济体的前列。从跨国比较来看，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大体一致，但经常性财政支出低于其他经济体，主要原因是，中国投资/GDP比例几乎位于主要经济体的最高水平，由于政府更多注重公共投资而不是公共服务(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均属于财政支出，但国民经济账户核算中，公共投资计入投资，而公共支出计入政府消费)。我国财政预算内投资为GDP 的4%，若加上财政预算外投资则高达GDP 的12%。而社会开支，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比则偏低，特别是在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和社会救助方面。因此，尽管广义财政赤字高达10%，公共储蓄仍然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
第五，金融抑制。随着利率放开，金融抑制因素的重要性已经下降。“目标储蓄”假说认为“当存款利率受到抑制时，居民存款会上升”，但实证分析发现若在回归中控制不同地区的收入差异，该效果消失。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推进和高收益的非储蓄金融产品的增多，金融抑制已不再是家庭储蓄的重要推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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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煤岩岩心测试数据，在密度、弹性模量和孔隙度随饱和气体含量(压力)变化的计算结果上，根据Gassmann流体替代理论，可计算出不同气体含量时的饱和盐水的煤岩纵、横波速度随气体含量的变化，结果表明煤层气储层气体含量的变化能够引起地震波速度有较大变化，从而引起地震资料的响应差异。
第三，收入不平等。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收入不均程度恶化，基尼系数从上世纪80年代的0.3 上升到2010 年的0.5。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不同收入家庭群组具有不同的消费倾向，最富有和最贫困10%的家庭储蓄率相差高达20 %。在各收入水平上，中国的家庭储蓄率都高于其他国家，但低收入群体的国际差异最大。许多国家的收入底层10%～20%的家庭储蓄率通常为负，体现了充足的社会转移支出。但在中国，收入底层群体的储蓄率为正且高达20%，说明社会转移支付不足，税制累进性不强，社保保障水平有限。
总体而言，人口变化、收入不平等、社保体系和住房体系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中国家庭储蓄上升。然而，很难确定每个因素的具体贡献度，因为它们通常会相互作用、相互强化，且各因素随着时间亦发生变化(如近年来社会保障改善、收入不平等缩小)。
2.企业部门储蓄
笔者通过企业层面数据的回归分析，研究了所有制对企业储蓄的作用。从企业微观特征(规模、托宾Q、行业类型等)发现与私人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总储蓄较低但净储蓄率较高。较低的总储蓄率体现了较低的运营效率和利润；而较高的净储蓄率反映了较低的投资比率。
第四，住房改革。中国在1988年与1995年实施了两次重大的住房私有化改革，结束了企业提供住房的制度，转为全面的市场化住房体系。住房自有率大幅增长，从1988 年的20%飙升到2007 年的90%，此后一直保持稳定。回归分析显示，早期住房自有率对储蓄的总体影响为正，但在近年来则由正转负。1995 年之前，租房者和房屋自有者的储蓄率不存在系统性差别。在2002年～2007年，房屋自有者的储蓄率开始高于租房者，但在2013 年发生了逆转，房屋自有者的边际储蓄率低于租房者。控制了家庭的其他微观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职业、收入和家庭规模等)的回归分析证实了这一情况。其原因可能在于：早期，按揭效应对房屋所有者的影响较大，而随着房价的高企，财富效应的影响增大，降低了房屋所有者的储蓄率。由于支付首付的需求，租房者的储蓄率则持续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
21世纪初期，中国加入WTO后的出口拉动与经济繁荣使得企业储蓄飙升，但在金融危机以后，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汇率逐渐接近基本面，企业储蓄率有所降低。企业净储蓄率(企业总储蓄减去投资后与资产的比率)在过去10 年中一直为负，反映了中国的高投资率。企业层面的分析显示，中国企业的总储蓄率和净储蓄率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国企业的总储蓄率中位数大约为资产的4%，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5%～6%的水平。净储蓄率大约为-0.01%，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0%～0.1%。
3.政府部门储蓄
社会支出与家庭储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城乡具有不同的特征。通过对287 个县市的截面数据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对于城镇家庭，社保支出与消费的关系较强，社保支出每增加1%，家庭支出增加0.06%～0.08%。使用变量中位数进行评估，人均社保支出每增加80元(社保月支出中位数的10%)能够提高城镇消费90元。其次，对于农村家庭，医保支出效果更加显著，医保支出每增加1%，农村消费提高0.11%～0.19%。使用变量中位数评估，人均医疗支出每增加50 元(医保月支出中位数的10%)能够提高农村消费70元～120 元。该城乡差异反映了城镇医保制度相对完善，而农村医保的覆盖率和保障水平有待改善；而由于农业自给自足，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险问题相对较小，但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有待改善，亦说明社会支出需要有针对性进行分配。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从西方引进的反美思潮，但是它依然是为了表达某种情感和思想，因此它依然属于一种表现的艺术。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也使得一些年轻的钢琴家的诞生。
三、政策建议与前景展望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向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转型有助于经济可持续性增长，因此，笔者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通过改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和保障水平，推进税制结构的累进程度，从而降低收入不平等水平，有利于提高家庭部门边际消费倾向；第二，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进行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可以通过增加国企利润上缴，改善私人企业获得正规融资的机会和增加社会支付转移，从而增加家庭部门收入，提高家庭部门消费。最后，相对于公共投资，应当增加一般性公共服务支出，重视“软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未来，中国人口结构步入快速老龄化阶段，老年一代的预防性储蓄将转化消费支出，而年轻一代的赡养支出可能增加。此外，社会保障体系的持续改善、年轻人消费习惯变化(边际消费倾向增高)以及GDP增速的放缓都将驱动家庭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的快速下降。企业储蓄预计将小幅下降，由于经济发展使得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重增大，劳动力要素使用密度提高，劳动者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上升，并且经济减缓亦可能降低资本要素回报率。因此，总体而言，中国储蓄率将逐步趋向全球平均水平。
参考文献：
[1]Bayoumi T.，Tong H.，Wei S.. The Chinese Corporate Savings Puzzle：A Firm-Level Cross-Country Perspective[J]. 2010. NBER Working Paper 16342.
[2]Chadwick C.，Curtis C.，Lugauer S.，Mark N.. Demographic Patterns and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J]. 2015.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7(2)：58-94.
[3]Jain-Chandra S，Khor N.，Mano R.，Schauer J.，Wingender P.，Zhuang J.. Inequality in China-Trends，Drivers and Policy Remedies[J]. 2017. IMF Working Paper 18127.
[注] 基金项目：新货币政策框架下的货币政策传导与宏观稳定、金融稳定功能的研究(项目编号：71703029)
中图分类号： F832.22;F224
文献识别码： A
文章编号： 2096-3157(2019)19-0161-02
作者简介：
吴周恒，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老师。
标签：高储蓄率论文; 社会保障体系论文; 收入分配不均论文; 金融抑制论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