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习近平主席的主要经济学思想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因此，对于供给侧改革的讨论首先要求我们理解什么是新常态。 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考察河南论及经济形势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习近平同志第一次使用新常态一词。此后，7月29日，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问及当前经济形势时，又一次提到新常态：“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4年12月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新常态进一步上升为中国目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逻辑起点。由此可见，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新常态事实上反映了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然而，学术界对于新常态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首先，新常态被认为是指全球经济的新常态，这与新常态(New Normal)一词由境外学者在论述全球经济(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的全球经济)时首先提出不无关系。其次，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过去的超高速增长是不正常的，新常态就是要回归正常，即按经济规律办事。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则是通过对中国经济美好前景的描述来对新常态进行论述。 显然，以上论述都没有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讨论新常态。本文中，我们将尝试构建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的两阶段理论，这将为新常态思想打下坚实的学术和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 二、新常态与“两阶段理论” “两阶段理论”具有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它可以由宏观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中的各种“拐点”演绎而来。① (一)宏观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 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主要标志在于人均产量的差异。按照宏观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②人均产量(或劳动生产力)低下基本上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人均所拥有的资本(机器、设备等)较低，即生产方式主要体现为劳动密集；二是技术水平落后。正因为如此，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可以通过生产方式上的趋资本密集化和趋知识(技术)密集化而得以实现。 现实中，人均资本的提高通常表现为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即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脱离土地而与资本结合。城市也正是通过不断地投资和开工建厂来吸纳和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就整个国家而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消化和转移过程也就是生产方式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逐渐转化的过程，即人均资本拥有量不断提高的过程。 然而，按照增长理论，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由资本密集所带动的人均资本和人均产量的提高是有极限的。如图1所示，在增长模型中，如果人均资本的初始状态为
，技术水平维持在A，经济的持续增长体现为人均资本k和人均产量y的不断提高。人均资本k的不断提高可被理解成经济趋资本密集化，从而使经济体进入稳定状态H，此时人均资本为k，人均产出则为
。③
图1 增长模型中的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 上述讨论意味着如果技术维持在A，一但经济体达到稳定状态H，人均资本和人均产量的上限将稳定在
，无法继续提升。然而，如果技术从A进步到A′，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也会相应提高到
。经济将会进人更高的稳定状态H*。 显然，技术的提高(如从A进步到A′)意味着生产方式的趋知识密集化。 (二)发展经济学中的“拐点”理论 发展经济学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类型的拐点理论。首先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理论。④在刘易斯看来，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存在着大量甚或无限的剩余劳动力，经济社会则被分隔成相对现代化的工业(或城市)部门和传统的农业(或农村)部门，而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则滞留于农村。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逐渐被现代工业部门所吸收。所谓刘易斯拐点，就是指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此时，进一步的增长将使工资快速上升。 库兹涅茨曲线是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于1955年提出的另一种拐点理论。⑤照此理论，一国的收入分配状况随该国的经济发展(由人均GDP水平衡量)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这种变化规律可用图2中的库兹涅茨曲线表示。借助该曲线，可以找到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拐点”。
图2 库兹涅茨曲线 发展经济学中与“拐点”相关的另一理论是中等收入陷阱。⑥这一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变得不足，从而经济出现停滞。当今世界，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曾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实现过经济高速增长，但最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该陷阱也意味着库兹涅茨曲线中的“拐点”(即图2中的E点)不易出现，或人均GDP水平到达E点后不容易进一步增长。 (三)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的两个阶段 发展过程是指经济体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具体体现为人均GDP的不断提高。发展过程必然伴随着经济体在经济结构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不断演变，从而会形成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基本上可以将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发展分成如下两个阶段(当然，两个阶段有可能是部分重叠的，见图3)：第一阶段：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此时，经济处在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库兹涅茨曲线前半部分，属低等收入国家；生产方式从劳动密集逐渐向资本密集过渡。第二阶段：技术的追赶过程。此时，刘易斯拐点出现，经济处于库兹涅茨曲线后半部分，中等收入陷阱已被跨越；生产方式从资本密集向知识密集转型。这里，有必要说明如下几点： 第一，正如在前文增长理论中所揭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消化通常表现为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即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脱离土地而与资本结合。因此，就整个国家而言，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也就是生产方式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逐渐转化的过程，即人均资本拥有量不断提高的过程。 第二，就经济增长动力而言，由于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在第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既包括由资本投入所带动的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同时也包括技术投入(或技术进步)。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动力充沛。在第二阶段，由于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存在，因此，经济增长的动力只能来自于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即增长动力减弱。 第三，正如后文将要论述的，当发展中国家步入第二阶段时，大量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存在，其经济的一般状态(或常态)可以被认定为由需求决定型转向供给决定型。
图3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 表1比较了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的两个阶段之各种不同。 (四)为什么存在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已经认证了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的两个阶段，然而，为什么在两个阶段之间存在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如前文所述，在第二阶段，由于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已不复存在，因此，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是人均产量继续增长的唯一动力，从而与第一阶段相比，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 第二，技术进步的方式也出现改变，从而使技术进步本身变得更为困难。技术进步可分为引进型技术进步和自主引发型技术进步。中国过去的技术进步最主要的源泉是技术引进，即充分利用与国际前沿水平的巨大差距，通过“干中学”和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外溢提高技术水平。技术引进的好处在于不需要从头做起，可节省研发投入。然而，随着中国的技术水平逐渐接近于国际前沿，引进的空间越来越小，甚至还有外国政府开始明令禁止相关技术的对华转移，这无疑让引进技术模式走到了尽头。因此，新常态下自主研发将取代技术引进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模式。
(五)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 如果把新常态看成是独立于国际经济环境的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则新常态必然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向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已经进入了前文所述的第二阶段。于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是否已经符合(或接近符合)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之特征？即中国是否已经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剩余劳动力在中国是否已经消化？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是否已经在中国出现？中国是否已经完成了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的过渡？接下来，我们将对此进行讨论。 首先，2013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6700美元。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已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 其次，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在中国确实已不复存在。现实中，“招工难”和“招工局长”等情况已经在东部沿海地区不时出现。有关研究显示，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已经从1990年的9800万人减少到2012年的4267万人，这使得中国当前的综合失业率约在6.6％。⑦这一失业率水平已经和同期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相当，低于西欧发达国家(如法国等)的失业率。 再次，剩余劳动力的短缺也必然意味着工资上涨更快。早在2011年，温家宝总理就在《求是》杂志上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看成是推动通货膨胀的“长期”和“刚性”要素。有关的统计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自2011年起，城镇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工资已经以大于GDP的速度增长，2011年其名义增长率为18.3％，实际增长12.3％，明显大于GDP增长率。而私营单位的工资更能反映市场状态。工资的快速增长也使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例出现了逆转，从功能性收入分配的视角看，这也同时意味着中国的收入分配开始好转，即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已经出现(尽管劳动报酬占GDP比例的逆转仍不明显)。图4给出了近年来中国工资性收入和劳动报酬占GDP比例的动态轨迹。 最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具有资本密集型经济之特征。如中国的钢产量连续十几年居世界第一，进一步增资扩产的空间已很小。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经济在现实中必然意味着以大项目来“吻”增长，而产能过剩也通常集中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如钢铁业等)。
图4 劳动者报酬和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例⑧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即新常态。 三、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 (一)供给决定型经济——供给侧改革的逻辑起点 前文曾经指出，新常态意味着常态下(即不考虑临时性的经济波动而只考虑经济增长问题时)中国已不再是一个“需求决定型经济”，而是“供给决定型经济”。所谓供给决定型经济是指经济体的产量由其供给或生产能力(由劳动力、资本设备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组成)决定，而不是由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所决定。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如果一个经济体是供给决定型的，则其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的供给基本上接近充分就业状态，从而成为产量的约束。正因为如此，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供给侧，这是供给侧改革的逻辑起点。 这里有必要说明如下两点： 第一，也许有人会认为，尽管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是紧缺的，但中国的许多行业存在着产能过剩，因此，很难认定中国是一个供给决定型经济。产能过剩是一种结构性扭曲，由经济增长方式的错配所致。⑨在劳动力短缺情况下，由结构性扭曲所造成的产能过剩并不意味着经济就可以是需求决定了。任何产能的运行都需要劳动力。当经济社会总体上存在着劳动力短缺时，需求增加，即使是那些过剩产能行业的需求增加，也只能使劳动力因工资的高低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其结果必然是某些行业的产量会增加，某些会减少，总体则增加有限，甚至不增加，但通货膨胀水平则因工资的上升而加速。正因为如此，只要劳动力短缺，经济社会总体上就是一个由劳动力供给所决定的供给决定型经济。 第二，经济学研究通常有所谓增长与周期之分(或长期与短期之分)。当我们研究经济增长时，由于所考察的是经济的常态(或一般状态)，从而会忽略经济的临时性波动和冲击，因此，“供给决定型经济”通常被看成是一个合适的研究框架。而当研究商业周期和经济波动这些短期现象时，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型经济则更为常用。然而，上述做法通常是针对发达国家，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处于第一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即使其一般状态也通常可以被认定为需求决定型。这意味着无论是研究经济增长还是研究商业周期，都需要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来解释经济变量的决定方式。当发展中国家步入第二阶段，大量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存在时，其经济的常态可以被认定为由需求决定型转向供给决定型。因此，供给侧改革所涉及的是经济长期增长问题，而不是针对经济的短期波动。 (二)发展知识密集型经济——供给侧改革的目标 宏观上，经济社会的供给侧由技术、资本和劳动力三要素构成，其中，技术又通常由人力资本或知识资本决定。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理论上，人均产量的提高有两种途径：一是发展资本密集型经济；二是发展知识密集型经济。当前，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来自于比较优势理论。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合理的发展战略应该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于是，当剩余劳动力消化完成以后，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经济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资本密集能提高人均资本拥有量，发挥规模经济的效应，并进而提高人均产量(即劳动生产力)。 然而，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第一阶段的生产方式本身就体现为趋资本密集化，即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脱离土地而与资本结合。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生产方式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逐渐转化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使人均资本拥有量不断提高。此外，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资本密集型经济之特征。例如，中国的钢产量连续十几年占据世界第一，进一步增资扩产的空间已经很小。以宝钢700亿湛江项目为例，2012年5月24日宝钢湛江项目获批时，市长激情亲吻核准批文，并随即于5月31日举行项目开工仪式。然而一个多月后，该项目已处于停工状态，因为钢铁产能还远未用尽。即使像建成于2008年和2009年钢铁需求量上升期的攀钢鲅鱼圈项目和首钢曹妃甸项目，迄今也仍未盈利。 我们仍然需要理清的是，在我们强调知识密集时，并不是一味地忽略投资的作用和人均资本的提高。事实上，技术进步离不开投资，许多新产品和新的生产方式本身需要投资来实现。按照图1，当技术从A进步到A′时，人均资本就可以从
提升到
，并进而带动人均产量从
提高到
。但我们仍然不得不强调的是，这种人均资本和人均产量的提升是以技术进步(即技术从A进步到A′)为前提。这实际上意味着在新常态下，我们仍然需要鼓励由技术进步所带动的投资和人均资本存量的提高(如高铁建设等)。 综上所述，当中国经济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时，发展知识密集型经济，执行技术追赶和创新驱动将成为未来追赶发达国家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供给侧改革的主要目标。 (三)供给侧改革与里根的供给经济学 当前许多学者将习近平同志的供给侧改革思想理解成里根的供给经济学。尽管两者都是从供给侧出发来研究经济问题，从而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中国供给侧改革的任务和内容远比里根的供给经济学更为艰巨和丰富。 里根经济学是为了解决当时西方社会普遍面临的滞胀而提出的改革，内容主要是一些减税政策和产业政策，并且这些政策都主要是针对企业，其目的是为了减轻企业负担，让企业更愿意投资和扩大生产。也许是基于这样一种思维，中国有些学者和官员甚至提出通过修改劳动合同法来降低劳动力成本以达到保护企业的目的。然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所面临的环境与当时的西方社会完全不同。首先，中国是在新常态(即经济进入了发展的第二阶段)下进行的，其目标是为了发展知识密集型经济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与此同时，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同时也面临着大量的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的存在并非因为劳动力成本过高，而在于其所提供的产品属粗放型(即技术含量较低)，已不适合因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均收入不断提高的市场需求，而劳动力成本提高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劳动力从过剩转向短缺——这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 因此，中国的供给侧改革绝不能从里根经济学中寻找答案，更不能用修改劳动合同法的办法来保护企业(特别是僵尸企业)。事实上，工资降低本身就意味着人均收入下降、收入分配恶化和社会发展的退步。 (四)为自主研发和创新提供足够的激励——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 前文已经指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以新常态为背景，其目标是发展知识密集型经济，以提高经济社会的技术水平或全要素生产率(即图1中的A)。 新常态下，自主研发将取代技术引进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模式。创新是将研发所得的技术(或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技术创新涉及多个主体，我们通过图5来反映各主体间的关系及研发和创新发生的机制。首先，创新的源泉来自于知识的积累。知识一般有基础知识和应用型知识之分，而直接用于企业自主创新的知识我们把它称之为企业专用知识。显然，企业专用知识是建立在基础知识和应用型知识基础上。一般地，政府向教育部门和科研机构直接提供研发资金，对企业的研发活动则通过税收和补贴等予以支持。教育部门培养人力资本，并进而分配到经济社会的其他部门，成为研发活动的主要要素投入，教育部门同时也从事基础性知识的研发。科研机构则专注于研发，从而积累知识(包括基础知识和应用型知识)。
图5 研发和创新机制 在整个创新机制中，企业起着关键作用：它不仅是创新的执行主体，同时也从事着企业专用知识的研发和积累。那么，具有创新活力和不断引领技术进步的企业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实践表明，企业所特有的技术储备和知识存量是企业保持技术领先的核心。许多大型企业一般都具有自己的研发部门，每年会投入大量的研发资金，从而积累大量的企业专用技术(或知识)。对于这些技术和知识(具体体现为一些设计、图纸和软件等)，企业也许并不马上将其投入生产，即不马上进行创新，甚至有可能不申请专利，而只是对其进行严格的保密和保护。然而，恰恰是此种储备能确保企业在行业中长期保持技术领先：每当已经投入市场的产品开始逐渐变得过时时，企业会从其技术储备中将新的技术投入使用，以新产品或产品升级的方式将其投放到市场中去。这样一种技术的积累及创新过程，被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毁灭。显然，创造性毁灭能确保企业产品的不断升级换代，从而难以被竞争对手超越。事实上，当企业进入到这样一种良性循环时，其所提供的产品供给必然是有效供给——有效供给将引领和创造市场需求。 企业是如此，国家也是如此。中国要实现技术上的突破，改变自己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技术和知识储备体系。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的陷阱，归根结底在于经济体和企业的“保险柜”里有多少位于世界前沿的技术存量——如果没有，则能否迅速累积起来。从这个角度上说，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是为自主研发和创新提供足够的激励。 (五)供给侧改革下的体制改革 然而，为自主研发和创新提供足够的激励并非容易：这不仅需要更多的教育和研发投入，也需要教育和科研体制的改革(以使这些投入能更为有效地使用)，同时也需要政府管理经济行为模式的转变，更需要构建富有自主研发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制度。 就企业制度而言，阻碍企业研发积极性的因素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是企业的短期行为；第二是企业的垄断行为。由于研发需要大量的投入，而且收益并不马上凸现，因此，一个追求短期利益的企业不可能进行研发。此外，当企业利益大量来自于政府所给予的特殊垄断地位时，企业也没有激励去进行研发。而追求短期利益和过分依靠政府所给予的垄断恰恰是中国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通病。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研发需要大量的投入，也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企业规模和财务能力是决定研发能力的重要因素。在中国，我们会经常看到，中小型民营企业尽管有激励进行研发，但缺少能力和实力；而大型国有企业尽管有能力和实力，但却没有激励去进行研发。正因为如此，对国有企业进行体制改革，消除垄断，引入竞争机制，通过改变干部任免制度和考核机制，消除国有企业短期行为等是建设自主研发和创新型经济的重要基础。中国能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能不能转向自主研发和创新型经济，关键还在于国有企业行为的转变。国有企业在规模和财务能力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决定了其理应成为中国自主研发和创新的中坚力量。 注释： ①“两阶段理论”及由其而引申出的供给侧管理思想是由笔者于2008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经济》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该观点在2010年和2012年前后多次被反复强调。可参见笔者的下列文献：《当代中国经济——第三种声音》，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以供给管理为切入点调控宏观经济》，http://theory.people.com.cn/GB/13475299.html；《如何理解求稳》，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8980/16580711.html；《破八体现中国迈入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8980/17310120.html；《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的视角》(第二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Contemporary Chinese Economy,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2。两阶段理论的数学模型也已由笔者构建完成，请参见Gong,G.,"Two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Working Paper,Presented at ADBI Conference "Escaping from Middle Income Trap," 2016。 ②参见Solow,R.M.,"A Contribution to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70,1956,pp.65-94和各种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 ③给定生产函数Y[,t]=(A[,t]L[,t])[α]K[1-α][,t-1]和资本的积累公式K[,t]=(1-d)K[,t-1]+sY[,t]，其中Y[,t]、A[,t]、L[,t]和K[,t]分别为产量、技术、劳动力供给和资本；d、s和l为折旧率、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增长率。很容易证明，图中θ=(d+l)/(1+l)，δ(A)=sA[α]/(1+l)[1-α]。 ④Lewis,S.A.,"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The Manchester School,22,1954,pp.139-191. ⑤Kuznets,S.,"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45,1955,pp.1-28. ⑥World Bank,East Asian Renaissance,World Bank Press,2007. ⑦徐文舸：《“新常态”下的供给约束——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究竟还有多少？》，《人口与社会》2015年第4期。 ⑧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图中，工资性收入是指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劳动者报酬占比数据与工资性收入占比数据的起止时间分别为1994-2012年与1990-2013年。 ⑨关于增长方式错配所引起的结构性扭曲的讨论，请参见龚刚等：《从技术引进走向自主研发——论新阶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5期。
标签：新常态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投入资本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