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伦理”的臆语与“乌托邦”思维——对“普遍性”的一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普遍性论文,伦理论文,思维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社会交往的多元化，对话、沟通、理解已成为社会各阶层的主流话语。随着经济全球化意象的显明，以普遍主义为特征的全球化问题，在各学科的问题意识中成为显学。面对所谓“全球化”背景，已被后现代否弃的理想主义、普遍主义，亦即现代性的理念构想又有所苏醒，这表现在人们寻求“全球伦理”的种种努力。在尊重历史背景的前提下，我们反思“全球伦理”，发现了人类创造理论臆语的不可避免性，在另类思维中，我们不得不承认“全球伦理”中蕴含的“乌托邦”情结。“乌托邦”思维是否合理，“全球伦理”是否是一个理论幻象，都是值得思考的话题。
一
“全球伦理”的提出是对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危机的道德诉求，是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各国政府和人民找到全人类共同遵守的伦理规范与道德准则，由宗教的世俗化回应人类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全球伦理”的意旨是在现实意义上实现宗教的神圣价值与社会的世俗价值的结合，通过宗教对话，寻找人类在价值观上的共识，以求得人类的价值和解与共同发展。因此，全球伦理也是对话的伦理。
建构“全球伦理”有两种建构方法，一是宗教式的道德教化命令，二是理性主义的合理性论证，否则“全球伦理”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又何以成为人类的对话伦理呢。宗教式的道德教化命令是以人类本有的信仰情愫为根据，通过必须如此的道德命令，为人类的社会交往建立一个具有普遍必然性的伦理规范与原则，说它是宗教的，在于它以神喻的形式传承着“全球伦理”的原则。这种方法制约着“全球伦理”只能从宗教的伦理教化中寻求可能的存在意义。理性主义的合理性论证方法是康德与黑格尔超越了理性独断而为理性找到根据的方法，这就是康德的提问方式“×××何以可能”，或黑格尔的“本来就是如此，也必然应当或当然如此”。以此方法框定“全球伦理”，人类复苏的理性就要为“全球伦理”找到如此的论证结构：
“作为具有普遍必然的全球伦理何以可能？”
如果按康德的方法，在为理性划界中，才能为“全球伦理”的普遍必然性找到形式规则，亦即，同为行为主体，在同等条件下必然、只能产生同样的道德行为，这是实践理性的同一律。也只有在实践理性的同一规定中，“全球伦理”才是可能的，康德的这种抛弃实在的形式意义的实践理性，变成黑格尔的问题方式就是：
“人类本来就有普遍必然的伦理规范，因而人类的行为应当如此，并且当然如此”。
黑格尔的绝对主义，把实在性引入形式规定，以至于以人类本来就有全球伦理的规定来为其找到理性存在根据。
我们抬出康德与黑格尔为“全球伦理”作论证，是因为他们是合理性的大师，在他们创造的“合理性”论证的方法面前，“全球伦理”的建构可能会更坚实，也更合乎人类的精神诉求。“全球伦理”的意旨在于通过对话，在伦理原则的规约下，以应然的态度走向那个永远的普遍与同一。
二
“全球伦理”这种人类对普遍性的追寻，一直牵引着人类精神的走向。
在古希腊人看来，在人与自然的这个世界中，人们要明白地生活，智慧地存在，在看、听、说中与各种事物相伴，就要对这个世界做出解释。他们在看、听中找到了经验感知，在思中又发明了演绎，从而就有了对当下的悬置和对根据的追寻。这就是由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理性主义对普遍必然的追寻。他们以为我们当下的事实与存在是混乱的杂多，是无秩序的特殊，其后面总有一个共性的东西在支撑着，从而呈现出一个美妙的有秩序的世界。这个共性，普遍就是理念。理念是我们能够说明事物所以如此，而不如彼的根据、原因。美本身是美的东西的原因，美的东西之所以美是它分有美本身，我们的思考、追问就是找到这个存在本身的理念世界，形而上学就是对这个具有终极意义的理念的学问。相拉图的理念世界所支撑的理性主义构建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基本走向。理性、终极意义、普遍必然、形而上、逻各斯成了西方思想的千年主题。
人类追求这个普遍，不仅是寻求人类精神的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家园，精神有所依托，更是为人类创建一个合理的社会。西方近代的启蒙无疑把那种面对自然的理性引导到了对人自身的关注，理性以主体的面貌呼唤着自由、平等与科学，主体创造着客观意义，构造着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因果世界。由这种普遍必然的规定，人们奢望应该有那些合乎人作为主体可以构造的社会模式，莫尔的《乌托邦》是这种社会构想的名称。乌托邦也是启蒙运动的成果，这是人们在理性的引导下所不可避免的归宿。乌托邦作为人们对应当的追求，对“普遍理性”的向往，随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泛起，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而将乌托邦限定在人类对“应当如此”的普遍意义的追求时，乌托邦无疑是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的内容是：人类是可以找到对每个个人都合宜的普遍标准的。这种普遍标准是人类的理性使然。“我思故我在”是这种意义的理性（理论理性）的经典注释。由这种对普遍价值标准的信念，就衍生出在语言、教育、科学、社会财富、民主自由的“思”中，为人的普遍性欲求设计一种合乎人们普遍标准的社会模型，以作为对普遍标准的客观现实的肯认。乌托邦在思想史上已作为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的前社会主义的代名称，更多地以“空想”，不具有现实意义而成为特定社会主义思潮的定论，但其内涵所反映的人类对终极普遍意义的欲求却是不容忽视的，这也使其在社会思想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一种思维定式的意义。
三
我们从“普世伦理”的意旨与十项原则中，似乎读出的是这样的语句：“在我、你、他的关系中，你或他以及我都应该这样或那样去行为，只有达到这样的应该，我们才能称是实现了共同的伦理，这个共同伦理是人们互惠互利，是可理解的大同。实现共同伦理的途径就是交互实践与对话”。这一句式可以解出如下内容：
1.普世伦理是内涵“应该”的价值理性。这种“应该”来自于人类本有的对普遍必然的追求，这种追求也就是寄托人类终极关怀的精神家园。人类或在宗教的上帝之城，或在理性的乌有之邦，都可以找到一种精神的寄托。人们不断变更着家园的形式，对家园的眷恋之情却一刻也没有消失过。
2.普世伦理所设想的“应该”，是一种人们能够在某种合理的交往中所应共同遵守，并且是可以遵守的伦理规范与道德欲求。
3.“普世伦理”与传统的宗教及各种“主义”的构想不同的是，它不是面对人类整体而构建的一种普遍，而是面对经过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拆解后的分立的个人，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后现代语境。在这种语境中，寻找“交往理性”的意义，消解“本质主义”，“普遍”也成为解构的对象。处在这种语境中的“普世伦理”作为对普遍的肯认，已经是在“主体间性”“交往理性”、“对话”、“可解释性”中的肯认，因而是作为个体存在在交往中所能实现的“应该”。这种“应该”已融入了“是”，因为“应该”与“是”不是传统“思”中的休谟诘难，而是“说”、“做”中的合一。因此“普世伦理”就超出了传统伦理的范围，而具有了经济、政治、文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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