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民意调查分析
席金瑞
[摘 要] 西方国家常以其透明和活泼的民主政治体制为傲，并不遗余力地在海外培植民主政权。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与西方政治体制不同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崛起时，应该如何在东南亚国家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并赢得这一经济上相对落后、政治上相对复杂地区人们的好评甚至有力的支持。本文旨在观察东南亚不同国家的民众对中国影响力的看法，并以此推断“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国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笔者运用统计模型对2014年“亚洲晴雨表”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高速发展的经济仍然是中国在东南亚国家赢得民众支持的关键所在；其次，东南亚国家民众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认同程度也会左右他们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认识。
[关键词] 中国崛起； 经济实力； 政治认同； 一带一路； 民意调查
一 研究缘起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为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在国际关系层面，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的党中央开始将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发展的大格局中，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舞台上更是举足轻重。与此同时，中国外交策略更加坚定和自信，在关乎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问题上的态度更加坚定，比如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政府更加坚定其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争辩的主权的主张[注] Yahuda, M.,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 Vol.22, No.81, 2013, p.450.。
而在国内政治层面，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强军”思想继续在军队领域的落地和实施，中国军事装备和作战能力逐渐向现代化和高科技方向转变。虽然面临下行压力，中国经济正在稳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市场开放口径，提升经济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居民人均收入稳步提升[注] 中国国家统计局：《2018年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情况》，http://www.stats. gov.cn/tjsj/zxfb/201901/t20190121_1645791.html 。2019年起施行的“史上最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将有助于扩大国内消费需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史上最大规模”减税降费如何落地见效》，http://www.gov.cn/zhengce/2019-03/22/content_5375861.htm 。
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和平崛起引人注目，但在万人瞩目的光鲜背后，总有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不同的声音。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全面认识其他国家和地区民众对中国影响力的看法，对中国政府把握“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着重要的意义。就拿东南亚来说，东南亚不同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东南亚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不尽相同，宗教信仰呈现多样性，经济发展严重不均衡。在一个差异性如此显著的地区，其民众看待中国崛起本来就容易出现异议和分歧，再加上政治领袖和社会精英从不同角度加以渲染，这个命题就变得更加复杂。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崛起表示欢迎，认为中国崛起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而另一部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持怀疑和观望的态度，它们担心中国崛起会让亚洲地区不再稳定，因而给亚洲的整体发展带来危害。大部分东南亚国家把中国看成他们的合作伙伴，认为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将促进地区经贸合作。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让更多富起来的中国居民去东南亚国家旅游和消费，带动当地旅游业和经济的发展，而且让中国的企业和金融财团进入东南亚国家，为东南亚国家提供金融支持。不仅如此，崛起后的中国已经在国际舞台为亚洲地区搭建了类似于亚投行这样的金融平台，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帮助亚洲国家从国际社会融资，并将集中起来的资金投放到更需要和更合适的地区，以促进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服务体系。而另一部分东南亚国家更倾向于消极看待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对中国崛起感到忧心的民众往往误以为中国军事力量增长会给地区稳定带来不确定性。他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会使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在地区事务上难以达成一致，因此便带来地区冲突[注] Xiang, Jun, Christopher B. Primiano, and Weihao Huang, “Aggressive or Peaceful Rise?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China’s Militarized Conflict, 1979-2010”, Peace Economics ,Peace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 Vol.21, No.3, pp.301-302; Yang, Yi Edward and Xinsheng Liu, “The ‘China Threat’ Through the Lens of US Print Media: 1992-2006”,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 Vol.21, No.76, 2012, pp.695-711.。
东南亚国家民众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印象是什么？而这些印象又会如何影响他们对中国整体的印象？本文拟通过对2014年“亚洲晴雨表”的数据进行分析，客观展现影响和制约东南亚国家民众认识中国影响力的因素。
充分了解东南亚国家民众对中国影响力的看法和期待，对中国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带一路”在东南亚落地是否顺利取决于错综复杂的东南亚国家国内政治和一系列复杂的国际因素，尤其是中国外交的推进和中美关系的影响。掌握东南亚国家民众的根本需求和渴望，能给“一带一路”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
1988年，昆明供电局所辖35千伏至220千伏变电站为24座，总容量仅166万千伏安，年供电量仅有37.8亿千瓦时。而到了2018年1月12日，昆明供电局单日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1亿千瓦时。
快递业作为运输业中最快捷、最周到的服务形式，在满足了首都经济发展、改善首都人民生活体验的同时，也因发展方式粗放、基础设施滞后导致安全事故、暴力分拣等频发，制约了快递服务行业健康发展。2017年11月18日晚，北京大兴西红门镇新建村附近公寓发生火灾，造成19人遇难8人受伤的事故惨剧系因地下冷库管理不善引起的。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最新的2014年“亚洲晴雨表”数据(ABS 2014)，该数据是在2014—2016年间从9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6个东南亚国家、韩国、蒙古和中国台湾地区)采集的[注] 2014年“亚洲晴雨表”数据包括的国家和地区：蒙古(中亚国家)、缅甸、中国台湾、菲律宾、柬埔寨、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本文关注的重点是东南亚国家，但为了统计分析上的方便和便于对照，保留2014年“亚洲晴雨表”涉及的蒙古、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 。而上一波的2010年“亚洲晴雨表”(ABS 2010)数据是在2010年至2012年间搜集的，落在2012年这个亚洲国际关系分水岭之前。因为本文使用的数据是在2012年以后搜集的，所以它拥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2012年对亚洲来说极不平凡，很多国际关系大事件都是在2012年之后才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习近平于2012年11月被选举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新时代的外交政策明显和往届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思维不同。学者一致认为2012年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韬光养晦”走向“有所作为”的积极路线[注] Callahan, William A, “China’s Strategic Futures”, Asian Survey , Vol.52, No.4, 2012; Zhao, Suisheng and Xiong Qi, “Hedging and Geostrategic Balance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toward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 Vol.25, No.100, 2016; Yan, Xuetong, “The Rise of China in Chinese Ey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 Vol.10, No.26, 2001; Yan, Xuetong,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Shows China’s New Strategic Direction: Promoting Integration with Its Neighbors”, Carnegie -Ts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 Op -Ed , Vol.27, 2014; Masuda, Masayuki,“Why Ha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Become More Assertive?”, East Asia Forum, February 20, 2016; Mastro, Oriana Skylar, “Why Chinese Assertiveness is Here to Sta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 Vol.37, No.4, 2015.。中国和菲律宾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在南海的领土争议也从2012年开始升级。中国在南海填海建立机场和基础设施的行动吸引了国际眼球。2014年“亚洲晴雨表”这个数据测量的就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亚洲民众对中国影响力的看法。
本文量化研究的第一个发现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中国在东南亚国家吸引力增强的最大影响因素，也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国家落地提供了深厚的民意基础。很多亚洲国家的受访者都因为看好中国经济带给他们的实惠而看好中国的影响力。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振江教授表示：“一方面，中国的飞速发展催生了中国自信，而中国自信也鼓舞着中国主动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奇迹迫使很多国家不得不直面中国的巨大成就。”[注] 张振江：《百国共建一带一路如果影响世界》，新浪新闻访谈，https://news. sina.cn/global/szzx/2019-04-26/detail-ihvhiqax5205968.d.html 第二个发现是：东南亚国家的受访者对中国政治的认同度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他们对中国整体影响力的看法。但是这个因果关系受到了受访者个人政治觉悟高低的影响。对于那些政治觉悟较低的受访者来说，他们对中国的政治认同基本不会影响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而对那些政治觉悟较高的受访者来说，他们对中国政治的认同度会深刻影响他们如何看待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二 东南亚国家民众看待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两个假设
笔者认为亚洲人民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与他们的价值观有密切关系，而他们的价值观决定了他们如何认同一个大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潜力。既然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人民渴望经济发展和提升生活水平，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会给亚洲人民带来太大的心理困扰。与此同时，中国可观的经济总量以及经济发展势头应该让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人民看好中国对他们国家的影响。由此笔者得到如下第一个假设。
一是彻底分权模式，如美国联邦和州彻底的政治分权，事权和支出责任按照相应的项目划分，联邦项目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归联邦，州项目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归州，市项目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归市，从项目决策、执行、监督到相应责任追究及惩罚机制，都在各级政府内部自行解决，形成权责内洽的分权模式，如美国地方政府可以破产，就是后果自担或化解风险的权责内洽分权管理机制。
和热衷民主制度的北美和欧洲人民相比，亚洲人民更希望自己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研究发现，亚洲民众在民主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更愿意舍弃对民主制度的追求，而把经济发展以及保证经济发展的社会稳定放在首要地位。比如说，一个东南亚国家的农民更希望经济景气一点，给自己的耕种带来实际的效益，而不是空谈的民主政治体制[注] Bell, Daniel, et al. Towards illiberal democracy in Pacific Asia , London: Macmillan, 1995.。同样的，运用“亚洲晴雨表”数据，Shin and Park研究发现大多数东亚民众更希望得到经济发展而不是民主进步[注] Shin, Doh Chull and Chong-Min Park, “The Mass Public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in South Korea: Exploring the Subjective World of Democratization in Flux”, in Yun-han Chu, Larry Diamond, Andrew J. Nathan, and Doh Chull Shin eds.,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54.。
从文化角度来说，亚洲文化和西方文化迥然不同。亚洲国家注重家庭和社团的群体文化为亚洲国家政治发展另辟蹊径。这种文化特质会使亚洲人民对西方民主价值观缺乏热忱[注] Bell, Daniel, et al. Towards illiberal democracy in Pacific Asia , London: Macmillan, 1995.。 如果说西方民主政治的焦点在公民的个人权益和自由的话，亚洲大部分国家的政治关切却是自己在群体中的相对位置以及和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亚洲文化里对权威的服从，比如儿女服从父母和学生服从老师，在西方文化中是很难想象的。然而，就是这些无处不在的文化差异决定着不同社会的政治生态。这一点为我们理解亚洲人民如何看待中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明白了内在文化的逻辑，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亚洲人民更容易认同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
Cho and Jeong论述称很多亚洲人民对崛起中的中国产生好感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注] Cho, Young Nam and Jong Ho Jeong, “China’s Soft Power: Discussions, Resources, and Prospects”, Asian Survey , Vol.48, No.3, 2008, p.454.。笔者在本文中重申这一核心观点：中国的经济发展为其在东南亚赢得了重要的民意基础和国际合作伙伴。东南亚的普通民众看待中国大多本着务实的精神，如果一个国家能帮助本国的经济发展，提高当地民众生活水平，那么这个国家就更容易赢得他们的信任。
假设1: 在其他所有变量都一定的情况下，那些愿意借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受访者更有可能积极看待中国的影响力。反之，那些不看好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受访者，更倾向于消极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体育慈善公益事业为目的的社会性组织，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1]。体育基金会作为基金会中的一种，主要按照《章程》中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体育公益活动，在体育慈善领域发展体育公益事业。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国际关系中不容忽视的变量。它往往是外国民众认识和了解这个国家重要的宏观窗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也给东南亚民众了解中国提供了便捷的线索和宝贵的信息。“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在东南亚国家落地生根和中国如何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有关。即使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多次强调“一带一路”倡议落实过程中，中国不会干涉别国内政，不输出中国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我们仍然需要考虑中国的政治体制如何影响亚洲老百姓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这种影响主要取决于东南亚国家民众自己的政治倾向，比如他们如何在西方民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进行权衡和取舍。
除此之外，笔者还增加了一系列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就是用来排除其他有可能影响因变量和自变量关系的因素。当研究者把控制变量收纳在统计模型分析中，得到的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就更加严谨。第一组控制变量有两个，它们是“他国知识”和“本国政治”。 “他国知识”测量的是受访者是否跟踪外国新闻，了解国外的人文和社会景观。之所以增加这个控制变量，是因为那些经常了解国外新闻的受访者应该对中国更加了解，这会影响他对中国影响力的判断。“本国政治”测量的是受访者如何看待本国的政治。模型里收纳这个变量是因为受访者对本国政治的看法往往会影响他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倘若一个人对自己国家的政治体制非常赞同而引以为豪，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他本国的政治体制并不相同，那么这个人对待中国在本国的影响力的态度应该就会受影响。
其次，语文教师要明白，语文学科的自身特点。语文所包含的知识点比较广泛，因此，对语文教师的要求也比较高，最重要的是语文教师需要具备一定的语文教学素养。尽管“翻转课堂”中使用较多的是多媒体教学，但是，在课件的设计中，教师必须体现出一定的特色，不能照搬别人的教学视频或教学模式。除此之外，教师还要不断地开阔视野、扩展思维、组织好课堂活动。如：山东省青岛二中某语文教师第一次在文言文《烛之武退秦师》的教学中实施的“翻转课堂”教学法，创新了以前文言文的教学模式，实现了从文言文知识到文言文能力的转换，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探究性。
策略性地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助力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建设。自由主义学者约瑟夫·奈认为中国在软实力方面还有待加强。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让其在国际对话中往往容易陷入被动。相比之下，更为开放和透明的政治生态将会给中国在国际影响力上带来更好的效果。奈将软实力定义为“不是通过武力或者金钱，而是通过魅力赢得对方的认可和服从。”[注] Nye, Joseph S., Jr.,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 Vol.616, No.94, 2008, p.94.他认为软实力建立在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政策”之上。近年来，中国政府在这一方面其实也做出了很多相应的努力，比如网络政民互动等举措都让中国政府更加透明，第一时间和老百姓对接相关政策[注] 李莉、孟天广：《公众网络反腐败参与研究——以全国网络问政平台的大数据分析为例》，《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1期。 。奈认为，相比美国的国家软实力更多来自于非国家团体，比如好莱坞和先进的高等教育，中国并没有类似的可以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的软实力团体。对奈来说，中国需要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帮助政府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和相应的文化。奈举例分析说，2003年土耳其之所以没有和美国合作攻打伊拉克，就是因为美国在土耳其未能建立软实力方面的影响力[注] Nye, Joseph S., Jr., “The Limits of Chinese Soft Power”， Project Syndicate , July 10, 2015. 。按照奈的逻辑, 东南亚人民认同中国政治体制的程度也就客观决定了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的软实力[注] Nye, Joseph S.,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由此笔者得出下面第二个假设。
假设2: 在其他所有变量都得到控制的情况下，那些认同中国政治体制的受访者更有可能积极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那些不怎么认同的受访者，更倾向于消极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第二组控制变量主要负责测量个人层面的社会经济因素：教育、年龄、收入、宗教信仰、婚姻状态、性别和地理位置等。个人层面的社会经济因素很重要，因为这些都会影响一个人对别国的看法。比如拿年龄来说，中国台湾的老年一代对大陆的个人情感更深，因此他们对大陆在台湾地区的影响力更看好。再比如说教育直接影响一个人拥有知识的整合度和全面性，直接影响他们看待中国的角度和深度。
为了测量上文推出的两个假设，笔者从数据库中选择了三个问题的答案作为自变量：以中国为发展模式、对中国的政治认同和受访者自己的政治觉悟。“以中国为发展模式”这个变量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可以成为本国经济发展的借鉴？如果受访者回答是，这个变量就被赋予量化数字1；反之，则被赋予量化数字0。此次量化分析中，笔者使用这个变量的原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所承载的高速的经济发展是中国在亚洲赢取支持的最大资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央集权有效保证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既然如此，在个人层面，那些认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受访者应该更加容易看好中国在其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
三 量化研究方法设计
为了测量上述两个假设，笔者运用2014“亚洲晴雨表”进行统计模型分析。2014年“亚洲晴雨表”包括来自亚洲国家和中国台湾的样本总量为11，551个，通过问卷调查受访者对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看法[注] Asian Barometer Survey ，Center for East Asia Democratic Studies,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ttp://www.asianbarometer.org.本文图表皆根据2014年“亚洲晴雨表”相关数据整理和制作，下文不再一一说明资料来源。。
“亚洲晴雨表”调查的因变量为“中国影响力”。而这个因变量为哑变量(dummy variable)，即如果受访者认为中国对他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影响力是积极的，这个因变量的值就为1，反之则为0。所有受访8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中，62%的受访者都认为中国对其国家或地区的影响力是积极的；其余38%的受访者则认为中国的影响力是消极的。这一数据有力反驳了很多亚洲学者对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负面推测。他们认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必然要受中国政治体制等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很难成为佼佼者，而本数据显示中国在亚洲有足够积极的影响力。
图 1亚洲 8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看好中国影响力的民众占比(%)
图1显示了8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对中国影响力的民意调查。其中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菲律宾等5个东南亚国家和韩国的大多数民众看好中国在他们国家的影响力。剩下的缅甸、蒙古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大多数民众不看好中国的影响力。在看好中国影响力的6个国家中，泰国看好中国影响力的民众比例最高，为93%；马来西亚位居第二。相比之下，蒙古看好中国影响力的比例最低，70%的蒙古民众不怎么看好中国的影响力，而同时只有少数的30%的民众看好中国的影响力。东南亚的缅甸不看好中国影响力的民众比例居第二 ，这确实有些出乎意料。
其次，采用Tobit模型，从企业运营效率中区别出由企业自身特征产生的效率和由管理者能力创造的效率，计算如下式：
“对中国的政治认同”这个变量代表受访者个人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认同程度。受访者在0到10之间选择认同中国政治体制的程度，10代表最认同，而0代表最不认同。这个变量对本文非常重要，因为它将测量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认知和认同感会不会影响他们对中国影响力的看法。当然，普通民众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了解参差不齐，这势必会影响他们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客观评价。然而对本研究来讲，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本文的关注点不是受访者对中国政治体制了解与否，而是他们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了解不管多么有限，会不会影响他们对中国影响力的看法。
“政治觉悟”指的是受访者对政治生活的渴望和标准。这个变量是个组合变量，把四个关于受访者政治倾向问卷的答案叠加在一起。这四个问卷问题是：(1)我们应该取消国会和选举，然后让政治领袖替我们做决定；(2) 我们国家的选举中只需要一个政治党派就够了；(3)军队应该干涉政治；(4)我们应该取消国会和选举，让专家们代表人民作出决定。受访者对这四个问题可选择的态度有：(1)特别同意； (2)基本同意；(3)基本不同意；(4)特别不同意。
基于浅度回收模式的发电厂接入价定价机制//丛野,张粒子,高磊,车文燕,陆继东,唐虎//(11):163
在下面的模型分析中，“政治觉悟”这个变量将和“对中国的政治认同”变量交互作用(Interaction Effect)。“对中国的政治认同”程度对受访者看待中国影响力的效果，有可能被“政治觉悟”这个变量冲击影响。这个交互变量将帮助笔者从模型中“提纯”交互影响的效果。比如说，在受访者中，那些受了高等教育的往往接触了比较全面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哲学辩证思维，他们一旦对中国的政治拥有某种程度的认同，就将坚定不移，也对中国在东南亚国家乃至世界的影响力有更深刻和坚定的认识。反之，那些自身政治觉悟并不高的受访者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认同程度，不管强烈与否，都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他们看待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尤其当国家的宣传随着不同政党朝野交替、左右摇摆的时候，这部分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就更容易摇摆不定。
要使市场在水资源微观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有一系列必要条件，包括健全的水权产权制度体系、水权交易体系、水法规体系、水市场监管体系、水资源计量监测体系等。
表 1变量描述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承载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40余载，经历了风雨沧桑的岁月，有着跌宕起伏的历史，终于成为中流砥柱，在56个民族和多种相互竞争的社会诉求下为当代中国寻得“最大公约数”。但是，东南亚国家的人民如何看待这一点？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在外交公关中成功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值得我们深思。只有将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精致包装，摆放到位，方可一劳永逸；反之，会得不偿失，甚至有前功尽弃之危。即使中国经济发展再好，如果被东南亚国家和人民误以为中国要凌驾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之上，企图改变东南亚国家的政治格局，那么就可能会给“一带一路”倡议乃至中国外交的整体格局带来负面影响。在中马双边关系中，就曾经有过这种尴尬局面。
孕期出现皮肤瘙痒的原因极多，如妊娠纹出现、皮肤过敏、孕期代谢旺盛、分泌物增加以及孕期胆汁淤积症等。其中以胆汁淤积症对胎儿的影响为大，不容忽视。
最后一组控制变量是国家哑变量。这组控制变量有效控制国家层面的影响因素。比如说在中国和某个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是国家层面的变量。这个因素会影射到这个国家的每个公民身上，进而影响这个人对中国的看法。在政治上更加靠近美国的菲律宾和韩国可能就会在国家层面对中国的崛起持保留态度，这种保留态度可以在个人层面的数据上显示出来。
四 数据分析结果
本文的分析单位是每个受访者。除去无效数据的样本后，有效样本减少为8120个。因变量的二元结构(0或者1)决定了统计模型应该为logistic回归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要求因变量的0/1比例未过于失衡。本文数据里因变量的二元结构0：1比例为0.61，在logistic回归的合理范围内。为了确保数据分析的精确性，笔者也通过将数据在国家或地区层面聚组(cluster by country)来控制国家或地区层面的因素。比如说，马来西亚的受访者看待中国也许与其他国家和台湾地区的受访者很不一样，主要是因为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和文化都不同。表2罗列了笔者所使用的4个不同的统计模型以及通过它们所得到的结果。模型1只分析了主要核心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而模型2-4加入了不同的控制变量组。模型2纳入第一组和第二组控制变量，模型3除了纳入模型2里面加入的第一组和第二组控制变量外，还纳入了“政治觉悟”和“对中国的政治认同”的交互项(interaction term)。最后一个模型4添加了国家或地区层面的哑变量。
表 2 Logistic回归分析：亚洲 8个国家与中国台湾地区对中国影响力的态度(按国家或地区聚组)
(续表)
备注：*p<0.10, **p<0.05, ***p<0.01。
如表2所示，核心自变量“以中国为发展模式” 对因变量的影响为正向，而且在统计学上显著。显著程度较高，可以以1%的精确度拒绝虚无假设[注] 虚无假设：指的是以中国为发展模式和因变量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 (reject the null hypothesis)。正向的影响代表当受访者看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愿意采纳为其自己国家所用的时候，他就更有可能看好中国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中国在相关国家赢得好名声贡献了很大的力量，为中国在亚洲的对外关系中提供了有力的谈判杠杆和外交资源。
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给东南亚民众带来的实惠显而易见。比如，从中国流入东南亚国家的投资给当地带来实质性的就业机会和工作岗位。“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和很多东南亚国家的合资企业给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共建“一带一路”：建设更美好的世界》， 2019年4月28日，http://www.beltandroadforum.org/ 。亚洲地区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仍处于欠发达阶段，促进经济发展是当地政府的热切盼望，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外交关系当然更容易受到当地民众青睐。
按照模型的结果，笔者更详细地预测因变量如何按照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将所有其他的变量都控制为平均值, 当一个东南亚国家的人越来越重视中国对他的国家的贡献，就越来越看好中国的影响力。假设一个人一开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屑一顾，后来态度陡然改变，选择中国发展的模式为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这个人积极看待中国影响力的可能性增加了18%(如图2所示)。这就表明，对个人来说，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如何看待中国整体的影响力。当然，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只是包括经济层面的发展，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的结合。相反，倘若一个人不看好中国发展模式对他的国家有什么好处，那么他对中国在本国的整体影响力将大打折扣。
图 2中国发展模式对受访者看待中国影响力的态度影响预测
此次数据分析中第二个核心自变量是“政治觉悟”变量和“对中国的政治认同”变量的交互作用。如表2所示，这个交互变量在统计学上的效果显著，表明上面两个变量在因变量的作用上有明显的交互效应。然而，要在Logistic非线性回归分析中清楚看出交互作用，不能直接按照表2中的显著星来衡量。在这种情况下最安全可靠的办法就是利用电脑软件将交互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模拟出来[注] Berry W. D., DeMeritt J. H. R., Esarey J., “Testing for Interaction in Binary Logit and Probit Models: Is a Product Term Essentia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 Vol.54, No.1, 2010.。 在此分析中，笔者如此执行后，交互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清晰地展示在图3和图4里。
图 3中国政治体制对受访者看待中国影响力的态度影响预测
交互变量的结果显示，政治觉悟相对较高的受访者，往往拥有较为客观和理性的政治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认同程度就和他们看待中国对本国影响力呈现正向的关系，而且这一关系在统计学上显著。对这一群人来说，越认同中国的政治体制，他们就越觉得中国在他们国家或地区的影响力是积极的。相反，对于政治觉悟较低的那部分受访者来说，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认同感对他们看待中国在本国或地区的影响力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如图4所示，当政治觉悟还停留在较低的层面时(政治觉悟值=3，4和5)，三条线均趋近于水平，甚至有点逐渐下滑的趋势。当政治觉悟开始升高时(政治觉悟值=12，13，14，15和16)，五条线均呈现完全不同的走向，呈显著的上升趋势。这一发现就有力地验证了“政治觉悟”和“对中国的政治认同”这两个变量的交互影响。
数据显示只有一小部分的受访者的政治觉悟低于平均数(政治觉悟指数≤5)。在本研究的8120个样本中，只有3% 的受访者(270位)政治觉悟非常低。为了补充上述数据分析，下面的部分更集中在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受访者 (如图4)。
图 4政治觉悟对受访者看待中国影响力的态度影响预测
在政治觉悟较高的受访者当中，当一个人对中国的政治认同增加一个单元，他积极看待中国影响力的可能性就增加3%，其他变量都控制均衡。在是否积极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这一点上，完全认同中国政治体制的受访者要比完全不认同中国政治体制的受访者多29%的可能性。这个发现表明，受访者认同中国的政治体制与否对他们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至关重要。
氟唑磺隆、咏麦（啶磺草胺）、阔世玛（甲基碘磺隆·甲基二磺隆）对雀麦都有很好效果，但应首选安全性更好的氟唑磺隆、啶磺草胺。
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基本证实了图1中所阐述的。在所有9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蒙古、缅甸和中国台湾在整体层面表现出对中国影响力的负面效应。其他6个国家都表现出正向的、统计上显著的效果。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大多数人不看好中国影响力的时候，这个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影响力的整体印象也会受到影响。
其中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台湾民众对中国影响力的看法受到海峡两岸关系波动的影响。在台湾民众看重中国经济发展给台湾带来的商业机会的同时，双方不同的政治体制给两岸关系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注] 张萌：《两岸综合实力比较:评估体系与量化分析》，《台海研究》 2018年第1期。 。
其中，由于焊机的参数众多，为了避免操作人员对名称相近参数产生混淆，在每个参数输入区域的旁边，以小字体形式加注详细的解释。
五 模型稳健性检测
笔者使用以下几个稳健性检测来确保上述数据分析准确到位。首先，笔者使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建立“政治觉悟”这个变量。相比用四个问卷问题的叠加组成政治觉悟这个变量，笔者现在使用2014年“亚洲晴雨表”数据中的另外一个问卷问题。这个问题是受访者是否同意如下说法：“虽然民主政治体制并不完美，它依然是最好的。”用这个方法建立新的变量以后，以上述模型再次展开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结果大体和上面的结果相同。唯有一点不同的是，交互项的显著性基本消失了。这说明前面的叠加方法组合的政治觉悟变量更好，更能捕捉不同群体的受访者之间的交互关系。
在这个稳健性检测的模型中，笔者发现新建立起来的“政治觉悟”变量不再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但是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认同度仍然有效，很大程度上仍然决定一个人对中国影响力的看法。这就说明不同的变量组合方法采集到的是不同角度的数据。多方位叠加式组合的“政治觉悟”数据更能捕捉受访者的心理细节。即便这样，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认同程度依然效果可观，这又一次证明了中国政府需要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行中更好介绍中国政治体制、帮助当地人民更好了解中国政治体制的重要性。另外，相比在模型4中控制国家层面的哑变量，笔者在稳健性检测模型中，将模型3在单个的国家样本中开展回归分析，发现数据结果没有显著的不同。
这丫头怎么在这？难道她是潜伏到天南星妖身边，想伺机偷走海金沙吗？可就凭她那点仙力，根本不是天南星妖的对手，很容易偷鸡不成蚀把米。
结 论
中国快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加上其更加积极主动的外交策略，使得国际舆论和国际政治“风起云涌”，就如何看待崛起后的中国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然而，目前大部分相关话语只聚焦在政治领袖和社会精英层面，普通民众如何看待一个逐渐强大的中国，值得我们关注。就东南亚国家来说，普通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受哪些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制约，有重要的学术和实用价值。因此，对东南亚国家民众看待中国崛起的民意进行调查分析至关重要。中国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在世界舞台施展影响力，不光要在经济层面给其他国家提供实惠，在政治和文化层面也要树立典范。本文的最大贡献就是同时考虑经济发展和政治认同两个变量对东南亚国家民众看待中国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证实了已有的发现，即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其在东南亚国家民众心目中获得支持的主要力量[注] Bremer, Ian, “How China’s Economy Is Poised to Win the Future”, Times , November 2, 2017，http://time.com/magazine/south-pacific/5007633/november-13th-2017-vol-190-no-20-asia-europe-middle-east-and-africa-south-pacific/, May 6, 2019. 。很多经济欠发达的亚洲国家需要大量的外来投资和消费驱动，崛起的中国已经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曙光。这样一来，他们看好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越强劲，带给地区经贸合作的机会也就越多；当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越好，系统性的外资就更多流入东南亚市场；中国民众越来越富有，就会有更多中国游客到东南亚景区旅游消费，增加当地的经济收入。这也证明了中国以经贸合作与发展为目的“一带一路”倡议符合东南亚国家人民的需求和期待。按照本文的数据分析，当“一带一路”倡议给东南亚人民带去经济实惠，这将给中国外交带来更大说服力，给中国在国际社会增加话语权[注] Kania, Elsa, “The Right to Speak: Discourse and Chinese Power”, Center for Advanced China Research,https://www.ccpwatch.org/single-post/2018/11/27/The-Right-to-Speak-Discourse-and-Chinese-Power, May 6, 2019; Wang, Hung-Jen, “Contextualising China’s Call for Discours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 Vol.13, No.3, 2015.。
当然，一个国家的外交靠的不仅是“钱袋子”，还有拥有这个“钱袋子”背后的政治体制和利益集团。和中国发展模式密不可分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在本文中，笔者认为东南亚民众是否认同中国政治体制对他们看待中国影响力有直接的影响。既然如此，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等外交战略中，就需要更加精心和智慧地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本文的量化研究发现，东南亚民众对中国政治体制越认同，他们对中国的影响力也越看好。这就表明，东南亚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与他们对中国政治的了解息息相关。但是，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认同程度对如何看待中国影响力的影响受到了另外一个中间变量“政治觉悟”的冲击。认同中国政治体制和看好中国影响力之间的正向关系只在那些政治觉悟较高的受访者中间显得更为明显；对那些政治觉悟较低的受访者来说，对中国政治的认同度基本上对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影响力没有什么影响。考虑到大多数受访者的政治觉悟都高于数据库中政治觉悟值的中位数，促进东南亚国家民众更好认同中国的政治体制显得更加重要。
中国国家外交策略应该更多考虑到东南亚国家民众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关心。“一带一路”倡议中策略性地介绍中国政治体制将对“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国家更顺利落地会有帮助。“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多方政治智慧、经济合作、文化融合等多种变量在漫长的时间轴上累积而逐渐走向成熟。
DOI: 10.19561/j.cnki.sas.2019.03.137
[作者简介] 席金瑞，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讲师。
[基金项目] 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华侨华人与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16JJD810006)。
[中图分类号] D822. 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 2019) 03-0137-17
【责任编辑：邓仕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