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尔不凡的学境：史华慈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之识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识见论文,不凡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史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世纪中叶开始，国外中国学界对毛泽东生平和思想进行了广泛、持久的研究，学者们发表了大量论著，形成了一门“毛学”（Mao- Ology）。本杰明·史华慈，是美国已故著名中国学家、哈佛大学资深教授，也是西方国家最早从学术层面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学者之一，其于1951年出版的成名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堪称域外毛泽东研究的经典著作，为中外学人所推重。① 本文结合史华慈的相关著述，对其在毛泽东研究方面的阐析视角、基本观点和方法论意义作一评述。
一、步入中国学殿堂的历史机缘
本杰明·史华慈起初拟专攻佛教，而导师出于语言、年龄诸因素之考虑，建议其集中精力和时间研究近现代中国问题，史氏遂开始从事东亚和中国问题研究。史华慈后来回忆道：“当时中国共产党开始统治中国，费正清教授对当代的政治情况很感兴趣，而‘谁使中国沦陷’在当时是一个热门的题目”，后来有人从延安带来了一批中共整风文献，“我开始研究其中的文字问题，同时，也接受了一笔奖学金。由于金钱的引诱，使我放弃了对中国古代佛教的研究兴趣，开始注意当代中国问题”。[1](P18)对于费正清教授将自己引入中国研究的学术殿堂，史华慈心存感激，认为这位恩师是自己此后学术生涯的“重要的决定者”。[1](P501)
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史华慈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位于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自1947年至1949年，他连续发表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载《论中国》1947年第1期）、《陈独秀：前共产主义者》（载《论中国》1948年第2期）、《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术报告，1949年4月）、《马克思、列宁在中国》（载《远东观察》1949年第15期）。在此基础上，于1950年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经费正清和杨联陞两位教授负责答辩通过，获得博士学位。1951年该论文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此奠定了他在美国中国学界的学术地位。同年，史氏开始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和政治系授课。
1952年，由史华慈与康瑞德·布兰特、费正清共同主编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问世。这部文献资料集汇集了从1921年到1950年有关中共历史的40套重要文件。引言明确指出，编辑这部文献集的目的，就是要使美国当局和研究者能了解到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能够揭示中国“实际的革命过程中的某些情况，领导人的计划和目的，他们的纲领和口号，战术和组织方法，一直到他们的最后胜利”。[2](P12)自1952年起至20世纪70年代，史氏在学术刊物上又发表了许多研究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论文，可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毛泽东思想是史华慈学术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作为一个西方学者，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毛泽东的诠释与中国大陆学者有所不同，但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共产 主义运动在华进展，以及对毛泽东思想内涵、影响的思考与见解，对于日后各国学者的毛泽东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史华慈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之识见
海外学界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不少，但如何研究各自有不同的路数。作为美国中国学界较早从事中共历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专家，史华慈有自己的一套学术理念，因此了解史华慈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之识见，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心中和笔下的毛泽东和“毛主义”（Maosim）。
首先，史氏从毛泽东是一位政治领袖人物这一基本情况出发，将毛泽东思想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去把握。
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这篇文章中，史华慈认为，“如果我们不考虑毛的鲜明的个性特征，不考虑他的个性中坚韧与敏锐、勇敢与无情的结合，不考虑他经常表现出来的政治直觉等因素，那么，即使是毛本人的思想也不可能完全解释他的成功。我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那种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抽象的整体，进而把它与毛的政治生涯割裂开来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我认为，当毛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之后，对他的思想世界只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加以理解”。在他看来，“我们不能脱离毛作为一名政治领袖的事实来考察他的思想。同时，也正是由于毛是革命的领袖，他才能够以多种方式同千百万民众接触，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具有意义。因此不论毛的思想是否带来预期的结果，是否深刻，是否因历史原因而永存，它总是会引起人们的兴趣的”。[3](P37－38)
其次，看重毛泽东出生农家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之影响。
史华慈认为：“毛作为农民直接体验了农民的生活。在他以后的生涯中，他能够像准确地使用古典文化中的典故一样，恰当地运用他早年学到的农民的谚语。早年在乡间的经历，使他难于同意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农民是消极的、愚昧的观点。”史氏从历史的考察中得出结论：“应当看到，毛早年在‘传统的中国’的生活，对他的全部文化素养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3](P39－40)
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因素给毛泽东思想形成以影响，史氏认为首先是描写英雄的中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包含像英雄式的领导人率领武士为正义而战这种罗宾汉式绿林好汉故事的所谓‘侠’的思想的英雄小说，这对幼年时代的毛泽东影响很大”。[4](P79)
此外，史华慈也看到儒家思想中民本观念对毛泽东的影响。他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一文中写道：“在儒家思想中，主张对人民施仁爱。尽管人民是无知的，但他们是善良的。历经千载的儒学一贯谴责对人民的不公正行为。……在同外来的民粹主义思想接触之前，毛从儒家学说和小说中接受了这些观念。这种说法如果成立，那么成年的毛对‘人民’所遭受的‘虐待’是非常敏感的。”基于这样的分析，史氏指出：“我重视中国古老的思想传统对毛泽东的思想形成的影响，但是我所说的传统未必是指正统的儒家思想。”[4](P79)
可见，史氏十分重视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毛泽东思想形成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后来中国学者在此方面作进一步研究不无启迪。
再次，注重将思想谱系和“卢梭式问题意识”相结合，研究“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所思所为。
此观点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华裔学者林同奇教授提出的，笔者受其启发，在此不妨援引史氏的相关论述，对此研究视阈再作些补充性的阐述。史华慈把毛泽东视为“道德的领袖”，在他看来，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源于其伦理诉求。为理解这一问题，需要联系史氏所写的《德性的统治：“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与党的宏观透视》② 一文的相关内容来加以讨论。
该文写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正在激烈进行的1968年春天，后发表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主办的《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第35期上。众所周知，自1966年5月起，整个中国大陆卷入了毛泽东掀起的那场政治风暴漩涡。面对中国出现的乱局，当时西方国家许多人感到惊愕和不解，认为中共缔造者竟然鼓动人们“踢开党委闹革命”，违反政治逻辑，简直不可思议。与常人不同，史氏敏锐地指出，毛泽东发动这场政治运动自有他独特且可以理解的思想动机。正是为了释疑解惑，史华慈写下了这篇文章。
他认为，对于任何一个真正信仰马列主义者来说，“党当然大于它的基层组织和各组成部分”，是“一种整体大于其部分之总和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有机体”。[1](P141)在作者看来，必须把“党的组织”与“党的灵魂”区分开来，并且指出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后者或许比前者更具有“深远”的意义。[1](P141)史氏指出：“毛泽东已经发现，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人员构成上还是在组织结构上，至少都不能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可能是指具有美德并拥有资格的‘社会承担者’（Social-bearer）。”“在毛泽东的观念中，这种美德是指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艰苦朴素、目标远大和疾恶如仇等等品德的集合。实际上，谁是这种‘公意’（general will）的实际承担者，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最紧要的问题了”。[1](P147－148)因此，诉诸“德性的统治”（the reign of virtue）的考量，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重建纯洁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
在这篇文章中，史华慈考察了毛泽东的“远景理想”（vision）与法国历史上的卢梭及雅各宾派之内在联系。他指出，青年时代毛泽东读过卢梭的作品，③ 卢梭“全身心地关心如何建立社会的美德和正义的问题”。“他的美好社会，是由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放弃他们自己利益，总是被一种对祖国的责任感所鼓舞，毫不吝惜地牺牲自己的生命，生活简单朴素的人们所组成的”。“尽管卢梭思想本身有些含糊不清，但是作为一种把人民组织起来粉碎一切自私自利、结党营私的图谋，建立一个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充满公共德性的社会概念，而把公共美德灌输给其每一个成员，已经证明是实现这一社会的最有力的途径”。在史氏眼中，卢梭的理念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他指出：“当我们转回到毛泽东思想本身（它对‘文化大革命’的解释）时，不禁为社会伦理在其中所占的绝对优势地位感到震惊。”“晚年的毛泽东致力于实现他所理解的美德统治的地位，……可以说，毛泽东主义者的美德试图扮演了一种集体主义的新教伦理的角色”。史氏指出，“毛泽东主义者试图以北京为中心重建一个崭新共产主义世界的想法”，“与上述思想保持着不可拆解的联系”。同时，他也强调，“不管卢梭主义一雅各宾派成分在后来的毛泽东主义中占有多么突出的地位，但其语言的核心要素中却仍保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性质”。[1](P148－150、153－154)
史华慈之所以从思想史层面探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西方根源，是因为他在那场政治风暴中看到了在毛泽东和罗伯斯庇尔“疯狂”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悬而未决的“卢梭式的问题意识”（Rousseauan problematie）。那么，何谓“卢梭式的问题意识”？对此，林同奇教授曾经作过阐释。他指出：史华慈所讲的“卢梭式的问题意识”是指由启蒙运动中两股互相对立交错的思潮所组成的。一股思潮史华慈称之为“工程取向”，指的是当时以伏尔泰或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思想，它相信人类的关键问题大部分可以通过科技进步和精心设计的政治、经济秩序或社会制度最终得到解决。另一股思潮史华慈称之为“道德取向”，它以卢梭为代表，认为“人类的问题最终必须依靠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内在道德品质和人际关系的改善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制度安排和科技进步必须从属于道德的完善，并对工程取向欲绕过人的动机问题去建立功利主义伦理观提出激烈批评”。[1](P262－263)
与其说单纯地嘲笑或咒骂历史上的雅各宾派和“文革”中毛泽东的“疯狂”，不如冷静地回应这个“问题意识”所提出的问题。因此，史华慈认为“在一些领域中，特殊的中国视角和特殊的西方视角非但不是相互排斥的，反而被证明是彼此支持的。也有一些领域只有在西方的视角下才能够充分说出新内容。……在‘卢梭问题’的意义上讲，毛泽东的‘群众’并不是现实中‘必然所是’的那种群众，而是他们‘应当所是’的那种群众。换言之，这类‘群众’毫无疑问是领袖心目中所渴望把他们塑造成的那种形象的、‘应当所是’的那种人群。这种‘应当所是’的‘群众’将被大公无私的精神所造就，他们的美德绝不是被动和消极的，而是充满活力和富有生机的。他们在民族事业的发展中将成为一种持久坚固的道德能量”。在《德性的统治》一文末尾，史氏强调指出：“这里我们现在正在处理一个涉及跨文化意义的议题。站在这种跨文化研究的角度上，西方学者们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承认并不满意自己所给出的答案。一方面，他们回应的是毛泽东主义者的反制度化和反形式主义；另一方面他们回应的也是在社会进步的理论中，卢梭主义者强调道德性的思想对主流科技观点所产生的作用。这样，当正在回应毛泽东的观点时，他们其实也正在整理自己以往的文化要素。”[1](P156－157)
总之，思想谱系和问题意识相结合是史氏研究毛泽东的一个独特方法，其观点虽然为一家之言，但无疑给人们认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因提供了一个新视界。
复次，史华慈关于毛泽东留给后人遗产的认识。
对于什么是毛泽东留给后人的遗产，史华慈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一文中指出：“只有一些更富有成效的东西将成为真正能够延续下去的遗产。1949年以来，中国取得了社会和平与安定，恢复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持了一种基本上的平等分配；毛（同其他领导人一样）从根本上意识到，斯大林的模式不适合于中国，意识到农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意识到并不存在可以轻易地加以利用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我认为，这就是毛主义阶段的更坚实的遗产。”[3](P49)用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的话语来阐述，即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实践基础和正确思想成果，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制度基础和思想基础。可见，就科学评价毛泽东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贡献这一点上，史氏与我们有着基本相同的看法。
值得一提的是，当毛泽东尚在人世，在与日本学者中山鸟岭雄进行学术交流时，史华慈就毛泽东身后中国将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问题提出了预言。他指出：“如果毛泽东去世，现在的浑沌的迷雾全部散去的话，我想结局将变成毛泽东依然是20世纪的伟大政治领袖。”“他的名字将流芳千古。不过，像文化大革命这种极端的想法恐怕不会得到肯定的评价。中国的未来不是靠毛泽东一个人。”他还说：“我不是预言家，所以我不想占卜中国的未来，如果一定要我说的话，我认为毛泽东关于中国的发展将与西欧社会和苏联不同的路线的想法也许是正确的。如果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有一个在现代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经验问题。因此，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能回避西欧社会或苏联的经验。”“总之，我认为毛泽东是对中国的现代化做出极大贡献的人。”[4](P87)显而易见，作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翘楚，史华慈可谓独具慧眼，他预见到：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将纠正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在继承毛泽东关于中国式发展道路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汲取、借鉴西方国家和苏联模式经验教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三、史华慈关于“毛主义”㈤的探讨
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的导言中，史华慈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旨在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相关的学说框架及其内部的政治关系方面，考察它在一个特定时期内的历史。”“我认为，在中国我们目睹的不仅是一次民众自发的奋起，而且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新的统治集团逐渐掌握权力。它们是两个既相关但又独立的事实。对有些人来说，这个研究似乎过多地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派生形式的细枝末节。首先，应该注意到，这种理论的具体的细枝末节，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生活的环境、呼吸的空气。如果我们没有对它形成一些认识，我们就会完全不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精神世界。[5](P62、p64)
《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共13章，从篇章结构看，基本上是按中共历史发展的进程展开论述的。在该书中，史氏着重探讨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对于中国革命战略的探索历程。他指出：“1931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权力并不仅仅来自莫斯科的命令，而是建立在掌握了一支军队、一块根据地和一个统治机构的坚实基础上。”“在可利用的文件基础上，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毛泽东是凭借着以自己成功的战略造就的实实在在的军力、财力和人力赢得了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权力转移到毛泽东和朱德手中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环境和权力关系的结果，而不是莫斯科做出的任何决定的结果”。[5](P171)
在第十三章中，他对“毛泽东主义战略”的基本特征作了界定：“毛泽东主义战略本质上是将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由于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信条而充满活力的政党建立在一个纯粹由农民组成的群众基础上。”[5](P172)在他看来，这一战略的基本特征早在1928年毛泽东写的报告中就业已出现。在《井冈山前敌委员会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列举了保持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各种必要条件，史氏认为，“这些就是与有利的外部环境结合在一起的最终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引向胜利的毛泽东主义战略的概要”。
基于对中共历史的研究，史华慈强调：“虽然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毛泽东主义基本战略并没有变化，但是，它的确增添了许多新的重大特点。”“20世纪30年代在战略领域实现创新、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行使了实际的国家权力并且领导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长征的沧桑之后，毛泽东当时有充分的自信在理论的表述上进行创新，他不再满足于按照莫斯科宣布的‘联合阵线’的一般理论来解释他的战略，而是热衷于证明中国的发展变化意味着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独特的创造性的发展。他本人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路线的一个理论发明者。我认为，这里正是我们需要寻找的全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独特的重要意义”。[5](P184)
关于“毛主义”与马列主义的关系，是史华慈着力探讨的一个重点问题。他指出：“以某种信仰为基础的历史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偏离最初的基本前提而仍然保持它的特性？这当然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而要回答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建树“当然取决于我们所关注的那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各自的重要原理。……在党与阶级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主义在行动上的异端意味着这个分类过程中的另一个重大举措”。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他核心原理仍然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完整生动的原理”。所有迹象表明，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和动力的哲学基本信仰全部被中国共产主义者吸收，如“列宁主义信仰共产党本身是历史性拯救的唯一力量。无论怎样怀疑党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的资格，中国共产党的文献里都真实地充满了这个信仰。尽管他们是如此置身于一个农民的环境，党的领导人却从来没有怀疑他们是历史眷顾的负有使命的人，他们注定要领导中国走上工业化社会主义的道路”。[5](P185)
另外，史华慈还阐述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对中国的影响。他认为，不论列宁对帝国主义的解释正确与否，他有一套帝国主义的理论。在中国，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被广泛地接受，“以至于凡是讨论帝国主义的话题，列宁主义的理论就成为理所当然的解释”。同时，史氏又分析判断道：“活生生的经验是否将教会中国共产主义者质疑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一定阶段的特有现象的理论，这是一个取决于未来以及他们自身利益的问题。总之，尽管中国共产主义者确定无疑地证明了，共产党与产业工人阶级之间事实上缺少紧密的联系，这一运动却仍然保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的某些基本原理。”[5](P187)显然，史氏既看到了中国革命以农民为主体而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和主体的独特之处，同时也没有完全割裂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
笔者以为，史华慈提出“毛主义”概念及其相关论断的方法论意义荦荦大者有二端：
其一，透过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具象，分析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以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趋向和固有特征。
史氏揭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渊源与现实演进铸就了中共的“异质性”，共产主义运动在各国具有多样性，从而突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关于共产主义世界为铁板一块的僵硬观念。正如哈佛大学孔斐力教授所说的那样：史华慈根据俄文、日文和中文的原始材料得出结论，“毛泽东主义决不只是苏维埃战略的创新版，也不是正统列宁主义的范例，而是一种为适应中国20到30年代之军事政治国情而作出的原创性思想。这个如今被如此广泛承认的结论，构成了1951年的思想语境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进展，同时也是现代中国研究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还导致人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解”，而且“必须严肃地对待思想观念，而且把它们牢固地搁置于行动的语境之中加以思考”；并且在评价特殊的思想观念时，必须考虑到它们还有更为宽广的文化与思想的背景。[1](P550)
其二，重视研读原始文献，善于抓住历史演化中的基本范畴作深入分析，将思想史与政治运动紧密关联，研究观念形态与中国革命的互动关系。
史氏的贡献在于，他建立了一种学术取向，“即运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文本材料，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的偶然性中探索领袖的精神生涯、他们的人格，从而理解意识和行动是如何关联的问题”。[1](P526)他抓住了“无产阶级”、“农民”、“政党”、“马列主义建党原则”、“精英集团”等基本范畴，探讨了它们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而且通过精心建构的叙事方式阐释毛泽东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崛起的历史因素，从而在思想史的框架内描绘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恢宏画卷。美国加州大学唐·普赖斯教授指出，史华慈的研究告诉人们“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运动其实就是以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思想观念而已，因而要从现代思想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异端派别的更大视野上对其加以考察。……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很强的本土特包”。[1](P552)
中国古训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笔者以为，尽管史华慈的“毛主义”与中国特定含义的“毛泽东思想”内涵不同，但这不妨碍彼此之间的“交流”，他的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值得我们珍视和取鉴。
注释：
① 美国哈佛大学柯文、梅谷、麦克法夸尔、孔斐力诸教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田浩教授等都对史华慈在毛泽东研究方面的学术贡献予以高度评价。近年国内学者王文涛、沈金霞等发表过专题论文，或对《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予以简评，或结合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两次论战评介史氏关于毛泽东研究的主要观点。本文探讨的内容有所扩展，请学界同仁辨别。
② 卓鸿蒙、费小琳的译文标题是：《道德王国：“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与党的宏观透视》，参见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2卷《从奠基者到“红太阳”》，第329页；另外，朱政惠教授撰写的《他乡有夫子——史华慈生平和学术谱略》，将该文的标题译为《德行的统治：对“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与党的领导的某些思考》，见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史——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80页。此学术谱略在收入《史华慈论中国》一书时，该文的标题改译为《德性的统治：对“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与党的宏观透视》。
③ 据《西行漫记》第120页记载，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半年期间，读过卢梭的书，认真研读了欧美国家的历史地理。因此，史氏认为毛泽东看了卢梭的书是有历史根据的。
④ 国外学者在毛泽东研究中形成了若干概念，即“毛泽东思想”（The Mao Tse- tung thought）、“毛泽东的思想：（The Thought of Mao Tse- tung）、“毛的思想”（Mao's thought），国外学者基本上是在毛泽东个人思想的层面上进行研究。自史华慈提出一个简明扼要的概念“毛主义”（Maosim）后，国外学者经常使用这一概念，中国有的学者将其译为“毛泽东主义”，它与中国政治术语“毛泽东思想”的特定内涵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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