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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美建交20周年。20年来，中美关系时好时坏，美国现代党斗争也冲击了中美经贸关系。但是，两国经贸一直持续发展。受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普遍减少。据中国海关统计，1998年中国同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比上年下降了6.1 %，其中同东盟国家的贸易额减少6.2%， 同韩国和日本的贸易额分别下降11.6%和4.8%，而中美贸易额则增长12.1%，双边贸易额达549.4亿美元，已接近中日贸易额579亿美元， 美国已经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截至1998年底，美国已成为在华投资最多的国家。
中国总理朱镕基今年4月对美国的正式访问， 这无疑是中美关系又一次面临改善和发展的机遇。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市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潜在市场。两经贸关系互补性强、潜力大。中国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排除阻力和障碍，把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美经贸关系的现状和特点
中美经贸关系从70年代初开始恢复，但直到1978年，中美贸易额仅9.91亿美元。中美建交大大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据中国海关统计，从1979年到1998年，中美双边贸易额由24.5亿美元增加到549.4 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近19%，与此同时，双方相互投资也迅速发展。美国对华投资始于1980年。但是，从1979年到1982年，美商在华协议和实际投资累计额持续增加。1991年美商在华协议和实际投资额分别达5.48亿美元和3.23亿美元。受金融危机影响，1998年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华投资减少，但美商继续增加在华投资。
中美经贸关系的主要特点是互补性和互利性强。
从双边贸易看，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主要商品有小麦、玉米、化肥、飞机、化工产品和医疗器械等；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有纺织品、服装鞋类、箱包和机电产品等。中美双边贸易结构清楚地表明，两国贸易的互补性很强、前景非常广阔。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需要大量进口美国的机电产品。例如，到2000年，中国将新建公路11万公里，新建高速公路6500公里，新建和改造40个骨干机场。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中国需要进口更多的汽车和飞机等交通工具。据波音公司公布的数字，在过去五年里，波音公司生产的商用飞机的10%出售到中国，年均销售额达20亿美元。据统计，到1997年为止，中国从美国订购了387 架波音和麦道飞机，价值达183亿美元，平均每架4728.7万美元。 江泽民主席1997年访美期间，中国订购50架波音飞机，价值超过30亿美元。波音公司预测，在今后20年内，中国仅购买民用飞机就将花费1250亿美元。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以上，耕地仅占世界耕地的7%。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中国人能够依靠自己养活自己。但是，为了互通有无，满足城市需求和增加储备，中国仍从美国进口大量粮食。中国消费市场广阔，潜力很大。美国肯德基自1987年在北京开业以来，销售利润达18%，大大高于美国国内销售利润的1%。预计在近几年内该公司在中国各地的分店将发展到100家。麦当劳在中国很多城市生意兴隆、发展迅速。
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类、玩具、家用电器和旅行箱包等。由于成本太高，美国国内已经减少这些产品的生产，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口物美价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节省了消费者的开支，降低了国内通货膨胀。据美国《商业日报》提供的数字，1997年美国零售商共进口15亿双鞋，价值共134亿美元， 其中从中国进口10亿双鞋，价值为74亿美元。这就是说，美国每进口10双鞋中有6双是中国供应的。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国向美国出口的鞋类， 平均每双7.1美元，不到意大利鞋平均每双23.8美元的1／3，仅此一项， 美国消费者就节省了大量开支，如果同美国飞机相比，1997年中国订购的美国波音公司平均每架6000万美元，中国需要向美国出口845 万双鞋才能购买美国一架波音飞机。这一事例充分说明中美两国贸易的互补性的和互利性。
从双向投资的角度看，也反映中美两经贸关系的互补性。美国对华投资涉及的行业有机械、冶金、石油、电子、通讯、化工、纺织、轻工、食品、农业、医药、房地产以及金融、保险、外贸、会计、货运代理等试点开放的行业。中国在美国开设的公司涉及的行业有工业、科技、承包、服装、农业、餐馆、食品、旅游、金融、保险和运输等。投资问题主要是美国对中国投资的领域广阔、潜力巨大。美国在华投资的主要领域：
第一，农田水利建设需要吸引大量外资。中国引进外资结构中流向农业领域的最少，而这个领域需要引进大量外资。澳大利亚有位专家曾在1995年提出，中国人多地少，澳大利亚可以提供中国需求粮食的10%。中美经贸问题专家周世俭教授指出，这10%意味着5000万吨小麦，是世界粮食市场的一半。就是把世界粮食市场的粮食都供应给中国，包括作为饲料的玉米以及高梁、大豆等，也仅能满足中国粮食需求的20%。如果真发生这种情况，将导致全球粮食市场供应危机。因此，即使中国人口不断增加仍需中国人养活自己，这就需要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此，中国需要增加引进在这个领域的投资。如三峡等建设需要的投资也是很多的。
第二，中国交通运输业建设规模庞大，继续需要大量外资。中国不仅公路、铁路、机场、码头建设需要外资，城市交通运输，如地铁建设也需大量外资。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地铁建设才刚刚开始，而一个大城市地铁建设需要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在这个领域美国投资还远远落在欧洲国家的后面。又如拟议中的北京至上海的高速铁路建设，需要高额投资，日本等国家都有浓厚的兴趣，美国也具有实力。
第三，中国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通信和信息服务贸易大市场，投资潜力仍很大。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著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已经取得良好效益。截至1997年底，摩托罗拉公司在华投资累计额已达12亿美元，该公司在亚洲和欧洲的销售额分别占其销售总额的26%和19%，1997年摩托罗拉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就占其销售额的11%。
第四，中美在中国开发能源领域的合作， 前景广阔。 江泽民主席1997年访美期间，双方就《中美两国政府关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达成一致，搁浅长达13年之久的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已从1998年3月20日正式实施。同年3月23日在北京开幕的第五届中国国际核工业展览会上，连续三次参加展览会的美国ABB 公司核能系统副总裁麦伟基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核电设备制造商之一，美国ABB 公司将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寻求在中国市场上更为广阔而深入的合作。
中国发展核电工业潜力大。据统计，美国、法国、日本和韩国分别有109座、56座、54座和12座核电站。1997年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5倍、法国人口的22倍、日本人口的9.7倍和韩国人口的27倍， 但中国仅有两座核电站。建设一座核电站需要投资几十亿美元，如果中国到2020年建设40座核电站，或者从更长远时间看，中国要建设上百座核电站，就需要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的投资。美国西屋公司、GE和ABB 等大公司掌握先进核技术和核电站设备等，拥有强大的竞争实力。正如ABB 公司核能系统副总裁所说，中美在核能领域进行合作的潜力巨大、前景非常广阔。
在华很多美资金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并追加投资。美国《财富》杂志1997年排名的美国最大30家公司中，已有20家在华投资项目达175个， 其中半数已开始了大规模、系统化投资。按照1996年度销售额，中国外经贸部和国家统计局评出的最大500家外商企业中，有50家美国企业， 这些企业的销售收入收益率（利润／销售额）达11%，资产收益率（利润／资历产）为13.7%，明显高于全国500 家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平均销售收入收益率（7.3%）和资产收益率（7.0%）。调查表明，3／4的美国著名跨国公司在华经营效益好，已经开始回收投资，其中投资于信息等高技术产业的美资企业经营业绩尤为突出，并纷纷扩大投资。
存在的问题和如何解决
经贸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中十分重要和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然而，除一些技术性问题外，中美经贸合作在某些非贸易因素的干扰下，还受到一些不应有的限制。这种情况与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总方向是不相称的。中美经贸关系中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和争议。
一、要客观的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十多年来，中美争议的问题之一是两国贸易不平衡问题。据中国海关统计，从1978年到1992年，中国对美国贸易连年出现逆差，从1993年到1997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从62.8亿美元增加到163.97亿美元。但是，据美方统计，美国对中国贸易自1982年以来连年出现逆差，美国贸易逆差从3亿美元扩大到497亿美元。双方统计差距为什么如此之大呢？
第一、中美贸易的主要特点之一是转口贸易。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国出口的60%是经第三方转口的，据美方统计，中国对美国出口的80%是经过第三方进行的。中国内地经过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产品在香港平均增值率达40.7%，玩具和服装在港增值率达100%。1992年和1993 年经香港转口中国内地产品在港的增值部分分别为52.3亿美元和63亿美元。美方将这部分统计在从中国进口额中，而美国对中国出口额却没有包括美国产品在港增值部分。仅此两项，在美方统计，中1992年1993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分别高约70亿美元和86亿美元，即高估了60%以上。如果减去86亿美元，美方统计的1993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就不是227.7 亿美元，而是141.7亿美元。
第二、中国引进外资的约70%来自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引起了“贸易移转效应”。据美国商务部统计，从1987年到1995年，美国对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的贸易逆差从340亿美元降至77.7亿美元， 在同期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却从28.1亿美元增加到338.1亿美元。 美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总的贸易逆差从368.1亿美元增加到415.8亿美元。美国财政部长鲁宾，1997年6月5日在美中全国贸易委员会讲话中分析这种变化时指出：“从1991年到1996年，我们对中国的出口以年均16%的速度增长，而同期内美国对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增长11%，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增长率为7%。”他说：“近几年来， 我们对华贸易逆差一直以很快的速度增加，它成为有关最惠国待遇辩论中的一个重要的争论问题。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一时期我们对亚洲贸易逆差总额大致没有变化。贸易逆差构成之所以向中国倾斜，大体上是因为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把它们的生产活动转移到中国的缘故。”
第三，中美贸易的另一个特点是加工贸易占很大比重。199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中加工贸易额占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的71.4%，高于加工贸易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54.5%的比重。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藤1999年1月16 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庆祝中美建交20周年的学术座谈会上再次呼吁美国不应过分夸大两国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他指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被过分夸大，理由有三：一是两国海关统计的差距太大，中方低估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美方则由于计算了经香港转运的金额，一年高估了约100亿至150亿美元的对华贸易逆差，因此实际逆差额并不像美方统计的那么大；二是从中国和世界各国贸易的情况分析，中国不像日本存在“慢性庞大顺差”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不像日本和各国长期以来都享有庞大顺差，问题不如日本严重；三是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中90%是取代其他地区的对美国出口，也就是所谓“贸易转移效应”，即中国台湾和香港、东南亚、日本以及韩国等在中国内地投资后，所产商品转出口到美国，都算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伯格斯藤认为，中美不应过分强调贸易逆差问题，应该把眼光放在发展“全球经济”上来。中美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主要是统计计算方法问题，是技术性问题，双方通过实事求是地客观讨论加以解决。
二、美方应大幅度放宽高技术和高技术产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自90年代初以来，高技术出口占美国在海外全部销售的比重增长两倍以上，目前高技术产品出口已占美国出口总额的25%。但是，美国高技术出口也遇到其他国家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1998年6月8日一期载文指出，技术发展非常快，一度受到管制的产品，例如，高速计算机现在通过把先进的台式个人计算机串连在一起就能接近于达到高速成度。文章援引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的副部长威廉·赖因施的话说，“如果我们认为光靠出口管制就有阻止高技术的传播，那么我们是欺骗自己。”
自80年代初起共和党执政期间，美国政府曾大幅度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里根政府自1983年布什担任总统后，宣布进一步放宽对中国出口高技术的限制，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13类。但是，由于美国政府自80年代末对中国实行制裁，特别是以高技术出口实行限制，这一措施未能落实，致使美国一些大企业的大批定单没有落实，这也是导致美国对中国贸易由顺差转达为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1998年6月8日一期载文分析认为，在电信革命的推动下，全世界的商业卫星的需求正大量激增。文章说，在今后10年里世界发射商业卫星将从过去10年的近300颗增加到1200颗， 由于美国根本没有能力来满足这一需求，美国公司需要中国、法国和俄罗斯完成这一使命，其中中国的发射费用比较低廉，克林顿总统于1998年2月特批劳拉公司使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的商业卫星。 美国国会部分议员指责劳拉公司同中国合作泄露了导弹制造技术，损害了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同年5月21日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说， 一些国会议员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5月22日白宫公布了有关文件， 以表明政府的决定是认真负责和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劳拉公司总裁施瓦茨5月24 日也在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中断然否认向中国转让了敏感技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最近一期援引读过国会长达700 页报告的几位众议员的话说，报告中关于中国从美国“窃取”导弹和核技术的指挥没有什么证据，这份报告是一枚“哑弹”。朱镕基总理1999年3月15 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答美国记者问时指出，中国人是很聪明、很勤奋的，中国独立自主地开发“两弹一星”也证明了这点。中国完全有能力开发任何的军事技术，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伯杰1998年5月24 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节目中说，克林顿总统对同中国开展卫星发射合作予以特批没有政治考试，是政府根据国家利益作出的“最佳决定”。伯杰指出，特批的作法可以追溯到里根和布什政府时期。其他发达国家已相继取消歧视性的对中国出口限制，只要美国政府继续排除非经济因素的干扰，放宽对中国出口限制，特别是放宽对高技术出口的限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将随之大幅度减少。
三、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利于中美和世界贸易发展
中国是1948年1月1日起生效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23个创始缔约方之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活动中止了30多年。中国自1986年正式提出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地位，并参加了从1986年9到1993年12月15 日结束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全球贸易谈判，与其他参加方一道，共同为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协议作出了贡献。但是，经过8年谈判中国没有恢复关贸总协定创始缔约国地位。 自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建立从而取代关贸总协定后， 又开始了中国加入WTO谈判，经过4年谈判迄今，中国尚未加入WTO。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已增加到133个，世界贸易的90%以上是在WTO成员之间进行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10位贸易大国，把中国拒之于WTO 大门之外是不公正的，很不正常的。
按照权利与义务平衡和发展中国国家地位的基本原则，从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到加入世贸组织，13年来中国作出了巨大努力。在关税问题上，中国平均关税到1997年已降至17%，接近对发展中国要求的13%—15%的水平，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主要障碍是美国。除在相当程度上已被“政治化”外，美国等少数谈判方对中国承担的义务提出了一些中国难以接受或暂时还无法接受的条件。美国一方面不得不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的经济实力超过了发展中国家，把中国放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找平衡点。经过漫长的艰苦谈判，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程上，中美两国已就贸易权、司法审查、非歧视性和透明度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中国政府已严正表明，中国将矢志不渝地继续为加入世贸组织而努力，这是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相一致的，是任何困难不可阻挡的，在中国同其他贸易伙伴谈判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美国是将贸易问题同国内的党派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肆意抬高要价，致使谈判久拖不决，还是如同美国所表示的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作出让步，这是对美国的重大考验。
从关贸总协定到世贸组织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普遍最惠国待遇和非歧视性。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7月7日两国政府签订的“中美贸易关系协定”规定：“为了使两国贸易关系建立在非歧视基础上，缔结双方对来自或输出至对方产品应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从1980年2月1日“中美贸易关系协定”正式生效到1989年，美国政府和国会因中国在移民方面没有问题而作为“例行公事”年复一年地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但是，自90年代初以来，美国一年一度审议最惠国待遇问题，影响了两国间正常的经贸交往，制约了两国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美国商务部长戴利1998年6月15 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美中关系研讨会上提出，美国应该结束每年一度的关于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争论，给予中国以永久性最惠国待遇。戴利强调，美国的国家安全取决于经济安全，追求商业利益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补充，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有利于中美和世界贸易的发展。
拨正航向 加强合作
尽管中美关系经历风风雨雨，两国经贸关系一直不断发展。美国商务部长戴利在谈到中美两国关系时说：“美国的国家安全是建立在经济安全基础之上的，疏远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大国和人口最多的中国是不可取的，两国应消除误解，拨正航向。”克林顿总统1999年1月19 日晚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在谈到美国外交政策时强调，美国决不能寻求孤立中国。
20年来，中美经贸合作领域不断拓宽，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自90年代初以来，两国经贸关系更呈加速发展。1997年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就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并强调扩大中美经贸关系，符合双方根本利益，又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增长。1998年克林顿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进行了有效的磋商。双方决定互不将各自控制下的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战略对话，为促进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良性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0年来的历史也表明，中美关系不是一帆风顺的。美国两党在总统选举期间，都把中美关系作为争夺总统宝座的一个筹码，在野党利用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来攻击执政党，特别是每当中美关系出现较大改善和发展后，美国国内的保守者和舆论界制造了一系列损害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近几个月来，美国政府、国会和舆论界制造了一系列损害中美关系的事端，如国防部关于《中国未来军事能力和战略》报告、美国计划在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地区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国会关于所谓中国窃取美国高新技术的报告，等等。美国政府以不符合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利益为借口决定拒绝发放亚太移动通信卫星出口许可证，已对中美间正常的商业往来和经贸关系造成损害。
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美经济仍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仍将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互利性。以战略眼光看待和处理中美经贸关系，要有历史感，理智地看待双方的国情，以相互尊重、相互谅解、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的原则处理双边经贸关系中的问题和纠纷。
第一，要平等协商。双方有分歧是正常的，但如果站在建立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高度审视中美经贸关系。有些障碍和分歧是可以克服和解决的。在中美经贸关系和合作中应排除非经济因素的干扰。美国国会对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年度审议是冷战思维的产物，有悖于时代潮流。审时度势，永久性解决这个问题，有利于两国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在双边经贸合作中出现分歧或争议，应通过平等协商，合情合理地加以解决，那种动辄以贸易报复或制裁相威胁的做法是有害的，不可取的。
第二，要互谅互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而且有利于世界经贸的发展。中国政府对于加入世贸组织历来持积极的态度，在开放国内市场问题上已经多次做了不少努力，还准备继续作出最大的让步。1999年3月初， 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访华，双方的磋商是建设性的，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在市场准入，议定书和农产品协议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双方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分歧主要是在一些领域的要价过高，超过了中国的实际能力。美国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只要双方从大局出发，都作一点让步，那么达成协议是很有希望的。
第三，要互惠互利。两国进行经贸合作应是互惠互利的。长期以来，中美两国有关在民用卫星贸易和发射服务的过程中，严格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运作，这是正常的国际间商业往来，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美国学者理查德·鲍姆指出，美国一些人以安全问题为借口反华，旨在打击克林顿总统。美国政府拒发亚太移动通信卫星，不仅会影响中美经贸关系，而且使美国公司损失4.5亿美元的生意， 美国应当重新审慎地对待这个决定。美国限制高新技术进入中国，实际上是对美国公司的限制，中国市场是开放的，美国公司不进入，其他国家的企业就会进入，这将使美国企业失掉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
第四，要面向未来。克林顿总统最近一再重申，美国将奉行对华接触政策。但是，美国国内一些势力总想遏制中国，同中国对抗。美国《纽约时报》1999年3月14 日援引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话说：“现在只要一翻阅报纸就会读到攻击中国的文章，这是对抗的一种恋旧心态。”中国的发展是任何国家的势力都遏制不住的。在中美关系中还存在一个台湾问题，这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最值得注意的问题。只要双方都能严格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中美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特别是遵循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等重要原则，中美关系就有可能平稳发展，并为两国经贸合作开拓更广阔的天地。
中国是个人口12.5亿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潜力大。中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很大，市场巨大举世瞩目。未来10年，中国将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8000亿美元。中国既需要发展高技术产业，又要对农业和传统工业进行技术改造，更需要引进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人才。美国对华投资规模同日本差不多，欧盟国家正在增加对华投资。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在其高技术出口中仅占第14位，低于欧盟对华的技术出口。中美经贸合作的潜力巨大，前景广阔，继续扩大中美经贸合作，不仅造福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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