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劳资关系调节“失灵”与发展的制度出路*
孙 璇1,2
（1.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州 350001；2.福建社会科学院 现代台湾研究所，福州 350001）
［摘 要］ 台湾劳资关系是观测台湾基层社会关系状况的重要指标，集中反映了台湾基层社会矛盾和集体行动的发展动向和态势。近年台湾劳工阶层普遍处于“长工时、低薪酬、少休假”的低水平劳权状态，在民进党上台后推行的“一例一休”修法改革激化下，劳资关系调节的劳动法律调节机制、劳资谈判机制和政党调节机制三个层面都出现了“失灵”现象，反映了劳工阶层不满台湾当下经济发展困境的阶层意识，又映射了台湾资本主义在复杂变迁的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发展局限，同时也为台湾劳工阶层从政治赋权、集体博弈和青年劳工群体整合等层面来改善自身权利与命运带来了机遇和制度出路。
［关键词］ 台湾；劳资关系；调节“失灵”；“一例一休”；青年劳工
劳工阶层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力量，也是基层社会群体话语表达和权利诉求的中坚。根据台湾统计部门数据，2017年台湾劳动年龄人口为1172.7万人，实际就业人口1126.7万人。工业部门劳工有328.5万人，服务业劳工有427.5万人，总计756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67%。台湾劳资关系是观测台湾基层社会关系状况的重要指标，集中反映了台湾基层社会矛盾和集体行动的发展动向和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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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湾劳工阶层的权利现况
劳动权是附着在劳动主体身上的天然权利，并通过法律、制度、伦理等方式被确认和维护。它既是一种经济权利，又由于劳动关系的社会性而具有社会权利属性。基本劳动权利可以从劳动时间、劳动报酬、休假权等关键指标来衡量。劳动权的损益不但影响地区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竞争力水平，而且直接关系到劳工阶层生存发展状况及其民意向背。
（一）劳动时间长、超时工作多
劳动时间是观察和衡量劳工阶层劳动权的一个重要指标。劳动时间是劳动者从事有酬社会性劳动所花费的时间。在劳动时间以外，劳动者恢复和再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法律规定的劳动时间是法定劳动者每日或每周工作最长时间限度。超时工作是在法定劳动时间以外继续劳动。[1]
2017年台湾地区人均全年工时达2034小时，高于日本（1710小时）、德国（1356小时）等（参见图1）。工业部门就业的劳工平均每周工作40-49小时的有364.8万人，约占工业部门劳工总数90%，平均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的劳工有16.4万人，占比4%。服务业劳工平均每周工作40-49小时的有532.8万人，占比约为80%，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的有78万人，占比约为11%（参见图2）。台湾劳动部门2017年调查统计显示，约47%的劳工都存在超时劳动（加班）行为，平均每人每月加班工时为17.1小时。服务业劳工月均加班8.5小时，制造业劳工月均加班15.7小时。台湾企业对劳工劳动时间普遍存在“滥用责任制”现象，即“上班打卡制，下班责任制”，导致劳工普遍严重超时劳动，且相当部分无加班费、补休等劳动补偿。2018年“一例一休”修法后，为抵消修法导致的人力成本上升，资方多以“变形雇佣”、“变相加班”等方式来钻法律的漏洞，进一步恶化了劳工处境。
（二）基本薪资低、薪酬增幅小
第三，从运动形式看，劳工抗争方式呈现出较为激进激烈的特征，不仅有包围政党总部、行政部门、连夜抗议，还发生了写血书、绝食抗议、卧轨抗议、念经剃度、焚烧象征物等激烈行为。例如2016年11月，台湾劳工团体在蔡英文就职百日当天在“总统府”前写下血书抗议当局修法，并以绝食行动要求民进党撤回修法提案，劳工代表现场绝食长达288小时后因体力不支倒地被送往医院。
单位：小时/年
图1 2017年台湾地区与部分OECD国家劳工年工时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2017年OECD劳工统计数据整理。
图2 台湾工业和服务业劳工每周工时人数统计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2017年人力运用调查报告》整理。
单位：新台币
图3 2007年-2017年台湾劳工阶层月收入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2007-2017年《人力运用调查报告》整理。
单位：万人、新台币
图4 2007-2017年台湾低收入劳工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2007-2017年《人力运用调查报告》整理。
（三）休假时间短、休假权缩水
1.土地综合承载力、人均GDP、地均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变量数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它们之间都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且系统PVAR模型满足稳定性条件。
单位：天
图5 台湾地区和若干国家法定假日和年休假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纪念日与节日实施办法》与《劳动基准法》等法律法规整理。
不仅如此，民进党上台以后，台湾劳工阶层的周休假和轮班休息等权利大幅缩水。修改后的“劳动基准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劳工每七日中应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为例假、一日为休息日。前者为强制休假、后者则可协商后加班。但是例假日及休息日，并未限制仅能安排于星期六、日。同时，法律还规定了特定行业的“变形工时”的制度，即加油站、医疗服务、银行、综合商品零售、旅馆以及桶装瓦斯业等41种服务业为主的行业，不限制必须一周一例假，可以每二周内至少应有二日之例假，导致这些服务行业的劳工可能出现连续加班的现象。同时，新修法内容还延长了加班时间上限并缩短了轮班制的时间间隔，并做出年休假可以递延到下一年度或者用工资折算补偿给劳工的新规定，导致劳工阶层的周休权、年休权、轮班休息权和节假日休息权等关键休假权都大幅受损（参见表1）。
二、台湾劳资关系调节“失灵”现象
第一，强化劳工阶层的跨行业整合与跨域整合。劳工阶层博弈能力的提升既依赖于劳动立法与劳动管理制度化的运行，又要求群体内部自发自为的行动，在整合自身力量的基础上强化集体劳权。应当利用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等社群平台和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信息通信技术等新技术来强化劳工阶层的跨行业和跨域整合动员，强化劳工的集体身份认同，凝聚劳工所共同秉持的劳动伦理和价值观，包括劳动关系的公平与正义、平等与尊严、自由与幸福等。以集体协商、社会对话为核心内容的集体劳权机制能够显著降低劳资关系当事人的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内部组织协调成本，通过合法、正当的集体博弈来解决问题，资方也需要合法、正当的压力机制对劳动者进行合理约束。建立并运行弹性、高效的劳资博弈机制，有利于劳动关系更加公平、和谐、稳定。[7]跨行业整合与跨域整合基础上的集体博弈中，劳工群体同资方和执政方对弈中，劳方不是单纯的“旁观”和“附和”行为，也不是多元碎片化的权益分化表达，而是整合与同化了一致目标和诉求的群体行动者。
表1 “一例一休”主要修法变化
2000年到2016年间，台湾劳工争议事件多局限于个别行业、特定范围劳工，总体呈现出行业性、零散性和短期性的特征，很少有大规模、持续性的劳工运动。自2016年以来，台湾劳工集体行动呈现从零星抗争到规模化运动的发展态势，台湾劳工阶层不满于“长工时、低薪酬、少休假”的低水平劳动权的集体情绪在2016年民进党推动“一例一休”改革后遇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游行示威活动参与人数众多，运动形式也趋于激烈，劳工运动在大小抗议游行活动中持续积蓄力量，提出了明确和强烈的经济社会权利诉求，以较为激进的劳工运动来代替劳资谈判，成为台湾劳资谈判机制“失灵”的一个显著特征。
（一）劳动法律调节机制“失灵”
长期以来，台湾主要以“劳动基准法”为原则来规范对劳工阶层的权益保护，但由于台湾执政党更替频繁，执政党对劳资双方立场摇摆导致劳动法规修法过于频繁，劳工阶层的权益频频变更。2016年5月民进党上台以后，起初倾向劳方立场恢复了元旦翌日、青年节、教师节、“光复节”、蒋公诞辰、国父诞辰以及“行宪纪念日”等七个假日，但到了2018年1月10日，却朝令夕改再度修法取消了七天假期，改为只纪念、不放假，同时提出“一例一休”的新规，新修法内容延长了加班时间上限并缩短了轮班制的时间间隔，还做出年休假可以递延到下一年度或者用工资折算补偿给劳工的新规定，导致修法后劳工阶层的周休权、年休权、轮班休息权和节假日休息权等休息权大幅“缩水”，资方为规避修法后带来的成本上升风险，刻意压缩劳工薪酬、增加工时、裁员或加大劳工劳动负荷并大幅提升产品定价导致劳工生活成本上升，引发劳工强烈不满。从2017年到2018年五一节期间，台湾多行业劳工团体到民进党中央党部等地游行，表达对执政党操控下的劳动法修法的不满与抗议，并提出要求撤销修法提案，恢复七天假期以及缩短工时、增加薪酬等诉求。劳动法律调节机制在资方对法律的“反弹”、“规避”和“反制”措施以及劳方的不信任和反对之下出现了“失灵”现象。
（二）劳资谈判机制“失灵”
工会是劳工阶层权利的重要意见代表，也是劳工阶层同资方进行协商的重要渠道。从某种程度而言，工会是—个压力集团，它的组织威摄作用有利于争取和改善工会工人的工资和劳动条件，因而它的社会作用要胜过它所能起到的经济作用。[2]然而，长期以来台湾工会组织与集体协商能力被限制，能量极为有限。自“戒严”时期以来，台湾的劳工政策沿袭了威权主义传统，严密控制劳工的自由结社，“解严”以后又忌惮劳工运动的反弹，采取修法和行政手段来压制工会集体行动，收束劳工的工业公民权，降低劳工发动争议的可能性。[3]根据台湾相关统计，2017年台湾各地工会总数仅为5499家，其中企业工会仅895家，职业工会4150家，产业工会194家，全台湾工会组织率仅为7%（每千人），集体协商覆盖率仅为5%，均低于韩国和日本（参见图6）。台湾长期的一元化工会体制以及以企业工会为主的工会组织形态减低了工人通过工会来进行权益争取的动机以及组织基础，工人已经习惯了出现任何问题，去找政府解决而不是工会。[4]由于工会组织程度和集体协商程度低下，台湾劳工阶层的权利诉求表达缺少渠道，权利协商谈判能力不足，劳资关系严重不对等，导致工会失位、缺位格局下劳工阶层长期陷于弱势地位，资强劳弱情势下劳资协商能力严重失衡，资方怠于协商谈判，怠于权益让渡，因而导致劳方隐性违法、变相侵吞劳工法定权益、劳工失权和维权乏力的状况频出。
单位：%
图6 台湾与美、日、韩工会组织率与协商覆盖率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行政院劳委会”统计与OECD劳工统计整理。
劳资关系的调节从客观机制上取决于各种调节机制的互补协同作用，在主观因素上很大程度取决于劳方、资方和执政方三方主体关系的平衡和稳定性。2016年台湾发生了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执政以后力推“劳动基准法”的修法改革，这一修法行动重构了原先国民党执政下的劳、资、政三方主体关系，也以重构法律调节机制的方式扰动了原本平衡的劳资关系调节机制，使得台湾劳资关系调节机制出现了“失灵”现象，表现为三个层面的“失灵”：劳资双方都对修法改革后的劳动法不满，劳动法律调节机制“失灵”；激进的劳工运动替代了传统的劳资协商制度，劳资谈判机制“失灵”；劳工对主流政党信任度降低，政党调节机制也呈现“失灵”状态。
让许多人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是，二狗伢不识字，更不知曲谱为何物，他怎么会拉胡琴？而且会将一把普普通通的胡琴拨弄得惊天动地，如诉如泣？
第一，从运动覆盖面看，由于“一例一休”修法适用范围广泛，除了公务人员和公立教育机构等公办背景职员不适用该法律，绝大多数行业受雇人员的切身权益都被修法深刻影响，因而一旦有工会、行业协会等团体发起动员，绝大多数行业受雇人员都会自主加入以形成集体参与。台湾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不仅仅是直接受事件影响的社会群体，还包括知识分子等具有人文关怀的社会群体。虽然知识分子大多不受修法影响，但他们出于对劳工的关注与同情也加入了运动阵营。2018年1月4日，台湾54所大学219位老师联名发起“反对劳基法修恶联署”并抗议修法导致工时变长，劳工过劳现象恶化，将拖累台湾竞争力。因而“一例一休”劳工运动结构是复合多元的，运动主体是工业和服务业等各领域劳工，运动的外围支持力量还包括知识分子等关注劳工的社会群体。
第二，从运动规模看，游行示威活动参与人数众多，汇集了台湾多数行业工会团体，社会影响广泛。2017年12月，由13个总工会团体组成的“南部总工会大联盟”在高雄发起“拒绝修恶劳基法大游行”规模达到3万人，形成了近年来台湾地区劳工运动的新高潮。2018年“五一劳动节”期间的运动人数超过一万人，来自各地的工会团体和劳工代表高喊提高基本工资、保障工会权益、建立劳工董事制度等诉求，各地劳工团体、青年团体等的串联进一步让参与运动的劳工力量更集中、行动更统一。
近十年，台湾地区劳动者平均月薪从2007年的34595元（新台币，下同）到2017年的37703元，增幅仅为8%（参见图3）。2007年月收入低于30000元的劳动者有328.1万人，占比42.5%；2017年月收入低于30000元的有305.2万人，占比33.9%，虽然相对低收入人口占比有所下降，但是十年间相对低收入人口数量始终维持在300万人以上，占劳动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参见图4）。总体而言，台湾地区劳动者平均劳动报酬长期没有显著增长，在通货膨胀影响下，劳动者实际所得是负增长状态，且相对低收入人口占比较高，劳动者获得感普遍不足。
应强化台湾新劳工政党及代表劳工利益的新势力的政治赋权。在国际权力格局调整的背景下，台湾政党政治生态也随之变迁，一些政党在国际权力竞争格局中“选边站”的倾向显著，将岛内资本动向和劳工利益也连带捆绑，扭曲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与趋势，劳资关系的集体反弹就是对扭曲的经济规律的内生性矫正，倒戈的民意再次冲击了岛内政治格局。2018年台湾“九合一”县市长选举中漠视劳工权益的民进党流失了大量选票，一些提出鲜明政见诉求并主张为劳工争取更多区域经济发展机会的政治精英得到了民众的认同。在传统“蓝绿”分野的政治特征趋于弱化、走平民路线的“第三势力”上升的形势下，台湾劳工阶层在用民主选举的权利来牵引主流政党政见倾向的基础上，为避免主流政党对劳资立场摇摆善变的缺陷，应当进一步强化自身阶层的政治赋权，为新型劳工政党和代表劳工利益的新政治势力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力。近年来台湾出现了一些新生政党及政治势力，以青年群体等民意基础迅速扩张政治势力，这也为台湾劳工阶层争取建立新型劳工政党和支持代表劳工利益的新政治势力带来了契机，应当正确辨识国际权力调整的格局与趋势，顺应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并利用岛内政治势力分化、政治生态变迁和政治格局重组的契机，争取组建有别于传统劳工政党的青年劳工政党、新型劳工政党，扩张政党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影响力，形成适应国际政治经济脉动、具有前沿政治意识形态、反映新世代劳工民意、具有新技术新平台整合能力的新型政党或新政治势力，将劳工阶层的政治经济社会诉求作为自身的鲜明政见主张，逐步实现劳工阶层代表在立法和行政等领域的政治赋权。
（三）政党调节机制“失灵”
由于台湾目前并无拥有足够实力的劳工型政党，缺乏有实力也能得到社会大众信任的左派政党。自从在1989年“大选”中失利以后，台湾的劳工政党——工党和劳动党都已边缘化为“泡沫政党”，政治实力孱弱，对劳工权利的代表发声力量极其微弱。从选举实力而言，台湾劳工群体数量庞大，是选举中各政党重要的民意争取对象，是岛内政治权力再分配过程中各政治势力竞相争取的对象。[5]但由于劳工阶层选举倾向较为碎片化，缺乏统一的阶层认同和选举行为倾向，不利于形成对台湾主要政党的持续性的影响力和制衡力，仅存选举前的阶段性影响力和暂时性制衡力。由于劳工阶层缺乏代表自身的强有力政党，劳工阶层及其代表团体不得不和国民党、民进党两大党进行选举博弈，由于台湾政党轮替频繁且执政党在选前选后对劳资立场摇摆善变，“劳动基准法”成为台执政党试图平衡劳资关系的重要杠杆，也成为争取劳工阶层选票、资方选票和资金支持的重要博弈工具。根据结构主义国家理论，即使国家机器制定了有利于工人的政策在短期内对资本家不利，但是安抚了工人却有利于资本家全体的长期利益，其结果仍是为资本主义服务。 台湾政党和政客往往在选举前对劳工阶层轻许诺言，倾尽所能地提出有利于劳工阶层的“拉票承诺”，表态要维护和增进劳工权益，但在上台以后和选举结束以后就“过期作废”，蔡英文曾在2016“大选”竞选期间提出“劳工政策六大保障”的政见，包括增加薪资、减少工时、保障非典型劳工、支持青年和中高龄就业和建立公平的集体劳资关系等，蔡英文上台后却将天平转向资方，不但没有兑现当初的劳工政策，还执意推行“一例一休”改革，导致劳工薪酬减少、工时增加、劳工失业和剥削加重等处境，被民间讽刺为将劳工政策变成“奴工政策”。台湾主流政党总是以“在野时联盟、执政时背叛”的方式对待，或采取折中的博弈策略，试图既安抚劳工阶层，又不激发资方的反弹，但由于劳资立场的对立性和不对等性，劳工阶层的权益诉求和资方的利得要求往往针锋相对，往往难以取得理想协商成效，导致劳工阶层的政治话语被动，政治影响力微弱。对劳方而言，劳资关系的政党调节机制处于“失灵”状态。
休假权是促进劳动者恢复和再生产劳动力的重要权益。劳工享有在劳动时间以外的休息权，包括法定节假日休息权、连续工作以后的周休权、年休权、轮班休息权等。根据《纪念日与节日实施办法》规定，劳工原本享有元旦翌日、青年节、教师节等总计19天的法定假日休息时间。2018年1月，台湾“劳动基准法”修法以后，将元旦翌日、青年节、教师节等七个法定假日改为只纪念、不放假，导致劳工阶层法定节假日只剩下12天，休息权大幅“缩水”。年假休息权方面，台湾工作满半年的劳工仅有3天年休假，工作满一年的劳工有7天年假（韩国工作第一年有7天年假；日本工作半年有10天年假）。若将法定节假日和年休假合并观察，台湾工作满一年的劳工一年中享有的休息的总假期为19天，少于韩国（30天）、日本（26天）及德国（29天）（参见图5）。
三、台湾劳资关系发展的制度出路
劳资关系的发展实质上既是劳方和资方矛盾运动的发展过程，又是劳资关系在平衡——失衡——再平衡路径下重复运动的过程。劳资关系的调节“失灵”现象是植根于台湾社会制度背景下的生产关系问题，既反映了劳工阶层不满台湾当下经济发展困境的阶层意识，又映射了台湾资本主义在复杂变迁的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发展局限，同时也为台湾劳工阶层从政治赋权、集体博弈和群体整合等层面来改善自身权利与命运带来了机遇和制度出路。
（一）国际权力格局变迁中增进劳工阶层的政治赋权
台湾劳资关系调节的体制背景是资本主义制度，其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和规律需要放置在更宏观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脉动和两岸关系发展的视域下来解析。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教授贝弗利·西尔弗（Beverly Silver）等运用世界体系理论对世界霸权转移的分析，在世界霸权稳定时期，资本主义国际秩序和国内经济秩序会出现一段稳定、安宁的“良性循环”：贸易与生产扩张中产生的财富，使得精英内部团结一心，劳工阶级的上层也得以分享霸权的成果，使得劳资关系总体处于可控稳定的状态。精英集团的和平与扩大又促使经济继续扩张。随着各国资本间竞争的激化，旧霸权秩序的基石终究被侵蚀，无论是18世纪世界霸权从荷兰向英国转移的时期，还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世界霸权从英国转向美国的过渡阶段，都伴随着各国激烈的国际冲突与国内社会冲突。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得各国经济都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为了壮大经济和军事实力，各国的统治阶级只能加紧剥削，这促使了国内劳工抗争的增长。如今世界权力格局也正处于美国霸权衰落而世界体系的新秩序尚未确立的“混沌时期”，全球霸权正在经历新一轮的转移。[6]美国霸权衰落、中国影响力上升的竞逐格局必然影响到两岸关系和台湾岛内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民进党上台以后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推动“去中国化”策略并采取依附美国的政治倾向，导致台湾原先依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济模式骤然受到冲击，岛内资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格局中夹缝生存，连带影响到劳工阶层的就业机会与利益分配，导致劳工阶层处境艰困的同时也为他们在世界权力格局调整中争取重构阶层政治权力提供了机会。
3.1 直播后的沙蒿和柠条，在沙障的保护下，减少了风沙对苗木的危害，提高成活率。在不同规格的沙障内，当年造林成活率达到90%以上。
（二）提升劳工阶层的集体博弈能力
“失灵”是与“有效”、“良性运转”等相对立的概念，最早见诸于西方的学术话语，以20世纪五十年代巴托（Bator,F.M.）提出的“市场失灵”和沃尔夫（Charles Wolf,Jr.）提出的“政府失灵”为代表，聚焦政府和市场二元领域的“失灵”现象。其后，“失灵”的语境超出了二元领域，拓展到第三部门的社会领域，泛指一定时空范畴内固有的运动规律或治理法则出现的低效、失效或无序状态。在劳资关系领域内，劳资关系的调节是有效还是“失灵”取决于有其固有的调节机制和手段，一方面是经济基础领域作用于劳资双方的的劳资谈判机制；另一方面是政治上层建筑范畴的政党调节机制和法律调节机制。各种调节机制的作用范围、层次和效果各不相同，互相补充和协同作用形成对劳资关系的平衡和调节。
(4)烘干转筒内有专门的烟气通道管，沸腾炉烟气首先通过烘干转筒中间的中空管到达烘干转筒的尾部，然后又从烘干转筒尾部沿烘干转筒内圆四周布置的管道返回转筒头部，经排烟口排出。物料不与烟气接触，只与灼热的烟气管接触，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第二，坚持攻守并蓄的博弈策略。劳工博弈策略可以分为防御性的诉求和进攻性的策略。防御性的策略是对集体权益损害的对立面的防范和风险解除。防御性的策略包括要求取消或调整不利于劳方的修法改革和政策规定，保留传统享有的劳工权益和福利等，即将有利于资方和有损于劳方的新增政策法规“清零”；进攻性的策略是对集体权利扩张的积极表达和权利的理想设想，包括提高工资和加班费、降低工时、增加福利、增加劳工决策权等，这些诉求代表了劳方对自身劳动权益的增权诉求。攻守并蓄的博弈策略是在明确价值立场、统一价值目标以后的权利诉求，更具有整合性、代表性和针对性，将来自各领域成员的价值立场、价值目标和价值诉求的共同点整合起来，同时对权利的对立面的防御诉求也更具有针对性和防范性，在攻守结合的整体缜密的集体行动中凝聚共识、强化认同。
制造厂规定汽轮机冷态高中压缸联合启动冲转主蒸汽压力为3.45 MPa，主蒸汽温度为320 ℃，再热蒸汽温为237 ℃，再热蒸汽压为0.686 MPa，根据启动经验，在该冲转参数时调速汽门开度过小不利于汽轮机加热，对于无启动锅炉的首台机组启动轴封，供汽温度过高，轴颈加热过于剧烈，大轴膨胀快于汽缸，在汽封间隙小的情况下易产生碰磨造成振动。因此冲转参数优化如下：
（三）加强青年劳工群体整合
近年来，青年劳工成为台湾民意诉求表达的先锋，以其前沿现代的理念信仰、价值诉求与行动方式改变了台湾劳资关系互动的方式和权利格局，应当从青年劳工的群体整合着眼来塑造台湾劳资关系的新互动方式和资源运用方式。
综上所述，传统的语文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新课改的要求，多元化的教学模式能够培育出满足新时代需求的人才。传统语文“填鸭式”的教学模式，都是教师在讲，学生在被动的接受，这样的方式限制了学生的思维，情感等多方面的发展。在新课改背景下，采用多元化教学模式能够使学生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提高了教学效果。
第一，改善台湾青年劳工的经济处境。由于近年台湾经济处于疲弱状态，青年群体面临着高失业、低薪和高负荷工作的多重社会压力。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台湾青年群体关心的是经济景气的改善、就业机会与薪酬的增长。2018年2月28日，大陆发布了《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吸引了大量台湾青年人才到大陆就业和创业，绝大多数措施惠及青年台胞，为台湾青年群体在职业、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和融入搭建了良性发展的制度框架，不仅赋予了台湾青年职业资质准入待遇和视同待遇的经济权利，更体现了对台湾同胞生活福祉的重视和关怀，为被动陷入台湾经济困境中的台湾青年带来了改善生存发展境遇的新选择。大陆惠台政策也对台湾岛内政治势力带来了启示，2018年“九合一”县市长选举以后，一些“蓝营”县市长公开表示认同“九二共识”并主张积极的两岸经贸往来政策以振兴县市经济发展。在越来越多的民意和政治势力认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性的大势下，应进一步以密切两岸基层经贸往来为契机，在两岸协同互惠发展中增加台湾基层就业机会、提高两岸技术、资本和人才互动频率，带动台湾青年劳工劳动稳定性的提升和劳动待遇福利的增进。
第二，发挥台湾青年劳工群体的先锋力量。从群体特质而言，一方面，青年劳工群体相对受现代化理念影响深，对劳工权利和命运善于思辨，能够敏锐把握经济社会发展长远趋势的影响。政府和工会在保护工人权利方面的功能弱化,为社会力量的成长提供了现实空间。青年劳工群体了解如何在工厂内部动员工人,如何以工人特有的话语向他们输入维权意识。而且,在为劳工维权的过程中,对于底层工人的境遇,他们更能够感同身受,从而以自己特有的视角和方式切入为劳工维权的行动。[8]青年群体是社会民意的重要发声者，通常对制度改革的负面影响直言不讳、更少身份顾虑，不再“逆来顺受”，更勇于为自身权益发声和行动，倾向于改革沉疴顽疾，捍卫公正权益。青年劳工提出的理念、态度和诉求是台湾社会民意的重要代表，他们诉求的“反过劳、要加薪、争劳权”同样是绝大多数台湾普通百姓的心声。另一方面，青年擅长运用网络来动员和组织劳工运动，发挥娴熟运用网络媒介的优势，将台湾劳工行动带向网络化和整合化的趋势，强化了集体意识凝聚和集体动员效率。台湾青年善用最新的网络新媒体工具来促进群体整合，如用Google Groups进行小范围核心成员的探讨思辨和网络传播，用共享书签进行网络募捐等，通过网络平台和工具来快速实现传播诉求、分工合作、争取支持、回应质疑和消弭阻力的综合效用，提高了台湾劳工阶层的话语表达和行动整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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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Malfunctions" of Labor Relations Regulation and the System Outlet of Its Development in Taiwan
SUN Xuan1,2
( 1.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1;2. Fuji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uzhou, Fujian 350001 )
Abstract: Labor-capital relations are a key indicator of the social relation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n Taiwan. This study focuses on reflecting its development trend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collective actions. In recent years, the working class in Taiwan is increasingly in a condition of lowlevel labor rights with "long working hours, low pay, and less vacation-taking". Under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One Case One Break" law reform implemented by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after its taking office, malfunctions of regulations took place in the three-level system of the labor-law regulation mechanism, the mechanism of labor negotiation, and mechanism of political party regul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both the class-consciousness of the working class's dissatisfaction with cur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and its limitations of development in the complex chang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ructure in Taiwan. Furthermore, the phenomenon above also brings about opportunities and i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for the working class in Taiwan to improve their rights and destiny in aspects of the political empowerment, collective negoti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young labor groups.
Key words: Taiwan; labor relations; regulation malfunction; One Case One Break; young workers
［中图分类号］ F246; D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375（2019）03-0039-08
*［收稿日期］ 2019-03-21
［作者简介］ 孙璇（1984—），女，山东济南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台湾社会问题研究。
［责任编辑：刘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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