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学[1]2002年在《创新意识及其社会培育》文中提出创新活动是在社会激励与主体充分发挥能动性的统一过程中实现的。创新意识在这两者统一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当然，创新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多种变量和因素的影响。它是一个由意识和潜(无)意识、理性与非理性、物质与精神等因素交融和统一的过程。在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同因素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其中，强烈、自觉和理性的创新意识，是实现创新的主导性因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把创新意识作为揭示、辨析和研究的认识客体，希望通过分析和研究，加深对创新意识的全面理解。我们将创新过程视为一个系统，并以实践为中介，以创新意识、社会环境和创新人才的互动为线索展开研究的。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侧重从主体角度研究主体在把社会创新要求转化为主体创新需要和渴望后，创新意识对社会创新能力提高的作用。并由此得出结论：创新实践呼唤创新意识，提高社会创新能力必须重视和加强创新意识的研究，并注重对社会创新意识的培育。文中分别从创新意识的本质和内涵、创新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创新意识的价值以及创新意识的培育等方面阐述了我们对创新意识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其中，通过对创新意识的本质和创新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辨析了什么是创新，什么是创新意识，揭示了创新意识在创新活动系统中的地位，指明了研究创新意识的理论意义；通过对创新意识价值的研究，指明创新意识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精神，只要它被人所理解和掌握，并通过改变人和环境，就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最终促成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进而明确了研究创新意识的实践意义；通过对创新意识的社会培育问题的研究，指明了创新意识社会培育的现实路径，既努力改变社会环境，加强创新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是切实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
孙可敬[2]2016年在《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的迅猛发展以及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的叁农问题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现代化不仅是城市的现代化,它更是农村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能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农村现代化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现代化,其核心在于农民的现代化。我国的城镇化也不仅仅是物的城镇化,它正在向以人为本的人的城镇化转型。作为我国农村社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转型的主体,农民已然或主动或被动的卷入城镇化和现代化之中。农业、农村、农民的叁农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解决的前提和基础在于扭转农民传统的思维方式,使其传统的臣民意识、乡土意识逐渐向公民意识转型。农村的发展、农业的转型以及农民幸福梦想的实现,均与农民公民意识的形成和培育有极大的关联性。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不仅具有农民内在需求的人本意蕴:它有利于我国惠农社会工程的成功实施、我国农民社会权益诉求的合理表达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培育:同时它也具有社会发展的时代价值:它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章以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研究为主题,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为研究背景,以马克思主义公民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理论指导,以公民身份理论和公共领域理论为知识借鉴,以农民公民意识形成的历史梳理为基础,从我国改革开放后农民公民意识形成的“实然”现状为研究起点,以农民公民意识培育模式的建构为目标,沿着“理论基础-知识借鉴--历史梳理-现状剖析-制约因素探究-培育体系建构”的逻辑思路而展开,研究内容概括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前提。在界定农民、公民、公民意识、农民公民意识等相关概念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价值,通过对其价值诉求和价值目标的探求以明晰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以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为主体、以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对立统一为前提、以权利和义务的辩证统一为核心和以人的解放为目标的公民思想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公民国家价值观、公民社会价值观和公民道德价值观等研究作为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研究的理论基础。通过梳理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历史演变,即1840-1949年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萌生期所形成的农民民族意识、自强意识、革命意识、自由民主意识和爱国意识,1949-1978年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迂回期所形成的国家认同意识、集体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以及1978年以后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发展期所形成的主体意识、民主意识和自由意识等叁个阶段,作为新时期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形成和培育研究的历史和现实的借鉴。第二部分为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实证分析内容,它主要研究城镇化过程中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现状、问题及制约因素。通过对河南省部分农村进行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等形式以把握农民公民意识形成与培育现状。通过对调查资料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发现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现状呈现不平衡性:即农民爱国意识较强但基层公正意识偏低、农民自由意识逐渐增强但家庭责任意识相对较弱、农民民主意识渐增但法治意识较低、农民平等意识提升但自强意识呈现分化、农民友善意识提升但公共意识淡薄、农民文明意识增强但诚信意识欠缺的现象;同时,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在培育过程中存在培育内容片面、培育方法单一、培育环境失衡、培育路径受阻、培育主体模糊等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入剖析得出,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形成和培育受到国家层面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户籍制度以及我国叁农领域法治建设不完善等因素的制约,同时它也受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健全、乡村治理结构不合理、农村公民社会的不完善以及农村公民文化结构失衡等社会层面因素的制约;另外农民受教育程度偏低、农民组织能力较弱以及农民家庭社会化功能弱化等个人层面的因素的制约,这部分研究为进一步建构我国公民意识培育体系奠定实证基础。第叁部分为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体系的思考,它主要包括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原则、培育内容、培育方法、培育路径、培育环境和培育主体等研究内容。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体系在培育原则上坚持价值利益诉求、优秀传统文化积淀、时代精神培育与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相结合;在培育内容上不仅包含公共层面的民主意识、公正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法治意识和公共意识,同时也涵盖了个人层面的爱国意识、责任意识、文明意识、友善意识、诚信意识和自强意识等内容;在培育方法上,将社会活动育人法、社会组织育人法、大众传媒育人法、学校育人法和家庭育人法相结合;在培育环境上,将现代地方环境的建设和历史环境的传承、生活环境的投入和工作环境的付出、经济环境的追求和文化教育环境的塑造以及现实环境的可视性和虚拟环境的接受性相结合;在培育路径上,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完善、农村公民文化和农村生态文明的建设来为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奠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基础;在培育主体上,从农民内在自觉生成、社会组织内外沟通以及国家宏观顶层设计的微观、中观、宏观的多向路径来探求农民公民意识培育主体的叁位一体模式。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多方合作的过程,具有培育时间的长期性和培育过程的艰巨性特点,由此,通过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模式的建构和实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将会从肯定阶段、否定阶段而过渡到新的肯定阶段,在培育内容上做到开拓创新,在培育方法上做到与时俱进,进而实现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质的飞跃。
郭凤志[3]2002年在《创新意识及其社会培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发展呼唤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实现发展，而创新的实现需要创新意识的自觉。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缺少创新意识的民族会有旺盛的创新能力。然而，就整体而言，我国公众的创新意识普遍薄弱，要提高创新能力需要重视对公众创新意识的培养。培养公众创新意识需要公众了解什么是创
姚大伟[4]2017年在《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是在社会氛围引领与个人主体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相互统一作用下实现的。创新创业意识在这两者相互统一作用中起着关键作用。客观来看,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是一个纷繁复杂的过程,其发展过程受到来自各方主观、客观变量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其发展是由无意识和意识、理性和非理性、现实与虚拟、物质与精神等主客观因素相互融合、作用的过程,过程中相互发生着不同的作用。而究其关键,理性、现实、精神的创新创业意识,是实现创新创业的主导性因素和关键。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和认识,本文将创新创业意识作为揭示、剖析和探究的认识客体,通过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关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人的主体性理论、人的人性论理论、实践观出发,探究与分析创新创业意识培育的实质。我们将创新创业过程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并以创新创业实践为中介,以创新创业意识培育为线索展开研究。研究中,我们深刻剖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创新创业意识培育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站在新常态的角度,分析培育创新创业意识的现状与过程,试图从人的主体出发研究人在把社会创新创业要求转化为主体创新创业需求后,创新创业意识对社会、个人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的作用。由此可见,创新创业实践呼唤、渴望创新创业意识,提高社会、个人创新创业能力必须注重和加强创新创业意识的培育与研究。论文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展开行文,绪论部分通过仔细研读学术论文及期刊文献,分析研究背景及意义,了解创新创业意识培育的国内外现状,并就本文研究思路进行阐述与剖析;第一部分站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角度,分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氛围下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相关内容的概述,分析其培育过程及重要意义;第二部分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基本原理,分析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培育的理论基础;第叁部分深入剖析新常态下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的现状,分析其问题与原因;第四部分重点从学校、家庭、社会、个人等方面探究培育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的路径及方法。
李苑静[5]2017年在《“90后”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及其培育研究》文中认为社会责任是道德规范体系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个人只有在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中,才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和尊严。社会责任既能为社会与人的和谐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又能提升人的文明化和社会化程度。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培育是大学生道德教育的一项基础性工程。“90后”大学生作为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其社会责任意识的强弱,不但关系到自身的成长与成才,而且直接影响着中国未来道德文明的发展方向和现代化进程。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以“90后”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90后”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培育为研究目标,通过实证调查,客观揭示了 “90后”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现状和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其社会责任意识培育的相应对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从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相关概念探讨入手,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责任意识及其培育相关理论的梳理,明确了责任判断的依据,为“90后”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培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以史为鉴,通过对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及其培育内容的历时性梳理,探寻出不同历史阶段,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与国家、社会的紧密关系以及在各个时期的具体特点,为当前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培育提供历史的借鉴和思考。“90后”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现状既是以往社会责任意识培育效果的回应,也是未来社会责任意识培育的现实基础。通过问卷的设计和开发,对大学生的自我责任意识、对家庭的责任意识、对他人的责任意识、对集体的责任意识、对国家的责任意识、对人类社会的责任意识现状进行了实证调查,对影响“90后”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个体特征、学校环境、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等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为“90后”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培育对策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在此基础上,论文从环境育人、宣传育人和实践育人以及培育理念等方面提出了社会责任意识培育的有效对策:优化社会、学校和家庭等育人环境;加强宣传教育和实践教育,重视榜样示范作用、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以及校园活动和社会实践的育人功能;遵循科学的育人理念,充分尊重大学生主体性的发挥,注重培育的层次性、差异性和协同性,以实现全方位多层次地促进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提升的目标。
张文卿[6]2016年在《当代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文中提出重视培育青年的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当代青年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任务。加强当代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确立科学的培育目标,创新思路与方法,建立长效机制,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课题。做好这项研究工作,不仅对于在当代青年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在全社会培育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一章,引言。本章主要是论文的综述部分。对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问题的提出、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方法与思路、研究的重点与不足进行了论述。第二章,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相关理论概述。本章主要对论文中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对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理论依据进行了梳理,寻求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理论支撑。第叁章,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实现青年历史使命和迎接时代挑战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进行了论述,努力探求时代变迁与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之间的因果关系。第四章,中国共产党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历史考察及启示。本章依次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逻辑顺序理清中国共产党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流变,并从中总结对当代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有益经验和启示。第五章,当代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存在的问题和成因分析。从认知、认同、行动叁方面探寻存在的问题并对成因进行了分析。第六章,国外青年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主要做法和启示。对苏联、美国、新加坡、国外社会主义国家青年核心价值观培育做法的进行了细致发掘,通过梳理,看到差距,以期能够更好的指导我们的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第七章,当代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实施路径。从培育的指导思想、原则、具体对策和长效机制方面展开论述。只有科学的实施路径才能有效的引导和教育青年,才能把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落到实处。第八章,结语。我们要坚定不移的以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托起中国梦,总结全文,升华主题。
李晓莉[7]2016年在《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发展、壮大,30多年来形成了涉及教育对象、内容、方法、目标、评估、保障体系等相关要素在内的一系列关于学科建设发展和解决具体实践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更好地看清形势、把握规律、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众所周知,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是一个复杂、综合的系统工程,但目前关于该课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空间论、系统论、方法论等领域,对创新发展领域的研究多集中在内容、目标、过程、模式等单个要素或方向上,对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本研究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着眼破解当前以知识灌输为本位的生存性、同质化、资源配置型教育模式所普遍存在的关键问题,如教育方式单调、教育资源琐碎、教育内容匮乏、教育主题隐晦、教育受众模糊、教育效果欠佳等,提升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成效。从协同论的理论视域出发,就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价值引领、参与主体、发展动力、实现过程、文化生态、保障体系、发展格局等问题进行探索研究,旨在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理论体系,探寻思想政治教育向以能力为本位的发展型、人文化、资源整合型现代教育转变的创新发展之路。总的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存在“何以要”、“何以能”、“何之困”、“如何做”、“如何续”五个向度。“何以要”——“思想政治教育为何要协同创新”是研究前提,根源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特性和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存在问题两个方面,是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协同创新的必要性;“何以能”——“思想政治教育何以能协同创新”是研究基础,从系统论、方法论、逻辑学、发生学等角度,分析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模型,可为协同创新提供理论支撑;“何之困”——“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有其发展瓶颈”是研究导向,客观梳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可以为寻求创新发展之路提供目标和依据;“如何做”——“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体系如何构建”是研究重点,从参与主体、发展动力、过程控制、生态空间、保障体系、建构格局等方面,展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体系构建的基本框架;“如何续”——“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研究关键,要从发展规划层面就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提出设想。思想政治教育和协同创新各有其理论基础,二者之间又存在内在联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西方协同创新理论中,都有相关内容为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提供理论支撑。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范畴具有丰富内涵,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协同、主体协同、内容协同、过程协同、空间协同、方法协同等。协同创新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体现于现实需要和实现可能两个角度。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价值引领,展现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现实意义。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价值之所在呈现于集成价值产生的吸引力、协同实践凸显的有效性、自身组织调节的适应性,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价值诉求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人文化、方法现代化、资源综合化、功能渗透化等不同层面,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价值目标分析包括目标的设置原则、建构要求、实现路径。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参与主体研究,需要搞清对象、理顺关系、认识功能、提出优化建议。主体区分为不同的类别、层次,各有其界定,参与主体之间又具有内在关联性,表现为关联的方式和过程。各参与主体在协同创新过程中的价值体现在存在效益、情感效益、沟通效益、协作效益、发展效益五个方面。参与主体关系优化则应主要考虑调整理念和路径。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发展动力问题,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对象、过程、模式、目标等相关要素息息相关。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源动力来自于学理整合性需求、运行调适性需求和思考延展性需求。学理整合性需求的观点,导源于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学理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对比,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学理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形势,因此需要从公民素养和公民道德教育、全球意识和全球视野培育、自主意识和竞争意识培育、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网络公民意识和网络伦理教育五个方面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倡导汲取其他学科的理论营养。关于运行调适性需求的观点,体现在从全面发展育人目标与物质功利主义间的重塑性调适、社会现实规范与教育理想规范之间的适应性搭配、新生群体活动特质与思想教育方式之间的融合性互动。关于思考延展性的观点,鉴于坚持继往开来、改革创新精神和可持续发展视野,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必须坚持时代化、个性化、科学化。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过程控制问题,主要表现于影响因素、实施环节、功能发展叁方面。对影响因素的分析,需要区分内部、外部和横向、纵向不同维度展开梳理,还要从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剖析。过程控制的实施环节,其基本模式是“计划—组织—评估”,涵盖了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实施过程中方案制定、组织实施和评估反馈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功能发展,集中于导向性功能、凝聚性功能、激励性功能、调节性功能、开发性功能、生态性功能、转化性功能七个基本功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不但要保证基本功能,还要注重功能拓展发挥,互惠知识共享、资源优化配置、行动最优同步、系统有效匹配是功能拓展发挥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文化生态,为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思想政治教育协同文化有其基础内核。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的思维意识体现在逆向思维、差异思维、补位思维等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的基本精神包含风险精神、独立精神、宽容精神等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的行动能力展现于交流沟通、对话合作、协调发展等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也有其存在特质:包容内聚力、开放外引力、平等向导力、分享生产力。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的价值体现在其具有一定的活力表现:描述力、解释力、整合力、时效性、创造力。其中也不乏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的培育动力: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的调节资本、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的生态模式、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的动力机制、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文化的潜力挖掘。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保障体系,宏观上区分了制度保障、物质保障、思想保障、环境保障、智力保障五个方面。具体而言,在制度保障上,治理现代化、法治化是制度保障的基础,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提供根本的政治保证,只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提供不竭的动力,只有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创建优质的生态归宿。而经济常态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物质基础,价值高势位则发挥着精神指引作用,影响着育人导向和精神生产。营造协同氛围的基本思路是强化主体的责任意识、提升客体的感知能力、拓展媒介的渗透空间、增强舆论的积极能量。人才优势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智库资源,而这有赖于价值引领、人格感召、知识覆盖、科研吸引、实践渗透的“五位一体”育人模式。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发展视域研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可持续协同创新进行的前瞻性探讨。从理论视域看,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应当尊重科学发展规律、从现实出发设计变革思路、遵循主体人性化标准、坚持育人根本目标、注重育人体系协调化、推动资源整合利用、持续深化理论研究、突出经验借鉴、持续探索改革创新。从实践格局看,要着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发展、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双重属性、积极开拓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领域、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驱动。就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未来研究方向来看,协同思维与知识创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协同思维与知识创新潜在的关联、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体系重要的理论术语、坚定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的导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体系、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和价值的趋同、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等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课题。
张欣[8]2016年在《智治之维—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研究》文中提出知识经济时代和复杂性时代的到来,使以知识、信息和创新思想为主体的新发展动能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指向。当知识取代物质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载体和来源,当日益复杂化的公共治理问题使原有治理形式和方法面临功能失调,以新思维重构社会发展新动能,以新方法应对复杂化的新问题便成为时代对公共治理的新要求。公共治理的新要求在我国体现的尤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的公共治理不仅要面临知识经济时代和复杂性时代所带来的全球性时代课题,更要面对中国在新发展阶段的中国课题。如何有效回应时代对知识、信息和思想的要求,如何以新思维、新方法和新资源应对我国公共治理的新问题和新情况,以“智”为中轴的治理模式逐渐成为公共治理的发展趋势和要求。本文提出“智治”概念作为公共治理的新理念,强调以“智治”的视角重新审视公共治理,进而对公共治理的主体、理念和方法进行再思考。本文在提出“以智咨治,以智启治、以智辅治、以智治治”公共治理新思维的基础上,强调通过“智治”模式实现公共治理由传统工具化治理向当代价值化治理的有效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与公共治理内在所要求多中心、网络化和合作化的内在本质相契合,更是对公共治理新资源、新方法和新能力的积极探索。智治的本质—智慧与治理的关系要求以知识、信息和创新思想实现对公共治理的有效支持,从而构建“智”与“治”的良性互动与协同发展下的创新治理、知识治理、动态治理和智慧治理。然而,作为智治前提的“智”(知识、信息、方法、技术和创新思想等)从何而来便成为有效实施智治之前必须思考的问题。作为社会发展的了望者和观察者,作为专业领域的探索者和权威者,作为思想之库、知识之库和智慧之库,作为公共治理的重要思想源,智库在公共治理的智治实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智力支持作用,这使得对于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实现和扩展成为了有效实现智治的关键。本文通过对智库在公共治理中“聚散效应”的分析,系统阐述了智库在公共治理中问题域、方法域和资源域中“聚焦问题、聚集资源、聚汇方法”的内聚效应以及“空心Y域”(治理力扩散)、“Y域”(治理力形成增长极带来的扩散)和“治理场域及其能量”(经验化治理向知识化治理、工具化治理向价值化治理以及他治向共治和自治的转变)的叁阶扩散效应,从而对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及其运行机理进行了定位和系统分析。在明确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及其运行机理的基础上,本文从制度、结构、能力和需求等多元化角度系统分析了当前我国智库在公共治理中有效实现和扩展功能的内外困境及其成因。对于如何有效解决当前我国智库面临的困境,从而实现智库功能的发挥和能量的释放,本文采取比较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西方各国智库发展的审视和经验教训的借鉴,给予我国智库当前困境的解决和有效发展以新思维。西方智库的发展和繁荣是外部拉力和内部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其给予我国智库建设发展和功能实现最核心的启示在于:强调智库建设和发展的系统化,智库功能实现和扩展的综合化以及以“智”与“治”有效互动为内核的智库与公共治理发展的协同化。在充分借鉴西方智库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加强智库制度化建设,促进智库多元化发展,推进智库市场化运行以及完善智库社会化服务的智库功能实现路径。试图通过对我国智库外部环境的塑造、内部能力的提升和服务面向的扩展充分保障我国智库功能的实现与扩展,进而实现智库与公共治理的协同发展,最终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季卫兵[9]2016年在《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及其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正在着力推进的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及其价值问题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前沿领域和现实课题,研究、培育和传播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社会职能。治理的价值取向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顶层引领地位,在其中发挥着动员组织、定向引导、形象传播、规范约束等功能。培育相应的治理价值取向能为国家治理实践确立基本导向、提供精神动力以及明确评判尺度。在当代中国,培育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应当放眼世界,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借鉴、取舍和创新。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探索符合时代特点与本国实际的国家治理路径的过程中,逐渐培育形成了自身的国家治理价值取向,如"祛魅型"的启蒙主义价值取向、"放任型"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审慎型"的保守主义价值取向等,它们存在着"原子化"和个人本位的倾向。在国内,学界也曾提出过全能主义、民族主义等国家治理价值取向。对这些价值主张进行梳理、辨析和审思,能为当代中国培育相应的国家治理价值取向提供必要的逻辑理路与经验教训。在当代中国,培育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应正视自身面临的治理困境与挑战,立足物质、政治、社会等现实基础,努力做到叁个结合,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相结合,避免西方治理的原子化倾向与构建价值共同体相结合,回应当代中国现实问题与增强话语传播优势相结合。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根本方向是社会主义,那么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需要各治理主体秉持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呢?按照马克思关于共同体是未来人类社会理想状态的观点,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共同体治理,这也是当代中国实现善治的内在诉求与根本出路。共同体治理强调成员的权利共享和责任共担,其中涵养共同体责任应成为当代中国培育国家治理价值取向的重要目标,它也是区别于西方国家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治理价值取向的重要标志。为此,本文尝试将责任主义价值取向作为当代中国亟需培育的国家治理价值取向之备选项之一。责任主义强调责任存在的普遍性、责任逻辑的归因性、责任过程的约束性以及责任追求的超越性,而当代中国话语中的责任主义还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未来性。责任主义价值取向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和广泛的民众认同基础,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底线思维与高位追求的统一、宏观导向与具体实践的统一,对于增强人民群众的善治共识以及推进治理转型、提升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代中国,培育责任主义价值取向应当坚持正确方向、立足本国实际和扎根治理实践,将政府主体、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等叁类群体作为重点对象,将增强各治理主体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对自身"责任人"身份的认同、责任实践的自觉性以及对外传播当代中国的责任形象作为基本目标。在具体的培育实践中,应通过完善行为规范机制、对话交互机制、协同联动机制、评价调节机制和文化化育机制等多种途径,切实增强不同治理群体的责任意识、责任情怀和责任担当,引导他们以高度的责任共识和自觉的责任行为推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李纪岩[10]2010年在《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文中指出重视培育青年学生的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当代大学生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加强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确立科学的培育目标,创新思路与方法,建立长效机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做好这项研究工作,不仅对于在当代大学生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在全社会培育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动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了做好这项研究工作,本课题坚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定位出发,以促进实践作为课题研究的基本导向。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有鉴于此,本课题以能否有效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检验研究成果科学与否、价值大小的最高标准。基于促进实践的研究导向,本课题从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念发展的实际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为理论基础,借鉴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伦理学、教育学、系统科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吸取多年来实践中形成的经验与教训,综合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统筹兼顾的系统研究方法、多学科整合与借鉴的研究方法等方法,在对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环境、状况等问题进行深入阐述的基础上,对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目标、思路、方法、机制等问题展开充分论证,力求构筑一个科学高效、便于高校操作运用的综合性实施方案。本课题认为,当代大学生肩负着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必须加强培育与引导。价值观对人的思想行为和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着深层次的导向作用,是人类历史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新世纪以来,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一些大学生的价值观中存在着不健康的因素。以科学的、积极的价值观引导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念发展,是当代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内在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当代中国,能够承担引领重任的科学价值观,必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念发展,需要找准引领的着力点。本课题认为,在当代大学生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充分认识培育的社会环境。中华传统价值观培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价值观培育与新中国前叁十年的价值观培育,构成了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历史起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当代社会主义的新变化,以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等发展趋势,伴随着知识经济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构成了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国际背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以及社会转型的基本状况,对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本课题认为,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经历了在拨乱反正中曲折发展、在探索和创新中不断前进和在新世纪迎来新机遇取得新发展叁个阶段。经历过多年的培育,当代大学生在理想信念、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以及荣辱观念等方面总体上健康积极;但与此同时,一些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也受到国内外社会环境深刻变化的冲击。总结叁十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得出的启示是,推进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要始终将其放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突出位置,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内涵,不断拓宽培育渠道、改进培育方法、提高培育实效。本课题认为,设定什么样的目标,从根本上制约着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效果。确立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目标,既要遵循“合目的性”原则,又要遵循“合规律性”原则,努力实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既要确立明确的社会目标,又要确立明确的个体发展目标,努力实现社会目标和个体发展目标的有机统一。既要着眼于大学生的主体,设定基础性培育目标,又要着眼于大学生中的先进分子,设定先进性培育目标。既要以基础性目标夯实培育的基础,又要以先进性目标引领培育的方向。本课题认为,推进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全面分析,统筹兼顾,全面把握,整体推进。总体上坚持整体推进的方略和科学引导的原则。在具体渠道上,应坚持“四个统筹”。即在宏观把握上,统筹社会、家庭和学校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在学校中,统筹未成年人与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在高校中,统筹课堂教学、校园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在课堂教学中,统筹专业教育、人文教育和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本课题认为,在当代大学生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运用一些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也要结合新情况新问题推进方法创新。要遵循与制度建设相结合、与人们的思想实际相结合、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以理服人与以情感人相结合、理论灌输与思想疏导相结合、言教与身教相结合、自律与他律相结合以及社会舆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与各类文化产品、文化活动相结合等原则,借鉴“价值澄清理论”的合理之处,引导当代大学生在价值澄清中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重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在大学生的感动与共鸣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注网络、社团、公寓,在大学生日常生活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课题认为,完善体制、机制,建立长效机制,是在当代大学生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举措。当前,面对原有领导体制的不足,省市层级要建立相关机构,发挥好上传下达的功能;高校内部要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进一步明确校长的责任。面对原有管理体制的不足,要重点做好决策体制和执行体制的创新。面对原有运行机制的不足,要引入互动机制,强化实现机制,建立反馈机制,运用调控机制。面对原有保障机制的不足,要改进组织保障机制、制度保障机制、队伍保障机制、物质保障机制和环境保障机制。在本课题中,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及其重要作用,增强在当代大学生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使命感;如何把握当代大学生的身心特点及其价值观念发展的基本规律,确立科学的培育目标;如何认识社会环境和现实状况,创新培育思路和方法,建立培育的长效机制等问题,是研究的重点。如何满足实践的需要,提高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与实效性;如何增强课题研究的理论性,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等问题,是研究的难点。总之,本课题力求通过深入、系统地研究,解决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为教育主管部门与高校把握培育规律、提高培育实效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创新意识及其社会培育[D]. 刘春学. 东北师范大学. 2002
[2]. 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研究[D]. 孙可敬. 郑州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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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0后”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及其培育研究[D]. 李苑静. 西南交通大学. 2017
[6]. 当代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D]. 张文卿. 北京交通大学. 2016
[7]. 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研究[D]. 李晓莉. 兰州大学. 2016
[8]. 智治之维—智库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研究[D]. 张欣. 中国矿业大学. 2016
[9]. 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及其培育研究[D]. 季卫兵. 南京理工大学. 2016
[10]. 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D]. 李纪岩.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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