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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民本本来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一些人常把它们混淆起来。一方面，把本来属于民本范畴的思想说成是民主，认为民主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另一方面，用传统的民本思想来理解民主，无法真正把握民主的实质。本文对这两个范畴的试作剖析，希望有助于人们对这两个范畴的理解。
一、民本是自然经济的产物，民主是商品经济的产物
民本思想在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之所以能流传几千年，是与中国古代自然经济紧密相关的。几千年来，我国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小农经济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闭关自守，自我满足的生产方式。在这种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尽管有共同的利益和愿望，但由于他们“一盘散沙”，缺乏自身的凝聚力，因而不能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为了摆脱因自然灾害、战争，以及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所造成的种种痛苦和不幸，他们只好期望圣人、明君、清官的出现，为他们消灾解难，“为民作主”。这样就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中以明君、清官为其主要内容的民本思想。中国的农民阶级正象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1〕同时，由于我国文明发展途径与欧洲古希腊、 罗马不同。我国是在铁器还未使用、商品经济未发展、氏族血缘关系还未瓦解的情况下进入文明时代的；而古希腊、罗马是有了使用铁器的个人生产力，通过瓦解原始公社、发展私有制的途径进入文明社会的。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区别于欧洲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宗法制。在宗法制社会里，个人缺乏自主性、独立性，在家靠父母、靠宗族势力，在国靠君主；家国一体、族权与政权一体；宗统维护君统、族权强化王权。封建社会正是利用这温情脉脉的血缘纱幕来调整君臣之间、君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宗法制下的专制主义，便有了“移孝作忠”，民之父母”等观念。总之，以小农为主体，外靠明君、清官的行政力量，内靠宗法血缘关系维持，构成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就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民本主义思想生存的土壤。
自然经济是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而商品经济则可以说是民主思想的催化剂。历史上任何一种民主思想、民主形态都和商品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民主的主要内容是自由和平等，而平等和自由正是商品经济的本质特征。古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之所以实行了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雅典商品经济发展，而斯巴达的经济始终是自给自足、闭塞的。雅典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的海外贸易得以发展。自然条件对农业的限制反而促使了手工业的繁荣，海外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雅典海内外市场的繁荣，使雅典成为典型的工商业城邦。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原则不仅广泛地培养了雅典公民的平等意识，而且造就了城邦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工商业阶层。在雅典城邦的发展史上，对建立民主政治有着重要贡献的改革家如梭伦，克利斯提尼等人，都是工商业阶层的代言人。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资本主义近代民主提供了物质基础。“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2〕等价原则根本上否定了血缘、门第的差异，在商品交换中，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商品经济要求商品生产者，流通者享有自由，这与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制度、人身依附关系不相容。资产阶级正是用商品经济这个强大的武器彻底摧毁了封建的专制制度，建立了和经济平等相适应的民主制度。
当然，雅典的民主制度仅仅是与寡头政治、贵族政治相对而言。自由民的政治自由是建立在奴隶的不自由的基础上的。这种靠奴隶养活的自由民的民主与现代意义上民主还相差很远。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创造了条件，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占有的不平等，给资本主义民主打了许多折扣，人民主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始终与社会现实存在着矛盾。但不管怎样，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总比中国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3〕的宗法奴隶制要“民主”些，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总比生活在人身依附关系到处存在的宗法封建社会的人“自由”些，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思想总比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并与宗法制相伴随的民本思想更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
二、民本思想是以君为主体，民主思想是以民为主体。
民本思想强调“重民”、“爱民”、“惠民”、“富民”比“轻民”、“残民”、“暴民”、“瘠民”要进步得多。但这些民本思想主要不是从维护民众利益的角度提出的。民本思想是献给君主的一付清醒剂，是统治阶级用来统治民众，对付民众的手段，是为了专制王朝的长治久安。
在中国古代，“民本”是作为“神本”的对立面而提出来的，是古代思想家献给欲得天下的、有雄心的政治人物的良策，是政治角斗士争取民众的工具。殷纣王横行无道、重神轻民，结果失去了天下，周武王打着“敬德保民”的旗号，获得了天下。历史的事实使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神意是看不见的，神意要表现为民意，由民情见神意，“民之所从，天必从之”，〔4〕诚心事神，无视民众利益，必须灭亡。 到了春秋时代，一些思想家进一步发挥了“敬天保民”的思想。季梁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致于神”〔5〕的命题。 史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6〕一些政治人物也把争取民众作为获得天下的一种策略，卫州吁为了争取君位，提出：“求宠于诸候以和其民”。〔7〕宋公子鲍采用先施贷于民的策略，而夺取君位。 孔子继承了前人重民轻神的思想，提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8〕“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9〕孔子这些议论，显然大大淡化了神在政治中的作用。孟子则直截了当地把是否得民心看成是否得天下的根本原因，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者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也。”〔10〕齐王准备吞并燕国，征求孟子意见，孟子干脆地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11〕
获得天下未必能守之天下。皇帝的暴戾乖张，各级官僚的敲诈勒索，自然灾害的侵袭，民众在忍无可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常常揭竿而起。这使一些统治者和一些较开明的思想家们领悟到：民是不可以随意役使的，压迫愈深，反抗则愈烈。“民贵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便由此产生出来。对民众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既有助于民众的休养生息，也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首先，民众的稳定的生产为君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源。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12〕慎到也说“百姓之于圣人也，养之也；非使圣人养已也。”〔13〕孟子更明确地说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14〕这就是在告诉统治者不是君主养民，而是民养君，要使财富滚滚而来，就不能采取“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政策。其次，人民的安居乐业，有利于王朝的长治久安。《古文尚书》中说到：“民固邦本，本固邦宁”，〔15〕其意思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这个根本巩固，国家才得以安宁。
由此可见，民本与民主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民本思想中，君是主体，民是客体，重民的目的不是为了民的利益，而是为了巩固君主的统治；民本思想是在不改变君主制度的前提下，要求君主采取一些开明政策，它并没有包含民权、参予的意思。纵使一些开明人士认为：如果君主昏庸、残暴，人民是可以起来推翻他的。这里也没有主权在民的含义，推翻了暴君、独夫，并不是要人民的统治取而代之，而是要人民拥戴一个圣主，使君主制度在“爱民”、“重民”的幌子下得以延续。
要维护君主统治，就要培养忠顺的臣民。孔子主张：“教民”，其教育的基本内容就是德教和礼教。德礼教育就是通过启发人的道德理性自觉，使人从“克已”、“修已”、“内省”、“自讼”中，求得人格的完善，求得心理的内在平衡和精神的自我愉悦。贾谊把民的不善归罪于吏，归罪于君，这要比传统的德政观包含更多的人民性。他也非常重视“教民”，但教育的内容也离不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教义。基于对等级制度的维护，他极力颂扬“刑不上大夫”的思想。这种强调等级差别的忠教仁义教育，是一种奴性教育，它造就了一代又一代顺民，愚民，使民众泯灭了个性意识，权利意识。
与作为君主制度的补充的民本思想相反，民主思想中的“民”是主体，民主思想，民主意识最终要以民主的制度形式确定和巩固下来，在民主制度中，实现民的意志，维护民的利益。主权在民是雅典民主政体的重要特点。公民直接参与城邦的管理，用亚里斯多德的话来讲就是：平民群众必须具备最高的权力，政事取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16〕主权在民的具体表现形式是“轮番政治”，即“人人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17〕公民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每个公民在公民大会中有选举权，都有可能被选为“议事会”的成员，都要轮番参加陪审法庭。当然，这种把奴隶、外邦人、妇女、边区居民排斥在公民范围之外的奴隶主阶级的民主制度，从整个社会而言，民主的范围是十分有限的。但就是这种极其有限的民主，在古代中国也未曾有过。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中，天下人都是君主的臣民，臣民只有服从的义务，没有任何政治权利，那种认为民主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近代西方，民主思想不断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施。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密尔的“代议制”、卢梭的“主权在民”等思想都在理论上否定了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都主张权力要受约束。尤其是卢梭，他把人民主权理论推到了顶点，他的关于诸如主权不可约束、主权不可转让、主权不可分割、主权不可代表等人民主权原则，可以说是把中国传统的君民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把以前属于君主的权利还给了人民。虽然卢梭的直接民主理论存在着许多局限性，如他的契约国在实践上仅仅表现为资产阶级共和国，他的人民主权理论过于理想化而难以进行具体的操作等等，但他在理论上把君权神圣变为人民主权神圣，这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
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确立后，并不意味着实现了全面的真正的民主。虽然，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实现了“多数人的统治”，但这“多数人”只是相对于君主专制和寡头政治而言。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上具有支配权的是资本家，而劳动者仍然处于无权的地位，就全社会而言，资产阶级的民主也只是少数人的民主。社会主义追求的真正的多数人民主其广泛性是资产阶级无法比拟的。
从奴隶阶级民主到资产阶级民主再到人民民主，尽管其阶级实质不同，民主的范围有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但它们相对于君主专制而言，都是“多数人统治”。“朕即国家”与“多数人统治”完全对立的。所以，以维护皇权为主要目的的民本思想不可能有效地反对专制统治，只有民主思想、民主制度才能真正起到反对、防止独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具有民主思想的开明之士，如孟子、贾谊、李白等等，都对残暴的专制统治作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但他们的批判都不能真正触动金字塔的统治根基。随着西方民主自由观念传入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才真正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与专制统治的关系，才认识到专制制度的反人民性，才放弃了圣人政治的理想。他们热烈地欢迎西方的民主思想，极力宣扬民权观念。正因为有了民主自由的思想武器，才有“改良派”的君主立宪，才有“共和派”的民主共和。尽管他们对君主的否定程度不同，对民主自由的理解不一，但其基本点是相同的，即反对专制制度，提倡政治参与。当然，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不能全面地理解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及其相应的制度，还不能完全看到西方民主自由的虚伪性一面。但他们对民主制度的倡扬，对专制制度的批判，无疑是对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为中国社会走向民主政治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民本蕴涵圣人崇拜，民主崇尚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
民本思想总是与圣人崇拜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圣人有着大慈大悲之胸怀，为民作主之精神，无所不知之智识，所以人们可以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圣人身上。具有民本思想的古代思想家们虽然并不认为一切王都是圣人，而是主张应该由圣人来统治世界。但在客观上却增强了民众的圣人崇拜心理。圣人崇拜导致了以下结果。第一，臣民对君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圣人集智慧、道德为一体，并且其权力无所不及，因此，臣必须也愿意绝对地服从君。在圣人面前，臣民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个人价值等于零。尽管具有民本思想的思想家们并没有叫人忠于昏君，而是要人忠于圣明之君，孟子甚至认为如果君王昏聩无能，民众可以起来推翻他。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众具有独立的人格，而是要民众推出一个贤明的君主，并把个人的命运重新维系在贤君上，第二，道德愚昧主义。由于圣人是道德的化身，为了成为合格的圣人之徒或者变为圣人，就必须不断地修身养性。强调道德的积极性本身没有什么过错，问题就在于强调人类道德的同时，忽视了人的其它知识和能力的培养，用道德涵盖一切，用道德作为衡量一个人的唯一标准。这样人们在不断的修身克欲过程中，人的自主、独立的锋芒日趋消钝，人的理性精神不断萎缩，最后成了道德的躯壳，成了道德蒙昧者，成了统治者驭使的工具。第三，弃绝了权利意识。既然圣王绝对英明，臣民们就没有必要为国分忧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要作个忠顺的臣民就够了；既然明君能“为民作主”，臣民们只要求助于“明镜高悬”的官府，就可以得到是非判断，臣民们就没有必要用别的手段来维护个人正当的利益。此外，圣人的价值观要求人不计小利，忘我追求道德完美、无私奉献，人们在一种“无私”，“无欲”，“无我”的道德境界中，在一种忍耐、求安的心态中，是不会有权利、公正、平等等意识的。
民主精神与圣人崇拜完全相反。第一，民主精神强调人格独立。任何公民不论在社会关系上，还是在政治关系上都不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个人的成功靠公平竞争去获得，而不靠主人的赏赐；个人美好的生活靠人们自己去创造，而不靠救世主。诚然，在民主社会里，人们也可以崇尚圣贤精神，可以崇拜某个政治人物，但并不因此就失去了个人的判断力，并不因此就把自己的命运完全托付给他心目中的英雄或伟人。他（她）始终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有怀疑的权利，有理性判断的能力，有自己的人生价值。圣人失去了灵光，个人的智慧便会放出光彩。独立自主的个人，就能更充分地挖掘自己的能力，展现自己的能力，整个社会就会充满生机。第二，在民主的社会中，公民有政治权利和自由，各种政治权利和自由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中，自由不仅体现在政治方面，也体现在职业选择和道德选择上。在传统的社会中，个人政治地位的高低几乎成了衡量个人社会价值的唯一标准，而在现代的民主社会中，职业的选择有充分的自由，每个人只要在某一领域有所造就，都会受到社会的尊重。崇尚圣人的道德价值观，公而忘私的精神固然还应该提倡。但在现实中，公民的道德选择又是自由的。不道德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但在道德与非道德之间，人们是可以自由地选择的。第三，在民主社会里，公民享有平等权。与包含等级观念的民本思想相反，民主则赋予公民平等的权利。在政治上，除了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外，公民皆有参政、议事的权利；在法律上，每个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经济上，平等竞争，任何人不能依靠各种特权来谋取经济利益；在人格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尊卑贵贱之分。
四、民本重道德约束，民主重法制规范
有民本思想的思想家们，一般都认为君王要以仁义治理国家，要以尧、舜为榜样，要做“圣君”、“明君”、“贤君”。孔子要君王以身作则，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21〕“上好礼则民易使也。”〔22〕孟子更加系统地说明了君王品德的重要性，整篇《孟子》主要是宣扬他的“仁政”思想。而君王要施“仁政”，君王自己首先要做仁义之士，“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24〕因此，他提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25〕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贾谊也认为，治国不可以不用仁义，“仁行而后义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赏而在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行，是以德音远也。”〔26〕强调君王道德的重要性本身并无过错，即使在现代化社会中，执政者的道德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但不能单靠道德力量来约束统治者的行为，权力不加限制，必定会导致专政、腐败，人治所导致不是仁政，而更可能是暴政。历史上有几位君王能身体力行，履行其道德准则，专制制度本身决定了君王可以不受道德约束，决定了君王不可能真正地“爱民如子”。〔27〕二千多年来，儒家一再强调道德第一，但在封建社会中，从未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礼记·礼运篇》所描绘的那种大同理想，君王照样专横独断，官吏照样贪婪无度，所以，民本思想中所包含的道德理想，仅仅是一种幻想。
如果说“为民作主”的民本思想是靠道德来维持的，那么，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则是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的，靠法律来保障。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人民主权”，“三权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一系列民主口号，创立了系统的资产阶级民主理论。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把上述口号和理论规定在宪法和法律中，建立起完全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实现了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资产阶级民主尽管包含着狭隘的阶级动机，但与封建制度比较，它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进步。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应该更具有广泛性、真实性和平等性。社会主义民主也不是一般的许诺，而是用法律明确规定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性表现在：从国家形态的民主方面看，除了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外，其他公民皆有参政的权利，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任何权利的形成和产生取决了法定的民主程序进行选举式任命，即权利要有合法性，任何权力都受限制，当权者要对人民负责，听取选民意见，接受选民的监督，若违反了法律，都要刑之以法，坚决杜绝“刑不上大夫”的特权现象。从非国家形态的民主看，民主的法制性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一方面，公民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地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另一方面，法律禁止和制裁一切侵犯他人的权利。总之，民主的法制化，使人民可以依据法律行使政治的权利，可以用法律来约束各级官员，可以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民主的法制化，约束了民众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和现实的矛盾，当权者不仅要用道德来规范自己，更要用强制性的法律来约束自己。民主的法制化，也使当权者不再仅仅是权力的化身，也是义务的主体。我国的民主制度尚不够健全和完善，一些人对民主的认识还很不全面，尚存有“清官”、“明君”、“为民作主”的期待心理，对社会一些不公正的现象常常停留在道德谴责上，而不能用法律的高度来进行分析，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说明了民本思想还在社会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并使对民主的理解产生偏差。这些旧观念与新思想的杂糅、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一方面，通过有步骤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建设与实施得到澄清和解决。另一方面，有待于民众思想的成熟，只有真正树立公民意识，才会有完全的民主。
通过对民本与民主思想的区别的讨论，可以看出民本思想的历史局限性，但民本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全是糟粕，在历史和现实中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积极作用。第一，在专制制度还有其存在理由的前提下，主张“重民”、“爱民”、“富民”、“利民”比主张“轻民”、“瘠民”、“残民”在客观上会给民众带来更多的好处。第二，“民为邦本”、“节用爱民”等道德观念虽然不能真正有效地约束统治者的行为，但统治者在某些时候，某些局部问题上，也曾采纳过民本思想的个别措施。如唐太宗李世民接受隋朝灭亡的教训，记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采取轻徭薄赋等措施，以缓和矛盾，恢复生产，终于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景象。第三，一些比较正直和开明的政治家、思想家也往往用民本思想对统治阶级的暴政进行批评或评击，发出一些正义的呼声，如中国17世纪的早期启蒙主义者黄宗羲，基本上就是用民本思想来批判君主专制的罪恶的，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原则。第四，近代的一些有识之士大都发挥传统的民本思想，来阐述变法、民主的思想。如康有为提倡“博爱”哲学，就是借孔子的“仁爱”思想进行阐述的。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包含着传统的爱民、利民、富民的思想，他的“天下为公”是对传统的以民为本的大同理想社会的生动赞扬。
总之，民主与民本思想有区别、对立的一面，又有相通、统一的一面。我们应该大力倡扬公民的民主精神，并用民主精神去改造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5 月版， 第一卷第69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版，第二十三卷第103页
〔3〕《诗经·小雅·北山》
〔4〕《尚书·泰伯》
〔5〕《左传》左桓六年
〔6〕《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7〕《左传》隐公四年
〔8〕《论语·先进》
〔9〕《论语·雍也》
〔10〕《孟子·离娄上》
〔11〕《孟子·梁惠王下》
〔12〕《论语·颜渊》
〔13〕《慎子·威德》
〔14〕《孟子·滕文公上》
〔15〕《古文尚书·夏歌·五子之歌》
〔16〕、〔17〕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第312页
〔20〕《论语·阳货》
〔21〕《论语·子路》
〔22〕《论语·宪问》
〔23〕《孟子·尽心上》
〔24〕《孟子·离娄上》
〔25〕同上
〔26〕贾谊：《修正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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