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的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价值取向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本文试用古代图书文化的基本思维特征来考察古代图书分类的价值取向。认为传统分类是意义分类而不是形式或性质分类。分类意义成了抽象化了的形式，它制约着传统分类的基本类别样式必定是二维平面的线性排序，而不是三维立体的结构性、层次性构架。最后分析了传统分类类别的相对性问题。
〔关键词〕古代图书分类 价值取向 分类意义 形式 二维线性排序
中国古代图书分类是我们先贤对中华民族“当时的”所有既成文化的一种反省、表述和组织形式。一方面，作为知识反省、表述和组织形式的古代图书分类本身是一种文化力量和认知模式，是传统文化背景规约下的一种特定类型的价值系统和意义系统；另一方面，作为分类对象的各种类型文献，都是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一般地，文献一切形式特征和内容特征的总和决定了相关分类体系的表层类别样态和深层类别原则。
因此，文献、分类之间应该具有深层的一致性。这个命题启发我们用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特征来考察古代图书分类的整体价值取向，旨在从中获得有助于今人的若干教益。
1.注重分类意义的表达
分类意义是相对于分类形式而言的。古代图书分类首先考虑分类意义的表达。从《七略》到《四库全书总目》，几乎每一部封建社会时期的官方图书分类体系，都是政府组织的收集、整理全国“现存”典籍活动的产物，是执政者文教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总目》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作为文教政策组成部分的古代图书分类，其类型的厘定及其分并改隶，也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教化色彩和人伦彝常功能。
被现代化类法视为核心和生命的学科属性依据，在古代图书分类中并不是最具价值的成分，而文献的政治教化、人伦彝常之功能和意义大小，成为古代图书分类类别设置的关键。古代图书分类的意义表达意图，从根本上规定了分类类表的基本格局：分类体系缺乏必要的标志符号；类表结构的编码和解码依赖于分类体系的功能价值和意义内涵。一切从意义和价值出发。结构和形式框架的阐释被功能和意义内涵的认知所涵盖。
古代图书分类认为分类意义才是自足的，它力求以最简洁、最经济的形式，来表达最丰富、最完整的信息内涵。古代图书分类不仅仅局限于对文献表面现成范畴（如书名、著者）或形态特征（如装帧、版本）的解说，而是充分利用主体意义判断以及类表结构内部的相互衬托（如两种或以上文献彼此次序的排定——详下）等条件，来实现对文献的整序，从而最终梳理出文献背后的文化。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古代图书分类所重点突出的分类意义，是一种抽象化了的形式；而它的分类形式，也是紧密联系分类意义和行为主体心理现实之上的形式。
由于古代图书分类贴近分类的意义内涵，导致类表中的每类文献。首先是在意义内涵上相同或相近，然后才是学科专业、主题、或其他形态上的相同或相近。因此，古代图书分类中的所谓“类”，并不是文献形式或性质上的；而是意义内涵和功能价值上的。分类意义成为设制和知解古代图书分类体系的真正视角。
2.注重文献的线性排序
注重分类体系的意义表达，可以看作传统分类体系的总的一贯性分类宗旨。而实现这一分类宗旨的基本渠道则是文献在类表中的二维线性排序。
古代图书分类体系的类位级次一般最多限于三位类。而第一级的“经、史、子、集”等类目基本上又都是一种概略性的模糊范畴，既不能代表学科或专业，也不能代表事物或主题。类目和类目之间以二维平面的铺排为主，偶尔辅以三维立体的构架。
以农业方面的文献为例。农业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主体形式。总结、记录农业生产实践的农学文献无疑是十分丰富的。然而，传统分类体系都无一例外地将农学书籍列入“子部·农家”类下面，而不再做详细的等级式划分。
不仅如此，新旧《唐志》、《宋志》以及尤袤《遂初堂书目》等古代图书分类目录甚至将《钱谱》、《泉货图》、《香谱》、《锦谱》、《锦带书》、《岁时杂咏》以及一些医书、占卜书也纳入“子部·农家”类这一总的类名之下，没有（或者说没有必要）再对其做出详尽的细则划分。
古代图书分类法的这种二维线性排序原则包括：第一，意义大的文献排在意义小的文献之前。即“位首重心”主义策略。众所周知，言语和句子一般是“尾重心”，即把要表达的关键意思放在句子的尾部。因为言语是动态的流线过程，尾重心主义有助于受话人抓住发话人的信息焦点。而图书分类体系基本上是静态的既成序列或格局。将关键文献排在前面的位首重心主义，显然与人们的接受习惯相一致；第二，意义相同或相近的文献，在线性序列中排得比较靠近；第三，当文献意义内涵之间的大小关系不十分明确时，可以有其他辅助性的标准作为排序原则。例如，按照时间顺序原则排列；历史上，先产生的文献排在后产生的文献之前。①
古代图书分类的这种一贯而有效的二维线性排序是与传统文化相一致的，我们知道，西方文化的精髓在于科学精神和逻辑修养，主张用原子主义观点来分析客体事物。亚里斯多德以来的形式逻辑体系要求每一个按同一标准划分而得的子项必须穷尽母项；各子项之间必须相互排斥……
而中国古代的“类”则是定名、立辞、推理的基本概念。“类”不仅是分析事物的根据，而且明确地将“类”与“故”（理由）联系起来，作为立辞和辩说的基本原则。这种“类”不是事物形式或性质的集合；而是功能和意义的集合。
虽然图书分类并不完全等同于逻辑分类，但是，东西方图书分类的差异完全可以看作各自逻辑思维差异的必然产物。正如中国古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以代数法为主；中国音乐重流线性的旋律而不是立体的和声；中国画重视点和线的二维平面勾勒而不是几何透视一样，传统分类也选择了流线性的二维平面类别排序。其类别子项的分合亦不以“穷尽母项”、“相互排斥”等命题为旨归。
该序列的排定，是以文献意义功能价值递减来实现的。与此同时，还有时间顺序原则、文献体裁原则（即所谓“辨体”）等等。这些原则的配套使用，使得文献之间的二维线性单向度排序成为一种抽象化了的形式。这种形式本身也被赋予了一定内涵：排在前面的文献，其功能价值相对大于后者；或者时间上一贯地先于后者——表象时间的先后往往反映了学术传承和授受源流……
正是这种与中国人认知习惯相一致的图书分类格局，承担了“汗牛充栋”难以数计的传统典籍的整序职能。“疏于形式”的传统分类能够历二千年而不衰，重要原因即在于这种形式所反映出来的意义和价值，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深层的通约关系。这种形式帖近中国人分类编码和解码的文化感受。它不是力求验证、关系裸露、法则繁琐的描写主义的形式，而是一种经得起意义内涵追究的、丝毫也不脱离意义内涵的形式。因而，传统分类的形式，本身就是内涵。
诚如上文所说，图书分类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组织形式，它必须在一定的列类原则指导下进行具体分类操作。这一根本的共性虽然为古今中外所有分类体系所共有，但是，特定分类法的特定文献整序形式及其所反映的分类、现实和观念之间的关系却为各个分类体系所独有。
古代图书分类中，每个单个文献的具体位置并不能反映什么本质，但是两个或以上文献的相互位置关系则反映了一定的观念内涵。不妨以《易经》在经部目录中的排序为例来分析说明。《易》之为“经（典）”是从《庄子·天下》开始的。但是从《天下》篇到《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前，六经次第一直以《诗》、《书》、《礼》、《乐》为主体，《易》和《春秋》排在最后。《七略》始将《易》移至经部位首。刘向、刘歆说《易》是：“众经之源”、“道之源”。《七略》以降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所有封建社会时期的传统分类都“依刘向故事”以《易》为经首——唯一的例外是刘宋时期王俭的《七志》。王俭以为《孝经》“乃百行之首，实人伦所先”，故移《孝经》至经首，《易》屈为第二②。
显然，事理逻辑制约着文献彼此之间的二维排列顺序。表明古代图书分类的类目设置和类别次序是以适应特定表达功能为旨归、以逻辑事理的铺排为主要组织手段的。我们只有着眼于文献组织的基本宗旨和基本手段，才能探究传统分类组织建构的严密。与几何式的现代等级体系分类法相比，传统分类是线性代数式的，其类别格局显然不如现代分类科学、明晰，但传统分类符合中国人的文化感受；与传统文化及其思维模式密切相关，因而便于中国人标引和检索之具体操作。
3.类别的相对性
古代图书分类以意义表达为根本目的，而意义又是一个主体性的范畴。因此，传统分类的类别往往具有明显的主观随意性。另一方面，传统分类采取二维线性排序格局，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与内涵互为表里的分类形式。该形式不象现代分类那样，用一套标识符号系统来固定类目之间的关系，这就导致传统分类类目之“类”缺乏严格的形式界限。
另外，作为一种全息性文化观照的产物，传统文献也往往具有难以类别的简易性：即每一文献都是通过具体事物之“简”来表达大道理之“繁”的。每一种文献在论述某个具体主题的同时——例如，数书对数理的阐释——最终都必须归纳为对天地人三道的哲学本体知解。后者更为本质，更为核心。文献单元的这种超文本性，决定了用于整序该文献的传统分类之类别也具有圆润灵动、变易不居的特征。正所谓“因其简而求其变也”③。
文献不能严格按照学科（专业）或事物（主题）为依据来进行性质划分。因为数书在讨论具体数理的同时，最终要转为对大道的阐明。所以，“数学”作为分类类目和分类焦点时，就仅仅具有相对意义。其他具体学科、具体主题、具体技艺无不如此。这样，古代图书分类的类别或是类目必然是“必不得已而强为之”的十分勉强的分类结果；必然是一种意义内涵类而不是形式符号类；是功能类而不是结构类。
古代图书分类不重视文献类型的物理形态或技术外型上的区别，因此，传统分类类别样态也不表现为物理形态或者技术外型上的自足。人们往往注意到古代图书分类轻技术的“弱点”，并就此否定其价值。其实，传统分类模式对传统文献而言是唯一有效的整序形态。追求古今图书统一分类的学人一般都争取将中国典籍纳入到技术性强的现代分类体系中，希望用一套四平八稳的形式框架来使传统典籍就范。结果每每削足适履，严重破坏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实质。传统文化和古代图书分类感受能力强的“老先生”们无不感到生硬。
我们知道，随着观察角度的变化，事物会表现出不同的属性，从而有不同的类别。亦即类是多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学科属性仅仅是文献特征的一个方面。传统文化注重事物的意义而不是事物的性质，所以尽管有郑樵等人的大声疾呼和身体力行，着眼于性质的文献学科属性始终没有真正成为古代图书分类的主流类别依据。传统分类立足于分类意义和事理逻辑，其设制类目不符合形式逻辑学意义上的同一律和矛盾律，不表现为非此即彼的绝对；而是亦此亦彼的相对。
古代图书分类直接贴近传统文化，将类别样态的设置和类别原则的确定，建筑在分类所表达的本质属性基础之上。类的相对性不仅出现在古代图书分类及其所依附的传统文化之中，而且现代物理学中的相对性原则也已经明确证实：客观世界中并不存在描述运动所依赖的绝对参照系。
古代图书分类从《七略》始即已有互著、别裁的分类实践。清人章学诚则对其进行了深层的理论研讨。其实互著、别裁体例本质上正表明了类别归属的不确定性。另外，以《七略》为蓝本，“删其要，以备篇籍”的《汉书·艺文志》，即已经开始对《七略》的个别具体类目进行“增、省、移、入”，做必要的类目调整。这不仅表明班固与刘向、刘歆分类观念上的区别，也是文献及其分类类别相对性的表征……，因此，我们认为类目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古代图书分类并不力求将某个文献单元放置于某个既定的小方格子里，“象数学一样的精确”。事实上，传统分类也没有什么立体的小方格子，它有的仅仅是二维线性序列，它重视在二维线性序列中，通过把一种文献单元放到能与另一个或几个文献单元相互对比的位置上去，来实现“类”的确定。例如，《易经》和《孝经》位次的对比；再加，上文所引纪昀对“子部”书次第的排定，都是十分明显的例证。
古代图书分类类别虽然仅仅具有相对性，但它和汉族人人看待客观现实的心理习惯相一致，与传统文化相通约，因而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科学的分类，古代图书分类很好地演绎了汉族人注重整体、辩证转化的思维特征以及人文主义的文化策略。
传统分类的价值取向，足以启发我们对《西学书目表》和《古越藏书楼》以来的形式主义分类态度进行全面的检讨，并最终对其成套的理论、技术和方法的校验产生怀疑。
收稿日期：1995年3月27日。
注释：
①傅荣贤.《七略》图书分类理据中的时序原则.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5,(3)，（待刊）
②傅荣贤.《别录》、《七略》的经学意识及其成因.盐城师专学报（哲社版）1992,1
③傅荣贤.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的基本特征.四川图书馆学报19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