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资源与旅游业发展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资源论文,旅游业发展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旅游资源是旅游开发和建设的对象物，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依托性因素，有关研究表明，旅游者选择目的地的行为是其对资源感应效用的函数，由此使得旅游景点与客源地之间的引力具有鲜明的资源指向性特点(Deasy和Griess，196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以及“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17775-2003)”的界定，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研究者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旅游资源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保继刚，1996；Ritchie et al，2000)，并在区域层面上基于旅游资源禀赋分布的空间异质性就如何实现不同旅游资源之间的地域组合开发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Pearce，1995；王凯，2005)。而基于不同区域间旅游资源比较优势所形成的竞争关系则构成了另一研究维度，持比较优势理论的学者认为，与旅游产品相联系的要素禀赋在特定区域上的空间分布不均质性是旅游目的地竞争力不同的原因，旅游资源的禀赋和品质就成为旅游竞争力研究中的焦点所在(张广海等，2006)。
总体看来，以往研究更多地关注于旅游资源空间分布不均匀所导致的各地资源禀赋的差异以及基于资源禀赋的空间异质性所进行的旅游业发展及区域资源之间合作开发等方面的分析，但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却是，旅游资源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业发展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是有力的助推器还是隐藏的障碍物？从理论上讲，拥有丰富而高质量的旅游资源无疑有助于旅游业的发展，因为旅游资源构成了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如果一个地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而取得了较差的旅游业发展绩效或表现出较差的旅游业竞争力，那么，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旅游资源还为那些阻碍旅游业发展的因素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正是这些因素导致的负面效应超过了旅游资源本身的正面效应。进一步讲，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旅游资源作用的变异呢？找出其中的作用机制并寻求相关解决途径便成为问题的关键。基于此，本文将甚于对省际层面我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资源因素作用和非资源因素作用的考察，分析我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资源因素的实际作用及机制，第二部分为研究方法与变量说明，第三部分对计量结果进行了分析。
二、研究方法与变量说明
在资源导向型的传统增长模式中，自然禀赋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Habakkuk(1962)认为，自然资源的丰裕使美国获得了更高的生产率，并最终导致19世纪的繁荣局面。然而，在20世纪中后期，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许多学者都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源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失败，资源丰裕国的经济表现往往不及资源缺乏国，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仿佛由“天使”变成了“魔鬼”。Sachs和Warner(1997，2001)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联系。不过，总体来看，这些论著大都是对资源和经济的作用进行研究，且主要基于国家样本，结论来自于国家之间的比较。主体文献中尚未发现专门就一国内部旅游业这一特定行业所进行的研究，即研究一国内部各个地区的旅游资源与旅游业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是否存在着丰裕的旅游资源禀赋对旅游业增长的制约性。虽然许多研究者在相关旅游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将旅游资源设定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性因素，并且从直观上可以看出，中国的区域旅游业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差异性特征，省际层面上旅游资源禀赋的丰裕度与旅游业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正向对应关系①。然而，直觉认识并不能代替严谨的学术研究，为此，本文将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业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确定在一国范围内，以中国省际层面的数据资料为依据，对这一命题作细致的实证研究，检验旅游资源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本文的研究意义不仅在于验证一个理论命题，同样重要的还在于揭示我国各地旅游业发展的一种内在机制，并力求为旅游业转型的发展模式提供理论支持。
1.模型设定
就本文的研究对象而言，省际层面的截面单位数显然不足以得出有意义的计量结果。为扩大样本容量，我们采用包括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的面板数据集(Panel Dataset)，这也便于考察不同时间跨度内旅游资源作用的动态特征。根据Corden和Neary(1982)经典模型的经济含义，我们建立如下的基本回归方程式：
式中下标i代表各个省际截面单元，t代表年份，因变量y为旅游业增长率，等式右边的C为地区特定的常数项，TR为旅游资源部门的投入水平，NTR为非旅游资源部门的投入水平，X为影响旅游业增长的其他解释变量向量，
为地区特定且不随时间变动的误差项，
为时变误差项且遵循一阶自回归过程②，α、β、θ为对应变量的系数或系数向量。
由于旅游资源涉及的内容太多，而且种类也是千差万别，几乎不可能用某一个或几个变量完全反映出来。总体来说，旅游资源是能够对旅游者构成吸引的全部要素的总称，它既包括传统意义的自然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类旅游资源，也包括政治经济影响、文化特色、娱乐设施保障等多种吸引要素，因此，旅游资源不仅具有形态上的多样性和复合性，而且具有价值上的多元性，这无不给准确衡量旅游资源对旅游业增长的贡献带来了困难。不过，作为旅游业发展和建设的最重要的微观经济单元和现代旅游活动的主体，旅游企业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研究视角和突破口。根据“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17775-2003)”的定义，“旅游景区(tourist attraction)是以旅游及其相关活动为主要功能或主要功能之一的空间或地域。……是指具有参观游览、休闲度假、康乐健身等功能，具备相应旅游服务设施并提供相应旅游服务的独立管理区。……包括风景区、文博院馆、寺庙观堂、旅游度假区、自然保护区、主题公园、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游乐园、动物园、植物园及工业、农业、经贸、科教、军事、体育、文化艺术等各类旅游景区。”并且，在当前旅游景区(点)普遍实行企业化经营的状态下，用旅游景区(点)企业相关指标作为旅游资源禀赋的代理变量应该不会产生大的偏差。由于我国旅游行业投入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旅游资源基础状况，旅游景区(点)企业的投入水平可以最大限度地反映旅游资源的综合禀赋状况，所以，我们以旅游景区(点)企业的投入水平代表旅游资源的总体禀赋状况。
进一步，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将旅游企业分为旅游景区(点)企业(Enterprise of Tourist Scenic，ETS)和非旅游景区(点)企业(Enterprise of Non-Tourist Scenic，EnTS)，非旅游景区(点)企业主要包括旅行社(国内旅游行社、国际旅行社)、星级饭店(内资饭店、外资饭店)和其他旅游企业。本文以旅游景区(点)企业的收入水平衡量旅游资源部门的发展程度，以非旅游景区(点)企业的收入水平衡量非旅游资源部门的发展程度，通过建立标准的经济模型分析考察旅游资源部门和非旅游资源部门在旅游业增长中各自的角色，就旅游资源对旅游业增长的作用进行研究。另外，由一般的经济增长理论可知，向量中的解释变量主要包括资本投入、教育投入(或是人力资本投入)、制度条件以及初始旅游业发展水平，控制这些解释变量将会保证计量结果得以反映旅游资源对旅游业增长的真实影响。此外，我们将解释变量中的各类投入分解为资本和劳动两部分，这样可以反映投入的完整内容，并对要素作用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考虑到资本和劳动投入的相关度较高，在一个方程式中进行计量分析会使结果存在共线性问题，我们将在两个方程式中对资本和劳动的影响分别予以估计。最终的回归方程式为：
资本方程式中KETS为旅游资源部门的资本投入，KEnTS为非旅游资源部门的资本投入，KEdu为旅游资源部门教育经费投入，Invset为投资变化，Inst为制度变量，Y为旅游业发展的初始条件。劳动方程式中的变量含义相应可知，作为前缀的“L”表示劳动投入，其余解释变量均与资本方程式相同。
2.变量和数据说明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计量检验的研究样本为2000-2005年间各省和直辖市的数据资料，最终的面板数据集包含31个截面单位在6年内的时间序列资料，样本观察值共计186个。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及副本、《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55年统计汇编1949-2004》以及中国资讯行高校财经数据库(www.bjinfobank.com)系统。由于各部门的绝对值投入要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土地面积等总量因素的约束，并不适合作为地区间横向比较的指标。因此，回归方程式中的投入变量均取相对值，具体处理方式如下：
KETS=旅游景区(点)企业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总额
KEnTS=非旅游景区(点)企业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总额
LETS=旅游景区(点)企业从业人员/从业人员总数
LEnTS=非旅游景区(点)企业从业人员/从业人员总数
KEdu=旅游院校数
LEdu=旅游院校在校学生数
制度变量Inst以对外开放度反映，Inst=人民币表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国内生产总值③。可以基本假定，对外开放度越高的地区，市场经济体系越健全，经济活动的透明度越高，从而具有更优的制度质量。
Invest=旅游投资变量，根据顾乃华等(2006)的公式
(δ=6％)计算得出。
Y[，1981]=ln(1981年旅游外汇收入)，ln为自然对数符号。对于旅游业发展的初始条件，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此处以1981年各省份旅游外汇收入进行衡量④。
，为平均旅游业增长率。
需要说明的是，(1)2004年、2005年非旅游景区(点)企业包括旅行社(国际旅行社、国内旅行社)、星级饭店(内资饭店、外资饭店)以及其他旅游企业。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非旅游景区(点)企业包括旅行社(国际旅行社、国内旅行社)、星级饭店(内资饭店、外资饭店)、旅游车船公司以及其他旅游企业。(2)由于某些省市(上海、天津和宁夏)的国内旅游收入数据不全，本文采用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衡量其旅游业发展水平，鉴于上海、天津开放度较高，宁夏则相对比较封闭，且分别处于我国旅游业发展程度的两端(杨勇，2007)，用旅游外汇收入进行替代应该不会产生太大的偏差。
从变量KETS和LETS的数学表达式可以看出，α和α′反映了旅游资源部门的相对投入水平对当地旅游业增长的影响，即旅游资源作用在计量模型中的外在表现。系数α和α′的经济意义是指相对丰裕的旅游资源诱使资本和劳动要素进入旅游资源部门，进而对当地旅游业增长产生了影响的程度。而变量KEnTS和LEnTS的数学表达式中，β和β′反映了非旅游资源部门的相对投入水平对当地旅游业增长的影响，即非旅游资源作用在计量模型中的外在表现，其经济意义是指非旅游资源部门的发展对旅游业增长所产生的影响。
三、计量结果说明
面板数据的估计方法包括聚合最小二乘回归、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等多种形式，从本文的数据资料来看，由于回归方程式中的误差项存在较为明显的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将会得出更为有效的估计结果。表1给出了对应的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
从表1的资本方程式和劳动方程式的系数估计结果可见，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大部分解释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进一步可以看出，资本方程式和劳动方程式的旅游资源部门和非旅游资源部门的系数值差异不大(0.2293和0.2386、0.2376和0.2377)，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格局呈现出旅游资源部门和非旅游资源部门并重的局面，这或许意味着我国旅游业已经开始超越仅依赖旅游资源的阶段并初显转型的迹象，即旅游业发展的多元化方向和“脱物化”倾向。
就前者而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经历了由单一到多元的不断提升的演变历程。从旅游者的消费需求来说，20世纪80年代，旅游者主要是对自然景观和古迹景观的观赏性游览，集中在对国内几大风景名胜地(如桂林山水、长城、兵马俑等)的旅游上，旅游资源构成了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性要素。20世纪90年代，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和旅游经验的增加，我国旅游消费者除了传统的山水风光、文物古迹和民族风情等旅游产品外，开始关注于更多类型的景观，比如水域风光、地文景观、极地景观、沙漠景观、草原景观等，对生态旅游也表现出极大的需求，同时许多新兴的专项旅游产品，如主题公园、农业观光、工业旅游等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进入21世纪，我国旅游消费不再是统一低层次的消费，呈现初级的市场细分状态，其中高层旅游消费者从纯粹的观光型旅游转化成度假型休闲，中层旅游者则需要更广泛的旅游产品，而低层旅游消费者绝大部分是观光旅游。总体上来说，我国旅游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对旅游资源的依赖性在逐步减弱，我国旅游产品的开发和组合日益凸显其精细化和特色化，工业旅游、农业旅游、森林旅游、生态旅游、休闲旅游、商务旅游、探险旅游、休学旅游以及扶贫旅游等不同主题的旅游产品越做越精，满足了不同旅游主体的个性化旅游需求，旅游业发展对传统旅游资源的依赖也逐渐减弱。并且，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的需求层次在提升，越来越多的旅游消费者已不再满足于“上车睡觉、下车看庙、到了景点就拍照”的旅游模式，而是在寻求旅游过程中一种或多种体验组合起来所形成的完整经历。
图1 2005年各省市旅游资源部门收入比重与旅游业平均增长水平
就旅游业发展的“脱物化”而言，随着我国旅游者消费活动的明显变化，我国旅游业在多维度发展的基础上，不再大比重的受到具体旅游资源的限制，而是转移到注重依附在旅游资源上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容，楼嘉军(2004)在关于我国休闲旅游发展的研究中识别了我国旅游业发展中所出现的这样一种新趋势，即旅游者更注重精神享受、强调旅游活动的文化创造与文化欣赏，以休息、娱乐、学习、交往、欣赏大自然等活动形式，实现放松身体、满足好奇心和接触大自然的旅游行为情趣。另外，作为会展业与旅游业之间新的互动发展模式(王春蕾，2002)，会展业拓展了旅游业发展的空间发展模式及具体运作模式，成为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和方向，会展旅游也成为旅游业发展的新增长点。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仅依赖旅游资源的阶段，但是，旅游资源依然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依托，资本方程式和劳动方程式的旅游资源部门和非旅游资源部门的系数值差异不大的计量结果(0.2293和0.2386、0.2376和0.2377)即说明了这一点，这也说明我国旅游业正处于发展的转型期。然而，相关年份数据也显示出，转型的迹象已经开始出现，比如2005年我国省际层面旅游资源部门收入比重与旅游业平均增长水平(y)呈现出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598)，如图1所示。
另外，本文模型结果显示，初始状态的影响为负(-2.9280和-2.6256)，表明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初始条件削弱了旅游业的发展动力，这和我国旅游业发展过程的阶段性特点以及客源结构的变化有着重要的联系。首先，初始状态时期，我国旅游业发展主要以资源型为主，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以及人们旅游行为的多元化和多样化，旅游业的内涵以及旅游资源边界的扩展，旅游景区(点)等人文自然资源性因素边际收益递减效应开始显现，使得初始旅游业发展结构在随后旅游业发展的表现中逐渐表现为阻碍性作用。其次，我国初始状态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旅游接待主要以入境旅游为主，国内旅游还处于萌芽时期，而当时的入境旅游由于国内其他旅游设施的缺乏，也显著表现为资源依赖型。并且，就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制度性设计而言，单纯的关注于旅游资源在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所形成资源依赖性旅游业发展模式制约了旅游业的转型，也限制了旅游业满足旅游消费者日益提升和变化的多元化旅游消费需求。这形成了我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资源刚性，即随着收入水平和旅游经验的增加，旅游消费者的需求逐渐趋于多元化，但是，旅游产品等供给却由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对旅游资源的依赖及相关利益制度设计却不能及时实现旅游业转型以满足旅游消费者的需求，进而限制了旅游业的发展。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良好的制度基础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本文模型结果数据显示，资本方程式的制度因素Inst的系数为正值，且在1％水平上显著，但是，该值却由于过小(9.64E-08)而可以忽略不计。另一方面，劳动方程式的制度因素Inst的系数为负值(-0.0179)，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制度作用为负值，这显示出我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政府主导性特征。
不可否认，“政府主导型”的旅游业发展模式对中国旅游产业的规模扩张和地位提升贡献厥伟，但是，旅游业是需求推动型产业，“政府主导”虽然有益于解决供不应求的阶段性矛盾，但当供给水平达到一定的规模，供求关系发生逆转时，“政府主导”的弊端就充分暴露了出来，如资源配置效率低、企业发育水平低、产业效益水平低等。
注释：
①不过，关于我国省际旅游业竞争力的横向比较表明，资源丰裕度与旅游业竞争力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这还取决于区位条件、支持性因素以及政策等因素(杨勇，2007)。
②在宏观经济数据中，变量往往具有较高的序列相关性。这也意味着面板数据的OLS回归不再有效，为得到一致的系数估计，就需要采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EGLS)进行回归。
③徐康宁等(2007)以1999年和2000年的Inst值与樊纲等(2003)的地区市场化指数作相关分析，两者间的皮尔森相关(Pearson Correlation)系数分别高达0.522和0.613，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本文的制度变量可以作为市场化程度的一个替代变量。
④1981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国内旅游行为还不普遍，以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大体可以反映当时各地的旅游业发展状况。另外，由于相关年份的数据缺失，河南取1982年的数据，浙江、重庆为1983年的数据，黑龙江为1985年的数据，青海、宁夏为1987年的数据，海南为1988年的数据，福建、四川为1990年的数据，其他省市均为1981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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