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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09年3/4月号
对西方世界来说，1929年标志着大萧条的开始。对原苏联而言，那年是斯大林所谓的“大突变”，即中断了短暂的半私有化经济政策，开始了强迫集体化和工业化的时期。“大突变”往往被误为“大跃进”，而“大突变”更能反映斯大林的意图，更适合这些意图的悲剧后果。他在80年前发动的这场运动摧毁了几百万人生命，改变了俄罗斯人价值观和本能。可以说，这是俄罗斯20世纪历史中最有影响的一年。80年后的今天，由于不同的原因，2009年可能成为俄罗斯21世纪具有类似深远影响的一年。
今天的俄罗斯已经不是原苏联，普京也不是斯大林。但就像史学家把1929年看作是原苏联革命时期的结束一样，学者把普京的统治看作是革命之后的复归。过去10年人们看到了早已失去的地缘政治影响的复归，原苏联象征的复归，甚至斯大林声誉的复归。但正如历史所显示的，复归并未恢复旧秩序；而是产生了新的威胁。这就是今天的俄罗斯——一个新的、非常民族主义的、富有侵略性的国家，既类似于原苏联，又类似于90年代自由色彩丰富但贫穷混乱的俄罗斯。
普京社会契约的中心理念是一个复活的俄罗斯，这引起了世界的震惊，但却迎来了国内的赞美。俄罗斯人发现他们又开始赢了，先是在国际歌唱大赛和足球比赛中获胜，继而在与高加索弱小邻邦格鲁吉亚的战争中获胜。那场冲突被看作是对美国的胜利，因为美国近年来支持格鲁吉亚并为其提供了武器。这是俄罗斯复活的典型例子，复活的目的是最终成为能够站稳脚跟并与西方在军事上抗衡的大国。
油价上涨支持了俄罗斯的雄心。不管克里姆林宫说什么做什么，资金在不断流入。当地企业和国际公司只能绝对服从。梅德韦杰夫总统甚至开始教导全球如何来重新认识全球金融系统。他设想俄罗斯将成为一个新的金融首都，卢布将成为新的储备货币。归根结底，西方害怕俄罗斯，在普京的词典里害怕就是尊敬。
2008年华尔街爆发的金融危机一开始就提升了俄罗斯复活的感觉。普京夸耀过去几年所取得的成功，用斯大林在1929年吹嘘原苏联转化为工业大国的那种鹰派口吻对美国的痛苦幸灾乐祸。普京这样说道：“我们没发生过流动性危机，我们不曾有过抵押危机。我们逃过了一劫，俄罗斯是安全的港湾。”但经济危机不久也吞没了俄罗斯。
1929年，原苏联基本上没受到全球大萧条的冲击。而今天却不一样了。当前的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俄罗斯，暴露了它的制度弱点及其成功的脆弱。油价下跌，资本市场的失灵，这都窒息了俄罗斯经济，因为俄罗斯经济依靠的是石油美元和廉价信贷。全球经济都受到冲击，但没有一个地方像俄罗斯逆转得那么剧烈。
对统治一个富裕的、严厉的俄罗斯国家的信心动摇了，现在真的出现了这样的可能性：只要全球经济危机持续下去，普京的社会契约就有可能瓦解。但不清楚的是，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它是否会有什么改进。普京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偏执在持续地毒害俄罗斯社会。如今，2009年对俄罗斯而言可能是一个新的“大突变”，但结果也许只能成为一个崩裂中的国家。
普京的社会契约以特定的俄罗斯精英阶层为基础，他们“贿赂人民”，压制不同意见。民族主义宣传，收入的增加，以及对俄罗斯复活的自豪感赢得了民众支持。直到现在，金钱依然是俄罗斯最有力的武器。增加的收入和强劲的卢布（由于大宗商品价格高企）使俄罗斯人能享受进口食品、国外旅游、国外汽车和技术。但即使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太大改善（49%的人说他们能满足基本需求，但要购买其他东西还得费劲），俄罗斯人至少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没有再恶化下去。但现在情况看起来又惨淡了。
莫斯科所作出的直接反应不是谦虚一些，而是怨恨更深，更咄咄逼人。可以预见，俄罗斯在什么事上都怪罪美国，从经济危机到最近与乌克兰的天然气冲突。俄罗斯国家媒体的反美叫嚣震耳欲聋。俄罗斯领导人之所以态度傲慢，部分原因是莫斯科尚未清晰地看到危机，饭店虽然没有客满，但还是很忙碌，超市里还是人头挤挤。
不过在俄罗斯的家庭和大街上，到处都在谈论危机。解雇、降薪、项目取消、资金冻结这类话题取代了关于假日和新车的闲聊。真相慢慢地开始显露：经过8年的经济发展之后，俄罗斯经济的增长率开始减缓。
费用账单在上升，实际收入在下降。预计通胀在13%，2009年夏卢布币值贬值30%以上。俄罗斯人购买的商品一半是进口的，这对生活标准的影响是巨大的。长期风险是这次危机将削弱民营企业的主动性，赋权于低效的垄断企业和不透明的国家公司。可能出现的新经济模式将反映民营部门与国有部门的最坏组合：债务国有化而利润私有化。这个问题加上俄罗斯其他的长期问题（如功能紊乱的公共服务、方兴未艾的腐败以及老龄化造成的劳力短缺），都显出不好的兆头。
俄罗斯国家电视的镇静态度对怀疑越来越大的民众正在失去作用。随着危机的加深，对其经济形势报道的信任大大降低。现在只有28%的俄罗斯人认为媒体是客观的。随着金融资源的日益稀缺，越来越绝望的克里姆林宫有可能加强威权来维护其正在崩裂的社会契约。
12月发生在俄罗斯远东海参崴的示威活动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现象。克里姆林宫对提高旧车关税的决定引发了不关心政治的民众走上街头发动游行示威，这在普遍心满意足的普京时代是很难见到的现象。这个关税决定的出发点是支持俄罗斯汽车制造商，但鉴于日本廉价旧车的进口和服务长期以来一直是海参崴的经济支柱，莫斯科的决定剥夺了远东数千人的生计。于是几千名司机阻塞了主要大道，克里姆林宫无法依靠当地的警方力量，不得不从莫斯科地区空运特种防暴警察。
迄今为止，无论莫斯科还是彼得堡都没有发生邻国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以及海参崴最近发生的那种级别的冲突。俄罗斯两个最大城市的抗议意愿非常弱。俄罗斯长期的威权文化已经使俄罗斯人学会了适应困苦的能力，不愿为此大动干戈。经过90年代两次剧烈的货币贬值（扫光了人们的储蓄），人们知道不能信任政府。这种不信任感是相互的：唯唯诺诺的俄罗斯议会扩大了叛国罪的范围，组织大规模骚乱等罪名不需经过司法审判程序。由于主要依靠一个行业的城市所面对的潜在问题更严重（这样的城市俄罗斯有几百个），克里姆林宫明白不能解雇人，宁可迟发薪水或降点薪水。
克里姆林宫十分清楚，俄罗斯内乱可能引发国家的瓦解。有可能爆发全面内乱的是俄罗斯南部的一些穆斯林共和国，尤其是车臣、英古什和塔吉斯坦。在车臣发生了两次流血战争后，被克里姆林宫扶植为车臣总统的当地强人拉姆赞·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近年来一直或多或少地在封锁当地的消息。不断流入的资金和卡德罗夫管理这个共和国的全权委任状消除了继续抗衡的许多动机。但如果金钱不再流入，情况就可能发生变化。
俄罗斯精英阶层的不满甚至比街头抗议更能动摇普京的政权。莫斯科风传着关于普京与梅德韦杰夫之间不和的猜测。俄罗斯部分精英阶层似乎深深认识到了国家所面临的风险，担心权力集中在普京手里可能会造成不稳定。普金的有些行动，如与乌克兰的能源冲突，不再符合许多精英集团的利益，因为切断通向欧洲的天然气管道就是切断俄罗斯的利润。
但作为普京社会契约瓦解的结果，自由主义复兴的机会也非常渺茫。正如在押的霍多尔科夫斯基所说，令人不安的真相是：普京“比70%的人更自由主义，更民主化”。与引起人民极度不满的原苏联领导人不同，普京甚至现在也非常受欢迎。
普京最具破坏性的、可能延续时间最长的遗产是：他激发了俄罗斯最糟糕的本能。普京没有激起俄罗斯在1991年战胜苏联的荣耀感，而是培养了一种对过去屈辱和失败的愤慨情绪，激起了一种复归欲望。国外的许多反应也助长了这个倾向：美国鹰派兴高采烈地认为他们的冷战对手已经无关紧要，这种理念以及欧洲的姑息都助长了普京的声望。
与此同时，普京扑灭了对俄罗斯以往负面历史的羞耻感，包括对斯大林令人痛苦的“大突变”的反感。在俄罗斯新近的教科书里，斯大林被说成是领导国家工业化的成功管理者。普京利用国家电视不仅培育了民族主义，还掀起了反美主义新浪潮。90年代，这些情绪在老一代死硬派领导阶层那里占据主导地位。如今，这些情绪牢固地扎在16岁的互联网一代人的心里。
10年前普京获取权力的时候，他煽起了对原苏联已经沉睡的思念。前总理盖达尔警告说：“这是一种病态。俄罗斯正在经历危险的阶段。”经济崩溃，贫困扩大，越来越绝望的俄罗斯不得不依靠民族主义情绪的升腾，今天的这些危机使得这个危险更加真实了。俄罗斯究竟是挣脱这个病态，还是向病态投降，这对世界安全而言就像“大突变”那年一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