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654晚唐《莫高窟纪游诗》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莫高窟论文,晚唐论文,纪游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S.4654是一个抄写于五代后周时期的内容十分丰富的长卷。卷中保存有多篇唐、五代时期的文学作品，如此卷正面所抄的《萨诃上人寄锡雁阁留题并序》、《唐故归义军节度使衙前都押衙充内外排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豫章罗公邈真赞》、《舜子变》，背面所抄《京城大德、朝官赠悟真诗》（拟）等，都曾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发表过一些校录、研究论著。
然而，对于S.4654卷背尾部所抄有关莫高窟纪游的一组诗尚未引起学者足够的注意和深入的研究。刘铭恕先生《斯坦因劫经录》对这组诗遗漏未作题录。1986年出版的台湾黄永武博士《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将这组诗题录作《七言诗》，[1]但这组诗中既有七言诗，又有五言诗，笼统地以《七言诗》为题显然未当。1992年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的编者根据原卷所存诗题和诗句将这组诗拟为2题：《三危极目盤（？）丹霄诗二首并序及延锷和诗》、《瑭彦不揆第无聊申长行五言口号》。[2]这样比较具体明晰的定题弥补了以往敦煌文献题录的缺失，使人们对这组诗的认识比以往有所进步，但上述定题中还存在释录原卷文字有误的缺陷（说详下文）。1993年出版的项楚先生《敦煌诗歌导论》中第一次将这组诗予以校录、刊布，并对这组诗的作者、时代作了初步的考论，[3]使人们对这组诗的全貌开始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为后继者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笔者在参加《敦煌诗校辑》课题的研究中，也曾特别留心于这组诗的研究，在参考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组诗的校录及其作者、时代又进行了一番新的探索，从中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
一、S.4654卷背《莫高窟纪游诗》新校
关于S.4654卷背尾部所抄莫高窟纪游诗的校录，据笔者所知，目前唯有项楚先生在其《敦煌诗歌导论》中刊布了全组诗的录文。另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以下简称《英藏敦煌文献》）刊布了编者根据原卷诗题和诗句所拟定的诗题。笔者在研究中凭借S.4654缩微胶片反复研读，又依据比缩微胶片清晰的《英藏敦煌文献》S.4654图片加以复勘，还根据S.4654卷正面与背面所重复抄写的这组诗中前4首诗的文字进行对校后，发现《英藏敦煌文献》的编者虽然有幸得以目验原卷，故校录原卷诗题比较完整，没有缺漏，但释录原卷文字却存在讹误；可能由于项先生所依据的敦煌文献缩微胶片或影印件不太清晰，以致录文尚有脱漏、讹误，因而笔者对这组诗重新进行了校录。
为便于说明问题，以下先列笔者新校的录文，再对与以往校录的歧异之处予以辨析。
莫高窟纪游诗〔一〕
七绝二首并序〔二〕
巡礼仙喦（岩），经宿届此〔三〕。况宕泉圣地，昔僔公之旧游；月窟神踪，仿中天之
（鹫）岭。三危峭峻，映宝阁以当轩；碧水流泉，绕金池而泛艳。中春景气，犹布同（彤）云〔四〕，偶有所思，裁成短句〔五〕。
三危极目耸丹霄〔六〕，万里□家去且遥〔七〕。
满眼同（彤）云添塞色，报恩终不恨征辽。
今日同游上碧天，手执香积蹈红莲。
灵山初会应相见〔八〕，分明收取买花钱〔九〕。
延锷奉和〔十〕
南阳一派应天恩〔十一〕，石壁题名感圣君。
功臣古迹居溪内，敦煌伊北已先闻〔十二〕。
东流一带凝秋水〔十三〕，略尽横山地色分。
从此穿涉无虏骑，五秊（年）勤苦扫风尘〔十四〕。
瑭彦不揆荒无（芜）聊申长行五言口号〔十五〕
宝阁下云崖，灵龛万户开。
涧深流水急，林迥叶风催〔十六〕。
香露凝空下，祥花雪际来。
诸公燃圣烛，荐福益三台。
〔一〕原卷诗前无题，项先生录文（以下简称“项录”）拟题为“失题（并序）”。按：项录所拟此题，似乎是作为整组诗的总题。但原卷抄写的是由3位作者在某次同游莫高窟时即景抒怀、即兴酬唱的一组纪游诗，原作者与抄写者当初都未必有意识地要给这组诗冠以总题，因而似乎并不存在“失题”的问题。然而，为了揭示这组诗的性质及其内在的密切联系，我们今天整理这组诗时又不妨为其拟以《莫高窟纪游诗》的总题。
〔二〕此题目系笔者所拟。诗前小序仅仅是第一位作者所作第一、二首七绝的序言，并非整组诗的序言，故在《莫高窟纪游诗》总拟题下，又可将前二首诗及序拟题为《七绝二首并序》。
〔三〕“巡礼仙喦（岩），经宿届此”一句，项录作“（前阙）巡□□□宿届此”。按：项录此句有脱漏，审原卷此句实作“巡礼仙喦，经宿届此”，“喦”系“岩”之异体字。另外，细审原卷，并揣摩句意，诗前小序文句完整，似并无“前阙”。
〔四〕“犹布同（彤）云”一句，项录作“犹山希开云”。按：项录此句句意不通，当有误录。审原卷此句作“犹
同云”，“”本系“希”字俗写，[4]此处当为“布”之讹写；“同”为“彤”之同音借字。“犹布彤云”与第一首七绝中“满眼同（彤）云添塞色”之句恰为同意照应。
〔五〕“裁成短句”，项录作“裁成短问（词）”。按：项录此句中“问（词）”字误录，审原卷此字作“句”。“裁成短句”即指作者写成2首七绝。四句为体的绝句与无句数限制的古诗相比自然可称“短句”，即使与八句为体的律诗相比也可称为“短句”。
〔六〕“三危极目耸丹霄”一句，项录同。按：此句系原卷第一首七绝之首句，《英藏敦煌文献》编者据此句而将原卷背面所抄前4首诗拟题为《三危极目盤（？）丹霄诗二首并序及延锷和诗），又据原卷正面所抄此句将正面第一首七绝拟题为《三危极目條（眺）丹霄诗》。其实，此二题中的“盤”、“條（眺）”均系释录错误。尽管原卷此字为草书，特别是正面所抄之字为大草，但仔细审读，再将正、背二面所抄文字进行对校，则知此字实为“聳”字，“聳”为“耸”之繁体字。项录是，当从。“三危极目耸丹霄”意谓极目远眺只见三危山高高耸入云霄之中，这显然是写莫高窟所见之景。
〔七〕“万里□家去且遥”一句，项录作“莫（萬）里□家去且遥”。按：项录此句中校背面所抄之“莫”为“萬”是。此句原卷正面抄作“萬里□家去不遥”，将正背两面所抄文字对校，此句当径录作“萬里□家去且遥”。
〔八〕“灵山初会应相见”一句，项录作“雪山初会应相见”。按：项录此句系据原卷背面所抄文字，此句中“雪山”原卷中正面抄作“靈山”。“靈”系“灵”之繁体字，据正面所抄文字校“雪山”作“灵山”是。因为此句系用佛经中之典故，而佛典中并无“雪山之会”一说，却有“灵山之会”，即释迦如来在灵鹫山讲说《法华经》之会座。“灵山”是释迦如来报身之净土，《法华经》卷十七《如来寿量品第十六》中载释迦说偈自谓于“阿僧祗劫（即无数劫）”时：“常在灵鹫山，及余诸住处。众生见劫尽，大火所烧时，我此上安隐，天人常充满。园林诸堂阁，种种宝庄严，宝树多华果，众生所游乐。诸天击天鼓，常作众伎乐，雨曼陀罗华，散佛及大众。……我常知众生，行道不行道，随应所可度，为说种种法。每自作是念，以何令众生，得入无上道，速成就佛身。”可见“灵山之会”是令人向往的成道之处，故校作“灵山”正合句意。盖原卷背面所抄之“雪山”当与“靈山”形近致讹。
〔九〕“分明收取买花钱”一句，项录作“分明收取□花钱”。按：项录此句系据原卷背面所抄文字，项先生又推测此句“脱字应是‘买’字”。其实，原卷正面所抄此句正作“分明收取买花钱”，故背面所抄此句中缺文当径录作“买”字。
〔十〕“南阳”句前原卷有题目作《延锷奉和》，项录脱漏此题目，当据补。
〔十一〕“南阳一派应天恩”一句，项录作“南阳一雨应天恩”。按：项录此句句意不通，颇疑“雨”字误录，经细审原卷并反复揣摩研读后方始弄清，原卷卷背所抄此字隐约似“雨”字，而正面所抄此字则作“
”，“”实系“
”之草书，“”又系“派”之俗写。[5]“南阳”指晚唐沙州归义军张氏的郡望，[6]“南阳一派应天恩”意谓归义军张氏家族荣膺了大唐天子的恩赏。如此校录则句意豁然贯通矣。
〔十二〕虽然原卷《延锷奉和》题下没有间隔连抄七言八句，故项录作一首类似七律之诗，但笔者颇疑作者此题下原系2首七绝，“敦煌伊北已先闻”以上四句为第一首，以下四句为第二首。理由有三：
其一，从形式上看，项录七言八句类似七律，虽然一韵到底（“文”、“真”二部韵邻韵通押），但处于颔联、颈联位置的三、四句间和五、六句间全不对仗，殊不合律诗对偶的格律，此为诗家失偶之忌，而如果此七言八句原系2首七绝，则无此病。
其二，从内容上看，前、后四句分咏二事（说详下文），当系2首诗。
其三，从诗题上看，原题既云“奉和”，即奉和此诗之前另一位作者的2首七绝，当依所奉和诗之体式，故其诗当也是2首七绝。或许在此隐含着一个疑问：奉和他人之诗，为何不和韵（此诗前另一作者2首七绝中第一首用“萧、霄”韵、第二首用“先、仙”韵）？其实，这组诗当作于晚唐僖宗光启元年（说详下文），中晚唐和诗与后世和诗一般均和韵（依韵或次韵）的情形殊为不同。据学者研究，古代和诗至中唐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唐以前，从陶渊明至杜甫，和诗是和意不和韵；中唐其后，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和诗一变而为和韵不和意。”[7]但这是从宏观上就古代和诗递嬗演变的主要轨迹而言的，如果从微观上具体考察中晚唐和诗创作的实际情况便可发现，在和韵主流存在的同时，不和韵的现象也广泛存在。[8]即以被学者统计后排名为现存唐人和诗数量第一、第三、第八的白居易、刘禹锡、元稹为例来看，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和诗绝大多数都相互依韵乃至次韵，[9]但他与刘禹锡之间的和诗却多不和韵。[10]如果再看白、刘二人对同一首原唱或和韵或不和韵的现象，[11]就更可见出中唐以来和诗和韵与否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这正是和诗创作在中唐以来处于转变阶段的过渡性现象。象元、白之间那样大量依韵乃至次韵相酬，其用意依元则谓“盖欲以难相挑耳”，[12]如白则云“意欲定霸取威”，[13]实质上乃是高人雅士之间一种骋才竞胜的带有一定游戏性的文学创作活动，而这种风气未必会波及僻处西陲的敦煌地区。因此，《延锷奉和》的作者奉和第一位作者的2首七绝而不和韵是完全合乎中晚唐和诗创作风气的正常现象。
〔十三〕“东流一带凝秋水”一句，项录作“东流一带凝禾水”。按：项录此句中“凝禾水”不词，当有误录，审原卷实作“凝秋水”。此诗之前七绝小序云“中春景气，犹布彤云”，其后五律诗云“祥花雪际来”，均系描写地处西陲沙漠戈壁之中的敦煌当地中春时节犹有风雪的气候特征，据此可以断定，这组诗写于中春时节，此句中“秋水”一词未用其本义。笔者以为，此处“秋水”当是喻指镜面。以“秋水”喻指镜面的用法习见于唐人诗中，如《鲍溶诗》卷六《古鉴》云：“曾向春窗分绰约，误回秋水照蹉跎。”“东流一带凝秋水”系描写莫高窟前的宕泉河水之景，意谓宕泉河水象一条带子一样向东流去，清澈的河水如同镜面泛着波光。唐代大历年间所立现存莫高窟的《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描写莫高窟“前流长河，波映重阁”，此诗之前七绝小序云“碧水流泉，绕金池而泛艳”，均系描写莫高窟前宕泉河水波光泛影之景，正可与“东流一带凝秋水”对宕泉河水的描写互相印证。
〔十四〕“五秊（年）勤苦扫风尘”一句，项录作“五
（夫）勤苦扫风尘”。按：项录此句中校“”为“夫”，但在考论中引文时又将“”校录作“年”（此“夫”字或系排校之误？）。审原卷背面此字抄作“”，当系讹写，而原卷正面抄作“秊”。“秊”，《说文解字》：“谷熟也，从禾，千声。”《字汇》：“古年字。”故此句当校作“五年勤苦扫风尘”。
〔十五〕“瑭彦不揆荒无（芜）聊申长行五言口号”，项录作“又瑭彦不揆荒聊申长行五言口号。”按：项录此诗题中有脱漏，以致句意不明；《英藏敦煌文献》编者录此题为《瑭彦不揆第无聊申长行五言口号》，“不揆第无”不词，以致句意不通。审原卷此题实作《又瑭彦不揆荒无聊申长行五言口号》。诗题中“又”字系敦煌文书中常见的抄写者为表示所抄之上下文字之间的关连关系而附加的标志字，并非原文所固有，故校录诗题时可将其剔除。“荒无”即“荒芜”，“无”系“芜”之同音形近借字。“荒芜”本指田地杂草丛生，后也引申用以形容学识浅陋拙劣，此义习见于唐人诗文中。如白居易《偶以拙诗数首寄呈裴少尹侍郎，蒙以盛制四篇一时酬和，重投长句美而谢之》诗云：“投君之文甚荒芜，数篇价值一束
。”P.2641《观音院主释道真修葺古窟峻工纪功诗并序》（拟）云：“余手亏翰墨，学寡三坟，不但（惮）荒芜，辄成短句。”本卷此诗题中作者自称“不揆荒芜”，也即“不揣浅陋”之意，乃是自谦之词。
〔十六〕“林迥叶风催”一句，项录作“林迥叶风吹”。按：项录此句中“吹”字误录，审原卷此字实作“催”。《广韵》：“催，迫也。”《集韵》：“催，促也。”“催”与上句相对之“急”字义相近，使“林迥叶风催”与上句“涧深流水急”构成工稳的流水对，正合对仗的格律。又，“催”与此诗中的“开”、“来”、“台”三个韵脚字同属“灰咍”韵，而“吹”属“支”韵，与其他韵脚韵部不合，也可证录“吹”误，录“催”是。
二、S.4654卷背《莫高窟纪游诗》作者、时代新探
关于S.4654卷背《莫高窟纪游诗》的作者、时代，据笔者所知，目前唯有项楚先生在《敦煌诗歌导论》中作过简单的考论，其文不长，引录于下：
以上四诗虽无作者署名，但第四首诗题中的“瑭彦”应即作者之名，而姓氏已不可知。据第一首次句“万里□家去且遥”，知作者并非本地人民（此“民”字当系“氏”字误排——引者按）。又据末句“报恩终不恨征辽”，知作者乃戍守西陲的将士，“征辽”是比喻戍边的说法。据第三首结尾“从此穿涉无虏骑，五年勤苦扫风尘”，则作者戍边已五年矣。这些诗歌或许作于安史之乱前，敦煌尚在唐王朝版图的时期。[14]
项先生对于这组诗的作者尚未完全考明，对于这组诗的时代则推测“或许作于安史之乱前”，其依据仅限于诗文本身。笔者在依据诗文本身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参考了一些相关的敦煌文献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对这组诗进行了一番比较细致的考察后，对其作者有了比较明晰的认识，对其创作时代也得出了与项先生不同的结论。
关于这组诗的作者，项先生已经指出《瑭彦不揆荒芜聊申长行五言口号》“诗题中的‘瑭彦’应即作者之名，而姓氏已不可知”。的确，“瑭彦”实为此诗作者之名，但其姓氏并非“已不可知”。另外，《延锷奉和》诗题中的“延锷”也系该诗作者之名。遗憾的是项先生录文中脱漏原卷中此诗题，以致未能指出此诗作者。据李正宇先生研究，本卷两个诗题中的“延锷”、“瑭彦”均为晚唐敦煌人氏，“延锷”即张延锷，是晚唐第二任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第四子，“瑭彦”即氾瑭彦（其名在敦煌文书中亦写作“氾塘彦”），是晚唐敦煌当地文士。[15]
《七绝二首并序》原卷无署名，无法得知作者姓名，姑可称为“佚名作者”。诗序及诗句中却透露出了若干有关此佚名作者身份的信息，可使我们据以进行深入的追索。项先生认为“据第一首次句‘万里□家去且遥’，知作者并非本地人氏”，洵为的论。项先生又认为“据末句‘报恩终不恨征辽’，知作者乃戍守西陲的将士”，根据主要在于“‘征辽’是比喻戍边的说法”，对此笔者却有不同观点。这组诗作于晚唐时期（说详下文），据学术界对敦煌历史的研究表明，存在于晚唐以迄五代、宋初的沙州归义军，“除五代初一度号金山国外，一直是一个以节度使为最高统治者的地方政权”[16]，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晚唐时期唐朝曾向敦煌及其周围地区派驻戍边军队。由此推断，此佚名作者不可能是从内地来的“戍边将士”。笔者认为，此佚名作者当是一个由内地游方而至敦煌的僧人，根据即在于其所作《七绝二首并序》中多用释门语汇、典故，反映出了一个僧人的行迹和情感。
诗序云“巡礼仙岩”，“巡礼”本是释门用语，此词习见于唐、五代诗文中。如中唐王建《题诜法师院》诗云：“三年说戒龙宫里，巡礼还来向水行。”晚唐司空图《赠信美寺岑上人》诗云：“巡礼诸方遍，湘南频有缘。”敦煌文献中也记录了许多晚唐、五代、宋初中外僧人东西往来巡礼的事迹，如S.5981写有鄜州开元寺僧智严在沙州巡礼圣迹留后记云：“大唐同光贰年三月九日时来巡礼圣迹。”S.529《同光二年五月定州开元寺僧归文牒》云：“今因巡礼圣迹，得寄贵封。”P.3931《中印度僧普化大师五台山巡礼行记》云：“诣西台顶，寻维摩对谈法座，睹文殊师子灵踪。巡礼未周，五色云现。”由此可知，“巡礼”是指僧人远行他方礼拜寺庙、圣迹等的一种修行活动。“仙岩”指位于莫高窟的“仙岩寺”（敦煌文书中又称“大圣仙岩寺”），此处代指整个莫高窟。佚名作者自称“巡礼仙岩”，表明他是一位巡游来到莫高窟礼拜的僧人。故当他来到“宕泉圣地”，就联想到此处“昔僔公之旧游”，看到“月窟神踪”，便感觉这里“仿中天之鹫岭”，分明表现出一位僧徒的思想情感。
第一首前三句“三危极目耸丹霄，万里□家去且遥。满眼彤云添塞色”，是写佚名作者远行来到莫高窟所见中春时节雄浑壮观的边塞景色。末句“报恩终不恨征辽”则表现了一位僧人的信念。此句中的“报恩”一般很容易理解为是指世俗的“报君恩”，但上文已排除了佚名作者是“戍边将士”的可能性，故此处的“报恩”当不可能是指“报君恩”。其实此处的“报恩”是释门用语，其含义远比世俗的概念丰富，因为佛家本有“报四恩”之说。何谓“四恩”？S.779《诸经要略文》有一条明析的解说：“四恩者，一父母恩，能生己身，得有今生；二师僧恩，生我法身，以法施我；三国王恩，救我课没，水土草木，常以施我；四檀越恩，供给依食，济我身命。”此诗中的“报恩”具体而言当是指“报师僧恩”，即报答师僧“生我法身，以法施我”之恩。根据上文对佚名作者身份的推断和诗序、诗文中并未涉及戍边情事来判断，此诗中的“征辽”并非喻指戍边，而是用其字面本义，即指征途遥远之意。“报恩终不恨征辽”意谓作者为报答师僧恩而巡礼远方，努力修行，即使征途遥远、去家万里也终无所憾恨。
第二首七绝全篇纯用释门语汇、典故，更加分明地表现出了作者作为一个僧人的活动和追求。前二句“今日同游上碧天，手执香积蹈红莲”，是写作者与人同游莫高窟时礼佛供奉的活动。“碧天”是极写莫高窟的高峻壮丽。“香积”此处指“香积饼”，即释门用以礼佛的供品，“手执香积蹈红莲”是写作者亲手向高踞于莲台之上的佛、菩萨的敬献供品的情景。此诗之前序言中和此二句的描写正可与武周圣历年间所立现存莫高窟的《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中下引一段描写莫高窟佛事情景的文字相参照：“每至景躔丹陆，节启朱明，四海士人，八方缁素，云趋兮赩赫，波委矣沸腾，如归鸡足之山，似赴鹫头之岭。升其栏槛，疑绝累于人间；窥其宫阙，似游神乎天上……幢幡五色而焕烂，钟磬八音而铿锵。香积之饼俱臻，纯陀之供齐至。极于无极，共喜芬馨；人及非人，咸歆晟馔。”此诗后二句均采用佛经中的典故。第三句“灵山初会应相见”系采用《法华经》所载释迦如来于其报身净土灵鹫山讲经说法之典，表现出作者对佛国净土的向往之情；第四句“分明收取买花钱”则正如项先生所指出的，系采用《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所述释迦如来于过去世舍钱买花以献燃灯佛，因得燃灯佛授记后来成佛之典[17]，表明作者对礼佛修行终获正果的期冀之心。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中西交通的重镇，也是佛教史上中西佛教文化交流的一个中转站。东晋法显、初唐玄奘途经敦煌西行求法早为世人熟知。近年来，荣新江先生从敦煌文献中勾辑整理了12位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人（1位晚唐、6位五代、5位宋代）[18]。笔者也曾探讨S.4654《萨诃上人寄锡雁阁留题并序》当是一位佚名僧人于后周广顺四年（954年）西行求法途经敦煌时所写作品[19]。本文所讨论的S.4654卷背《七绝二首并序》的作者是一位晚唐时由内地来到敦煌巡礼的佚名僧人，从“万里□家去且遥”、“报恩终不恨征辽”的诗句推测，其行踪尚不会以敦煌为终点，故很有可能他是在晚唐时代西行求法的背景下来到敦煌的。佚名僧人所写诗序采用四六骈文，遣词精工，藻采典雅；诗文写景状物，如在目前，即景抒怀，意境深邃，反映出了作者较高的文学修养。诗中使事隶典，多采佛经，显示他精熟佛典，具备相当的佛学造诣。他游览莫高窟即兴赋诗，由敦煌贵公子张延锷和名士氾瑭彦陪同奉和，且对其出语谦恭，表明他很有可能是一个具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高僧。
一个由内地远行来到莫高窟巡礼的佚名僧人为自己在莫高窟的见闻所感发，“偶有所思，裁成短句”，写出2首七绝，同游的敦煌贵公子张延锷“奉和”2首七绝，同游的敦煌文士氾瑭彦也“不揆荒芜”写成五律1首，遂由3位作者同游莫高窟感怀酬唱而作的5首诗构成了这组《莫高窟纪游诗》。张延锷、氾瑭彦均系晚唐敦煌人氏，张延锷与父兄俱死于大顺元年沙州政变中，据此便可断定：这组诗创作年代的下限当不晚于唐末昭宗大顺元年（890年）。
与《七绝二首并序》表现出一个僧人在莫高窟巡礼圣迹所触发的带着鲜明宗教色彩的情思迥然不同，《延锷奉和》2首七绝表现出了一个俗人由游览莫高窟名胜而引发的具有浓厚世俗意味的情思，因而也从中透露出了一些显示时代特征的信息。如果我们抓住这些时代信息加以进一步深入探索，便可对这组诗的系年获得更加清晰的认识。
《延锷奉和》第一首七绝云：“南阳一派应天恩，石壁题名感圣君。功臣古迹居溪内，敦煌伊北已先闻”。显然，此诗旨在抒发作为晚唐沙州归义军张氏家族一员的张延锷由游览莫高窟人文景观所触发的对于本家族先辈非凡功勋的颂美和对大唐天子浩荡皇恩的感激之情。居于“溪内（当指宕泉河谷内）”的“功臣古迹”何指？我们已无从考证。而“石壁题名”则可断定当指莫高窟石窟墙壁上的张氏题名。据现存资料显示，在可判定为大顺元年以前所造并具有归义军张氏家族人员题名的洞窟仅有2个：94窟、156窟。据学者考证，156窟开凿于咸通二年至六年之间（861—865年）[20]，其甬道南壁供养人象列第一身、第二身旁边分别残存有张议潮、张淮深题名：“窟主□（河）西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姪男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上柱国……大将军使持节诸军……赐紫金鱼袋淮深一心供养”[21]。这两个题名仅是张议潮、张淮深个人官职结衔，从中看不出与“南阳一派应天恩”、“感圣君”有何关系。但94窟的张氏题名却格外引人关注。该窟甬道北壁、南壁底层供养人象列第一身分别题名：“叔前河西一十一州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河西万户侯，赐紫金鱼袋，右神武将军，南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实封二百户，司徒讳议□（潮）”、“金紫光禄大夫，检校户部尚书，直左□（金）吾卫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南阳郡开国公讳议潭”[22]。这两个题名不仅反映了张议潮、张议潭的官职结衔，而且是最早明确反映张氏家族封爵的材料。据学者研究，晚唐归义军张氏通常称南阳郡望，这与归义军张氏第二代传人张淮深因一平甘州回鹘之功于中和四年被唐朝授予“南阳郡开国公”封爵有关。由于张淮深得到唐朝封爵后的回赠与荫袭，其叔张议潮、父张议潭及其后辈张承奉的结衔中都获得了“南阳郡开国公”的爵号[23]。诗中“南阳一派应天恩”很可能即指归义军张氏家族得到唐朝“南阳郡开国公”封爵之事，“石壁题名”很可能即指最早出现张氏家族被封爵号的94窟张氏供养人的题名。《延锷奉和》第一首七绝既已咏及94窟，则此诗创作年代当不会早于94窟建成的时间。据学者研究，“94窟的建窟时间大约在乾符三年至文德元年（公元876—888年）之间”[24]。如果再联系张淮深在中和四年才得到“南阳郡开国公”封爵和他死于大顺元年的史实，便可断定“开凿第94窟的最大时间范围只能在公元994年至880年之间”[25]。据此我们也可推断：《延锷奉和》创作的时间范围在中和四年至大顺元年之间。
《延锷奉和》第二首七绝所咏的史实还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确定其创作年代。此诗前二句“东流一带凝秋水，略尽横山地色分”，是对莫高窟周围宕泉河水、三危山风景的描写。后二句“从此穿涉无虏骑，五年勤苦扫风尘”则显然是吟咏作者所处当时的史实，意谓经过五年勤苦的征战，从此河西一道再无周边少数民族的武装骚扰而畅通无阻。考之大顺元年以前张氏归义军时期的史实，只有两个时期的情况与此诗所咏相近，其一是张议潮于大中二年起义直至咸通二年（848—861年），次第收复被吐蕃占领的沙、瓜、肃、甘、凉等州后，使河西地区重新回归唐王朝版图的时期，其二是张淮深于乾符年间至中和年间征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特别是平定占据河西走廊中间地带的甘州回鹘，使河西一道重新通畅的时期。但按以此诗所咏史实和创作背景，应当排除此诗作于张议潮时期的可能性。理由有二：一、张议潮于大中二年起义直至咸通二年收复凉州，期间东征西讨历十余年，远超过五年，此诗所咏与张议潮时期史实不符。二、P.2913《张淮深墓志铭》载，张淮深卒于大顺元年沙州政变中，“时年五十有九”。据此推断，与其父同时遇难的张延锷死时不会超过40岁，张议潮于咸通二年收复凉州时，张延锷至多不过10岁左右，自然不可能写出如此即事咏怀之诗。因此，可以断定《延锷奉和》当写于张淮深平定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特别是甘州回鹘而使河西走廊保持安定通畅的时期。
关于张淮深平定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特别是甘州回鹘之事，传世史籍阙载，但根据近几十年来敦煌学学者对大量相关敦煌文献不断深入系统地整理研究的成果，现在已经可以基本廓清这一段史实。《资治通鉴》卷二五二记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年）八月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死，接载：“是后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鹘陷甘州，自馀诸州隶归义者多为羌胡所据。”自张议潮咸通八年入朝后即统领沙州归义军的张淮深，由于屡次向唐朝请求授予归义军节度使旌节未果，为了夺回乘唐朝乾符年间中原内乱、边防空虚而崛起的吐蕃、退浑、温末、回鹘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占领的归义军属地，以便向唐王朝邀功请赏，主动向这些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发动进攻。据学者考证为中和二年（882年）所立《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下文简称《张淮深碑》，此碑文残存于S.6161+S.6973+S.3329+S.11564+P.2762）[26]，其中记载张淮深自张议潮咸通八年入朝之后统率归义军的武功：
靡获同迈，则秣马三危，横行六郡，屯戍塞天骄飞走，计定郊陲；斥侯绝突骑窥窬，边城缓带。兵雄陇上，守地平原，奸宄屏除，尘清一道。……心机与宫商递运，量达共智水壶圆。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四方犷悍，却通好而求和；八表来宾，列阶前而拜舞。北方猃狁，款少骏之劝駃蹄；南土蕃浑，献昆岗之白璧。
这篇出自沙州归义军属下文人之手的碑文[27]，对其使主张淮深的武功虽不免有夸扬过甚的谀词，但也基本上反映了张淮深以智勇平定回鹘、吐蕃、退浑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使河西“尘清一道”的功绩。可惜的是这篇碑文记事比较笼统，我们只知上述所记大概为咸通八年至中和二年（867—882年）15年之间的史实，却难以确知其具体年代。为造于中和四年至大顺元年之间的张淮深“功德窟”——莫高窟第94窟而写的《张淮深造窟功德记》（P.3720V、S.5630，下文简称《功德记》）中则明确记载“时属有故，华土不宁”即乾符年间中原因王仙芝、黄巢起义而动乱时：
公乃以河西襟带，戎汉交驰，谋静六蕃，以为军势。若乃湟中辑晏，劫虏失狼顾之心；渭水便桥，庶无登楼之患；军食丰泰，不忧寇
。此乃公之德政，其在斯焉。加以河西异族狡杂，羌、龙、温末、退浑数十万众，驰城奉质，愿效军锋。四时通款塞之文，八节继野人之献。不劳振旅，军无〔□〕灶之徭；偃甲修戈，但有接飞之象。此乃公之威感，人皆俱瞻。
将此《功德记》文与上引《张淮深碑》文比较后不难得出结论，二文所记当为同一时期的史实，即张淮深在乾符年间以后平定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保持河西地区安宁通畅。只不过《张淮深碑》作为世俗文书重在记其功，《功德记》作为佛教文书重在述其德。据学者考证作于中和四年的《张淮深变文》(P.3451)，还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中和三、四年间张淮深二平甘州回鹘的史实[28]。由于乾符年间至中和四年，张淮深为夺回被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占据的归义军属地而东征西讨，特别是由于他在中和三、四年间平定了扼河西走廊中间地带的甘州回鹘，此后一度保证了河西走廊的安宁和僻居西陲的归义军与中原唐朝的交往畅通无阻。敦煌文书中反映出自光启元年至文德元年（885—888年）之间，敦煌和内地相互派遣东来西往的使臣都顺利通过了甘州地区[29]，就表明了这一史实。
由于张淮深在乾符年间至中和四年期间平定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维护河西走廊安定的功绩，此后他获得了唐朝的一系列封赏。中和四年，他被封“南阳郡开国公”爵号。文德元年，他终于获得了曾向唐朝屡次请求未果而期盼已久的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旌节[30]。P.2913《张淮深墓志铭》载：“乾符之政，以功再建节旄。特建皇华，亲临紫塞，中使曰宋光庭。”正反映了这一史实。对于自己的功绩和唐朝的封赐，张淮深本人一定是颇为得意的。因此，中和二年，由他授意在节度使衙内镌立了《敕授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中和四年至大顺元年间，他又主持在莫高窟开凿了自己的“功德窟”94窟，以彰显自己的功德。对于张淮深的功绩，当时沙州归义军治下的文人们更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歌功颂德，从《张淮深变文》对张淮深二平甘州回鹘的生动描述和热情讴歌，从《敕授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张淮深造窟功德记》对张淮深文治武功极力夸颂和过度赞美中，我们都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延锷奉和》二首绝句也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只不过由于作为归义军张氏家族的一员，张延锷在诗中还更多地流露出了一种为本家族自我矜夸和对唐王朝感恩戴德之情。
上文已根据《延锷奉和》第一首绝句所咏史实考证出此诗当作于中和四年至大顺元年之间。如果再根据上述对于第二首绝句所咏史实的分析，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断此诗很可能作于中和四年的次年，即光启元年（885年）。理由有三：一、诗云“五年勤苦扫风尘”，由光启元年逆推五年是乾符六年、广明元年之间，此后五年恰是张淮深为平定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东征西讨的时代，与诗中所咏史实相符。二、诗云“从此穿涉无虏骑”，据学者考证作于中和四年的《张淮深变文》中记载当年张淮深一平甘州回鹘之功奏达唐朝后，唐王朝为行封赏，“上下九使，重赍国信，远赴流沙”，再结合上述光启元年至文德元年敦煌与唐朝使臣互相顺利往来的情况，表明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后河西走廊一度安定通畅，也与诗中所咏史实正相吻合。三、从上文分析可知，《延锷奉和》诗中对唐朝授予归义军张氏“南阳郡开国公”爵号表露出强烈的感恩戴德之情，表明此诗写作时间当距唐朝对张淮深封爵后不久。据邓文宽先生研究，唐朝对张淮深封爵在中和四年[31]：又据P.3451《张淮深变文》记载，天使到达时，“日藏之首，境媚青苍，红桃初熟，九醖如江”，表明正当敦煌本地季夏。而上文已经考明，由《七绝二首并序》与《延锷奉和》、《瑭彦不揆荒芜聊申长行五言口号》共同组成的《莫高窟纪游诗》作于中春时节。因此，综合上述分析，我们便可推断：《莫高窟纪游诗》很可能写于唐朝对张淮深封爵的次年，即光启元年（885年）中春时节。
S.4654《莫高窟纪游诗》不仅显示出作者较高的文学水平，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而且反映了作者所处当时的时代风云，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另外，这一组诗与据学者考证作于张议潮起义的大中二年至咸通十二年（848—871年）之间的《敦煌廿咏》中的《三危山》、《莫高窟》一样[32]，都是现存最早吟咏莫高窟及其周围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的诗歌作品，对于研究古代莫高窟的历史状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而值得我们予以重视。
三、附论
在本文结束之前，笔者还想顺带简略地探讨与本文所论相关的两个小问题。
其一，上文证明，《延锷奉和》第一首绝句中“石壁题名感圣君”之句咏及莫高窟94窟归义军张氏供养人题名。如果笔者关于包括《延锷奉和》在内的《莫高窟纪游诗》创作于光启元年中春时节的考证不误的话，那么，它或可作为94窟甬道供养人题记在光启元年春季业已写成的一个证据。
其二，《瑭彦不揆荒芜聊申长行五言口号》这首五律诗的前三联均描写出莫高窟充满灵异、吉祥的环境氛围：“宝阁下云崖，灵龛万户开。涧深流水急，林迥叶风催。香露凝空下，祥花雪际来。”尾联则表达了作为敦煌本地文士的作者氾瑭彦对当时沙州归义军执政者的祝愿：“诸公燃圣烛，荐福益三台。”诗中“燃圣烛”指在莫高窟洞窟内的佛像前燃灯，这是在莫高窟的一项常年性的佛事活动[33]。“三台”即三台星，喻指三公。《晋书·天文志》上：“三台六星，两两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台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开德宣符也。”据荣新江先生研究，在大顺元年以前沙州归义军执政者中只有张议潮一人具有三公称号（861—867年称司空、867—872年称司徒、872年以后追赠太保）[34]。那么，氾瑭彦写于光启元年的此诗中所指位列三公者当系何人呢？笔者以为，诗中所指具有三公称号者不可能指张议潮，因为张议潮死于咸通十三年，与此诗写作之时已相距13年。此诗中所祝愿的具有三公称号者显然是指当时在位的归义军执政者，而光启元年在位的归义军执政者无疑当指张淮深。如果上述推论可以成立的话，那就可以证明，光启元年张淮深业已具有三公的称号（无论是敕封还是自封），而荣新江先生关于张淮深生前没有三公称号，“司徒大概是索勋给张淮深追赠的官号”的推论[35]，或有重新修正之必要。
（附记：此文一稿写成后，承蒙李正宇先生审阅教示，在二稿中对《莫高窟纪游诗》创作年代考论部分作了修订，谨书此以致谢忱。）
注释：
[1]见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1版，167页。
[2]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6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1版，218页。
[3]见项楚《敦煌诗歌导论》，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1版，278—279页。
[4]参见潘重规主编《敦煌俗字谱》“希”字条，台湾石门图书公司，1978年1版，83页。
[5]“派”字之识读，曾蒙李正宇先生教示启发，谨志此以表谢忱。
[6]参见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第二章《氏族》第二节《敦煌名族志与家传》三《敦煌诸名族》，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1版，54—63页；《敦煌邈真赞与敦煌名族》一《敦煌张氏》，载饶宗颐主编《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1版，2—10页。
[7]见赵以武《唐代和诗演变论略》，《社科纵横》1994年4期，78页。
[8]笔者对中晚唐和诗不和韵现象的考察，曾蒙对古代和诗作过深入研究的赵以武先生（有《唱和诗研究》待出版）答问指教，谨志此以表谢忱。
[9]见[7]文，80—81页。
[10]如刘禹锡《曲江春望》（《全唐诗》卷三五七，以下均出《全唐诗》，仅注明卷数）五律用去声“至志”韵，白居易《和刘郎中曲江春望见示》（卷四四九）五律用下平声“麻”韵；刘《终南秋雪》（卷三五七）用上平声“寒”韵，白《和刘郎中望终南山秋雪》（卷四四九）五律用上平声“脂之”韵；刘《题集贤阁》（卷三六○）七律用上平声“清”韵，白《和刘郎中学士题集贤阁》（卷四四九）七律用上平声“齐”韵。再如白居易《耳顺吟寄敦诗梦得》（卷四四四）用下平声“先仙”韵，刘禹锡《和乐天耳顺吟兼寄敦诗》（卷三六○）用下平声“歌戈”韵；白《早寒》（卷四四九）用上平声“魂根”韵，刘《和乐天早寒》（卷三五七）用上平声“皆”韵；白《镜换杯》（卷四四九）用上平声“支脂之”韵，刘《和乐天以镜换酒》（卷三六○）用上平声“清”韵；白《烧药不成命酒独醉》（卷四五六）用上平声“东”韵，刘《和乐天烧药不成命酒独醉》（卷三五八）用上平声“支脂之”韵，如此等等，不烦赘举。
[11]如牛僧孺（字思黯）《李苏州遗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二十韵奉呈梦得乐天》（《全唐诗》卷四六六）五古用“庚耕清”部二十韵，刘禹锡《和牛相公题姑苏所寄太湖石兼寄李苏州》（卷三六三）用同部二十韵相和，而白居易《奉和思黯相公以李苏州所寄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二十韵见示兼呈梦得》（卷四五七）则用“灰咍”部二十韵相和。
[12]见《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引元稹《自叙》文。
[13]见《全唐诗》卷四四五白居易《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并序》。
[14]见[3]。
[15]见李正宇《敦煌文学本地作者钩稽》，《敦煌文学概论》第三章第二节，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98页。
[16]见荣新江《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修订稿）》，《敦煌学》19辑，台湾敦煌学会，1992年，15页。
[17]见[3]。
[18]见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载《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版，954—967页。
[19]见拙作《S.4654〈萨诃上人寄锡雁阁留题并序〉新校与初探》，载《社科纵横》1995年增刊《敦煌佛教文化研究》，30—43页。
[20]见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载《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1版，209页。
[21]见《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1版，73页。
[22]见[21]书，31页。
[23]见邓文宽《归义军张氏家族的封爵与郡望》，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0年1版，598—614页；姜伯勤《敦煌邈真赞与敦煌名族》，载《敦煌貌真赞校录并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1版，2—10页。
[24]见[20]，213页。
[25]见[23]邓文宽文，604页。
[26]见荣新江《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载《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版，399—410页。
[27]关于《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的作者，藤枝晃推测是张景球（见《敦煌千佛洞的中兴》，载《东方学报》第35册，1964年，63—77页），荣新江认为是悟真（见同[26]文）。
[28]见邓文宽《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载《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92—98页。
[29]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十章《归义军与甘州回鹘之关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版，306—307页。
[30]见[29]书第四章《张淮深代守归义及其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191页。
[31]见[23]邓文宽文。
[32]见李正宇《〈敦煌廿咏〉探微》，载《古文献研究》（哈尔滨师大《北方丛书》之一），1989年。
[33]见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第六章《莫高窟佛教的人文内涵》第二节《斋会、燃灯及其他》，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1版，196页。
[34][35]见[16]文，16—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