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墨家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兼及儒墨两家思想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墨家论文,两家论文,试论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改革开放、科技兴国的今天，有必要对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的墨家学说，进一步深入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
一、导言
“打倒孔家店！”是五四运动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作过明确评价：“五四运动的杰出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这是一场反帝、反封和倡导民主、科学的运动。儒家倡导的封建礼教，成为众矢之的；而墨家学说反而声价百倍，奉为“国学”。五四运动激进领袖陈独秀将墨子称为“国学”，他说：“墨子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三者诚为人类最高理想，为吾国之精神，奈何为孔孟所不容？”（注：《新青年》第三期第三号。）五四运动中坚胡适称《墨辨》为“中国第一奇书。”（注：引自《胡适文存》。）国民革命先驱孙中山对墨子推崇备至，他说：“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注：引自孙中山《三民主义民主主义》。）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幼而好墨”，自称“墨狂”，他认为“今日救亡，厥为墨子”；（注：梁启超：《饮冰室文集》。）“欲救中国，舍墨子之忍苦痛，则何以哉？”（注：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参加戊戌政变而牺牲的谭嗣同说：“……由是益轻其生命，认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无产阶级革命家蔡和森1918年在致毛泽东信中说：“只计大体，不计小已之利害。墨子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则愿效之。”（注：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从这里可以看出，激进派、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推崇墨子，赞扬墨子精神。
在先秦主要哲学派别儒墨道法中，儒墨两家形成早，道法两家不足以抗衡。法家韩非承认：“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注：《淮南子要略训》。）所以儒墨（注：韩非：《显学》。）两家都推崇尧舜禹汤文武。正因为墨子学儒家之业，他发现了儒家弊病，写出了《非儒》文章。他尖锐地指出：“儒家之道，足以丧天下者有四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厚葬久丧，重为棺槨，多为衣裳，送死若徙，三年哭泣……弦歌鼓舞，以声为乐……以命为有，贫贵、夭寿、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也；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也，此足以丧天下。”（注：《墨子·公孟》。）本文在阐明墨家学说的同时，有必要对儒墨两家主要思想，作一简要的对比剖析。
二、儒墨两家思想比较
1、儒墨两家的天命观：孔子“畏天命”，（注：《论语·季氏》。）认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注：《论语·八佾》。）在生死关头，他自信：“天生德于予，樊魋其如予何？”（注：《论语·述而》。）他坚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注：《论语·颜渊》。）“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注：《论语·宪问》。）今天的乐天安命，听天由命思想，即源于此。
墨子针对孔子的天命观，写了三篇《非命》，两篇《非儒》。他在文章中谈道：“生民以来，亦尝见命之为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注：《墨子·非命》。）墨子认为天命“群吏信之，则怠于职分；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背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注：《墨子·非儒》。）墨子认为富贵、贫贱之区别，应在一个“强”字。他断言：“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贵，不强必贱”。（注：《墨子·非命》。）在斗争哲学中，墨子强调一个“力”字。他说：“昔者禹汤文武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其力也。”（注：《墨子·非儒》。）他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死。”（注：《墨子·非命》。）他力倡发展生产，强本节用。主张凡天下百工，都要“从事所能”，对不赖其力，坐享其成者，要“众闻而非之”。他的结论是：“执有命者，天下之厚害也。”（注：《墨子·非命》。）墨子“强力论”这个光辉命题，就是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体现。
墨子在批评孔子天命观的同时，出于宗教需要，他提出尊天、明鬼，这确实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自相矛盾。但如果深入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墨子的尊天、明鬼，为百姓利益服务。“天志”在他手中，只是一种工具：“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注：《墨子·天志》。）他认为：“天之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注：《墨子·法仪》。）“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攻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欺愚，贵之傲贱，此天所不欲也。”（注：《墨子·天志》。）梁启超曾为墨子作过辩解：“读此可知天志纯是用来作兼爱的后援。质言之，是劝人实行兼爱的一种手段罢了。”（注：梁启超：《墨子学案》。）墨子感到无力制裁王公大人，故大树天鬼权威，以此警告和约束统治者。他在《天志》中写道：“人之为善，天能赏之；人之为暴，天能罚之”。墨子心目中的天鬼，善良爱民，主持正义。这较孔子“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略高一筹。其实儒家的畏天，墨家的尊天，均属唯心主义范畴，应当扬弃。
2、儒墨两家的葬丧观和礼乐观：孔子曾反对野蛮的殉葬制度，但他却提倡“厚葬久丧，重为棺槨。”在“民有饥色，野有俄殍”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确是劳民伤财。从孟子《许行章》可以看出，孔子死后，其弟子为他守孝三年。按封建礼教，父母、妻子和长子死后，都应守制三年。其物质和精神损耗，是可想而知了。墨子针对时弊，一针见血地指出：“存乎王公大人者，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垅必巨。存乎贱人死者，殆竭家室；存乎诸候死者，虚车府……”（注：《墨子·节葬》。）这种消费，若“使百工行此，则不能修车为器皿矣”，故墨子主张节葬。
孔子把礼乐强调到繁琐和虚伪程度，这与他出身贵族有关。（注：《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教育弟子时，强调礼乐。主张“为国以礼”，（注：《论语·先进》。）“乐以和人”、“不知礼，无以立”。（注：《论语·尧曰》。）他的得意门生子路失礼，多次受到“野哉”的批评；他的高才生冉求只好谦逊地说：“如其礼乐，以俟君子。”（注：《论语·先进》。）孔子要求学生应对、进退要合乎礼的规范。在生活上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要求“食不语，寝不言”。（注：《论语·乡党》。）《论语·乡党》中，详细介绍了孔子入朝、应对、处事的礼节，也就是他学生的行为规范。因此他的学生“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墨子讥孔子在陈绝粮时，顾不上礼：“子路烹豚，孔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之。”（注：孙诒让：《墨子通论》。）墨子出身于庶人，他看到百姓“多有勤苦冻馁，转死沟壑中”（注：《墨子·兼爱》。）的事实，故对儒家“繁饰礼乐以淫人”（注：《淮南子要略训》。）十分反感，认为享乐之事，“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纤之事”。（注：《墨子非乐》。）他强调指出：“节俭则昌，淫佚则亡。”墨子“非乐”，并不反对享乐，而是主张有条件地享乐。他说：“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而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注：《墨子·非命》。）春秋战国时代，百姓处于“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之境，（注：《孟子·梁惠王》。）所以墨子用“三表法”加以论证，认为“为乐”，“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从而得出“为乐，非也”的结论。（注：《墨子·非命》。）墨子的三表法，是墨家检验一切事物的依据，也就是今天的“认识论”，这是个了不起的法则。
3、儒墨两家的仁爱、兼爱观：《吕氏春秋》把儒墨两家学术思想归结为：“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孔子主张“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墨子主张“兼相爱”，“禁恶而劝爱”。（注：《墨子·兼爱》。）粗看起来，两家主张似乎相同，其实差别很大。孔子从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出发，主张亲亲、仁人。他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也。”“克己复礼为仁”。可知仁爱之德，不能离开纲常与等级秩序。孟子说得更明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注：《孟子·梁惠王》。）把亲疏、先后分得很明白。孔子把人分成君子、庶人和小人。故有“礼不下庶人”、“小人喻于利”。（注：《论语·墨仁》。）体现儒家爱有差等。墨子批评这种“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说法，提出“兼相爱”。他说应当“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注：《墨子·兼爱》。）这实际是打破了等级和亲疏界限。他又说：“即必吾先从事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爱利吾亲也。”墨子提“兼相爱”的同时，还提出“交相利”。他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注：《墨子·兼爱》。）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是讲互爱互利。孔子主张“举贤才”，“选贤任能”，他所举的贤才，只能在贵族内部进行，故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墨子主张“尚贤”、“事能”，就不分贵贱、亲疏。他说：“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以令。”（注：《墨子·尚贤》。）在用人任事上，“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长官；不肖者扬而弃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注：《墨子·尚贤》。）他明确表示在用人任事上应重视其“功用”。他说：“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注：《墨子·亲士》。）要“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这种重视功能，任人唯能的尚贤思想，高出于儒家思想。墨子不仅主张选官吏，连天子也要选举产生。他公开宣称：“选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注：《墨子·尚同》。）如果所立的天子能力不行，还可另选。他认为天子、三公、诸侯和乡里之长，都可选举产生，体现民主思想。墨子还提出“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下之邑也；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下之臣也”。“视人之国若其国，视人之家若其家。”（注：《墨子·魋攻》。）又体现出了大同思想。故梁启超说：“墨子政术，非国家主义，而世界主义，社会主义也。”“举国界家界尽破之，而归于大同，是墨子根本理想也。”（注：梁启超：《饮冰室文集》。）这种民主大同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是一种大胆的先进思想。其思想境界，是当时儒家所不能企及的。
4、儒墨两家的教育思想：孔子、墨子两人都集徒讲学，都是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以仁为核心，以礼乐授生徒：他提出文行忠信四教，要学生通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他根据学生才能、专长，把学生分为德行、语言、政事和文学四科，因材施教。墨子除了让学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外，（注：《墨子·耕柱》。）还教学生工作方法——择务从事法。他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
，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故。”（注：《墨子·鲁问》。）要求学生调查研究，对症下药，以济困扶危，利天下而为之。他以筑墙为例，设有谈辩、说书和从事三科，他还教学生以征战、防御之法和手工工艺。孔子的学生樊迟“请学稼”，孔子回答说：“吾不如老圃”；“请学农”，孔子说：“吾不如老农。”樊迟出去后，孔子说他是“小人”。（注：《论语·子路》。）卫灵公问孔子征战事，孔子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也；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注：《论语·卫灵公》。）这就说明孔子对军事科学和自然科学一窃不通。墨子著述中，涉及到天文、光学、力学、几何学、工程学、逻辑学等，这方面知识，都高于同时期的诸子百家，而且走在世界前列。
孔子的教学目的，是“学而优则仕”，让学生去“干禄”，去求官。《论语·先进》篇中，他的门生子路、冉有、公西华发表的意见，都是治国安邦和礼让的内容。孔子曾带领学生周游列国去求官，宣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己可也，三年有成。”（注：《论语·子路》。）为了讨好卫灵公，他一反“妇女之心不可养”初衷，拜倒在卫夫人南子的石榴裙下。学生子路“不悦”，孔子只好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注：《论语·雍也》。）师徒们如丧家之犬，一无所获，最后只好回到鲁国，从事教育和整理古籍工作。终孔子一生，做过几次小官，做过三个月鲁国司寇。
墨子教学目的，不是为了求仕，而是“利天下而为之”，（注：《孟子·尽心》。）是为人排难解纷，兴利除弊。墨子除了在鲁国活动外，还到过齐国、卫国、宋国和楚国。楚王不能“听其道，行其义”，表示“乐养贤人”，封他书社五里，他不辞而去。越王派千乘接他，答应封他五百里。他说：“意越王将听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未敢求仕；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虽全越以与我，吾无所用之。”（注：《吕氏春秋·高义》。）《吕氏春秋》赞墨子“无爵位以显人，无赏禄以利人，然其盛誉留于北方，义声振于吴越。”终墨子一生，都在推行其学说，而不是谋求禄位。淮南王刘安把孔墨两家弟子作过比较：“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出孝入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使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孔子重意识形态，墨子重身体力行，“化”字境界，显然高于“教”字。
墨子以军事和自然科学知识教育学生，这是前无古人的。墨子是个手工艺人，用他自己的话说：“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农耕之难。”他作过木鸢，车輗，还作过水战器械，战地窃听器。韩非说：“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墨子曰：‘不如为车輗之巧也。用咫尺之木，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多力，久于数岁。’”（注：《淮南子·泰族训》。）墨子也批评公输般的飞鹊技术：“子为鹊，不如匠之为辖……故所为功，利于人之谓巧，不利于人之谓拙。”（注：《墨子·鲁问》。）墨子的“巧拙论”，是以百姓有利无利为标准。墨子造守城器械，对付公输般的云梯。“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般九设攻城之变，子墨子九距之”。（注：《墨子·公输》。）墨子教学生征战、防守知识，为他的非攻学说作后盾。
一般人认为亚里斯多德的《工具论》是逻辑学的最早著作。殊不知《墨经》中的《大取》、《小取》，比西方工具论早一个世纪，它与希腊的三段论式，印度的三支五支式的因明，鼎足而三，称为世界逻辑史上三大宝库。梁启超赞美墨子逻辑推理：“墨子一书，盛水不漏者也。纲领条目一贯，而无抵牾者也。何以故？有论理之为城堡故。”（注：梁启超：《饮冰室文集》。）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博士编纂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上谈到了墨子的测量学和光学，并指出世界需要向孔子、老子和墨子学习。在墨子五十多篇著述中，有三十二篇属于社会科学，十一篇论及军事技术，六篇谈到纯科学。我们可以说《墨子》是世界上第一部文理兼备的百科全书。由于儒家思想支配中国两千多年，不重视发展科学，中国常处于贫穷挨打地位，以致丧权辱国。科技兴国，理应重视墨学。
5、墨子非儒而不反孔：墨子非儒而不反孔，体现了可贵的实事求是精神。当他猛烈地抨击“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时，他的弟子程繁埋怨墨子过激。墨子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儒固无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则是毁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则非毁也，告闻也。”程繁又提出：“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墨子回答说：“是其当而不可易者也。”（注：《墨子·公孟》。）因此，我认为墨学不是对儒学的全盘否定，而是改革儒学，也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由于墨子关心绝大多数下层百姓，因而得到百姓拥护，儒墨两家由“均衡”局势，逐渐变成墨家“压倒”儒家趋势。这就引起儒家后继者的忧虑。孟子惊呼“杨墨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则归于墨”。（注：《孟子·滕文公》。）他破口大骂：“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他坦诚承认：“吾为此惧，闲圣人之道，距杨墨。”并号召：“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荀况本是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当墨家学说危及儒学时，他批评“墨子之非乐也，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注：《荀子·论乐》。）荀况提出的“因”，不能产生他说的“果”。道家庄子称“墨子，天下之好也”，“是才也夫”，但他对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簿”，认为是“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注：《庄子·天下篇》。）以儒家道统自居的韩愈，在《读墨子》中，作过客观公正的评价，且有一定的代表性：“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上同哉？孔之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贵贤，以四科褒弟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不上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韩愈提出的“孔墨相用论”，是很有见地的。孟子的“民贵、君轻”说，荀子“制天命而用之”，一反孔子“忠君”、“畏天命”，颇受墨家思想影响。
6、墨家思想派生的游侠精神与清官思想：墨家思想影响是深远的。游侠与清官是墨家思想派生的，侯外庐著的《中国思想史》将墨家后学分为两派：一派是研究思想规则的名辩学派，一派是推行墨子思想的游侠与刺客。司马迁赞扬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注：《史记·游侠例传》。）豫让、荆轲、朱家、郭鲜等，皆直接向统治阶级挑战，皆受墨家思想影响。墨子反对“强执弱”、“众暴寡”。（注：《墨子·公输》。）他曾行十日十夜赶赴楚都，用道义说服公输般，从守御器械上战胜公输般。公输般不服，语露杀机，墨子面对死亡威胁，大义凛然地对楚王说：“公输之意，不过意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乃可破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黎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卫之器，在宋城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矣。”（注：《墨子·公输》。）楚王面对现实，一改“必攻宋”之初衷说：“吾请无攻宋也。”梁启超赞扬墨家“轻生死，忍苦痛的武侠精神，可以起中国之衰。”（注：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他肯定“中国之任侠，出于墨子之遗教。”（注：梁启超：《墨子学案》。）李绍崑博士说：“日本之武士道，与墨家思想有关。武士道的经书《叶隐》，其说多与墨子精神相雷同者云。”（注：李绍崑：《墨学在日本》。）游侠在封建社会里，路见不平，见义勇为，拔刀相助；刺客不畏身死，刺杀暴君昏官，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确有一定的威慑作用。
儒家的“爱有差等”在《论语·子路》篇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叶公语孔子曰：‘吾党之公直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反对这种说法，说如果父亲或儿子偷了羊，必须“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才合儒家精神。墨子恰恰相反，他要求弟子“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只有这样，才能“民皆劝其赏，畏其罪，相率而为贤者。”（注：《墨子·尚同》。）墨家一个钜子腹
，是秦王的牢相。他儿子杀了人，秦王对腹说：“先生年长矣，非有其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以此听寡人也。”腹说：“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勿诛，腹腹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他终于杀了他的独生子。吕不韦对墨家的大义灭亲，给予很高的评价：“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钜子可谓公也。”（注：《吕氏春秋·去私》。）后世清官包拯曾“长亭铡侄”。他铁面无私，铡过皇亲国戚；清官海瑞，为政清廉，两袖清风，曾冒死直谏，把矛头指向嘉靖皇帝。清官受墨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三、结语：弘扬墨家精神
墨子提出“三表法”，这就是根据历史经验，考察百姓现实情况，实践后对国计民生是否有利。这就是今天说的认识论；墨子在工作上提出“择务从事法”，这个方法要求深入调查研究，找出矛盾之所在，再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治理方法，这就是今天的方法论。个人认为墨子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唯物主义的，是非常可贵的。墨子在处世上提出“强力论”，要求主观努力，自求多福，以改变地位和处境，这就是今天的自力更生说；墨子在发明创造上提出“巧拙论”，认为有利于百姓之谓巧，不利于百姓之谓拙，把百姓利益放在第一位；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无个人私利之可言，是一种可贵的利他精神。根据墨子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谈几点“择务从事”的现实问题：
1、用墨家赏善罚恶精神，促廉政建设。
墨子曾经说过：“赏，上报下之功也”；“罚，上报下之罪也。”（注：《墨子·经上》。）清代才子唐才常说：“今日之天下，官私其权，民私其力，商私其利，士私其学”。他提出“欲救中国士农工商各怀私心之弊，必治之以墨学。”（注：引自《唐才常集》。）近年来国家改革开放，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随之而入。确有“上下交征利”的趋势。（注：《孟子·梁惠王》。）贪污腐化者，化公为私者，擅权渎职者，以假乱真者，往往有之；而车匪路霸、抢夺盗窃者，使旅客坐卧不宁，日夜不安；嫖娼卖淫、贩毒赌博者，正毒化社会空气。这就需要墨家“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的清官精神；需要路见不平、见义勇为、拔刀相助的游侠精神；要求铁面无私、不避权贵、大义灭亲精神去肃贪反腐。
2、用墨家的“非乐”精神克服奢侈，用墨家“节用”精神杜绝浪费。
今天虽不必效法墨子“以自苦为极”，但也不应挥霍公款，“超前享受”。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和已故的周恩来总理，以其丰功伟绩，本可庙堂供奉，但两公均立有遗嘱，死后火葬，将骨灰撒入江河大地，这都体现节葬、节用精神。
3、重视科学知识，开展科技兴国
墨家除重视社会科学外，还重视军事和自然科学，这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墨子提出“巧拙论”，是从人民功利出发的。基于这个观点，国家应重点奖励于国计民生有利的创造发明。诸如水稻专家袁隆平、中国原子能之父的钱学森等，而不是奖励“乱摆”、“贪哥”（即轮摆、探戈译音）舞星和高尔夫、麻将高手。爱好享乐是个人的私事，不应由公家报销。
儒家的“畏天命”，墨家的“尊天”、“事鬼”，均属唯心主义，属于糟粕，应予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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