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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主义和伯明翰传统
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公认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叶发端于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套用《圣经》上的语式，完全可以说，先有伯明翰，然后有文化研究。虽然，中心今已不存，但伯明翰中心对于文化研究的正本清源和理论建树作出的贡献，无论如何估价，也不为过。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中心开启的文化研究，无论是作为高校课程，还是方方面面的研究本身，都不但水到渠成，而且正方兴未艾。伯明翰的传统是文化主义的传统，这是本文要加探讨的话题。
“文化主义”一词系斯图亚特·霍尔1992年在他《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一文中提出的概念，用以指理查·霍加特、爱德华·汤普森和雷蒙·威廉斯的人类学和历史主义的文化研究方法。当然这一研究的语境是现代的而不是古代的语境。所谓人类学，主要是指威廉斯的文化概念聚焦在了日常生活的意义上面，抽象的价值和具体的规范，物质的和精神的产品，都被纳入了文化研究的视野。这一点霍尔后来在他1997年题为《表征的运作》的文章中，这样描述道，我们说两个人属于同一文化，即是说，他们大致是以相同的、彼此熟悉的方式解释世界。人类学模式的文化研究被认为具有批判意义和民主精神，比如，威廉斯将文化理解为整个生活方式，事实上就将文化的概念与“艺术”分离开来，给大众文化的崛起开辟了理论空间。电视、报刊、体育、娱乐等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由此进入学院理论的视野，友善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替代了过去一面倒的严厉批判。
霍尔所说的霍加特、汤普森和威廉斯，公认为是早期文化主义的代表人物。文化主义强调文化是普通人的文化，这是伯明翰中心标举的传统。虽然后来不少当年曾在中心工作过，日后成长为文化研究巨擘的重要人物，如安吉拉·麦克罗比和约翰·费斯科等，都还明显见出受到法国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但是在反对经济决定论，倡导大众文化方面，他们同文化主义是一脉相通的。从理论上看，文化主义主要是从两种批判性对话中产生，其一反对利维斯主义的精英文化路线，其二是不满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理解，特别是经济决定论的理解。利维斯倡导教育，这是威廉斯等人深有同感的，但是后者最终是向利维斯主义的许多基本立场，发起了全面挑战，而坚持认为，通过分析一个社会的文化，分析一种文化的文本形式和实践记载，有可能重现该社会的行为和观念模式，而这些模式，是为此一社会中生产和消费了这些文本和实践的男男女女所共享的。
文化主义强调文化的“日常生活性”，关注大众积极建构共享意义和实践的能力，还可以见出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遗风。但这里的经验是活生生的日常生活的经验，它对文化的定义更多涉及文化广义上的人类学定义，即把文化视为日常生活的过程，而不是仅仅局限于“高雅”艺术。这也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遗产。泰勒《原始文化》中将文化与文明并提，称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上言，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一切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一定程度上在消解两者精神和物质层面上的分野，这同样也可视为文化主义的一个特征。
进而视之，文化主义在伯明翰传统的表述中，更可视为一种历史的文化唯物主义形式，这在威廉斯和汤普森的著作中，尤其明显。文化主义注重在历史流程中追踪意义的展开，即是说，在物质条件的生产和接受的语境中，来探讨文化的意义。文化的阶级基础，因此成为文化主义关注的一个重要对象，让沉默的底层阶级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而探究文化在阶级权力中的地位，这都很快成为文化主义的重要目标。文化主义的这些左翼倾向，与后来风起云涌的“少数人话语”(minoritydiscourses)有许多相似处，也有明显不同的地方，其中一个差异就是文化主义的视野局限在英国内部，它是民族的国家的文化研究，而不是全球化的文化批判理论。同时即便以英国工人阶级为文化内部，对于种族问题的关注，与后来如日中天的后殖民主义等等思潮，也不可比肩而喻。
这就是伯明翰中心留给我们的悠长传统。
二、霍加特论工人阶级文化
阐明文化主义的来龙去脉，殊有必要从理查·霍加特(1918—)说起。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面世是在1957年。他是个训练有素的文学批评家，受利维斯传统影响，但没有利维斯的保守。但是霍加特有似《文化与社会》中的雷蒙·威廉斯，有心使用利维斯文学批评的文本细致分析方法，却不局限于文学作品。这一方法后来叫做“左派利维斯主义”。具体说，《文化的用途》中，霍加特使用了《小说与阅读公众》中Q.D.利维斯倡导的民族志(ethnography)方法。所谓民族志是一种实地调查研究方法，又译人种学，主要来源于人类学研究。民族志的方法试图进入一个特定群体的文化内部，“自内而外”来展示意义和行为的说明。这当然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
《文化的用途》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描述霍加特青年时代的工人阶级文化，时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一部分描述此一文化如何面临种种大众娱乐新形式，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威胁，这时候是五十年代。霍加特没有像利维斯那样，视工人阶级为统治阶级操纵大众文化之下被动且无助的牺牲品，他有声有色回忆了工人阶级生活的往昔时光，以自己的童年和家庭予以重构。霍加特说，这是一种家庭和邻里的文化，侧重口头传统、有最好的英国清教风习，感知世界突出个人和具像事物。这样一种文化属于工人阶级，而不属于那些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人，如雇主、公务员、教师和地方长官等。
霍加特说，他并不是意在把过去理想化，例如他提出，工人阶级的宗教和政治观念充满偏见，一半是真，一半是假。但是在工人阶级大众自得其所的领域，他们个人的、感性的世界中，他们的交谈就像小说家，每一种逸闻都给描述得绘声绘色，一大串的明知故问，加油添醋，故作停顿，抑扬顿挫。换言之，工人阶级文化具有一种极具有韧性的文化，它不但能够抵制商业性大众文化的媚俗风习，而且能够改变大众文化，使之为我所用。霍加特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是他的意思很清楚，这就是大众文化是普通工人大众使之为通俗流行的文化，文化不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逃避，相反，日常生活本身是趣味盎然的。如霍加特描述了三十年代他少年时光工人阶级的城市中心：
就像有一个中产阶级的城市中心，也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城市中心。它们在地理上是联成一体的，它们互为重叠，具有相互协调的生活；可是，它们同样具有互不相似的独特气氛。工人阶级的中心属于所有的群体，每一个群体各取所需，所以形成了它自己的小中心——有声有色的街道、流行小铺(诸如Wooley,Woolworth，都是工人阶级民众所爱)、电车站、大小市场、娱乐场所，以及形形色色喝茶小歇的地方。[1]
对于五十年代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霍加特发现它堕落又光彩夺目，野蛮又魅力非常，道德上则一无是处。不仅如此，事实上它还威胁他年少时代的那一种更要积极生动、更多合作精神，付出多少也得到多少的娱乐传统。对此霍加特举了是时如雨后春笋冒将出来的奶吧(milkbar)的例子，指出它就是现代种种花里胡哨小玩艺的大杂烩，在这里审美品位是彻底崩溃，比较起来，顾客们虽然是贫困，却不乏齐整的家居，倒还显出了十八世纪的那个均衡文明的城镇房宅格局。这些奶吧说穿了就是快餐式咖啡馆，但是在这里吃一顿饭，不见得就比有餐桌服务的咖啡馆更快一些。霍加特说他特别关注了北方凡一万五千人口以上的小镇，都可见到一家的那种奶吧，它已经成为许多年轻人晚间的出没之地。女孩也有出现，不过顾客大都是为男孩，年岁在15和20之间，长上装，瘦裤腿，花领带，一副美国式的懒散派头。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买不起一套加冰淇淋的泡沫牛奶，就坐着喝茶消磨一两个钟点，一边往投币唱机里一个一个塞进硬币。唱机差不多全是美国货，里面的歌听起来比较通常BBC娱乐节目播放的音乐，要前卫得多，是典型的流行音乐，年轻人就神不守舍，迷恋其间。
霍加特指出，哪怕比起街角的酒吧，这里也是实足的放浪形骸的颓废之地，在煮沸牛奶的香味里，弥散着萎靡不振的精神，许多顾客，包括他们的衣着、发型、面部表情，全都显示他们是恍恍忽忽沉缅在一个神话世界里，这个世界就是美国式的生活。对此霍加特同样表示忧虑，深深叹惜年轻人没有志向，没有信仰，也没有人来保护他们。由此可见，霍加特对五十年代流行文化的忧虑，主要也是忧虑美国式的大众文化将会侵害年轻人的精神面貌。他认为这是一种漫无目的的享乐主义，它导致的与其说是将趣味低俗化，不如说是将它过分刺激起来，从而麻木它，最终是扼杀了它。故此我们看到，利维斯《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中那个“过去的好文化”/“现代的坏文化”的二元对立，以及因先者为后者所吞噬而来的忧虑和怀旧情绪，大体上是给霍加特沿承下来。利维斯主义倡导教育以提高文化识别力，从而抵制堕落的大众文化无边漫延的信念，也一样加入了霍加特的思想。但是霍加特和利维斯有一点不同，这一点不同是举足轻重的。这就是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的一片热诚。就“过去的好文化”和“现在的坏文化”这个二元对立来看，利维斯将先者定位在17世纪英国的“有机社群”，霍加特则是把“过去的好文化”定位在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换言之，霍加特追缅的“好文化”，恰恰正是利维斯大事声讨的“坏文化”。仅此而论，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就是对利维斯主义的一种明显批判了。
三、威廉斯和文化唯物主义
雷蒙·威廉斯(1921—1988)是文化主义当仁不让的灵魂人物，对文化研究产生的举足轻重的影响，非一般人可以比肩。阿伦·奥康诺1989年出版的《雷蒙·威廉斯：著述、文化、政治》一书，编订威廉斯著述目录，就达39页之巨。威廉斯在文化理论、文化史、电视、出版、电台、广告等等领域，都作出过巨大贡献，而思及他出身在威尔士边境一个普通家庭，是一个普通铁路信号员的儿子，这贡献就尤显得非同寻常。
威廉斯14岁就参加过工党的活动，18岁进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是剑桥为数极少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1939年他加入英国共产党，1945年主编《政治与文学》杂志时，开始关注文化问题，杂志本身的宗旨即是以现代人的视野来重新阐释“文化”一语所述之传统。威廉斯后来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1958)、《漫长的革命》(1961)、《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1974)以及《文化社会学》(1983)等，都堪称文化研究里程碑式的作品。一度他成为与卢卡契、萨特并驾齐驱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而与大多数文化研究的中坚人物相仿，出于利维斯门下的威廉斯，首先表露的也是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他本人就写过小说和剧本，在剑桥大学他的教职，也是戏剧教授。他无论是早年的《阅读与批评》(1950)、《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1952)等还是后来的《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1971)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等，都可以发现利维斯的影子，然而旨趣终而是与利维斯的精英主义趣味大相径庭。
《文化与社会》导论中威廉斯开篇就说，一些今天举足轻重的语词，是在十八世纪末期和十九世纪前期开始成为英语常用词的，这些语词普遍历经了变迁，而其变迁的模式可视为一张特殊的地图，其间可以见出更为广阔的生活思想的变迁。威廉斯认为这张地图里有五个关键的语词，industry(工业)、democracy(民主)、class(阶级)、art(艺术)和culture(文化)。
就艺术和文化而言，威廉斯指出，诚如industry这个词在工业革命之前涵义是勤劳刻苦，十八世纪之后则衍变为工业生产。“艺术”的本义原是技艺，可以指人类的任何技术，而不是专门指今天意义上创造性的艺术。“艺术家”(artist)的原意是技术熟练的手工业者，是工匠，然终于修成正果，演变为今日展示“想象性真理”的特殊人等。由此aesthetics(美学)这个词也被发掘出来，用来形容艺术判断，文学、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等，则被统称为艺术，意思是它们本质上有共通之处，“艺术家”不复是过去的“工匠”，“工匠”有了新的名词craftsman，两者的意蕴，自不可同日而语。总之，艺术一语的流变是记录了艺术的性质和目的、艺术与人类活动之关系，以及艺术与整个社会之关系等观念上的显著变化。
同样是文化，威廉斯提醒人culture(文化)一语在工业化时期之前，基本上是指作物的培育，由此引申为心灵的培育，而后一用法，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叶自成一统，是为今日意义上的“文化”。对此威廉斯指出文化具有五个层面的意义：第一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者说习惯，密切相关于人类追求完美的理念。第二是整个社会中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是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然后威廉斯本人最看重的是第四种意义，这就是文化是物质、知识与精神所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这一定义事实上也是伯明翰文化主义传统的圭臬所在。但文化据威廉斯言还有第五层意义，这就是它渐而成为一个经常引发敌意，或是令人困惑的字眼。
威廉斯强调在上述五个关键词中，最引人注目的或许还是“文化”一语的发展变迁史。而“文化”这个概念的变迁，又与“工业”、“民主”、“阶级”等概念所表征的历史巨变息息相通。“艺术”一词今昔的天地之别，即是此种变迁的结果。所以文化概念的演变，对于探究人类社会、经济及政治生活的历史演变，具有纲领性质的意义。对此威廉斯指出，文化不只是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工业”的反应，它也是新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反应，是“民主”的反应，涉及到各种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故而，承认道德与知识活动游离于实际社会而自成一统，是为文化一语的早期意义，而逐渐用以肯定一种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是为文化一语的当代意义。如是文化终而从意指心灵状态抑或知识、道德、习俗，转而指涉整个日常生活的方式。
威廉斯对于文化的上述分析，意味着文化将是普通人的文化而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它与利维斯主义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文学和艺术失去了它们在传统文化中的特权地位，艺术不过是无数文化实践中的一种，与其他的人类活动没有质的差别。而文学和艺术在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在威廉斯看来说到底是反民主的资产阶级文化观使然，资产阶级文化看重的是个别的观念、体制、方式、思想习惯和意向，反之工人阶级看重的则是集体的观念、体制、方式、思想习惯和意向。他这样描述工人阶级文化的成就：
工人阶级因其地位的缘故，在工业革命以来，并没有生产出哪一种狭义上的文化。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无论是在工会、合作运动，还是政党之中，生产出的文化是集体的民主的机制。工人阶级在其历经的阶段中，首先是社会的(在于它产生了各种机构)，而不是个人的(在于特定的知识性或想象性作品)。放到它的语境中来思考，工人阶级文化可被视为一个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成就。[2]
可以说，正因为威廉斯将文化定义为普通男男女女的日常经验，由此而进入日常生活的文本和实践，终而使他同文学为上的利维斯主义分道扬镳。威廉斯指出，利维斯的文化观点主要来源于马修·阿诺德，而阿诺德的观点又可上溯到柯勒律治。但在柯勒律治看来“少数人”是一个阶级，即受国家资助的知识阶级，其使命是普及一切学科，而到利维斯，“少数人”本质上就成了文学上的少数派，其使命相应成为保持文学传统和最优秀的语言能力。威廉斯承认利维斯称许多“传统中最精致、最容易毁灭的部分”都包含在文学与语言之中，是言之成理的。但是可以借鉴其他经验的道路还是很多，不单是文学一端。比如，我们同样可以借鉴历史、建筑、绘画、音乐、哲学、神学、政治和社会理论、物理和自然科学，以及人类学，同样还可以借鉴以其他方式记录下来的经验如习惯、礼仪、风俗和家族回忆等等。威廉斯甚至愿意承认文学具有特殊重要性，承认每部文学作品，都是以不同方式保存下来的共同语言的契合点。故认可文学是为一切人文活动的主体，是为保存这些活动并使之进入我们共同生活方式的主体，当是可贵且适当的认识。但问题在于，利维斯主义的以上观点有一个致命伤：让文学的批评来独自承担个人和社会经验的全部责任，它承担得起吗?利维斯为之奠立基础的以文学为中心的英语教育固然是所有教育中的一个中心，但是英语教育并不等于整个教育。同理，无论正规教育多么高尚，也不是过去和现在社会经验的全部。
威廉斯表达了他对利维斯的敬意，指出利维斯是无可置疑的杰出的批评家和同样杰出的导师，但是人更应该明白，利维斯所谓的“少数人文化”，其实是流弊无穷的。
文化作为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毫无疑问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一种总体表述。《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因此将文化理论界定为一个总体生活方式中诸成分之间的关系研究。为此他区分了文化的三个层次：
有一个特定时代和地域的活的文化，只有生活在彼时彼地的人，才能充分享有它。有各种各样的记录下来的文化，从艺术到大多数日常生活的事迹，那是阶段文化。还有选择性传统的文化，那是连接活的文化和阶段文化的因素。[3]
《漫长的革命》据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与伯明翰中心》的文章称，是战后英国思想生活中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事件。这一开创性的意义毋宁说集中见于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在威廉斯看来，文化研究就是探讨和分析一个特定时代和抵御的文化记录，以重建它的“情感结构”，以及共享的价值和世界观，当然要时时牢记在心，这类记录是有选择保留且阐释过来之“传统”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威廉斯坚持文化的理解，必须在物质生产和物质条件的背景中，通过日常生活的表征和实践来进行。对此威廉斯将之命名为“文化唯物主义”，倡导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来研究特定的物质文化和文学生产。威廉斯认为文化唯物主义概念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机械庸俗理解的一个反拨。他强调上层结构的各种活动，并不仅仅是经济基础的反应或者结果，而本身就是物质性而且是生产性的。这意味着意识形态不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独立的信仰和观念系统，而被视为鲜活生动的总体社会过程的组成部分。故而威廉斯看好葛兰西的霸权观念，认为用它来框架文化理论，是再好不过突出了文化本身的生产性和能动性。
以文化唯物主义为在意义生产的物质手段及条件中来分析一切意义传达的形式，那么，文化研究的内容就将包括：一、艺术和文化生产的机制，即艺术和文化生产的工艺和市场形式。二、文化生产的形构、培育、运动以及分类。三、生产的模式，包括物质手段和文化生产的关系，以及产品显示的文化形式。四、文化的身份认同以及形式，包括文化产品的特性，它们的审美目的，以及生成和传达意义的特定形式。五、时间和空间上的再生产，一个特定传统的意义和实践的再生产，它所涉及的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变革。进而在一个特定表意系统的物质基础上，来组构那个特定的传统。
由是观之，文化在威廉斯看来就是由普通男男女女的意义和实践所构成。文化是鲜活的经验，作为文化研究对象的文本，是一切人等的生活实践以及意义。文化不可能脱离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恰恰相反，文化实践无论服务于什么目的，它的生产意义永远无可争辩是物质性的。故此，在生产条件的语境中来探讨活的文化的意义，即是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的形构过程所在。威廉斯的此一类策略，被认为完全可以用来分析当代大众文化，比如当代音乐以及它的有关形象和实践。如是Rap,Hip-Hop和Rave这些作品，可理解为流行音乐在音像公司和广告商机制内部的形成过程。流行音乐的模式可以包括录音棚的技术设施，以及这类作品生成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然，
Hip-Hop和Rave这类音乐形式关牵到特定的声音和形象结构，而此一结构背后是特定的社会集团，特定的社会身份。故此这里音乐和符号作为指意系统的分析，就是再现了美国黑人的音乐形式和价值观在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变化，这文化当然是活的文化，具体说，它们就是年轻一代美国黑人精神面貌的写真。
四、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爱德华·汤普森(1924—1993)1963年以他的大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与霍加特和威廉斯一道，成为前期文化主义鼎足而立的代表人物之一。汤普森本人反对给他的著作贴上文化主义标签，但是他关切人文活动，关切文化的历史情境，关切工人阶级的经验以及文化的多元性，这一切都使他的态度和方法成为当仁不让的文化主义模式。《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阶级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样东西。序言中他开篇就说，这本书的标题虽然笨拙，但是它适得其所。之所以说形成，是指它研究的是一个鲜活生动的过程。工人阶级并不是像太阳一样，准时升起在地平线上，它是在自己形成的过程中展示自身的。汤普森特别强调他所说的“工人阶级”是单数而不是复数。因为复数的“工人阶级”是一个描述性词语，是许多互不相干的现象联合在一起的松散联盟，所以很难界定。至于“阶级”，汤普森说他的理解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一个结构，甚至一个范畴。它是发生在人类关系之中的历史现象。
既然是关系，那么它就是流动不居的东西，任何将它钉死在哪一个点上，对它作结构解剖的意图，指定就要遭到挫败。这里汤普森显示了他同文化研究结构主义方法的明确分歧。关系必然总是表现在活生生的民众和活生生的语境之中：“当有一些人，出于继承或者分享的共同经验，感觉到相互之间有共同的利益，并且把这些利益结合起来，而来抵抗其他人的与之不同(通常是相反的)利益形式时，阶级便告诞生了。”[4](P8)
故此，阶级经验很大程度上取决与人们诞生其中的生产关系。而阶级意识，由此便是以文化手段来处理这些经验的方式所在，它表现在传统、价值系统、观念以及制度形式之中。汤普森反对把阶级视为“一种东西”(athing)的流行看法，仿佛它具有一种实体的存在，甚至可以用数学的精确来加界定。他认为在马克思本人的文字中，这并不是马克思的本意，而后代的“马克思主义”著述，则乐此不彼。而假如我们记得阶级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种东西，那么阶级就不是实体，就没有理想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汤普森说，他坚信不疑除非视阶级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结构，是诞生在一个特点历史阶段的过程之中，阶级就不可能被人理解。故此，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机和活力，就在它的形成本身之中，而工人阶级的经验，必须在历史理解之中得到阐释。对此《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有一段有名的话：
我意在拯救那些织袜工、那些破坏机器的修剪工、那些“老掉牙”的手织机纺织工、那些“乌托邦”式的工匠，甚至乔安娜·索思各特那些晕头转向的追随者们，使他们的子孙后代不再妄自菲薄，自暴自弃。他们的手艺和传统可能正在消失。他们对新的工业化的敌意可能是倒行逆施。他们的社群理想可能只是幻想。他们的暴动图谋可能只是匹夫之勇。但是，他们走过了这些激烈的社会动荡时代，而我们却没有。[4](P12)
这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他们的自身的经验证明了他们理想的合理性。即便他们成了历史的牺牲品，他们的形象也是长存不朽的。这多少也能见出汤普森不同于霍加特和威廉斯等人之处，这就是汤普森坚持文化总是存在于冲突和斗争之中，从而奠立“各种特定的生活方式”(particularwaysoflife)。比较威廉斯文化构成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的说法，这里“方式”一语威廉斯用的是单数，汤普森用的则是复数。
五、霍尔解构“大众”
斯图亚特·霍尔(1932-)本人也是文化主义的一个领军人物。他出身在牙买加一个会计家庭，1951年跟随母亲来到英国，就学牛津。作为社会学家，五十年代他与E.P.汤普森等合编《新理性人》和《新左派评论》两本激进杂志时，已经初露头角。1964年他与人合著《大众艺术》(ThePopularArts)，该书得到理查·霍加特尝试，结果便是应霍加特之邀，霍尔加盟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68年霍尔接替霍加特，出任伯明翰中心第二任主任，直到1979年离任执教开放大学社会学系。这是伯明翰中心最为红火的一段时光。霍尔著述繁多，相当一部分是探讨马克思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与现代性和文化研究有关的著作主要有《通向复兴的道路》(1988)、《现代性及其未来》(1992)、《现代性的形构》(1992)、《文化身份问题》(1996)、《文化表征与指意实践》(1997)、《视觉文化》(1999)等。
作为伯明翰中心七十年代的顶尖人物，霍尔与霍加特和威廉斯有所不同，他的名声不是基于他自己的哪一本书，而是在于交织在热烈论争之中的文章和文集序言。这一时期霍尔关注最甚，产生影响也最大的是在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领域。如题为《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的著名文章中，霍尔充分肯定了大众传媒的重要性，这一点与他的前任霍加特是不尽相同的。他指出，大众传媒的现代形式最初是出现在十八世纪，是随着文学市场的发展兴起，艺术产品成了商品。霍尔这里给了利维斯保守传统当头一棒，认为它是把十八世纪理想化，而不是把它看作开启了市场王国的魔鬼力量。到二十世纪，大众传媒对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殖民是如此成功，它一举奠立了领导权、霸权和统治地位。传媒现在的责任是向集团和阶级提供关牵到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其他集团生活的形象、信息和知识。如是它交织在我们仿佛是眼花缭乱的现代生活总体之中。
但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一般作风，霍尔非常敏感于观众之有可能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给“统治话语”解码，认为观众的反应未必一定是机械的，就像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判定的那样。统治意识形态用选定的意义来编码，将往来事件的解释公布于世，仿佛它们是自然的、理性的。观众可以以反抗霸权的方式来解码。但是霍尔审度下来，发现观众并没有这样做。他们通常不知不觉就接受了统治阶级派定下来的意义。观众确实感到在以自己的方式解码，但是这类解码通常不过是统治代码内部的谈判协商而已。传媒因此是一个结构有序的意识形态领域，一个复杂的统一体。霍尔说，在葛兰西看来，各种统治意识形态固然亦会互相抗衡和竞争，但是总体上看，借用阿尔都塞的话说，传媒是被结构在统治支配之中的。
《解构“大众”笔记》一文中，霍尔“大众”(popular)一语的定义，逐次分析过大众文化的不同定义。他开篇就说，在“大众”问题上他遇到的问题几乎与在“文化”上遇到的一样多，两个概念放到一起，则困难尤会大得惊人。在阐述了大众文化的分期问题后，霍尔“大众”一语作了三个层次的解构。他指出，拿最常用的含义来说，事物被称为“大众的”，是因为成群的人听它们、买它们、读它们、消费它们，而且似乎也尽情地享受它们，这是这个概念的“市场”或商业定义。其次，大众文化指“大众”在做或者曾经做过的一切事情。它接近大众概念的“人类学”定义：“大众”的文化、社会习惯、风俗和民风，总而言之，所有那些标志他们“特殊生活方式”的东西。最后，也是霍尔本人看好的定义：用关系、影响、抗衡等等延绵不断的张力来界定“大众文化”，集中探讨大众文化与统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它把文化形式和文化活动的领域看成是变动不居的，然后考察使统治文化和附属文化之间的关系得以表出的那个过程。这里的焦点就是文化间的关系和霸权问题。
很显然霍尔解构“大众”使用的是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具体说是从阶级的角度，来阐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文化控制和被统治阶级反抗此一文化控制的斗争和妥协，这正是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文化认知。适因于此，霍尔反对法兰克福学派单纯把文化工业看作精神鸦片的观点，而强调文化霸权控制和反控制的双向运作。就“大众”的第一个定义即商业的定义而言，霍尔指出，如果说二十世纪文化工业的文化产品果真如人所言，是为大众所广泛消费，那么勿庸置疑这大众里面是有着广大的劳动人民。问题是包括广大劳动者在内的消费群体是不是一定就如法兰克福学派判定的那样完全是被操纵被欺骗的“文化傻瓜”，沉溺在统治阶级派定下来的“虚假意识”之中呢?霍尔表明他的立场说，他并不认为以上观点作为对文化关系的一种全面描述，可以维持很长时间。而如果将它视为对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大致描述，它就更加短命。因为归根到底，把大众视为完全被动的外围力量，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
那么，大众文化是否与商业无关?是不是可以绕过商业，来谈大众文化?霍尔认为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看法。恰恰相反，霍尔说，他赞成没有什么完整的、真正的、自足的“大众文化”，可以成为一块飞地，游离于文化权力和统治关系网之外。他承认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所以大众文化研究是一直摇摆于完全“自治”和完全管制这两个叫人很难接受的立场之间。如是我们看到了霍尔所谓的文化斗争的辩证法：对抗、接受、拒绝、投降，这样迂回曲折前进下来，就是文化领域变成一个持续的战场。他认为大众说到底是与阶级的概念密不可分的：
“大众”这一术语与“阶级”这个术语有着非常复杂的联系。我们知道这一点，却常常苦心地去忘掉它。我们谈论工人阶级文化的特殊形式，却用“大众文化”这个更有包容性的术语指称研究的一般领域。十分明显，我所说的一切如果不与阶级的视角和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话，将没有任何意义。[5]
但是霍尔也承认，在阶级和特定的文化形式之间，并不存在一对一的对应关系，阶级和文化更多是在同一战场上互为交叉重叠的。霍尔的结论体现了典型的伯明翰文化主义的左翼马克思主义立场和作风：大众文化是被压迫者文化和被排斥之阶级反对权力支配的竞技场，它不是简单表现出成熟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场所，但是社会主义却可望在这个领域里建树起来。大众文化之所以重要，正是在这一点上，否则，霍尔强调说，他是根本就不屑一顾的。
霍尔对大众文化的以上描述可以说是在文化主义语境中，改写了威廉斯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的定义，如他所言，他更愿意把它表述为“斗争方式”，认为惟其如此，方可解释文化相互交织的斗争状态，如十八世纪一面是上流社会“君主与恐怖”的传统，一面则有资产阶级追求普适公正的传统，两者的激烈交锋，就是十八世纪的文化现实。所以任何人试图单纯从文化形式和文化实践的起源点出发，建立某种普遍的大众美学，这根本就是走错了方向。结合霍尔和威廉斯对文化的认知，“文化主义”至此已经建树起了相当丰满的形象。文化是普通人的文化，文化牵擎着政治斗争。文化主义的这一走向，应是很典型地反映了英国左派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解的变迁，思想起来，很是耐人寻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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