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使命论文,命运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起点及其角色转换
中国是在缺乏必要的物质文化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此，在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起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一）从近代中国的几个基本特征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起点
第一，封建社会衰而未亡。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古老的封建帝国已近衰竭状态。但是，衰竭未必导致立即死亡。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穷途末路的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发展。
第二，近代中国的非近代化。所谓中国的近代史，并不是中国自身完成古代文明向近代文明转变的历史，而是一个仍在封建社会古老文明的轨道上缓缓而行的民族，三番五次地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干扰和冲击的历史。
第三，多种历史必然性的交汇。在跨入近代史门槛时，中国至少存在4种历史必然性：封建社会继续存在若干时间；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缓慢发育成长；外部工业文明侵入；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世界范围内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冲突所导致的结果
“世界历史”的开始形成，是与世界范围内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分不开的。工业文明一经出现，便迅速向全世界各个区域扩散，而这种扩散又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野蛮入侵，这就不能不引起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国家和民族的反抗。
然而，用农业文明去和工业文明对抗、用封建主义去和资本主义对抗是没有胜利希望的，要战胜资本主义的侵略压迫，必须有新的斗争武器和斗争方式。对于中国等国家来说，这种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这种方式就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
（三）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的角色转换
第一，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实际上主要是一种民族救亡的方式，是一种信仰和道义力量；第二，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一般都是与民族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些国家通常都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三，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是一种特殊的、惟一可能的现代化方式。
二 近代中国的“文化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
（一）“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特殊重要性
与政教分离之后被分割为众多的以世俗国家为主体的亚文化单元，因而不再存在一个文化中心的欧洲相比，中国迄今仍是一个统一完整的文化实体。在中国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心目中，中国作为世界的中心，以及中国在文化上的独尊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二）两千多年来中国主流文化中注经传统的成因与后果。
中国近2000年注经传统的形成，实在与帝王们所代表的统治者的利益与愿望密切相关。按他们的逻辑，既然“天不变道亦不变”，而天地之道又尽在六经，那么，只要永远守护住六经，永远用六经去规范所有人的思想和行为，社会就永远不会生出变的因素，江山就自然能天长地久。
（三）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文化问题
随着现代文明首先在大西洋两岸崛起并很快传播至太平洋、印度洋乃至全球所有的地方，中国文明从原生型文明转变为继发型文明，从亚洲范围内的主体文明转变为世界范围内的亚文明，中华民族经历了文化生态位的下降。
用文化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中华民族文化生态位的下降是因为中国文化遇到了比自己高级的文化的挑战。
在以现代文明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面前，中华民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作为民族灵魂的文化传统时常处于停滞和休克状态。民族生存方式的适应性改变，只能是自我设计自我发展的结果，而不能是外部压力的结果。然而濒临危机的中华民族，恰恰缺乏这种自我设计所必需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因此，现代文明的到来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之心。
100多年来我们所面临的文化问题，说到底是整个民族生存方式的转变问题，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向现代转型的问题。我们之所以不断地回到这一问题，是因为我们一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四）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
要真正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任人欺凌的境地，就得从经济基础上消除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巨大的“文明落差”，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也是一场保卫中华文化的斗争。
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于：要保卫中华文化，不仅要推翻曾是中华文化代表的封建王朝，而且要对这种文化传统实施在批判扬弃基础上的根本性改造，而实施这种改造的重要前提是向西方学习；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推翻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要从西方列强那里学习先进的文化，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先生；我们一方面要争取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又要主动地对世界开放，让文明古国汇入到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仅仅是赶走入侵者和推翻腐朽统治，其更深刻的含义是实现由传统朝代国家向现代法权国家的转变；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更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式的国泰民安根本不同的是，这意味着要完成传统自然经济向现代商品经济的转变。政治和经济上的这种现代转变，不能不伴随着个性的解放，思维方式的转变和价值体系、知识体系的更新。总之，中华民族进入近代后，面临着对整个民族生存方式进行现代改造的艰巨任务。
历史表明，堪当此任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党始终坚持和发扬“五四”精神，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与一切反动腐朽的文化展开斗争，大力推进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把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上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实践中，还创造出一种崭新的革命文化。但是，革命的成功不等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危机的彻底摆脱，革命文化的形成也不等于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完成。
令人遗憾的是，革命成功之后，我们未能充分利用大好历史时机和革命实践中创造崭新文化的成功经验，集中精力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推进整个国家现代化事业，加速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不仅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被冠之以封建主义遭到全盘否定，一切外来文化被冠之以资本主义遭到全盘否定，就连革命文化的传统也被破坏殆尽。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大片文化沙漠的出现，是民族文化生命的元气大伤，是民众整体文明意识的淡漠及对文化的轻视和残缺不全的理想，是民族文化现代化进程的中断和社会文化危机的加剧。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很多，而最深刻、最值得吸取的是：中国搞社会主义，时刻不能忘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转型这一历史主题，离开整个民族生存方式的现代化这一目标，一切都无从谈起。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须处理好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应对文化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全球化拓宽了人们的文化视野，凸现了文化中的整体精神即人类意识，创造了当代文化的多样性，并为广泛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条件和心理条件。与此同时，全球化使得文化更新速度加快，从而引起传统文化的危机与失落；造成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侵蚀，从而使人们在文化快餐中失去了崇高与英雄主义气质；导致和加剧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从而形成某种事实上的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主义。市场化以空前的速度加快了文化的创新、传播和交流，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要，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与此同时，市场化往往夸大追求金钱和财富的正当性，贬低精神追求的意义和价值，进而用经济标准取代文化自身标准，最终会腐蚀社会大众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
生活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观点，离开了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文化建设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我们才能破除那些具有浓厚幻想色彩的社会主义理论，建立一种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精神，又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社会主义理论；才能继续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很大程度上已积淀为某种集体无意识的思维定式、情感方式和价值取向，逐渐形成一整套现代思想文化观念。
（三）创造一种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使所有社会成员的个人创造潜能得以充分发挥
一个多数人不愿、不敢或不会说话的社会不可能有丰富的语言，一个语言贫乏的社会不可能有丰富健康的文化。一个不能容忍标新立异、不鼓励张扬个性的社会，一定是一个缺乏活力的社会，“只有个人才能思考，从而能为社会创造新价值，不仅如此，甚至还能建立起那些为公共生活所遵守的新的道德标准。要是没有能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有创造力的个人，社会的发展就不可想象，正像要是没有供给养料的社会土壤，个人的个性的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一样。”
（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最基本的是要恢复和重建我们的常识、常德、常情，守住我们的文化底线
一个固守常识的人，恐怕难以有大的作为，一个固守常识的社会，恐怕难以有太好的前景，但一个违背常识的人或社会，却难免会遭遇灾难。一切创新只能是对常识的巧用和超越，而决不能是对常识的背离。制度上的创新更是如此，因为制度对人的生存方式的影响非常之大。
（五）大力弘扬科学理性，为中华文明注入新的血液
我们把理性理解为人类面对宇宙、社会和人生，在实践中协调智情意、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精神。人类文明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是理性精神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以张扬的历史。中国文化传统中固然也有科学和理性，但科学从未成为整个文化的主导方面，理性从未被完全自觉地加以利用和锻造。要完成传统的整体性转换，就必须把科学和理性的精神注入传统并使其成为传统的灵魂。
（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接续和创新我们的历史传统，从传统中获取现代文明生长的营养液
要摆脱历史困境，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固然必须改造传统，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但改造传统必须以继承传统为前提。
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由于整体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异，中国文化传统在实现伟大复兴之前，势必经历从“休克”、迷失到苏醒的痛苦过程，承载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体也必须经历从全盘否定传统或完全坚守传统到既开放传统又回归传统的态度上的转变。无论是“五四”的为救民族而反传统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为纯洁“主义”而彻底与传统决裂，都与中国社会历史的中断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力的迅速增强，伴随着对外面的世界的真切了解的增加，我们逐渐恢复了文化上的自信，恢复了对本民族历史传统应有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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