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哲学学派”与“学”的自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华论文,学派论文,自觉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2)04-0026-04
前言：“清华哲学学派”
现代学术的成形至少包括三个不可或缺的因素：1)“学”的自觉。此是对“现代学术”的精神、方法和架构的充分自觉和反省。2)现代学人群体和学术作品。此是指已有相当数量的认同并致力于现代学术的学人群体，并已产生出一定数量的代表性作品。3)支撑现代学术的教育、法律制度体系。没有制度基础，现代学术很难成为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存在。按照以上标准，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的现代学术体系已基本成形，广义的“清华学派”（清华文科）可谓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学术群体。不幸的是，在随后的数十年，本应得到巩固、充实、拓展的现代学术进程却进入了被阻碍、延搁甚至被扭曲的历史。
本文所说的“清华哲学学派”是指上个世纪20-40年代以清华哲学系同仁为主体力量的一个哲学流派，其主要成员有冯友兰（长期担任文学院院长兼系主任）、金岳霖（哲学系的创立者，曾任系主任）、张申府、邓以蛰、沈有鼎和张岱年。因他们都有新实在论倾向，又被称为“清华实在论学派”。不过，以“实在论学派”名之，易使人以为实在论是此派哲学的核心主旨，不免有些偏狭，再考虑到与广义的清华学派相区别，所以不妨略嫌笼统地称之为“清华哲学学派”。
这一学派得以成立的理由有三：1)共同学术趋向。如重视科学方法、强调分析精神、接受实在论、超越中西相待、注重哲学本身的问题、致力于自家哲学的建立等等。尤其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一个重要哲学路向：客观主义、唯理主义和科学主义。2)学术的群体自觉。3)历史地位和社会认同。本文不拟讨论“清华哲学学派”对现代中国哲学的贡献，而是概论其哲学建立中所蕴含的“学”的自觉，以见其对于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的意义。
1.哲“学”作为“知识形态”的方法确认
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基本上是由西方人发展起来的知识模式的整体引入，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学习过程和探索过程。知识理性的引入和充实不可简单地认为是中国文化“委心”于西方文化，而必须被看作是文化发展的应有之义。
从哲学的角度说，哲学之为“学”的一个基本自觉应当是对哲学的知识形态的确认。在此，冯友兰提供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关于哲学之为“学”的经典阐述：“凡所谓直觉、顿悟、神秘经验等，虽有甚高的价值，但不必以之混入哲学方法之内。无论科学哲学，皆系写出或说出之道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各种学说之目的，皆不在叙述经验，而在成立道理，故其方法，必为逻辑的，科学的。……科学方法，即是哲学方法，与吾人普通思想之方法，亦仅有程度上的差异，无种类上的差异。”（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自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冯关于哲学必须有言说有思议、纯思与“图画式底想”之区别、哲学家不能一步跳进他的哲学立场等说法可谓相当的深切、明了。冯当然不是中国哲学之为学的自觉的第一人，但他简明、扼要、初具系统的阐述却是哲学之学的自觉的一个阶段性标志。尤要注意的是，冯这种学的自觉已经远不只是停留在一些反省性的言论上，而是有系统的哲学建构为之佐证。冯所建立的新理学体系在理论前提的设定、概念的界定和分析、命题的严格演绎和论证、概念命题之条理清晰、问题之多层多面的整理和澄清、理论系统的形成、哲学方法的自我反省等建构知识形态所必须的诸要素上的努力已成为现代中国哲学中的第一个典范。
金岳霖几乎完全致思于各种具体哲学问题，以及筹建形上学和知识论体系，对于哲学之为哲学的方法反省反倒没有多少简易、明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启蒙式话语。不过，金的具体作品倒是一种更为精细和严格的知识典范。无论是其《论道》、《知识论》，还是其它哲学作品，都是“异常的”“严谨邃密”，在当时确是独步天下。孙道升说他的头脑简直就是西洋的，张申府说中国如有哲学界，那么金先生就是中国哲学界第一人。在这方面，冯友兰也承认自己颇受金的影响，冯后来在《新原道》（1945年）才把《新理学》（1939年）的形上学纯化为四组自以为是纯粹演绎的命题系统，这与金的影响当是分不开的。另外，金岳霖的《逻辑》(1935)和《知识论》（40年代已写成）则是现代中国学人首次对于学（知识）进行哲学的总结。
注重健实的实在感，注重逻辑分析，注重科学方法是清华哲学学派的显著特色。如果说清华哲学学派诸人的学源都与逻辑有关是一种巧合的话，那么他们都竭力强调逻辑分析对于哲学研究的意义就不能不说是一种自觉的方法倾向了。张申府在精神上紧随罗素，反复申明他的思想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唯物，一是解析。张申府的大客观论别有新意，只是没能发展充实下去。
清华哲学学派对于哲学的知识形态的确认与熊十力仍强调学以体证为本的理路形成鲜明对照。
2.清除独断：“科学化”的哲学
在负的方面，“学”的自觉则体现为对于非知识行为尽可能彻底的清理。如在上述引言中，冯明确地把自觉、顿悟、神秘经验排除在“学”的范围之外，从另一侧面体现出对于学之知识形态的严守。对于清华哲学学派，这种知识化的严格立场在哲学层面上切要地体现为对于伪知识的“形上独断”的清理。哲学虽不如科学那样增加具体的知识，但在形态、方法上却与科学并无二致。
金岳霖曾区分旧玄学与新玄学，认为“新玄学的题材，是各种科学中所使用而不能证明、不能否认的概念。先用‘欧肯的刀’割去用不着的，然后分析存下的思想，分析之后再从事条理。”（注：金岳霖：《唯物哲学与科学》，《晨报副刊》，第57期，1926年6月。）金指出旧玄学的态度是造出“太极”“上帝”“宇宙魂”等类的概念，去做一个贯通万事万物的媒人。金虽认为元学不是知识论，不妨可以怡我底情，但他的元学并不就是诗，而仍“不愿意说违背历史和科学的话”，仍注意逻辑，仍选择了假定性（独断性）程度很低的“唯实”立场。
冯友兰一方面为确保哲学的科学性、合理性、客观性，一方面又要提防哲学对于实际世界的独断倾向，便把哲学推至“逻辑底分析”“形式底释义”。冯说：“真正底形上学，必须是一片空灵，……其不空灵者，即是坏底形上学。坏底形上学即所谓坏底科学。”（注：冯友兰：《新知言——论形而上学的方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哲学试图僭越科学的职能，必是坏的哲学，也是坏的科学；但哲学如果不坚持科学的客观方法，哲学毋宁就是诗了，又何谈为“学”呢？在《新理学》绪论中，冯友兰用新逻辑尝试解释形式底释义，他明确指出新逻辑把“凡人皆有死”改变成“对于所有底甲，如果甲是人，甲是有死底”的逻辑意义即在于“不肯定主词的存在”，而旧逻辑就“未明白表示此点。”可见，冯对新逻辑意图解消“实体形上学”的独断的用意是相当清楚的。
张申府将其所服膺的唯物论的特征概括为：“实践地重视科学，尤重视科学法，重视健实的实在感，尽可能地施用欧坎刀或节省律。”（注：张申府：《唯物论的重要》，《新华日报》，1947年8月27日。）这些思想可以说均是对旧玄学而发的。张岱年主张哲学之圆满的系统必满足以下条件：(1)不设立超越的概念范畴。(2)不设定虚幻的区别。(3)不以一偏的概念范畴统赅总全。（注：张岱年：《张岱年文集》，第3卷，第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其反独断的意味是相当充分的。清华哲学学派的科学化路向，很大程度上是受现代西方实证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影响。这是一股哲学科学化、分析化的潮流，它旨在清除哲学活动中“非知识”（情感、态度、价值的表达）和“伪知识”（旧形而上学）的倾向，强调哲学虽不产生知识，却是对知识的一种分析或阐明。清华哲学学派也由此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析化倾向：哲学虽不能客串科学的求真功能，却可以在真的基础上展开活动，或是求通（金岳霖、张申府），或是对于实际的形式底释义（冯友兰），或是显真明德（张岱年）。总之，谨慎地避免独断，严格地遵循科学的方法程序，使得清华哲学学派成为中国现代哲学中科学主义路向的代表。这一路向对于在中国文化中引入和培育科学理性、认知理性有莫大的奠基性的意义。清华哲学学派中与这一路向有相当关联的唯理主义、实在主义、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多元主义、普遍主义、世界主义等思想倾向均可以弥补中国传统哲学在此方面的缺陷。清华哲学学派虽也致力于中西融合，但他们突出的贡献仍在于批判传统，为传统带进新的因素。
3.理之体与学术独立
学术独立已被认为是广义清华学派的一个代表性的精神线索。此学术独立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指摆脱对西学的依附，一是指学术的价值即在于学术本身，本文专就后者而言。学术独立的实现不仅是一个伦理实践和制度环境的问题，也是一个理性认知和精神认同的问题。对学术独立的认知不足，往往成为阻碍学术独立之实现的一个深层因素。在我们的思想传统中，真、知识的价值常常委身于善、外在效用。
所谓知识（学术）本身的价值，是指知识的价值即在于其是知识也，知识是否有其它的价值丝毫无损于其为知识的价值。知识的价值为何？在于求真明理也。从这个意义上，客观主义、实在论、理本论的哲学对于确立知识的地位或价值具有理性奠基的意义。也正从这个意义上，清华哲学学派的理本论哲学路向标志着知识理性在中国的现代奠基。随便说一句，学界常有“哲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在中国”等语，它昭示着我们实在难以忘怀“哲学”、“现代学术”等的“西洋的”身份，准备随时站在民族传统的立场上予之或批判、或排斥、或以传统取而代之。我们总是不愿意从文化全幅发展上来肯定哲学、现代学术的永恒、普遍的意义。
这些都与传统哲学缺乏自在自如的、抽象的、形式的理本体意识有关。而这个理正是确立知识、理想和理性的本体依据。冯友兰有“理之尊严”之说，理之尊严就是学之尊严。金岳霖也说过，为学的标准即在于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学术的内在生命即是理，求理明理即是学，任何外在的标准都与学之成立无关，都会使学术沦为工具。传统价值模式中的政治实用主义、人生实用主义、文化实用主义之类都是非内在的知识标准，均有损于纯粹知识或知识本身之成立或独立。
4.学术的主体意识和创新意识
理之体不仅关乎学术之成立，也关乎学术之发展。对理之体的认同（理之客观性之自觉）与批评（理之无限性之自觉）是理性主体的基本结构。理是学术的惟一标准和方向，学术主体的真正确立就在于“唯理是求”，纯粹的学者应该是“理外无物”、“理外无心”。清华哲学学派关注纯粹哲学之旨趣，超越单一的史学研究而试图创立“自家”学说的治学路向即是体现其学术主体性的明证。冯友兰曾说：“在战前，北大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历史研究，……相反，清华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用逻辑分析法研究哲学问题，其哲学倾向是实在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柏拉图派，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程朱。”（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37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金岳霖特别是一个“问题型”的哲学家，他的哲学研究，给人一种“自家从头做起”的感觉，他只有一两篇研究哲学史问题的专文。金岳霖并不是不重视哲学史，他是把休谟、罗素、摩尔、怀特海等哲学资源消化在“哲学问题”的研究当中。由于他消化、融汇得好，也由于他紧扣纯理本身而深入下去，就不易看出他兼收并蓄的痕迹。扣紧关涉纯理之纯问题而不断地深入下去，是学术研究创造性进展的根本源泉，西方学术发展景观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此理性主体结构的获得、坚守和充实甚至是学术发展的必要充分条件。
当时清华哲学群体的创新自觉和创新成果堪称奇观。金岳霖有《论道》和《知识论》；冯友兰以贞元六书成新理学；张申府欲自成“大客观论”和“解析的唯物论”；张岱年于40年代有《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欲成一以新唯物论为基础的哲学系统。由此可以想见清华哲学在现代中国哲学中的地位，这里还不包括金岳霖在逻辑学、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开创性的贡献。
总之，清华哲学学派已有相当完整、系统的学的自觉，并依此方法自觉为中国哲学研究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作出了典范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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