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剥夺感：从横向到纵向——以城市退休老人对医疗保障体制转型的体验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对论文,为例论文,纵向论文,横向论文,医疗保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 913.6;C 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7)04-0019-07
一、问题的缘起
伴随社会转型而来的相对剥夺或相对剥夺感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我国社会学界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学者们认为，在从平均主义社会向去平均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导致人们之间利益的分化、收入差距的拉大和社会阶层的分化重组，因此也就必然导致一部分人的相对剥夺感。[1]事实上，相对剥夺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种普遍现象，它是人们在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以后而产生的，表现为人们通过与其他群体比较而感知到自己所得的回报与所做的贡献不成比例，并因而产生了不公平感[2]。在20世纪80-90年代，这种相对剥夺感甚至成为官员从事腐败行为、以违法的方式索取补偿的驱动力[3]。由于改革开放进程导致了一部分人的相对剥夺地位，这种地位导致相对剥夺感，而相对剥夺感则促成了阶层认知[4]。一些学者还对相对剥夺感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调查问卷获得的数据显示，由于改革开放进程导致各社会群体的利益格局的调整，各社会群体的利益增长速率是不一致的；正是由于与其他群体的比较，使得中国城市居民尽管所得利益的绝对值增加了，但相对剥夺感也随之产生了，而部分群体（如下岗职工）的相对剥夺感则尤其强烈[5]。
国内学者对相对剥夺的研究，借鉴了国外学者的“相对剥夺”和“参照群体”的概念[6]。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国外学者所说的“相对剥夺”，主要是一种通过横向比较而形成的相对剥夺，即：通过与现存的参照群体或参照个体进行比较而产生的一种剥夺感。不可否认，国内有一些学者已提到，纵向比较也是相对剥夺感的一个来源。例如，李俊认为，价值期待是形成相对剥夺感的一个重要条件，而“过去的生活条件”则是价值期待的重要来源，人们往往是希望现在的生活条件比过去的生活条件好，而不是相反，否则就会感到相对剥夺[7]。刘欣也认为，如果人们丧失了某种既得利益，或没有得到某种期待的收益，也会产生相对剥夺感[4]。不过，他们是把“纵向比较”看作是附属于“横向比较”的。在总体上，国内学者所运用的“相对剥夺感”概念，指的主要是因横向比较而形成的相对剥夺感（即横向相对剥夺感）。可以说，国内学术界还未把“纵向相对剥夺”看作是与“横向相对剥夺”相对应的一个类型。
通过横向比较而形成的相对剥夺感（即横向相对剥夺感），的确是一种普遍现象，“相对剥夺”也因此成为一种具有普遍运用价值的分析性概念。但是，横向相对剥夺往往只能解释与横向参照群体比较而形成的剥夺感，难以解释人们通过与纵向参照群体或个体进行比较而形成的剥夺感。而参照群体除了可以是横向的（如：现在并存的他人），也可以是纵向的（如：过去的“我”或者“我们”）。与纵向参照群体或个人进行比较而形成的剥夺感，就是纵向相对剥夺。
在许多情况下，纵向相对剥夺与横向相对剥夺是难以分开的，但在分析的层面上，我们可以将纵向相对剥夺抽取出来进行专门的研究。但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此，而在于，是否存在一种独立于“横向相对剥夺感”的“纵向相对剥夺感”呢？这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退休老人对医疗保障体制转型的体验进行研究，提出“纵向相对剥夺感”的概念，并对其含义进行分析。
本文运用了质性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从主位的立场（即从当事人的角度）理解被研究者的体验、经历、感受以及相应的态度、信念和观念，从而有助于避免将研究者的想法强加给当事人。通过课题组对30位居住在广州的退休老人进行深入访谈，笔者获得了第一手丰富的资料。资料收集时间为2004-2005年。对资料的分析采取的是理论编码的方法[8]。
二、横向相对剥夺感
“剥夺”概念包括几个不同的维度：肉体剥夺、经济剥夺、政治剥夺、社会剥夺、精神剥夺。不过，这种剥夺常常是绝对意义上的剥夺，因而可以称为绝对剥夺。与绝对剥夺不同，相对剥夺是相对于某种参照系而形成的剥夺状况或剥夺感。参照群体则是最常见的一种参照系（按默顿的说法，“参照个人”也是人们参照与比较的对象，但在研究实践中，为了简明起见，“参照个人”的提法常常被省略，并常常被归并到“参照群体”概念中去[6](PP.480-481)。参照群体有两种类型：一类是“规范型”，“它为个体建立和保持行为标准”，提供价值和规范的源泉；另一类是“比较型”，“它提供了一个个体用来评价自己和他人的比较框架”，为个体评价自己与他人的相关位置提供了参考[6](P456)。显然，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参照群体，属于第二种类型，即“比较型”。与比较型参照群体进行比较而形成的利益相对损失感和不公平感，就是相对剥夺感。显然，相对剥夺感的一个明显来源，是与参照群体的横向比较。但这并非相对剥夺感的全部来源。除了横向比较，相对剥夺感也离不开纵向的比较。
默顿认为，每个人都面临多重参照群体，参照群体不同，人们对自己与他人的相对位置和相对得失的感知也不同[6]。因此，如何选择参照群体，成为横向相对剥夺感形成的关键问题。一般来说，影响参照群体选择的因素至少有这么几个：
第一，现实的可比性。个人与参照群体之间必须具有现实的可比性，也就是说，人们常常不会同那些没有现实可比性的群体或个人进行比较。构成“可比性”的条件包括：参照群体与某个人具有“实际交往”或“稳定的社会关系”，“大致处在相同地位或同一社会范畴的人”，或是“那些处在不同地位或不同社会范畴之中”、但在某个方面具有重要相似性的人；而个人既可以是与之比较的参照群体中的一员（隶属参照群体），也可以不是其中的一员（不隶属参照群体）[6](PP.392-393)。
尽管在现实中人们能够不假思索地选择特定的参照群体进行比较，在理论上，人们究竟如何判定哪些群体具有现实的可比性，哪些群体没有现实可比性，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例如，一个失业者一般不会选择百万富翁作为对比的参照群体，因为他们各自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没有现实的可比性。但是，在中国，在一定的条件下，下岗工人却可以理直气壮地与某个百万富翁进行比较，因为后者或许在过去与这个下岗工人（当时没下岗）在各方面都差不多。也就是说，该下岗工人与这个百万富翁之间，其实具有某种现实的可比性，而决定可比性的条件，不在今天双方的地位相似性，而在于过去双方地位的相似性。因此，决定参照群体是否具有现实可比性，必须引入时间的维度。由此可见，相对剥夺感不仅来源于横比，而且同时也离不开纵比。
第二，价值尺度。相对剥夺感还涉及价值尺度。人们往往根据一定的价值尺度来评价自己与他人的相对位置和相对利益的得失关系。例如，一个清洁工通常并不会因为收入比医生低而产生相对剥夺感，因为他或她觉得医生的收入“值”这个数。一个大学毕业生却会因为自己与进城农民工拿一样的薪酬而产生相对剥夺感，因为他或她觉得自己的收入“理应”比农民工更高。二者都不知不觉地借助某种隐蔽的价值尺度来评价自己的收益与他人的收益之间的比例关系。不过，这里却有一个定性价值尺度和定量价值尺度区分的问题。例如，人们通常会认为，医生的收入“应该”比清洁工高，这属于定性价值尺度；但前者比后者究竟“应该”高多少，或者前者的收入和后者的收入之比“应该”是多少，则属于定量的价值尺度。高于这种定量价值尺度，清洁工也同样会产生相对剥夺感。无独有偶，在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国企老总的百万年薪，常常使得员工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原因就在于老总收入和职工收入之比超过了这种定量价值尺度。
不难看出，在这里，相对剥夺感的来源主要不在于定性价值尺度，而在于定量价值尺度。那么，人们是如何形成定量价值尺度的呢？显然，这个尺度的形成不能离开历史。以国企老总和职工收入之比为例，人们常常是参考过去国企厂长与职工收入之比来感知今天国企老总和职工收入之比的。过去的国企厂长和职工收入之比的定量关系，成为今日职工形成其评价国企老总和职工收入之比的定量价值尺度的参考和依据。可见，相对剥夺感所依据的定量价值尺度，同样离不开纵比，即离不开同过去的定量价值尺度的比较。
第三，期待水平。人们往往会根据上述定性和定量的价值尺度，选择某个特定的参照群体，并据此形成对自己的收入、机会或利益获取的期待。如果这个期待得到实现，那么，人们就会形成满意感。相反，如果这个期待没有得到满足，人们就会形成相对剥夺感。例如，一个清洁工不会因为眼红政府官员出国考察的机会而产生相对剥夺感，因为他或她没有对自己形成这种期待，而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则会根据以往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来形成自己初始工资水平的期待。如果去年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起薪是2000元，那么，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往往也会形成类似的期待。如果因为某种原因而不得不接受低于2000元的工资，就会形成相对剥夺感。很显然，这种相对剥夺感不是相对于其他大学毕业生的起薪，而是相对于去年的大学毕业生的起薪而形成的。过去的平均起薪，成为今年之期待的参考。由此可见，某个特定时刻的期待的形成，也不能离开历史的因素，不能离开纵向的比较。当然，这种纵向的比较也要有可比性（例如，今天的收入与80年代的收入不在于人民币数量，而在于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或实际工资）。
综上所述，从横向比较而来的相对剥夺感，离不开时间的维度，离不开纵向的比较。具体来说，纵比的作用在于为横比提供某种价值尺度，包括定性和定量的价值尺度。这种价值尺度决定了人们“与谁比”（“谁具有现实的可比性”）以及“如何比”（“根据什么标准来比”）。但是，由于这种相对剥夺感主要来源于与横向的参照群体的比较，即是说，其显性的比较方向是横向的（纵比则是隐性的过程），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横向相对剥夺感”。之所以称这种剥夺感为“横向相对剥夺感”，不是因为它可以脱离纵向的比较，而是因为它的显性比较方向是横向的。
既然横向相对剥夺感产生于人们与横向参照群体的比较，依此推理，是否可以假设存在一种与纵向参照群体或个人进行比较而形成的纵向相对剥夺感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种纵向参照群体是什么？人们是如何与纵向参照群体进行比较并形成纵向相对剥夺感的？这正是我们下面所要回答的问题。
三、纵向相对剥夺感
纵向相对剥夺感与横向剥夺感一样，也是普遍现象。例如，一个白领从一个公司跳槽到另外一个公司以后，在原来就职的公司的待遇与贡献之比就成为一个参照系，如果该白领跳槽以后的待遇与贡献之比不如原来的公司，就会形成相对剥夺感。再比如，一个广州居民在2003年的40万存款可以购买一套珠江南岸近100平米的一手商品房，但是由于通货膨胀因素和房价飞涨的因素，到2007年只能在相同地段购买不到40平米的一手商品房，前后只差4年，等量货币却不能购买等量商品，在居民收入未见增长（或增长速度远低于房价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居民也会形成相对剥夺感。在这里，形成相对剥夺感的参考系不是当下的其他人或其他群体，而是个体的某种情形（如：贡献与待遇之比、既定货币额的实际购买力等）在过去的状况。在这两个例子中，个人的比较方向是纵向参照系，即自己在过去的某种状况。
同样道理，纵向参照系也有个是否具有现实可比性的问题。例如，就大部分人的一生来说，退休以后所领取的退休金，往往不及退休以前的工资高。一般来说，人们不会因为退休金没有过去的薪水高而产生相对剥夺感，因为二者没有现实的可比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一早就形成有关退休金额度的某种明确预期，并接受了退休金不如在职期间的薪水高的事实。
事实上，决定过去的某种状况是否可以成为今日进行比较的参照系，取决于人们所形成的价值尺度。以工资水平为例，人们往往会根据个人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形成不同的有关贡献与回报之比的价值尺度。例如，人们所预期的青年时期的贡献与回报之比的价值尺度，显然低于中年时期的贡献与回报之比的价值尺度。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人们的人力资本的累积效益。具体地说，人们所形成的贡献与回报之比的价值尺度，呈现为一种生命周期曲线，即一开始比较低，然后逐渐走高，直至人生的高点，到退休以后则陡然走低。退休金与在职期间的薪水之所以没有现实的可比性，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二者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尺度。
所以，过去的某种状况之所以可以充当今日同一状况的参照系或具有现实的可比性，在于人们对今昔的某种状况形成了某种大致相同（或阶梯式）的价值尺度。正是由于这种大致相同（或阶梯式）的价值尺度，使得今日的某种状况如果比过去的同一种状况更糟糕，就会使当事人产生纵向相对剥夺感。在这一方面，最典型的例子非社会保障与福利状况莫属。以医疗为例，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职工看病是免费或费用全部报销的，但是，计划经济时期的过来人，尤其是退休老人，今天却因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医疗体制改革所导致的医疗价格飞涨和医保费用不足而不得不自掏腰包支付很大一部分治疗费用[9]，为此，他们难免产生纵向相对剥夺感。他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剥夺感，是因为他们在过去的免费医疗保障制度基础上，形成了有关今日医疗保障的大致相同的价值尺度（即：对他们而言，今日的医疗也应该是免费的）。
1.参照系的确立
退休老人对今日社会保障转型的体验，是以他们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体验为参照系的。在那个时期，尽管收入较低，但人们普遍感觉生活稳定，有保障，有安定感。一位船厂退休干部说，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有工作，生活都比较稳定”（编号A1230U）。一位退休技工说，那个时候的生活，“基本上都是由国家统一安排。一个人，到了一个单位，就不用你选择了，政府都给你安排好了。生老病死，当时政府差不多全包了。‘生’，比如说你生小孩啊；‘老’，比如说，年龄大退休了，也包；‘病’，都包，直到员工死亡，都是单位统包。”（编号A1132）一位港务局退休码头工人回忆说，改革开放之前，“‘阿爷’①那个时候嘛，吃饭什么的，都有保障的嘛，总之就算吃不饱也不会饿死，想不好都不行。”（编号A1244U）
就看病来说，一位退休工人描述说，“医疗是100%的报销，只要写张单去就可以报销了，好像你看病用了一百元，拿张单②去单位就行，这就是睇病③写单。就是家属也有公费医疗。”(A1344L)就住房来说，该退休工人说，工人享受住房福利，尽管面积小，条件简陋，但“房租很便宜，以前的房租真的很便宜，而且房子有什么问题，好像漏水、厕所塞了，这些都可以找人来修理，是免费的，不像现在有什么物业管理的，什么都要钱”。（编号A1344L）此外，“学费非常便宜，因为子女都在单位办的学校读书。如果你有困难，去工会写张单子到学校就可减免学费。而书本费虽然要自己付，不过非常便宜的。”（编号A1344L）所以，一位退休工程师说道，“以前觉得有一种安全感，不怕，有我们党，生老病死，我们有共产党，怕什么？工作好好干就行了。从来没有什么怨言！生活在这个社会，觉得社会主义好！或者说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编号A2223Y）
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解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使人们产生了安定感、稳定感、依赖感（觉得自己有了依靠）。尽管今日的退休老人并非都认同或肯定计划经济时期的各种制度或做法，但对于免费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加以肯定。这种社会保障和福利的体验，构成了今日退休老人评价今日老年社会保障和福利的参考系。经历和体验过这种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人们，尽管也清楚当时的保障和福利水平并不高，但他们却依然对当年由社会保障和福利所提供的安定感和稳定感念念不忘。以此作为参照系，对今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形成某种隐蔽的价值尺度。以医疗保障为例，由于改革开放以后所启动的医疗保障的改革难以适合他们的这种价值尺度，便使得退休老人产生了纵向相对剥夺感。
2.医改体验中的纵向相对剥夺感
并非所有的退休老人在社保方面都具有今不如昔的感觉，如离休老干部、公检法部门的退休干部等（他们都享受免费医疗保障）。但是，医疗改革后，普通退休老人大都反映医保费不够，病不起。一位退休女会计说：“这个医疗改革对我们来说影响可大了。特别像我们老人家，有病的，一次看病的钱就要两三百了，你说呢？在改革开放以前，医疗都是公费，就觉得无所谓，病也好不病也好，都可以报销。但现在好像感冒这样的小病，也得一两百块啊。所以现在都说病不起，真的病不起。”（编号A2222Z）一位退休企业干部说：医改后，“我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担心。一般六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病痛，这些老年病都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治好的，比如心脏病、高血压等。……可以说在医疗消费项目上，已经冲掉了我其他的消费项目。……我现在反正都老了，对社会也没有什么贡献了，社会也不管我了，但是我死了没有关系，我不希望让我的下一代背上医药费。这是最惨的问题。所以老年人最担心这个，我死了不要紧，还要下一代为我背上医药费的债。有了这个思想以后，就会在心里想，我为国家搞了几十年怎么搞成这样子啦，……医药费都不能满足，你说老年人怎么看？”（编号A1221L）医改一方面导致医疗价格大幅攀升，另一方面，老年人的医保费偏低，难以满足正常的治疗需要，导致退休老人产生被抛弃感。这种被牺牲感在另外一位退休企业干部那里表达得更明显：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很多人因病而一夜变贫啊，每个人都担心这种事情。以前是医疗百分之百报销，药费也没这么贵，现在的医疗费贵得简直离了谱。……我们这代人就是牺牲了利益。我们那时候没有搞什么医疗保险的，没有钱积蓄，现在到老了，才开始搞保险。去年才开始搞医保，我们一个月的退休医保才80多块钱，今年开始才106块钱，你说一年能积蓄到多少钱呢？现在看一次感冒都要两百多块钱。……我们怎么有钱看病呢，所以就说我们病不起啊。……现在国家要牺牲一两代人的利益，就是我们这一两代人的利益。” （编号A2030X）
医改的结果导致退休老人感觉到自己是被牺牲的一代。他们现在医疗保障上所得到的待遇，比过去免费医疗时代要差得远，尽管那个时期医疗水平并不高。而医改之前的免费医疗保障，则成为退休老人用来评价今日医改的参照系。相对于这个参照系，普通退休老人产生了相对剥夺感。一位退休工程师在接受访谈中谈到了这种感受：“我觉得我们这代人以前是拼命干。我们那时候是党分配到哪里就是哪里，不是我挑的，拼命干，干完到最后，老了病了，就把我们忘掉了，就感觉到有点、有点、很不是滋味。但想想当时拼命干也不后悔。反正现在年轻人当权，把我们这一代人都忘了。就这样想想，也没有其他什么。反正现在年轻人当权，把我们那一代人的艰苦都忘掉了，就算了。即使散步聊聊天，发发这种感叹，就算了。”（编号A2223Y）
这个退休老人明显地感觉到今日的医疗待遇与他们那一代人在过去的贡献不成比例，也就是说，违背了他们所预设的价值尺度。在他们没有退休以前，他们做出了很大的自我牺牲，无私奉献，忘我劳动，而所得极少。今天，在他们的身体有着需要、同时又希望国家对他们过去做出的“牺牲”有所补偿的时候，国家却实行了医改，其结果是，国家在医疗保障上能够给与他们的十分有限，远远满足不了退休老人治疗的需要。在退休老人看来，他们在过去付出的贡献（自我牺牲）与今日所应得的回报（医疗保障）脱节，也就是说，他们的贡献和回报之比背离了他们所设定的价值尺度。因此，他们产生了被“忘掉”的无奈感觉，这其实就是一种相对剥夺感，即纵向相对剥夺感。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退休老人都拿不出看病的钱。同样是上面那位退休工程师说：“生活上不会因为看病，三餐成问题，没有，基本上有保障。”他们之所以产生被“忘掉”、被“牺牲”的感觉，是在于今日的医疗保障背离了他们那一代人的“贡献”与“回报”之间的价值尺度。那位退休工程师接着说道：
“我三分之一（工资）都用在看病上，很多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心血管、高血脂、心率失常，所以为什么我讲讲就停下来呢，跳得不正常，它跳跳跳，不舒服，要吃药。……我的钱三分之一都用在这上面。（不过）总的说来生活水平还是比较高，应该这样说。你说这个钱出不出得起，现在来说也出得起，出得起。但是从福利这个观点来看，就没有以前好，应该‘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是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说实话，年轻的时候，当牛当马，到老了，就好像没有什么优待的感觉。年轻时候虽然也优待我们，但我没用什么东西啊！那时候工资低薪制，几十块钱，没什么钱，哪里有什么钱存？”(A2223Y)
显然，医改政策没有对新旧两代人进行区别对待，使得退休老人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尽管他们也不是没钱看病，但他们觉得这个钱不应由他们自己出，因为他们过去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在当时没有得到足够回报，也就是说，国家亏欠了他们，理应在今日的医疗保障中给以补偿。但事实上，医改政策与他们的这个价值尺度产生冲突，因此，毫不奇怪，他们会产生不公平感。一位退休中学老师谈到医改时说道：“现在把职工推回去，像我们这些为社会贡献了几十年，积劳成疾的，就很不公平了。”(A2121Z)。而这种不公平感，实质上就是一种相对剥夺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家的医改政策背离了退休老人所设定的“公平”尺度，而这个“公平”尺度，实际上就是一种价值尺度。
3.对策
尽管退休老人对医改政策产生不满，但作为弱势群体，却无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更无力影响政策的制定。面对医改后治疗费用的增加，退休老人不得不采取措施自救。其中一项对策，就是尽量减少动用银行存款，减少消费支出，以留后路，做到有备无患。一位退休技工说：
“经过这么多年的经历，我们的思想相对比较保守一点。不会超前消费。起码要为自己的后路着想。因为以后不知怎么样。年纪大了会生病。到时候怎么办呢？以前什么都是国家管。现在大部分是自己管。如果没有钱，那就到此为止。但是生命还没结束。所以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就希望（过去）赚到的钱不去消费。这是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为什么说现在银行几万亿人民币，你叫他们消费，他们也不会去消费。就算现在银行的利息到零，甚至要交管理费，他们都不会拿出来用的。”(A1132L)
另一位70多岁的退休老工人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
“就说医疗吧，没病就好，我现在医疗有106元一个月，没病没痛这些钱就可以剩下，如果有病，这些钱不仅没得剩下，还不够呢。千万就是不能病。如果病了，唉，那数目就难以计算了。以前就能报销，现在就没有了，而且用的钱多了，是差了点。其实病是没得想的，很难说的，我已经这么老了，担心不了这么多，世事变化莫测嘛。能过一天就一天了。不过我基本上都把钱存起来的，一是因为我们没什么大的支出，二是可以备不时之需嘛。”(A1344L)
因为医疗保障制度不足而采取储蓄的方式以自保，可以叫做“强制型储蓄”。这种储蓄客观上在为国家的医疗改革政策的偏颇“买单”。由于这种储蓄的强制性，它客观上挤占了退休老人在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限制了他们在其他领域改善生活质量的能力。
不过，医改对退休老人所造成的冲击状况，还取决于他们的子女对他们的经济支持程度。后代的社会分层，直接影响到退休老人的医疗。道理很简单，仅仅通过退休老人自己节省开支，能够省下来的钱是十分有限的，对于应对突如其来的大病，很可能只是杯水车薪。所以，子女的收入可以弥补退休老人的医保费用的不足。换言之，在医疗上，家庭保障弥补了国家保障的不足。下面的引文是一位退休码头工人在接受访谈中的谈话：
访问员：那就您本人而言，你觉得这些改革［医改］对您的消费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受访者：没有什么影响。
访问员：为什么呢？
受访者，影响力不大。
访问员：为什么不大呢？
受访者：因为我儿子做生意赚到钱啊，我自己嘛又有退休金的，有什么影响呢。
访问员：喔，可以享享福了。
受访者：现在就是享儿子和享共产党的晚年福。(A1244U)
显然，子女的社会分层影响了退休老人的医疗保障，并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纵向相对剥夺感。但是，对于子女也处于社会底层的退休老人来说，这种纵向相对剥夺感注定是难免的。
四、结论
城市退休老人是城市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弱势不但在于权利之弱，而且在于，由于他们的角色不再是生产性的，社会在有关他们的权利和利益问题上呈现出“静音”状态。因此，他们的利益和权利常常可能被忽略，并常常被社会边缘化了。作为一个身体逐渐衰老的群体，他们不但无力组织抗争，而且也难以在话语体系中发出自己的强音。
人都是要变老的，任何人都逃脱不了最终要衰老的命运。如果因为生理机能的衰弱而失去应有的权利，那么，或迟或早都会让每一个人尝到苦果。而避免这种苦果的办法之一，就是制定公平的社会政策，建立尽可能普遍的社会公民权。为达此目的，我们就必须了解各个弱势群体对社会政策的体验和经历，让社会倾听他们的声音。退休老人的纵向相对剥夺感，是我们制定更为健全的老年社会政策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从学术的角度看，退休老人的纵向相对剥夺感，为我们扩大“相对剥夺”概念的含义，提高它的解释力，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相对剥夺感的形成离不开时间的维度，这不仅在纵向相对剥夺感中是这样，而且在横向剥夺感中也是这样。但纵向剥夺感不同于横向剥夺感的地方之一，不在于二者都涉及纵向的比较，而在于参照系的不同。引起横向相对剥夺感的主要来源是个人与横向参照群体的比较，而引起纵向相对剥夺感的主要来源则是个人与纵向参照群体的比较，即与个人在过去的某种状况的比较。所以，相对剥夺感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横向的，一类是纵向的。换言之，我们不但与他人比，而且与“过去的我（我们）”相比。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但要在各项政策中体现横向比较的社会公正，而且也要体现出纵向比较中的社会公正。
［收稿日期］2007-05-25
注释：
①广州地方习惯用语，指“公家”。
②广州方言，指发票或收据。
③广州方言，指“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