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中国化：对中国社会更迫近的科学解释与改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中国社会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学在中国重建已近15个春秋了，反顾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我仍感重提“社会学中国化”这一论题之必要，因为社会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的特殊性必然要求它自始至终地贯彻通则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原则，舍此难以有社会学在中国的真正发展。
一、“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表现在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是西方社会工业化发展的产物，如社会学的开山鼻祖奥古斯特·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马克斯·韦伯都是法美德等西方工业文明国家的。在中国“社会学”自严复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为“群学肄言”（1903年出版）和章太炎1902年翻译出版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夫的《社会学》而开始传入中国，这种“舶来品”特性，使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为西方社会学所左右，跟随西方社会学亦步亦趋，“无论是在理论框架，使用的概念，研究方法，甚至研究主题上，中国社会学始终无法摆脱西方社会学的阴影。“（台湾，叶启政教授）正是这种为人所左右的“舶来品”性质，使社会学在中国不能准确地解释中国社会，于是一些社会学者开始反思，开始有了强烈的社会学“中国化”倾向，试图通过“中国化”以求更迫近对中国社会的科学解释和科学改造。而重建社会学近15年后的今天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状况也不令人乐观，比如迄今为止仍只有十余所大学设有社会学系，且招生人数极为有限；就是如此，社会学系在一些大学里还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停招了一两年。这就不能不使人想起“社会学中国化”的现实原因远非一言能尽，但至少可以说在一些人的思想中“左”的思想仍然很严重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社会学又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现在还不能为社会大众所了解，因而一有风吹草动，社会学难免独木难支，风雨飘摇，也因此很多学者大声疾呼“社会学中国化”其目的大概有二，一是坚持社会学的社会主义方向，二是强调社会学要能解决实际问题，为大众所了解，为大众所用，壮大社会学力量，以求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体系。
总之，“社会学中国化”口号的提出与存在是历史的产物，必须历史地看待。我们没有必要在文字本身上作表面文章，而是应该求得共识。这就是看到“社会学中国化”口号的积极意义，去动力研究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努力研究中国社会思想，特别是努力研究中国历史社会与现实社会，从而达到建构能更科学解释与改造中国社会的社会学体系的目的。
二、“社会学中国化”的学科必然性
“社会学中国化”是社会学学科性质决定的。社会学是研究人与人类社会的综合性具体科学，它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因此不管它在两者之中定位如何，都存在社会学“本土化”的客观要求。当然由于每个人对社会学定位偏向的不一致性，人们对社会学“本土化”的看法与要求就不一致。那些强调社会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性，而强调社会学与人文科学相似性的学者，往往强调社会学的特殊性，而对社会学的普遍性不大重视，因而在他们那里，社会学“中国化”的要求就强烈些；而那些强调社会学作为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同性，却忽略或不重视社会学与人文科学的相同性的学者，往往强调社会学的普遍性，而对社会学的特殊性不够重视，因而在他们那里，社会学“中国化”的要求就较弱甚至没有。但是如果我们能辩证地看到社会学的学科性质，那么不管我们作何种定位，社会学必然是具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很多内在特性的，因而社会学必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是通则化与本土化的统一。同时我们如果能注意到科学发展的最新趋势，不是刻板地区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特别是看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姻这一新特点，自然科学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绝对普遍真理，因而社会学不管如何定位都是具有本土化的客观要求的。在社会学“中国化”这一问题上，应该既强调社会学的普遍性，通则性与全球性，又强调社会学的特殊性，本土性与中国性。在今天我以为借用“社会学中国化”这一口号决不是将世界社会学隔离于中国之外，而是一者尊重历史，二者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大胆地借鉴西方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与历史社会，特别是现实中国社会目标，一是要把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应用于中国社会，以期化出能科学解释与改造中国社会的社会学；二是从中国社会思想与中国社会特质中化出科学的社会学，从而形成社会学的中国流派、亦求科学解释与改造中国社会。这种奠基于中国社会的社会学必须参与国际化，全球化的社会学之中，既影响国外社会学，又在相互影响中求得进步发展。在这方面，我赞同美国社会学家林南教授的观点——社会学中国化，不在于也不应该停止于“本土化”，社会学中化，可以说是国社会学“全球化”的一个过程与手段。作为科学的社会学，必须具有超越空间地域的绝对真理部分，那种“中国化”后的社会学，如果不能解释外国社会（暂且不论这种解释能在多大程度多大广度上科学地解释，但是它必须含有科学解释的绝对真理部分），那么这种“中国化”的社会当显然不能称其为科学。因为人类社会不管他有多大程度的不同，总有一定的共性（普遍性）；因而对这些共性的认识必然有共性的特征。科学的社会学必然含有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成分，因而中国化后的社会学不但要能对中国社会作更迫近科学地解释，而且要能推动社会学的全球化发展，与其他本土社会学一起更迫近对人类社会的科学解释。
三、“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与方法必然性
根据知识社会学的观点，知识是文化的产物，与特定的社会结构有关；知识受其所特定社会结构影响而表现出相对性。知识社会学的知识“相对观”是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渊源之一，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征，因而研究社会的社会学必然反映出其不同的特性，不同的流派，社会学本土化是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本身存在与发展的客观要求。由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及人组成的社会，人既是研究的主体，又是研究的客体，社会现象很明显地受时间与地域的限制并且往往具有不重复性，这就决定了以人和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知识具有鲜明的“相对性”，社会学理论与方法都具有及其强烈的文化背景影响。
社会学理论是由概念、命题组成的。概念是人们对同类事物本质属性的抽象，命题就是要表达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论则是由一系列命题组成的，因而在一国成长起来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只可能是对其所观察到的有限社会现象的反映。概念只可能具有相对的准确度，要把它推广到其他社会看似相同的社会现象中，除了首先要考虑其内在效度外（即这个概念对它观察到的同类事物的抽象的准确程度），还必须考虑其外在效度（即这个概念可推广的普遍程度），这实际上就要求我们注意不同社会的特征，因而概念本身也面临着本土化的要求（当然这种本土化只是通则化的一个阶段与手段）。概念既是如此，更不用说命题与理论体系了，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同一概念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同样的命题可能表达的是极为相佐的意义，同样的理论表达的也可能是不尽相同的含义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含义。理论的成立必须有相应的辅助假设作前提；不同的社会，辅助假设可能并不适用或不同，因而理论必然存在相对性，当然这种相对性是有程度差异的，有的理论可能具有极其广泛的普遍性，有的理论则可能只具有极其有限的普遍性。一个社会的文化背景与理论有着极其深刻的关联度，虽然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往往难以感到，但是其客观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文化中心主义者往往不自觉地以自己的文化去理解其他社会的社会现象因此常常犯错误，要正确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必须在坚持普遍性原则的前提下采取文化相对主义观。
理论的通则化与普遍化一方面有赖于它建立的基础，一方面有赖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包涵不同时空下的社会现象，因此从西方社会学能否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的角度看，就是一要批判地剔除隐藏在西方社会学理论背后的不适合中国社会的辅助假设，而看它是否通用于中国社会，如进行重复实验；二要重新考虑效度问题，社会学中国化应当首先认真研究西方社会学理论，考察其内在效度与外在效度，研究变项间的关系必须考虑是否存在干涉复项的问题。对于命题与理论的验证不应只停留在表面上是否通用的局面，而是要对其意义作重新考查，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时表面上的同一命题与理论可能表达的意义完全不同。例如对于“学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之一”这一命题在日本社会与中国社会经验证都是通用的，但是其含义在不同的国家却不尽相同，在日本这个核心家庭多的国度，儿童社会化的更多责任是其母亲承担的，在中国扩大式家庭多一些，儿童社会化可能是由父母亲共同承担的，也可能是由祖父母或外祖父外祖母承担，也可以是家庭中兄弟姐妹亦扮演重要角色，这就要求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简单地验证上，而是要注重考查其内涵。如果不先搞清楚不同的文化背景因素，不考查内在效度与外在效度，验证不但往往是无效的，而且也往往难以科学地进行。仍以上述问题为例，当你要在日本与中国验证这一命题时，你将面临调查方法的选择问题。如果你以直接方式问，你将面临人们对“家庭”的不同理解，因而答案是否合乎你要求的效度就很值得怀疑。如果你对“家庭”实行分解测量，逐个测量人们对“家庭”中的不同成员在对某一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位置问题，显然你自己面临着首先清楚被研究者的文化背景问题，因为如果你的家庭分解测量表不能很好地反映被测者的文化背景，那么你的测量表的效度和你测量的效度就很值得怀疑。举这两个简单例子只是想说明在社会学中国化过程中，哪怕是在给西方社会学作注脚的重复验证工作，亦必须研究中国社会特质作“中国化”的辛勤工作，何况我们的目的是要从中国社会特质中提升出社会学的中国流派，可见“中国化”是多么必要！
事实上，社会学理论的中国化、不但是理论产生的要求，而且也是理论在应用中发展的要求。理论不仅要有科学地解释功能，而且要有预测功能，能帮助我们科学地变革与改造社会，这种改造社会的要求由于是满足人的需要，因而必然带有人文主义的色彩，因而理论的中国化似乎能为更多人们所采纳，（当然也有很多学者强调社会学理论的科学性与通则性、普遍性、而比较反对在一个科学的学科名称前题以一个国名。）特别是在大陆学者当中，人们几乎普遍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西方社会学理论从本质上说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因此无疑要借鉴必然“中国化”。这自然是正确的，但是应该看到，这只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一个理由，更重要的是西方社会学理论是在正确把握其社会特征后建构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社会学中国化就是要善于学习西方社会学理论建构过程之中的经验，正确把握社会特质，建构起能更科学解释中国社会，并在此基础上能更有力地维护中国社会的持续稳定与协调发展的社会学中国流派的理论体系。
如果说中国大陆学者对社会学理论的中国化是否必要尚有分歧的话，那么他们对方法的中国化是否必要就几乎没有什么分歧了，那就是认为方法没有必要中国化。他们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方法是没有阶级性的，因而就不存在中国化的问题；这种理由看起来颇有点振振有词的味道，但是仔细一推敲就发现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阶级性只能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即站在谁的立场上问题），而不能解决是否有能力科学地为谁服务的问题。社会学理论的建构必须奠基于方法之上（含方法论），方法的取向直接关系到理论的框架问题，方法的使用直接关系到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而事实上从原始点上说方法的产生与发明是直接地根基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的，因而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使用同一方法时也必然要解决与当地社会相结合的问题，而且对同一件事情的资料收集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也必然存在方法的不尽相同性或巨大差异性，一种方法之于一个社会能够有效地搜集到相关的材料，但未必对于另外一个社会也能有效地搜集到相关的材料。因而是否有能力为谁服务的问题决不是由阶级性判定的，而是由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所决定的；有无阶级性并不能作为本土化有无必要的判明标准，从根本上说只有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本身才能作为有无必要社会学本土化的判明标准。台湾学者叶启政教授曾经精辟地指出：“科学方法与概念的适宜性，也就是说它之所以是可以称之为“科学的”，要看是否能够恰当地捕捉特定时空下的现象的神貌，使用某一种方法在某个地区或某阶段时间内是可以收集到相当准确的资料，同样地，使用某个概念是可以相当贴切地描述某个地区或某段时间内的现象，但是同一方法或同一概念用于其他的地区或时间时，却未必能够恰切地捕捉其本应具有的神貌，如问卷，态度量表都有其适用范围。我们在使用态度量表等问卷时，无疑要面临特定社会的人们的认知能力问题，而这些被研究者对自己态度的自我认知能力则直接关系到测量的效度问题，即是说对于一个很有内在效度的态度量表也必然面临它能在多大程度普遍化的外在效度问题，如果没有外在效度，又怎么能拿来测量呢？而且我们也面临着一个在国外很有逻辑效度的量表，由于跨越时空而变得不具有逻辑效度或逻辑效度差的难题（这可能是由于跨越时空，概念发生歧义未能取得一致认识的缘故）。又如中西文化背景不同，对于哪些是敏感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在西方收入工资、年龄往往是不宜直接提问的，属于隐私权范畴一般不得轻易侵犯；而在中国则完全不同，可以直接提问，因此在设计问卷或访谈时要了解工资、年龄情况，其方式方法也必然存在差异。举以上两个简单例子只是想说明即使是方法的使用也要联系不同社会的实际，重新考查其内在效度和外在效度，和其他因素的变化，从而根据情况，考察方法的适用性程度与广度，以及对方法作适当地变更，修改等；从而最终有利于获取被研究对象的真实资料，有利于准确把握与科学解释和预测研究对象的发生、发展状况。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中国化是社会学发展的客观要求。
四、小结
“社会学中国化”是社会学在中国的历史性质，学科性质以及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本身的要求所决定的，是社会学在中国存在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要求。“社会学中国化”的目的就是要建构奠基于中国社会而能更迫近对中国社会的科学解释与改造的社会学中国流派，它既是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客观必然要求，也是社会学在全球发展的客观必然要求。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属于全人类的，它不可能离开外国社会也不可能离开人口占人类近四分之一的中国社会而发展。社会学的发展必然要求它在中国社会的发展，社会学的全球化，通则化与普遍化发展不可能没有社会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化”）。“社会学中国化”既是中国社会的特定要求又是世界社会学的普遍要求。“中国化的社会学”决不可能孤立于世界的社会学体系之外，相反它应是融社会学的共性与个性于一体，融通则化，普遍化与本土化、特殊化于一体；最终有助于我们能科学地解释与改造人类社会的全球化的社会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当前“社会学中国化”的当务之急仍是一要认真研究西方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二要努力研究中国社会思想，中国历史社会、特别是中国现实社会特质；舍此不可能有社会学在中国的真正地健康地发展。但愿中国社会学能加快其“中国化”的进程，更加广泛更加准确地迫近对中国社会的科学解释与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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