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中期士人的标榜习气及其影响——对儒林与文苑的双向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儒林论文,习气论文,文苑论文,明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照习惯，我们分别以成化和万历朝为界，把明代270多年的历史大致分为前、中、后期（晚明）三个阶段。就士人的学风和心态而言，作为承前启后阶段的中期更应当值得我们关注。与前期士人趋于平和保守的心态不同，中期士人大都乐于张扬和标榜，这充分体现在他们在学术上的标新立异、对于一己之名声和学说的大力传播以及对个性的积极张扬上，其标志便是心学的风靡、书院讲学活动的勃兴和文学社团的繁盛。
一、儒士的标新立异与心学和书院讲学活动的勃兴
明朝号称以理学开国，前期几代帝王都大力倡导程朱理学，敦行教化。但一切以程朱理学为标准也极大地钳制了士人的思想和创造性：“成化以前，道数尚一，而天下无异习，士大夫视周、程、朱子之说如四体然，惟恐伤之。”（黄佐：《眉轩存稿序》，《泰泉集》卷三十五）从而形成了“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局面。此种状况到中期逐步发生了变化。陈献章从学贵自得、“学贵知疑”的思想出发，对程朱学说进行了大胆的怀疑。他与弟子湛若水一起，倡明心学，在程朱理学盛行之时开辟了一方新天地，成为明代学术思想转变的分水岭，可惜其传不远。弘治、正德年间，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创立，彻底打破了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士人“靡然从之，纷其盈矣”，趋之若骛。
为什么心学甫一建立就风靡士林？这是因为它切合中期士人“厌常喜新”、求新求变的心理。当时著名学者杨慎就有深切的感受：“宋儒格物致知之说，久听厌闻。良知及知行合一说出，新人耳目。”（杨慎：《蒋兆谭戏语》，《升庵集》卷七十五）可以说阳明心学如一剂强心针，给明中叶渴望冲破理学迷雾的士人注入了巨大的活力。无论从接受者和发明者而言，阳明心学的建立和风靡都具有“标新立异”的性质。《明史》本传曾称王阳明心学的创立是“矜其创获，标异儒先”，虽然略有微辞，但却真实地揭示了王阳明倡明心学之时的心理状态。王阳明是一个自信心和意志力都格外强的人，他虽然一生屡遭磨难，但最终在事功和学问两方面均有建树。在为学方面，他能由原来的崇信朱子的格物致知到最终发明致良知之说，除了具有较高的悟性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具有不囿前贤的怀疑和创新意识。他曾认为：“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如果“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中）这种不畏权威、敢于怀疑、敢于标新立异、坚持己见的胆识和勇气正是王阳明建立心学的内在心理基础。
王阳明以他的胆识和才智“倡其新说，鼓动海内”（《日知录》卷八），影响不只在士林，而且波及朝野内外。究其原因，一是明中期国势渐趣衰微，朝政日非，程朱理学流于虚伪，假道学泛滥成灾，士风民心颓坏不堪。王学不失时机出现，在当时就具有收束人心、挽衰救弊的功效。二是王学的平民化色彩及其对主体精神的高扬易为包括士人在内的社会中下层百姓所接受，这是王学重视心本体和“知行合一”的必然结果。王阳明所宣扬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传习录》中）的思想为平民百姓成圣成贤的理想提供了理论依据，激活了他们的主体意识和平等观念，使一大批出身贫贱、文化程度不高的凡俗百姓成为具有较高造诣的心学家或追随者。例如，王阳明的得意弟子王艮即为灶户出身，而王艮的弟子门徒中，盐民、陶工、商贾、农夫、仆役诸色人等，应有尽有。除了上述两点原因外，王学门徒借助于书院讲学活动来大肆宣扬和标榜自己的学说，也是王学在明中后期风靡天下的一个主要原因。
据统计，明代全国书院多达1239所，大大超过了宋、元时期。（注：参阅陈元晖《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从时间上看，多数属于成化至嘉靖这一阶段（即明中期），恰与心学的发展同步；就地域而言，其中超过一半的书院处于人文荟萃的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一带，也与心学传播的核心区域基本吻合。王阳明于讲学用力颇多，龙冈书院、贵阳书院、濂溪书院、稽山书院、敷文书院等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王阳明殁后，他的众多弟子也热衷讲学。如王畿，专以推明阳明学说为己任，黄宗羲谓其居“林下四十余年，无时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皆有讲舍”（《明儒学案》卷十六）时人曾对当时讲学的盛况有所描述：“至正、嘉时，湛甘泉、王阳明诸先生出，而书院生徒乃遍天下，盖讲学于是为烂漫矣，而阳明良知之学为尤盛。”（陆世仪：《高、顾两公语录大旨》，《桴亭先生文集》卷一）可以说，聚众讲学是当时心学家张扬、标榜自己学说的主要手段。
王学诸人虽然热衷讲学，但对王阳明并未顶礼膜拜，亦步亦趋，而是对其学说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融入了自己的一得之见，形成了许多门派。这是王学所高扬的主体精神和标新立异特点的反映，也是王阳明注意尊重和培养门徒个性的结果。江右王学偏于守成，因而被称为能“得其传”，浙中学派、泰州学派则发展多一些。明清时期王学诸人能得其师之正传者大多受到了褒扬，由今观之，褒扬的获得却是以丧失自己的学术个性为代价，是王学所张扬的主体精神和独立意识的退化。与此相对的是王畿和王艮等人，他们能够不固守师说，勇于创新，“发文成所未发”，多少已经具有了离经叛道的意味，这与他们的“狂者胸次”和喜好标新立异的心态是分不开的。如王艮早年为人狂傲，高标傲世，在会见王阳明时身穿奇装异服，招摇过市，引得观者环绕市道，轰动南昌城。如此张狂的个性深得颜山农、何心隐、李贽等人称赏，而这些人在张扬个性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大力肯定自然人欲，追求感官享受和精神自由，以至最终“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正是由于中期王学诸人在学术思想和为人处事方面勇于创新和高标自我，才导引了晚期社会人性解放新思潮的形成。
二、文人的标榜张扬与文学社团及文学流派的繁盛
如果说明中期以心学家为代表的儒士大多数喜好标新立异的话，此时的文人（注：本文中的“文人”是狭义的概念，与“儒士”相对，二者合称“士人”。）则更多地侧重于标榜张扬。实际上，热衷标榜是明代文人普遍具有的心理特征，只是中后期的文人更为明显而已。
文人们热衷标榜的显著标志和直接结果，是文人社团和文学流派的繁盛。据郭绍虞统计，明代的文人社团大约有176个，（注：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10页。）大大超过了唐、宋时期。相同的兴趣、共通的主张使趣味相投的人们容易走到一起，各个社团也就具有了各自的特色，而为了扩大影响，相互之间的标榜习气就在所难免。更多的时候，结社是以“品题”为基本骨架的，而但凡品题，无不带有标榜的意味。郭绍虞曾说“明代文人只须稍有一些表现，就可以加以品题，而且树立门户。”（注：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18页。）的确如此，明代文人品题之多也为历朝之冠，以“三才”、“四杰”、“七子”、“十才子”这些人们熟悉的说法来品题的社团成批量涌现，甚至出现了“十二子”、“十四子”、“四十子”等种种夸饰的说法。不可否认，被列入上述诸“子”中的一些人物，并没有在文学史上发挥多大的作用。然而，他们却借助于品题而名载史籍。
在品题结社的基础上如果提出了明确的口号和主张，就形成为文学流派。明代文坛流派纷呈，迭相更替，各种主张、观点层出不穷，极大地刺激了文学的发展；同时，流派之间的相互攻击、党同伐异，流派内部的勾心斗角、争名夺利也在所难免，可视为文人们热衷标榜的副产品。作为明代文坛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七子派的标榜习气是最为严重的，对于由此而产生的弊端，历来的文学史家已经给予了充分的认识，但对他们热衷标榜的内在心理还有待进一步挖掘。早在前七子之前，李东阳就已经着手倡导复古，但终因性格上依违柔媚而无多少成效。李梦阳敏锐地发现了症结所在，与康海、何景明等人一起高檠复古大旗，鲜明地提出“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的主张，嘉、万年间，李攀龙、王世贞复起，最终将复古运动掀向高潮。在此过程中，他们甚至用许多偏激的口号（如“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宋无诗、唐无赋、汉无骚”；“元无文”等）来标榜自己的主张，不惜授人以柄，就是因为他们明白不破不立、不下猛药难以根治顽疾的道理，可以说，七子派复古运动的发展壮大就是得益于他们不遗余力的标榜。
其实，不惟七子派，凡是文学流派，都少不了对自己文学主张的标榜和张扬，因而也都多少具有一些弊端和缺憾。因为要破旧立新，标门立户，便容易失去平和之心而走极端，矫枉过正便成为普遍现象。对此，郭绍虞曾下过一个断语：“一部明代文学史，殆全是文人们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历史。”（注：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13页。）但我们不能对这些流派求全责备，在看到其弊端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它们的出现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它们既有“破”的一面，更有“立”的一面。它们的兴衰更替导引了明代诗文发展史和批评史的基本走向。这种依次更替的过程基本上是一个后者对前者的辨正否定的过程，批判与继承同在，创新与守旧并存。但无论如何，没有陈陈相因。在推陈出新、创立流派的过程中，各种观点融合、碰撞，流派之间切磋、争鸣，张扬标榜，从而使文坛趋于活跃，促进了文学的繁荣。明代诗学理论发展史上的格调论、意象论、神韵论、性灵论的产生就是流派之间争鸣标榜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实在应该对明中期文人勇于标新立异、乐于张扬标榜的精神给予足够的重视，充分认识到他们在晚明以至明清之际学术风气转换中所起的作用。清人对明代文人标门立户的作风往往给予严厉的指责，自己却走上了调和折中的道路。他们在诗文理论方面没有提出全新的见解，大多只是在明人已经建立的概念和范畴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和深化而已。从张扬个性或学术创新的角度来看，明人倒更值得称赏。
三、文人与儒士的交互影响及其标榜习气之异同
从明中期学术思想的总体状况而言，儒士与文人的标榜习气是相互影响的。其表现首先在于儒林与文苑的分别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文人与儒士的身份可以相互转化。例如，王阳明早年就是与李梦阳等七子派成员一起习练古文辞的，据黄绾《阳明先生行状》记载，王阳明于弘治“己未（1499年）登进士，观政工部。与太原乔宇，广信汪俊，河南李梦阳、何景明，姑苏顾璘、徐祯卿，山东边贡诸公以才名争驰骋，学古诗文”，（《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八）后来才转向儒林发明心学。而李梦阳晚年也有向德业儒士靠拢的努力，所写就的《空同子》八篇颇具理学色彩，当时的理学家吕楠就因此称他“为刘、曹、鲍、谢之业，而欲兼程、张之学。”（焦竑：《玉堂丛语》卷七）需要说明的是，阳明心学对中后期的文人具有深远的影响。康宋派的唐顺之、王慎中等人文学思想的转型就是在心学的影响下发生的，至于心学对晚明公安派文人的影响则更不待言。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明中期的儒士和文人生活于同一社会现实中，具有大致相同的人生体验和追求。彼时士风不振，学风日溺，程朱理学和八股时文如烟瘴弥漫，这就迫使一部分有识之士在扼腕长叹的时候积极寻求变革现实的良方，李梦阳的复古与王阳明的心学便在文苑和儒林两块不同的领地上孕育而生。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终于使明中叶的士风文风学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复古与心学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遗憾的是，学界至今仍然对二者能够“齐驱不倍”（注：见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第303页。）的事实心存疑惑。
值得注意的是，在复古和心学思潮席卷士林之时，在文苑和儒林中真正不依傍门户而特立独行的是杨慎、徐渭、吕坤诸人。杨慎于七子派复古之风盛行之时，“一空依傍，于李、何诸子之外，拔戟自成一队”（沈德潜：《明诗别裁》卷六）；徐渭在王世贞、李攀龙倡七子社时，“誓不入二人党”；吕坤呐喊“我只是我！”（《谈道》，《呻吟语》卷一）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他们虽然没有随波逐流，靠广引朋辈、互相标榜而得名，却是对“自我”的真正标榜。这种对“自我”的标榜和张扬既破除了学术上的盲从迷信心理，又砥砺了超迈的人格，值得我们大力肯定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