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性突破——邓小平新社会主义观的建立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新社会论文,历史性突破论文,科学社会主义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是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的理论前提。自从托马斯·莫尔提出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以后500多年来，各种社会主义流派都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观，从不同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的社会主义始终未能兑现。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这是社会主义学说史上的伟大变革和历史性创举。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在他们那个时代依据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的分析，重点解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走上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对未来社会的特征仅仅提出过某些很原则的设想。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欧亚一系列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课题第一次提上了实践的日程，并取得了某些辉煌的成就。但是，由于这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处的已是远远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和国情，由于在短短的70多年和40多年中从事这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不得不在林莽荒原中探寻道路，再加上若干主观上的原因，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尚难于把握，甚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也还没有做到准确的回答。正如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的：“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他还说：“苏联搞社会主义，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63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搞清楚。”中国和许多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教训表明，正是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不清楚”和“不清醒”，导致了曲折和失误，导致了许多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空前挫折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低潮。
邓小平同志在领导中国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系统地总结了国际的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经过对古今中外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历史的对比”和“国际的观察”，凝结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成果，第一次概括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多年来困扰各社会主义国家并使之付出沉重代价的根本性问题，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这一理论判断指明：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或手段，一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二是通过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因此，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包含了社会主义必有的不可或缺的基本特征，同时又剔除了那些本来不应属于社会主义而硬被当作基本特征的附加因素，从而科学地把科学社会主义同那些一向蔑视生产力发展的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被林彪、“四人帮”推向极端的“贫穷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也同反对“共同富裕”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
拨乱反正,还其科学的本貌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之所以经过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还没有搞清楚，从客观方面说，是因为社会主义这个新事物是在极其曲折和复杂的历史进程中诞生和发展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自在之物”，从主观方面讲，这也是更重要的，就是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陷于教条式的理解而僵化了，或者歪曲了，甚至把某些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或已经陈旧了的个别观点和论断也当作绝对真理，还有的则把一些不科学的观点强加到科学社会主义身上，尤其是在“左”倾路线下，象我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样，林彪、“四人帮”对科学社会主义肆意歪曲，颠倒是非，造成了理论上的极大混乱。因此，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首先就得拨乱反正，把颠倒了的是非端正过来。同时，还需要在新的实践检验中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总结新的经验，把认识推向前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5年，我们党基本上就是干的这两件大事。前5年，主要是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①。后10年，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同时进一步拨乱反正，从传统观念中那些不合乎中国实际、不合乎时代进步需要、不合乎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框框中解放出来，取得新认识。对于这一过程的内容，十三大作了很好的理论概括，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必然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必然要根据新的实践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到新的发展。”到这个十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江泽民同志对这一过程又作了这样的概括：“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抛弃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抛弃那些对社会主义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抛弃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思想，坚决反对那些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②。
拨乱反正，主要是把颠倒了的是非端正过来，恢复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这其中主要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同几种错误思想划清界限。
首先，要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四人帮”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的界限③。“四人帮”这种所谓社会主义，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他们从狭隘的小生产观念出发，望文生义地理解社会主义，甚至拉着社会主义的大旗推行小资产阶级和许多封建性的东西。不把这种反动的思潮同科学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永远搞不清楚。同这种思潮划界限，在理论上主要澄清以下四个问题：(1)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同志论述得最多的问题。他说：“‘四人帮’时期对共产主义的理解，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简直荒谬的很！”“我在1974年、1975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当时我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④。“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⑤。这样的社会主义才“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⑥“‘四人帮’提倡什么穷社会主义、穷过渡、穷革命，我们反对那些荒谬反动的观点。”⑦(2)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也把恢复按劳分配原则作为当务之急，从理论和实践上划清社会主义与平均主义的界限。他说：“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如果不纠正这种倾向，“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水平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⑧(3)愚昧落后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针对“四人帮”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制造的混乱和破坏指出：“‘四人帮’反对严格要求学生学习科学和文化，反对学生以学习科学文化为主，胡说这是‘智育第一’，是‘脱离无产阶级政治’。他们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并把今天掌握了文化的劳动者及其子女诬蔑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四人帮’这些谬论的流毒，现在仍然要大力肃清。”他说：“我们要掌握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各行各业的新技术新工艺，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在上层建筑领域最终战胜资产阶级的影响，就必须培养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些要求本身就是无产阶级政治的要求。”⑨以后他又多次讲，“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必须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培育“四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把精神文明认定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并把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奋斗目标。(4)闭关自守也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说：“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还有一些‘左”的政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灾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⑩“四人帮”混淆是非，硬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是“资本主义”。“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11)他又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当然“必须坚持独立自由、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12)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补充。这“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13)，“冲击不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基础”(14)，“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15)。经过这样的拨乱反正，“四人帮”制造的混乱，基本上澄清了。对此，邓小平说：“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也就是说，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16)
第二，要划清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界限，(17)搞清楚专制和专断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划界限，是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的一大特点。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所由脱出的母体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社会，旧社会的痕迹中封建性的东西比资本主义的东西要多得多。而我们国家的革命转变过程又有一种特殊情况，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18)因此，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浸入到了社会主义的肌体，产生了许多弊端，比如，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存在着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特别是权力过分集中和家长制现象，使得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很不正常，变成了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架于组织之上，以及上级对下级颐指气使，下级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甚至“尽忠”等等。另外还有，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而这一些弊端，都“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或者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19)。不彻底肃清这些影响，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就谈不上搞科学社会主义。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套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20)。
第三，要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搞清楚“全盘西化”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绝不是搞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左”倾思想搞得十分混乱和造成重大失误的一个问题，就是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把许多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批。近年在深化改革中仍有这种思潮，把改革开放的性质搞错，起初是怀疑说“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后来担心办特区不是社会主义，有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也有的人“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倾向，即从拨乱反正一开始，就有人搞“自由化”，主张中国要“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在近期改革开放中，国内外都有人以为我们是在搞资本主义，或者希望我们搞资本主义，或者以为这样搞最终要走到资本主义。这“左”、右两种思潮，都是混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为了划清两者界限，邓小平同志反复阐明了如下重要观点：(1)“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21)。(2)“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22)。“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绝不引进资本主义制度(23)。(3)“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24)。(4)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影响不了社会主义”；“三资”企业也“影响不了社会主义”；甚至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香港和澳门仍旧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也影响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从此看，“特区姓‘社’不姓‘资’”(25)。(5)“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富裕。”“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穷的越穷。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26)(6)“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27)。“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28)。经过这些精辟的论述，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不是社会主义，就非常清楚了。
拨乱反正，有破有立。拨乱的目的在于反正，就是说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观恢复到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解上去，包括我们过去在探索中曾经取得的积极成果和我们在新的实践中取得的新成果。这些成果就集中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
第一，恢复了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确立了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观点，这是邓小平新社会主义观的最显著标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论述社会主义时，从来都把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特征，而且把它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重要之点。但是后来人们对它作了错误的理解，其原因，一是，无产阶级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夺取政权即政治解放，因此必然把阶级斗争问题、革命和专政问题突出起来，而把为实现经济解放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放在了次要地位；二是，对国际共运中批判考茨基的“唯生产力论”产生误解，而对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正确观点，即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应该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政权大力发展生产力以补上经济文化落后这一课的观点，没有应有的重视；三是，执政党的“左”倾路线，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还“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且热衷于生产关系的“升级”，长期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推到次要地位，由于这样，对生产力问题不重视，不研究，即使在探索中曾经得到的一些正确认识也又被自己否定了；四是，在我国还有其特殊原因，就是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重点在于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在理论上大批“唯生产力论”，制造了极大的混乱。就这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一个通病：在实践上忽视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能充分发挥，不能改变穷社会主义的面貌；在理论上不重视研究生产力问题，直到十二大之前，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时，不论讲几条，都没有生产力这一条，以致形成了偏颇的社会主义观。邓小平同志在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生产力问题是他的新社会主义观的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在经济领域首先就是从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开始的。他说，“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29)他讲生产力问题讲得最多，而且都与社会主义问题联在一起：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立足于我国比较落后的生产力水平；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生产力；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主要的是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快更高地发展生产力；讲改革开放，主要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讲四项基本原则和外交政策，主要是创造国内稳定的政治局面和国际的和平环境，以保证生产力的发展；讲“一国两制”，也是着眼于香港、澳门等地区的经济繁荣，以利于整个中国的生产力发展；而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所以，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生产力问题已经到了迄今以来最充分最完备的程度。正是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第一次把“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的特征，写进了党的文献。十三大对此作了高度评价，指出这一成果是破除了“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十四大又把邓小平同志纳入了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载入史册，从而使新的社会主义观达到了完成的阶段。
第二，纠正了对公有制的教条式理解，确认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社会占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明确肯定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说无产阶级一旦夺取政权就要在短时间内干净全部地把所有经济成分都变成公共所有，相反，他们倒是认为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里也还是需要一个渐进过程和过渡时期。比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列举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10条和12条措施后指出：“所有这一切措施不能一下子都实行起来”；“它们将一个跟着一个实行”。而每一项措施的实行也有一个过程，比如对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将“逐步剥夺”，“愈来愈多地集中到国家手里”，随着“生产力的日益增长”，“这些措施实现的可能性和由此而来的集中化程度也将相应地增长。”这个过程的长短和快慢，“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当然是各不相同的”(30)。列宁也经常讲，“消灭阶级是不能一下子办到的。”“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必然是非常长久的。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和立法手段，只会延缓这种过渡，给这个过渡造成困难。”(31)但是，我们并没有弄明白这些道理，而只是简单地死记死背诸如共产党人的理论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以及“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等片言只语作为教条，不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为实现公有化的速度越快越好，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经营形式和规模越大越好，所有制结构越纯越好，于是把社会主义的这一个特征变成了一大、二公、三快、四纯，把社会主义扭曲了。经过拨乱反正和再认识，现在我们已经调整为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同时发展个体经济、私人经济、“三资企业”和“独资企业”为补充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使公有制这一特征具有了实际的内容。
第三，端正了对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的理解，丰富了它的内容。还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时候，针对着平均主义倾向，就开始狠抓按劳分配原则的落实。他说：“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32)“文革”结束后，他在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必须改善教师、科研人员等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并且要恢复奖励制度和稿酬制度等，他说：“讲按劳分配，无非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个问题从理论到实践，有好多具体问题要研究解决。”“有的人在科学研究上很有成就，为我们国家做出了贡献，这样的人要不要鼓励？我看要”(33)。他还专门同国务院研究室研究按劳分配问题，肯定地指出“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34)。以后，在深化改革中他继续阐明这个原则，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35)。但是，“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36)。“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达到共同富裕(37)。经过思想调整、政策落实和改革，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已经调整到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全相适应的水平上，即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经过拨乱反正和总结新实践中的新认识，社会主义应具有的基本特征逐步恢复了它们的科学面目。至此，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清楚得多了。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38)
去芜存精,揭示事物的真谛
在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把计划经济从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中剔除出去，恐怕是迄今为止最后的也是最难的一关。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直到迄今以前，人们都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确信不疑。现在要推翻一百多年来的结论，作出新的判断，当然很难。
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之所以特别困难，还因为它同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联在一起。在过去的许多年内，我们习惯于“兴无灭资”一分为二，往往把一些本来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事物硬是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而把更多的本来不属于资本主义的事物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就是被分别列入姓“社”、姓“资”的两大类事物中互相对立着。如果不能把市场经济额头上姓“资”的标签揭去，那末计划经济姓“社”的属性也改变不了。而在我们这个直到近现代还是以封建经济、自然经济为主体而且长期封闭的国家里，真正见过典型的现代资本主义的人并不多，能从科学意义上说清楚资本主义的人则更少。如果没有科学地说清楚资本主义，那末想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也回答不好。现在这个问题终于作为“最后一个堡垒”（就目前的认识阶段而言）由邓小平同志攻克了。他的思路恰好就是从揭去市场经济姓“资”的标签入手的。
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的。他们无论在早期把未来社会当作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看待时，还是把未来社会分为两个阶段以后，一直认为这个新社会一开始就实行计划经济。他们是把计划经济作为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构想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生产上表现为个别生产部门的高度计划性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无法克服的。但是他们看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扩大，计划性的范围也在扩大，有些管理职能已转给了国家。如果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一旦生产资料全部转归社会所有，那末整个社会的生产就可以“按照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进行有计划的调节”(39)。这时，人们的个别劳动已直接作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而无需进行交换，于是“商品生产将被取消”，商品经济即让位给产品经济。列宁一开始也是持着这样观点的。他以德国为例，不仅从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看到了“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就’”，而且看到了“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和“极严格的计算与监督原则”。他认为，只要这个国家用“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整个社会就可以变成一个大“辛迪加”和“管理处”，“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40)，由全体人民实行“计算与监督”，而且这种计算与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41)。他是这样认识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也是试图这样做的。只是因为这样做在实际上行不通，国内战争结束后，经济已无法运转，这时才认识到废除商品经济而用“共产主义原则直接调节生产和分配”是个错误，认识到商品交换“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因而是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于是改行“新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倡国家“文明经商”。列宁在政策上转这个大弯，实际上是对马克思的传统理论第一次大的冲击。当时列宁这样说：“看来这是很奇怪的。共产主义竟同商业有关？这二者之间似乎完全没有关系，毫不相干，距离很远。但是，如果从经济上来考虑，就会知道二者之间的距离，并不比共产主义同小农经济和宗法农业更远”。他还说“我们决不受轻视商业的‘感情的社会主义’或旧俄国式、半贵族式、半农民式、宗法式的情绪的支配”(42)。这表明，列宁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已向前跨了一步。但是，列宁直到逝世并没改变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的观点。他把发展商品经济只看作是暂时“退却”中可以容许的、必要的权宜之计，到1922年3月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即宣布了“停止经济上的退却”。
斯大林的观点和实践，比起列宁来不仅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尽管在某些场合他不是没讲过发展商品交换的话，但是他的社会主义观就整体来说，是排斥市场的。在他的早期著作即为自己的社会主义观奠基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不仅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包括消灭商品生产和实行计划经济，而且也包括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国家消亡和“各取所需”。他接替列宁成为苏联领导人之后，过早地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在短时间之内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且第一次赋予这个体制以理论依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规律。与此同时，苏维埃政府还提出了“计划就是法律”的口号，使计划带上了行政命令的性质。由于苏联党内和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认为“很快就要实行产品交换”的“左”倾观点，严重地影响着苏联经济的发展。因此，在苏共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不得不对这种观点进行批评，号召大力发展商业。但是这种商业始终是在计划经济的框子里，商业网点靠政府设置，商品供应靠政府调拨，甚至商品流通由国营商店和合作社垄断，根本形成不了市场，所以商品经济是无法发展的。到他的晚年，在某最后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虽然再次批评了“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但是他仍然认为苏联的商品生产是“特种的商品生产”，应当“受到极严格的限制”，就是说“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他认为，苏联暂时存在商品生产，仅仅是因为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即“国家的全民的形式”和“集体农庄的形式”。一旦“出现了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一个无所不包的部门，来代替两种基本生产部门即国营部门和集体农庄部门之后，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消失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苏联当时已经开始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将集体农庄的剩余品从商品流通系统中排出去”的过程(43)。这样，即使个人消费品作为商品的时间也即将结束。斯大林建立的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模式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强行推广，并且大事声张地批判“市场社会主义”，谁要是离开了计划经济体制，谁就是离经叛道，被“逐出教门”。
中国建国后，基本上照搬了苏联模式，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计划的序言中就有明文规定。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完成，计划经济开始支配了整个经济生活。此后，在所有社会主义和经济学的教科书里，在讲社会主义的特征、经济规律和优越性时，总少不了计划经济这一条。当然，随着这一体制弊端的暴露，党和国家也曾多次提出过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设想：第一次是1956年，在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计划经济是主体、按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是补充”的思想。1956年12月毛泽东在同工商界人士谈话中又说，在中国还要继续实行一段“新经济政策”，允许自由市场、地下工厂存在。第二次是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批评“共产风”的时候，他说：“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这无疑是极其珍贵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火花都被他本人发动的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熄灭了。后来在实际政策中对商品生产和流通进行了严格限制，在理论上把商品制度、货币交换都当作“资产阶级法权”。60年代末和“文革”期间“割资本主义尾巴”，主要就是割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小商品生产和自由市场的商品流通。
真正的转折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不过，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起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方面的拨乱反正来，前进速度可以说是步履蹒跚。邓小平同志从1979年起，前后讲了十多次，直到党的十四大才在全党基本统一了思想，历时十余年。十多年中，我们党的认识基本上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前。这个阶段的基本认识，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公式。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44)。但这时候的基本观点还是固守在原来的理论基础上：“有计划按比例，这一点来之于马克思”。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有所进步的是，看到了苏联或中国计划工作制度中的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45)就在这个时候，即1979年11月，邓小平同志在同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等人的谈话中，首次发表了崭新的观点，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46)这次讲话本来是应该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教条主义的禁锢太久了，未能轰开僵化的冰层。所以，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标志着拨乱反正基本完成的著名文件和十二大报告中，还是停留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上，并且把这一观点写进了宪法。十二大报告在列述社会主义特征时。仍旧把“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作为一条，并说“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报告说：“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由国家统一计划划出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这一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有益的”(47)。在这期间，邓小平同志又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对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遭”(48)。这段话就是针对着上述情况说的。
第二阶段是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这是在认识上大步前进的时期。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可以看作一个里程碑。(1)它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了社会主义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的新论断；(2)揭去了商品姓“资”的标签，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生作用”的观点。这些论断和观点表明，承认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商品经济，实际上距离承认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已相去不远。所以邓小平同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49)但是，这个文件关于市场经济问题毕竟还没到位：(1)还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说“就整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2)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经济，没有看到搞市场经济也有计划；(3)限制了商品关系的范围，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此，如果停止在这个水平上经济体制还是不能转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还是联不上。
在此之后，邓小平同志就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问题又有两次重要讲话，一次是1985年10月同美国企业家代表团的谈话。他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50)这次讲话，正值经济体制改革的高潮中。讲话前夕，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党中央关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七五”计划的建议。这个文件没有再出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讲话之后，在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上国务院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第一次出现了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的提法，结束了“为主”、“为辅”的公式。应当说，这是对计划与市场问题在认识上上了一个台阶。“七五”计划要求，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在五年后或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邓小平同志的另一次讲话是在十三大前夕即1987年2月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讲的。他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象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51)这次讲话，对十三大产生了积极影响，十三大报告，在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认识上又前进了一大步：(1)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的提法巩固了下来，并且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没有为主为辅之分；(2)把过去计划管理中的一些做法同社会主义脱了钩，认为它“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求的固定不变的东西”；把市场调节与资本主义脱了钩，认为市场调节仅是一种“形式和手段”，“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3)认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离不开“发挥市场和自由竞争的作用”(52)。这些观点已经很接近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这样的观点了。
第三阶段是从十三大以后到1992年。这是从理论上搞懂计划与市场问题，因而最终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时期。十三大之后，国内和国际上出现了大的政治风波，随之思想理论上也出现了回潮现象。1989年6月发生动乱之后，有的人对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方针发生动摇，甚至怀疑十三大报告的正确性，包括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认识上的成果。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及时地指出：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其中也讲到，“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53)这年年底，东欧出现了动乱和制度的剧变。这一严峻形势在我国引起了更大的思想混乱。不少人认为，东欧之所以发生剧变，经济方面的原因就是实行了市场经济和私有化，认为市场经济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即使在它前面加上“社会主义”也不行。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对中央几位负责同志在谈话中又讲了计划与市场问题。他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54)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紧接着于1991年1月他到上海视察工作，再次讲这个问题，并且指出计划和市场“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可是，1991年这一年很不平静，有那么一股“左”的思潮，想走回头路，指责我们的改革开放这也是“资本主义”，那也是“资本主义”，甚至在报刊上组织批判宣传邓小平讲话思想的上海解放日报“皇甫平”的评论文章。而更多的人则是思想不明确，弄不懂计划与市场它们姓“资”还是姓“社”，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路，因此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为了扫除思想障碍，推动改革开放深化发展，不得不于1992年1月再次南巡，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长篇谈话。这次谈话更深刻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次谈话，象灯塔一样廓清了迷雾，扫除了阴霾，从理论上深刻地阐明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市场经济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计划经济既不是社会主义独有的基本特征，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不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
到此为止，作为传统理论讲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中，长期没有到位的生产力问题已经到了位，长期被当作基本特征之一的计划经济已经被剔除了出来。于是，一百多年来没有搞清楚的“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最基本的问题，终于搞清楚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标志着邓小平新社会主义观的最后形成。
科学求实,遵循客观规律
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恩格斯在1874年针对着教条主义倾向对社会主义者告诫说：“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对待”(55)。列宁也曾指出：“社会主义以人类知识的一切材料为基础，以科学的高度发展为先决条件，要求科学地对待”(56)。
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够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建立新的社会主义观，就在于他完全象恩格斯、列宁所要求的那样对科学社会主义持以科学的态度，并纠正那些不科学的做法。在这方面他堪称社会主义者的典范。
首先，他对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邓小平积多年的经验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了我们一条最主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57)“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58)。他特别强调，实事求是“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59)他还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60)正因为邓小平同志坚持了实事求是这一最科学的态度，才能够拨乱反正，还社会主义的科学本貌；才能够敢闯敢冒敢走自己的路，在新的实践中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才能够具有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冲破传统观念，做出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重大的理论突破，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做出崭新的理论概括。
第二，在解答面临的历史课题时，遵循着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选准历史的和逻辑的起点。恩格斯在谈他和马克思的理论活动并回答“应当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的问题时有一句名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61)。意思是说，从事理论创造的主体，必须从自己置身其间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并以此作为历史的起点，抓住历史本身提出的课题作为逻辑的起点，使两个起点统一吻合，不要错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作为历史起点的，是相当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甚至是抽象化了的“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关系，“所考察的是充分发达了的商品。而不是在两个原始公社之间的原始物物交换中刚在艰难地发展着的商品”(62)；作为逻辑起点的主要是关于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两个起点完全统一吻合。列宁在创立列宁主义时，也是遵循着这个科学原则，在研究帝国主义时代东方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时，准确地以俄国这个仅仅具有资本主义中等发展水平而且保留着大量农奴制残余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关系作为历史的起点。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63)不过，列宁在研究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也发生过“错位”，所以“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了。后来，他提出符合俄国情况的“新经济政策”时，纠正了这个“错位”，使两个起点重又统一起来。当时列宁这样说：“最重要最困难和我们根本还没有完成的事业，就是经济建设，就是在破坏了的封建制度和半破坏的资本主义基地上，为新的社会制度奠定经济基础”。“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64)所以，“新经济政策”在苏联取得了成功。但是从斯大林开始，到中国，到东欧，在解决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历史课题时，重又发生了“错位”：或者是逻辑起点过高，不顾自己国家落后的状况，径直去研究实则是遥远将来的任务，如消灭三大差别、消灭商品和货币、共产主义劳动和“各取所需”的政策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或者是逻辑起点过低，不顾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现实，继续把“阶级斗争为纲”作为研究的主题，使经济建设许多年转移不到工作重点的位置上。这两种情况，都是离开了自己正确的历史起点，丢掉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主题。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上取得成功，就在于他以科学的态度，坚持了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把持续几十年的“错位”又复正过来。近十多年来，他一方面通过拨乱反正，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纠正了超越历史阶段的过高的目标，实现了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并且十分坚定地扭住不放，决心一百年不变，切切实实地把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作为逻辑的起点；另一方面，把从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开始以后又被“文化大革命”割断了的历史，即从1956年到1978年、从党的八大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又衔接起来，扎扎实实地立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大地和新的时代，以此作为历史的起点，并且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正因为这样，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才能比较系统地回答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三，他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活动，始终遵循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要求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65)比如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制，恩格斯说：“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66)这一规律要求人们，必须依据社会生产力所达到的一定发展水平和它的发展要求，去探索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形式及其变革，依据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及其要求，去探索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形式及其变革。
邓小平同志一贯遵循这一规律，拨乱反正一开始，他就坚持把过去脱离了生产力实际水平而拨高了的生产关系再退回来，退到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程度。他说：“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比如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1958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60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67)拨乱反正时期的这次调整，彻底纠正了一“大”二“公”三“纯”四“平”的现象，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和世界上从未见过的生产力发展速度。随之，邓小平同志又沿着发展生产力这个方向，制定了深化改革的战略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为继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开辟了无限前景。他说：拨乱反正，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而且“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68)
第四，立足中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把社会主义问题放到世界历史的总进程中去考察。他经常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时刻记住，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的大环境里、是处在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尖锐斗争和同国际资本全面竞赛的条件下进行的，近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又出现了特大的困难和不利局面。因此，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问题，必然要同世界全局性的问题，如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新技术革命、苏联东欧剧变以及国际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和前途联系起来。正是因为开拓了这样的视野，才制定出了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的党的基本路线、战略目标、战略步骤和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指导在下个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才制定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争取较长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广泛利用世界上一切有利因素来尽快发展自己；才树立了坚定的信心，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说：“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69)。
这就是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所由以建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依据。
注释：
《邓小平文选》第2卷，①300页，③165页，⑦257页，⑨103-104页，(11)127页，(12)91页，(13)351页，(16)165页，(17)335页，(18)335页，
(21)351页，(32)30-31页，(33)51页，(34)101页，(46)236页，(58)126页，(59)141页，(60)179页，(67)316页。
②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报告会上的讲话。
《邓小平文选》第3卷，④254、171页，⑤265页，⑥116页，⑧155、157页，⑩64页，(14)65页，(19)291页，(20)295页，(22)192页，(23)149页，(24)373页，(25)372页，(26)172页，(27)182页，(28)204页，(29)141页，(35)166页，(36)52页，(37)155页，(38)195页，(48)17页，(49)83、91页，(50)148页，(51)203页，(53)306-307页，(54)364页，(57)118页、(63)292页，(68)136、134页，(69)382页。
(15)会见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时的谈话（1985年1月19日），见1985年1月20日《人民日报》。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67-368页、490页。
(31)、(64)《列宁选集》第4卷，第99、91页，571页。
(39)(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7页，321页。
(40)《列宁全集》第10卷，第407页。
(41)《列宁全集》第25卷，第460页。
(42)《列宁全集》第33卷，第90、92页。
(43)《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4-15页。
(44)、(45)《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上，第6-7页，68-69页。
(47)《十二大以来》上，第22页。
(52)《十三大以来》上，第21页。
(55)、(61)、(62)、(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1页，122页，123页，83页。
(56)《列宁全集》第6卷，第139页。
标签：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科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按劳分配论文; 经济学论文; 封建主义论文;